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章 新儒家：兩個學派的開端(2)

  程頤講的精神修養方法，見於他的名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我們已經知道，程顥也說學者必須首先認識萬物本是一體，「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從此以後，新儒家就以「敬」字為關鍵，來講他們的精神修養的方法。於是「敬」字代替了周敦頤所講的「靜」字。在修養的方法論上，以「敬」代「靜」，標誌著新儒家進一步離開了禪宗。


  第二十二章指出過，修養的過程需要努力。即使最終目的是無需努力，還是需要最初的努力以達到無需努力的狀態。禪宗沒有說這一點，周敦頤的「靜」字也沒有這個意思。可是用了「敬」字，就把努力的觀念放到突出的地位了。


  涵養需用敬，但是敬什麼呢？這是新儒家兩派爭論的一個問題，在下面兩章再回過來講這個問題。


  處理情感的方法


  我在第二十章說，王弼所持的理論是，聖人「有情而無累」。《莊子》中也說：「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應帝王》）王弼的理論似即莊子之言的發揮。


  新儒家處理情感的方法，遵循著與王弼相同的路線。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將情感與自我聯繫起來。程顥說：「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跡；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為自然。……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明道文集》卷三）

  這是程顥答張載問定性的回信，後人題為「定性書」。程顥說的「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勿「自私」，勿「用智」，與周敦頤說的「靜虛動直」是一回事。講周敦頤時所舉的《孟子》中的例證，在這裡一樣適用。


  從程顥的觀點看，甚至聖人也有喜有怒，而且這是很自然的。但是因為他的心「廓然大公」，所以一旦這些情感發生了，它們也不過是宇宙內的客觀現象，與他的自我並無特別的聯繫。他或喜或怒的時候，那也不過是外界當喜當怒之物在他心中引起相應的情感罷了。他的心像一面鏡子，可以照出任何東西。這種態度產生的結果是，只要對象消逝了，它所引起的情感也隨之消逝了。這樣，聖人雖有情，而無累。讓我們回到以前舉過的例子。假定有人看見一個小孩快要掉進井裡。如果遵循他的自然衝動，他就會立即衝上去救那個小孩。他的成功一定使他歡喜，他的失敗也一定使他悲傷。但是由於他的行為廓然大公，所以一旦事情做完了，他的情感也就消逝了。因此，他有情而無累。


  新儒家常用的另一個例子，是孔子最愛的弟子顏回的例子，孔子曾說顏回「不遷怒」（《論語·雍也》）。一個人發怒的時候，往往罵人摔東西，而這些人和東西都顯然與使他發怒的事完全不相干。這就叫「遷怒」。他將他的怒，從所怒的對象上遷移到不是所怒的對象上。新儒家非常重視孔子這句話，認為顏回的這個品質，是作為孔門大弟子最有意義的品質，並認為顏回是僅次於孔子的一個完人。因此程頤解釋說：「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河南程氏遺書》卷十八）


  可見在新儒家看來，顏回不遷怒，是由於沒有把他的情感與自我聯繫起來。一件事物的作用可能在他心中引起某種情感。正如一件東西可能照在鏡子里，但是他的自我並沒有與情感聯繫起來。因而也就無怒可遷。他只對於在他心中引起情感的事物做出反應，但是他的自我並沒有為它所累。顏回被人認為是一個快樂的人，對於這一點，新儒家推崇備至。


  尋求快樂

  我在第二十章說過，新儒家試圖在名教中尋求樂地。尋求快樂，的確是新儒家聲稱的目標之一。例如，程顥說：「昔受學於周茂叔（即周敦頤。——引者注），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河南程氏遺書》卷二上）事實上，《論語》有許多章就是記載孔子及其弟子的樂趣，新儒家常常引用的包括有以下幾章：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論語·述而》）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論語·雍也》）

  另一章說，有一次孔子與四位弟子一起閑坐，他要他們每個人談談自己的志願。一位說他想當一個國家的「軍政部長」，一位想當「財政部長」，一位想當贊禮先生。第四位名叫曾點，他卻沒有注意別人在說什麼，只是在繼續鼓瑟。等別人都說完了，孔子就要他說。他的回答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論語·先進》「子路、曾晰、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以上所引的第一章，程頤解釋說，「飯疏食飲水」本身並沒有什麼可樂的。這一章意思是說，儘管如此貧窮，孔子仍然不改其樂（見《程氏經說》卷六）。以上所引的第二章，程顥解釋說：「簞、瓢、陋巷，非可樂，蓋自有其樂耳。『其』字當玩味，自有深意。」（《河南程氏遺書》卷十二）這些解釋都是對的，但是沒有回答其樂到底是什麼。


  再看程頤的另一段語錄：「鮮於侁問伊川曰：『顏子何以能不改其樂？』正叔曰：『顏子所樂者何事？』侁對曰：『樂道而已。』伊川曰：『使顏子而樂道，不為顏子矣！』」程頤的這個說法，很像禪師的說法，所以朱熹編「二程」遺書時，不把這段語錄編入遺書正文里，而把它編入「外書」里，似乎是編入「另冊」。其實程頤的這個說法，倒是頗含真理。聖人之樂是他心境的自然流露，可以用周敦頤說的「靜虛動直」來形容，也可以用程顥說的「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來形容。他不是樂道，只是自樂。


  新儒家對於聖人之樂的理解，從他們對於上面所引的第三章的解釋可以看出來。朱熹的解釋是：「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慾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捨己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為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嘆息而深許之。」（《論語集注》卷六）

  我在第二十章曾說，風流的基本品質，是有個超越萬物區別的心，在生活中只遵從這個心，而不遵從別的。照朱熹的解釋，曾點恰恰是這種人。他快樂，因為他風流。在朱熹的解釋里，也可以看出新儒家的浪漫主義成分。我說過，新儒家力求於名教中尋樂地。但是必須同時指出，照新儒家的看法「名教」並不是「自然」的對立面，而毋寧說是「自然」的發展。新儒家認為，這正是孔孟的主要論點。


  要實現這種思想，新儒家的人成功了沒有呢？成功了。他們的成功，可以從以下兩首詩看出來：一首是邵雍的詩，一首是程顥的詩。邵雍是個很快樂的人，程顥稱他是「風流人豪」。他自名其住處為「安樂窩」，自號「安樂先生」。他的詩，題為「安樂吟」，詩云：


  安樂先生，不顯姓氏。


  垂三十年，居洛之涘。


  風月情懷，江湖性氣。


  色斯其舉，翔而後至。


  無賤無貧，無富無貴。


  無將無迎，無拘無忌。


  窘未嘗憂，飲不至醉。


  收天下春，歸之肝肺。


  盆池資吟，瓮牖薦睡。


  小車賞心，大筆快志。


  或戴接籬，或著半臂。


  或坐林間，或行水際。


  樂見善人，樂聞善事。


  樂道善言，樂行善意。


  聞人之惡，若負芒刺。


  聞人之善，如佩蘭蕙。


  不佞禪伯，不諛方士。


  不出戶庭，直際天地。


  三軍莫凌，萬鍾莫致。


  為快活人，六十五歲。


  （《伊川擊壤集》卷十四）


  程顥的詩題為「秋日偶成」，詩云：


  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


  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


  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


  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


  （《明道文集》卷一）


  這樣的人是不可征服的，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真是「豪雄」。可是他們並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豪雄」，他們是「風流人豪」。


  在新儒家中，有些人批評邵雍，大意是說他過分賣弄其樂。但是對程顥從來沒有這樣的批評。無論如何，我們還是在這裡找到了中國的浪漫主義（風流）與中國的古典主義（名教）的最好的結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