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6章 剝絲抽繭話治本
永嘉先生又說：「作為一個當政者，不論是一國之君也好，還是一方牧守也罷，沒有一個不希望他的國家或轄區經濟繁榮、社會穩定的。
然而最終的結果，卻往往會走向反面，甚至是走到不可挽救的地步，這是為什麼呢？
歷史遺留下來的一些使他經常擔心的事情，並沒有造成國家或社會的動亂和滅亡；而造成動亂、使國家滅亡的，卻常常是一些他平常沒有考慮到的事情。
我們且以大漢為例。
在漢高祖劉邦的時代，天下已經平定了。當時劉邦所憂慮的，只是韓信、彭越、英布、盧綰而已。
這四個異姓王，都未能到漢高祖時代結束，便一個接一個地覆滅了。
等到發生了呂后的禍亂，還算是異姓禍亂。
韓信等人沒有想過的事情，呂氏一族開始想了；韓信等人沒有做過的事情，呂氏一族開始有意識地做了。
但呂氏一族的禍亂，還只是波及統治者上層，對下層社會幾乎沒發生什麼影響。
而等呂氏被消滅以後，吳楚七國這幾個劉姓王的動亂，則差點使大漢王朝亡國。
當韓信、呂氏這些異姓王的禍患存在的時候，劉姓王們惟恐同姓諸侯王不興旺強大；然而到了劉姓王發動變亂的時候，他們的危害又遠遠地超過了異姓王。
等到了漢文帝、景帝的時候，以為異姓王已經不復存在，劉姓王等諸侯也已經分裂衰弱了。
就在這個時候，來自匈奴的威脅成了漢朝統治者的心腹之患。於是當政者開始認為天下的憂患只在匈奴了。
等到了漢昭帝、宣帝、元帝、成帝的時代，諸侯王已經不值得憂慮了，而匈奴又分裂衰弱，並向漢朝臣服了。
對漢朝有威脅的外患一個個消除，當政者開始以為天下無事了。
然而最終造成前漢王朝滅亡而又不可挽救這一結局的，卻是他們不曾考慮到的外戚王莽！
漢光武帝劉秀稱帝以後，前以韓信、彭越這些異姓王的禍患為鑒戒，中間以吳楚這些同姓王的變亂為鑒戒，而最後又懼怕出現外戚王莽那樣的禍患。
於是把所有的將領都封為諸侯，但不委任具體職責；裁減了同姓王的封賞，並且廢除了三公的權力。
光武帝以為他這樣做，就可以把前代留下的社會弊病全部除掉了。
然而等到後漢王朝衰敗的時候，宦官這個以前不曾起眼的類群慢慢崛起，他們手中的權力急劇膨脹起來，於是黨錮的災難便發生了。
士大夫們在相互交談中，都是握拳切齒的，認為皇帝一旦殺了宦官，解除了黨錮之禁，天下便可以太平無事了。
可是將來的事情，誰又能知道呢？對此，你是怎麼認為的呢？」
馬騰想了一想，說道：「我覺得他們這些當政者就像是救火的人一樣，哪裡遇到險情就往哪裡跑。
這樣手忙腳亂，摁下葫蘆起來瓢。這樣看上去很忙，卻沒有一點章法。
就象我去年帶兵到塞外打仗一樣，一開始說是匈奴來犯，但實際上是三股敵人，南匈奴、北匈奴、鮮卑。
這三股敵人雖稱一支部隊，但裡面也有分別。
北匈奴莫奕於的力量最大，鮮卑步度根的力量次之，南匈奴且渠伯德的力量最小。
事後我琢磨起來，一開始我把矛頭針對鮮卑步度根是對的。
先把他打痛了，然後再爭取他，通過他來牽制莫奕於和且渠伯德，這樣就能各個擊破，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雖然我這樣做只是一種巧合，但若是我當初不分青紅皂白，用一樣的勁對付他們三個的話，別說是取得那樣的戰功，我們能不能活著回來都還兩說。
我覺得剛才先生講的故事，或者說舉的例子，問題在於那些當政者沒有抓住關鍵，沒有取得主動，老是被眼前的事情一個個牽著走，這樣就很被動了。先生您說對不對？」
永嘉先生笑著點了點頭，說道：「有道理。春秋時，衛國發生了動亂，孔子在談到解決之道時，曾提出要辯正君、臣、父、子的名分，卻受到了子路的譏笑。
魯國發生災荒，孔子的學生有若到魯國后，曾提出要實行周代的十分抽一的稅率，卻遭到了魯哀公的反對。
衛國政局的混亂，好象不是靠辯正君、臣、父、子的名分所能治理的；魯國的災荒，好象也不是靠減輕稅率所能解決的。
然而要使國家沒有災荒和動亂，再也沒有其他辦法比得上這兩種措施了，這是為什麼呢？
這兩種措施取得的社會效益是長久的，百姓得到的實惠多而且不易覺察出來；這兩種措施的影響力是深遠的，國家政治修明而且日益興旺發達。
梁惠王向孟子請教利國之道，孟子卻用行仁義之道回答他。
《曹劌論戰》中，曹劌問魯庄公憑什麼與齊國作戰，庄公卻用認真審判處理案件回答他。
行仁義之道不是直接用來利國的，審理案件也不是直接用來為作戰服務的，兩者之間似乎並沒有什麼直接的關聯。
然而古人既然這麼說、這麼做，一定有他深刻的道理在。
我們細想一想，按照天下的常理，沒有仁孝之人遺棄他的親人，也沒有忠義之士置君國大事於不顧。
統治者若以功利為目標，人民就會象一盤散沙一樣去追逐個人的功利，而統治者最終也不能獲得自己想要得到的利益。
孟子回答梁惠王的話，應該是覺察到了這一點。
牢獄是犯人送死的地方，戰場是將士獻身的場所。
人在監牢里，微薄的施捨，看得比金石還要貴重；一點點恩惠，看得比丘山還要崇高。
假使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大大小小的案件都能按實際情況進行審理，以慈悲憐憫之心而不是從個人的喜怒好惡出發。
那麼先前處於絕境而曾得到統治者恩賜的人們，今天怎麼不能身臨險境以報答統治者的恩賜呢？
人民既然樂意為君國獻身，那麼攻堅陷陣只不過是小事罷了。
魯庄公回答曹劌的話，我想應該正是看清了這一點。
衛國政局混亂，孔子卻主張辯正衛國君、臣、父、子的名分；秦楚兩國交戰，孟子卻大談行仁義之道。
這是因為不辯正君、臣、父、子的名分，衛國政局的混亂還得持續下去；不談行仁義之道，秦楚兩國就不能停戰求和。
這正是其中的根本之所在！
縱觀兩漢，統治者所擔心的，共有六次變亂，而真正造成禍亂致使國家滅亡的，卻發生在統治者未曾預料的方面，因而最終未能防備。
由此說來，治國理政之勢，就如同長江大河一樣，日夜推移而不知窮盡。
所以聖人治理天下，不自負，始終保持一種以不變應萬變的策略。
這就是以仁義做為治國理政之本，用紀綱和法度來維持它，用深厚的恩澤來培養它。
當天下安定之時，就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法令不是唯一的，民心更重要，如此而已。
至於所謂的亂世用重典，那不過是片面之說。秦末刑罰不可謂不重，但當人心變了的時候，刑罰還有用嗎？
《易經?坤卦》有雲，履霜，堅冰至。事情的發生，都有一個過程，也都有其先兆。
房柱下的基石在下雨之前先濕潤，鐘聲在天晴之前清澈嘹亮，葭灰在節氣到來之前先從律管飛出去。
蟄蟲在寒冷到來之前先閉藏起來，螞蟻在水澇之前先遷徙，鷂鷹在大風到來之前先高翔。
陰陽之氣在天地間迷迷濛蒙，廣大無邊，但每一事物的微小變化，事先總要顯露出它的跡象。
天下事物的變化雖然無常，那些兇殘狡黠而又才能勇武過人之徒，所表現的情狀雖然變化無窮，然而都有跡可尋。
關鍵在於作為當政者能不能用心去發現他們，更重要的是能不能防患於未然。
當前漢政權受到劉姓諸侯威脅的時候，晁錯敏銳地發現了這一點。
當匈奴還沒有很強大的時候，賈誼已經深刻地預見到了他們可能帶來的危險。
當王莽不受節制地開始擅自發號施令的時候，劉向業經洞察了將來的危害。
可惜的是，漢代當時的皇帝，不能採信這些明智之士提出的諍言。
當賈誼入宮晉見皇上的時候，『不問蒼天問鬼神』，留下了千古笑談，也就更談不上暗中察訪、靜默偵探，把禍患消彌在無形當中了。這都是命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