六十六 煬帝時代的內政外交

  在文帝時代，人口(戶數)由不滿四百萬戶增至八百九十萬戶，豐衣足食，據記載，國庫里裝滿了徵收來的穀物等，所以，隋文帝可以算得上中國史上的明君之一。

  煬帝所追求的終極目標，乃是堅持脫離「關中本位」的路線。同時奠定起自己的政治基礎，並在此基礎之上確立起國家的體制。這一設想或者說大政方針，發端於文帝決定由楊廣取代其兄楊勇擔任皇太子之時。

  煬帝繼位以後正式付諸實施。煬帝時代的以開鑿大運河為代表的各項政策，以及遠征高句麗等一系列的對外活動，其實都可以從這一角度來加以解釋。因此可以說，從文帝時代到煬帝時代的發展推移並非政治路線的斷裂，而應該說是隋王朝的一條必經之路。

  文帝和煬帝的政治手法卻大相徑庭。前者集思廣益，穩紮穩打地逐步推行各種強化體制的舉措；而後者卻倚仗著文帝時代留下的資本，親自衝鋒陷陣，企圖一氣呵成的達到目的。

  煬帝之所以如此焦躁，原因之一是由於他本身的資質決定，即源於他的自信，但另一方面的原因，恐怕也與他取得大權的過程有關。煬帝把兄長拽下皇太子寶座，打消了弟弟們對於皇位的覬覦，甚至操縱父皇才終於取得了最高權力。作為一種補償，他迫不及待地希望能找見成果，以顯示出自己治理天下的豐功偉業。

  然而最終的結果，中國歷史上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動亂，數以百計的叛亂集團在各地揭竿而起，但是這裡需要注意的是，只要我們承認煬帝並沒有脫離隋朝規定的政治路線，那麼即便這些動亂是直接源自於煬帝的「暴政」，我們也有理由認為這些動亂在本質上意味著民眾對整個隋代，進一步也可以說是民眾對自南北朝以來積蓄在社會各個層面上的各種矛盾的一種訴求。因此，導致爆發如此大規模的民眾反抗運動的原因，僅僅以煬帝一代的情況來解釋是缺乏說服力的。

  皇太子楊廣順利繼位后，於仁壽四年（604）十一月遷居洛陽。為了將政治中心置於洛陽，隋煬帝於開年後的大業元年(605)命令宇文愷等人在此地營造新的首都，並於次年正月落成。

  新都建造在洛陽老城以西約二十公里處，橫跨洛水兩岸，向南北延伸。煬帝把新都稱東京，也稱作東都，將此作為事實上的首都，也作為他描繪施展新政的基本陣地。

  煬帝在這座都城開始著手的工作，首先是大運河的開鑿。乾燥的華北地區與濕潤的華中，華南地區並存，構成了中華世界的一大特色。對於在長期分裂之後，終於實現統一的隋朝來說，為了穩定中央集權體制，為了把物產豐富的南方物資運往北方以應對日益增加的都市消費人口，連接南北這一課題尤為重要。輸送物資最方便的是水運，然而無論黃河、淮水還是長江，中國主要的江河都是自西向東，沒有連接南北的河流。於是，煬帝便決定以人工之力來完成此事。

  雖然開鑿大運河時也利用了既存的河流以及舊河道，然而無論怎麼說，這都是一項極其艱巨的工程。結果是，由於運河這條幹線的建成，中國的南方與北方首次連為一體。

  煬帝的登場對於廣大民眾來說是一場巨大的災難。僅僅以大業元年為例來說，為了建造新都洛陽，每個月徵發的民工就達二百萬人。此外，他還在洛陽郊外建造了豪華壯麗的離宮顯仁宮，並於新都附近修建了巨大的庭院西苑，煬帝行幸江都之際，沿途極盡勞民傷財之事。與文帝時代的氣氛大相徑庭，老百姓叫苦連天，怨聲載道，然而喜歡到處走動且熱衷於大興土木的煬帝卻置若罔聞，一意孤行。

  煬帝的好大喜功不僅僅限於國內，在對外方面，他首先把目光投向了北方游牧民族國家突厥。公元552年由柔然獨立出來，並發展成為一個強大國家的突厥，到了583年分裂為東西兩部。其後，由於隋朝的離間計，東突厥日益衰弱，到了隋文帝末年，隨著隋朝公主和蕃嫁給東突厥的啟民可汗，東突厥最終歸順隋朝。

  大業三年(607)，煬帝前往啟民可汗所在地大利城(位於今天內蒙古自治區的和林格爾)附近，進行了長達半年的巡行。第二年煬帝還是以半年時間，從西北的五原(位於今天的內蒙古)北行，最後到恆山(位於今天的河北省)舉行了祭祀活動。

  以伏俟城(位於今天的青海省)為根據地的吐谷渾已經迎來了其全盛期，接下來的大業五年(609)，為了討伐吐谷渾，隋煬帝向西方出兵，自西寧附近北上，越過祁連山至張掖(位於今天的甘肅省)。在此期間，隋朝的先遣部隊攻入伏俟城，將吐谷渾主伏允趕往西方。此外，煬帝還在張掖接見了高昌王麴博雅等人，在此確立了與西域方面的聯繫。

  大業六年(610)正月，煬帝又在洛陽召開了規模盛大的國際慶典以及交易會，西域諸國的酋長等首領紛紛前來參加。

  慶典會場設於洛陽城的端門(即正南門)前廣場，據說會場燈火通明，狂歡的人們通宵達旦地表演了各種音樂、馬戲等節目。一般認為這次慶典就是後世元宵節的起源。

  交易會的會場設在豐都市(東市。即唐代的南市)，店鋪里堆滿了形形色色的珍奇物品，琳琅滿目，美不勝收。同時，各種美食佳肴自由食用，真可謂酒池肉林，十分奢華。參加交易會的胡人們在驚嘆中國物質豐盛的同時，也沒有忘記譏諷街頭同時還存在衣不蔽體的窮人的現象。

  僅僅以煬帝的貪慾這一理由，是無法解釋煬帝上述一系列前往邊境地帶的「行幸」行動的。邊境防衛體制的強化，與各族各國首長等方面負責人的溝通聯繫及協調配合、道路的整備等問題，都隨著煬帝的直接出行而獲得了徹底解決。

  這樣一來，隋朝的國內體製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和鞏固，從北到西北、再到西方的廣大區域趨於穩定。剩下的只有東北方面，具體而言就是高句麗。為此永濟渠一直通向了幽州(現在的北京)。

  隋朝完成了全國統一之後，高句麗因擔心隋的矛頭會指向自己，便逐漸疏遠了與隋朝的關係。開皇十八年(598)，以漢王楊諒為主帥，水陸共計三十萬隋軍向高句麗發動了進攻。隋朝的這次出兵非常唐突，入侵高句麗最終以慘敗而宣告結束。

  高句麗似乎也預想到了隋朝的動向，一方面接受隋朝「上開府儀同三司、遼東郡王、高麗王」的冊封，另一方面卻又並沒有選擇與隋朝保持密切的朝貢關係。

  在這種背景下，隋煬帝前後三次發動了遠征高句麗的戰爭。大業八年(612)正月，隋朝大軍集結於幽州，總數一百一十三萬，號稱二百萬。此外再加上超過兵員一倍的後勤部隊，總兵力合計超過三百萬人。此役的結局十分悲慘：渡過遼水進入高句麗境內的隋軍九支部隊，共計三十萬五千人，而最後回去的僅僅兩千七百人。

  然而，煬帝並不死心，次年(大業九年)再度整頓軍隊，組織新兵種「驍果」取代府兵，四月份再次發兵進攻遼東。可是正當久攻新城(位於今天的遼寧省)不下的時候，楊素之子楊玄感於六月在黎陽(位於今天的河南)樹起了叛旗。這是在將要陷入全國性動亂狀態之前，政權內部的第一次分裂，煬帝火速撤軍鎮壓了楊玄感叛亂。

  第三次遠征高句麗是在次年，即大業十年(614)，在這次對高句麗之戰中逃亡的隋軍士兵絡繹不絕。三次遠征高句麗的失敗縮短了隋朝的壽命，也將隋煬帝東亞擴張路線的破產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在全國各地烽煙四起的叛亂聲中，煬帝已經完全束手無策，只能龜縮於江都(揚州)，在那裡度過了自己最後的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