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 先定規矩成方圓
在古代，產量龐大、品質如一的商品，本身就是最好的廣告，但大批量、標準化生產肥皂，需要對溫度的精確控制。
古人早就知道冷熱的差異，但始終沒有衍生出溫「度」的概念，生產生活中對冷熱的把控，基本靠經驗。
在煉鐵、燒瓷、熬糖、煮酒等行當，能憑火焰、水蒸氣顏色和濃度等現象把握溫度的「爐頭」「灶頭」，都是最核心的工種。
因為這些人能憑藉豐富的經驗，保證生產效率，幫助僱主穩定產出，減少損失。
同舟社的制皂產業當然不能再指望這種靠經驗的笨方法。
徐澤想到的是雙金屬溫度計，原理比較簡單，就是利用兩種熱膨脹係數不同的金屬片，合在一起作為指針，一端固定在錶盤上。
當溫度發生變化，金屬片指針就會因膨脹係數不一樣而滑動，通過指針滑動的幅度，就可顯示溫度的高低變化。
考慮到以後各種實驗需要記錄長度、重量、容積等精確數值，徐澤又花了一番功夫做度量衡的標準精細和規範。
「度」即長度，「量」為容量，「衡」即重量，「度量衡」就是分別指計量長度、容積、重量的標準或器具。
後世很多人誤以為古代中國的度量衡非常落後，其實不然。
度量衡是衡量世間萬物的標準尺度，對於規範商品交換、維護社會穩定、保證國家信用等都有著重要作用。
大宋統一天下的征程，也是統一度量衡的過程，禁軍每平定一地，朝廷就下詔頒發權衡度量，以保證全國賦稅的統一。
而且，大宋在度量衡的標準上，還有重大突破，內藏庫崇使劉承珪創製了精確到錢一級的戥子，一直用到後世。
在量器上也作了一些調整，如改秦漢以後一直為圓柱形的斛為口狹底廣形狀，而度器則多沿襲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
國初，朝廷法度森嚴，多次詔令凡斛斗秤尺須由官降法物，禁止私造、擅自增減或私置，並且在新式法物頒降之際，還要將舊器回繳，違限未毀未繳者，須處以各種懲罰。
但隨著民用市場不斷增長，朝廷開始為了創收，先是售賣官造的斗秤升尺，後來又詔「自今官司止賣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釘葉之費」。
自此，量法開始崩壞，地方州縣官吏為了多取於民，乃私設大量和加耗。
同舟社如今只有梁山一隅之地，徐澤自然沒必要，也沒能力去操心全國的度量衡是否崩壞。
但在梁山內部的生產生活中，還是非常有必要實現度量衡的規範化和精細化。
不然的話，各類實驗都難以得到精確數值，也別想大批量規範化生產。
重量還好，戥、秤兩類衡器大到斤，小到錢，以如今的科技和生產力，已經夠用了。
至於度器，此時的長度單位已經有了寸以下的概念，如：分、厘、毫、絲、忽、微，均是十進位，但其實都只是概念而已。
顯而易見，以此時的工藝水準，厘以下的毫、絲、忽、微還只能存在於人們的想象中，根本就沒法投入日常使用。
量器的單位有石（讀音「擔」）、斗、升以下還有合（讀音「各」），一升為十合。
不管是常用的最小長度單位「寸」，還是最小體積單位「合」都太粗糙，均不適合作為記錄實驗數據和規範化生產的計量單位。
後世，隨著「我大清」對外戰爭的一敗再敗，國人的自信被摧毀，便是度量衡這類文明尺度也被迫與「世界接軌」，此時大宋雖然也打不過遼國，但好歹兩國以南、北朝互稱，彼此之間只是兄弟關係，遼國使用的度量衡也完全參照大宋。
若是自以為掌握了後世「真理」，便照搬後世的「厘米、克、毫升」等「國際標準度量衡單位」，是相當愚蠢的，改動過大必然會被時人抵觸，另行一套也無法與市場接軌。
後世，即便是改革開放幾十年後的中國，普通百姓也頑固地堅守著斤、里、尺等傳統度量衡概念，而不使用磅、英里、英尺等單位。
徐澤的打算是不改變已有度量衡單位，只設計更精準的「小尺」和「小升」。
精密製造是個技術活，一般人做不了，巧的是，梁山剛好來了一個巧匠——白面郎君鄭天壽，對於徐澤交代的這一任務，鄭天壽表示難度不大，只是需要一些時間。
應該是徐澤的亂入和真實歷史的影響，到現在為止，原劇情中早該出現的王倫、宋萬等人一直沒有影子，而這個「清風山三寨主」卻來到了梁山。
鄭天壽今年二十八歲，銀匠出身，蘇州人氏，會一口流利的官話，談吐不凡，加之人才周正，皮膚白皙，號白面郎君。
十餘年前，官家名命童貫在蘇州和杭州興辦造作局，江南市面上的大量金、銀等原材料流向造作局。
鄭天壽的銀匠坊因為成本高昂而關門大吉，其乘船沿大運河一路北上，原本計劃走濟水進入青州尋找生路，結果在水泊轉乘時，聽說梁山近期收人的事，便主動來投。
原劇情中，鄭天壽只不過是個路人臉，這當然要歸功於梁山坑爹的用人制度，不管你什麼專業，基本以出身、砍人或者用計砍人作為排座次的依據，讓這麼一個精於細活的銀匠去干砍人的粗活，能幹有好「業績」才真是見了鬼。
除了鄭天壽，當日夜襲康善才家，徐澤還帶回了一個書生，其人正是康善才家的西席陳淳。
陳淳字敦質，今年26歲，兗州仙源縣人，仙源原名曲阜，乃是孔聖誕生和其後人定居之地。
身為孔聖鄉人的陳淳卻不是聖人的忠實門徒，其對儒家經典的熱衷顯然比不上對格物的偏愛，連續兩次科場失利后，陳淳果斷放棄了科舉之途，把精力投入到自己熱愛的「雜學」上。
本朝自神宗皇帝熙豐變法開始，就在國子監掌國子、太學、武學、律學、算術五學之政，今上登基后，又增設書、畫、醫學，並在州縣廣設學校，對於陳淳這類熱衷雜學的士子來說，倒不失為一條出路。
可惜陳淳僅在州學學了三年《算經十書》，之後，因老父過世，回鄉守制，待其守制結束，朝廷早以兗州算學生不足八十為據，撤回了州學教授，東京國子監也罷了算學，並學生入太史局，今上還詔令「州縣屬鄉聚徒教授者，非經書子史毋習」。
陳淳求學無門，便是想找民間高人接著學，也找不到人可以請教了。
其人兄弟三人，他行三，也最聰慧，家人傾盡錢財供其讀書，到頭來卻落得這麼個結果，身無長技的陳淳自覺無顏再賴在家裡吃白食，便不顧兄長的再三挽留，執意離家，靠四處坐館維持生計。
上個月，陳淳被康善才以一卷《九章算術》殘篇為餌誆為西席，然後又被徐澤擄上了梁山。
當年，楚昭王邀請孔子到楚國去，打算用儒家幫助治理楚國，孔子欣然前往，途中需經過陳、蔡。被兩國的大夫私軍圍困，斷糧七日，窘迫到連野菜湯也吃不上，跟隨的弟子都病倒了，孔子卻十分鎮定，依然堅持講授學問，以行動鼓勵眾弟子挺過了這場危機。
聖人尚有陳蔡之厄，陳淳對於自己才出狼窩又入虎穴的不幸遭遇，沒有流露出絲毫的不滿，非常配合。
但是，等到次日，陳淳卻驚恐的發現壽張縣的縣吏竟然上了梁山，他怕的不是康家莊事發，畢竟他又沒做壞事，即便梁山所有人都被抓了，他也沒事。
他怕的是梁山這幫強人會魚死網破，暴力對抗官府，到時肯定會殃及池魚，自己即便能在雙方衝突的混亂中存活，這輩子估計也會徹底貼上了「賊子」的標籤。
沒想到徐澤居然有恃無恐，竟與縣吏狐唱梟和，京東西路近年來治安越來越差，殺人越貨的事見得多了也不稀奇。
但什麼時候，衙門吏員和賊人公然勾結，這般行事無忌了？
後來鄭押司又上山，前腳清點完戶口，徐澤後腳便拉窪西漁戶上山，這一切無不表明了徐澤這個「強人」非同一般。
經歷這些事後，陳淳便老老實實的隨新上山居戶輪訓。
士可殺不可辱？
自己作為康家慘案的知情人，徐澤要殺自己都不需要再找借口，而且，自己若真的不怕死，又何至於被擄上梁山？
既來之則安之，安心留下的陳淳逐漸適應了梁山每日點名、列隊、同出同進的集體生活，習慣了喝開水、吃食堂、上公廁等古怪要求，見識了粉筆、黑板和「墨筆」（張嶺煤礦便有伴生石墨）等教化利器。
靜下心來再看梁山眾人的行事，便發現了其中非同一般的門道：工分制雖然失於僵化，但梁山封閉的環境和人數不多的小圈子裡格外好使，而且把這套制度改一改，再保證其隨時能兌換的信用，這就是正兒八經的錢啊。
封閉的環境，軍事化的管理，再做到上下同欲，相信即便是徐澤振臂一呼，梁山這幫靠其才吃飽肚子的漁戶，也絕對會不皺眉頭就跟著鬧事。
而強制識字和各種名目的大小負責人，其實就是一條人才培養道路。
只是梁山雖然險要，但位置太敏感了，徐澤也明顯沒有在此當山大王的想法，可是處心積慮的培養這麼多人才，等同舟社用不完的時候，又該到哪裡為其尋找出路？
若徐澤知道陳淳的想法，肯定會罵一句「讀書人就是花花腸子多」，梁山走到現在，也不過是形勢使然，走一步看幾步的結果罷了。
至於以後的路，徐澤當然考慮過，但經歷夜襲康家之事和肥皂研製后，徐澤已經謹慎了很多。
再有想法又有何用？古往今來，聰明人何其多，即便是普通人，也各有各的想法，誰會甘心任你擺布？那晚不就因為康嗣的愚蠢行為，導致了自己的計劃脫節么？
回到眼前，很多計劃就在不斷調整和完善。
如剛剛成立的「梁山書院」，也是在夜校運行一段時間后，才發現孩童們正處在長身體的階段，晚上大多嗜睡，夜間讀書的效果相當差，對於這些同舟社未來的種子，徐澤是非常上心的，夜校不好，那就辦專門的書院。
於是，在陳淳完成輪訓后，徐澤丟給他一個「教授」身份，每日做半天工，另外半天教學生識字，陳淳本以為自己也要終日打魚上工，沒料到有這等好事，毫不猶豫就同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