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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墨子:孔子的第一個反對者(2)

  這個標準,也就是墨子用以證明兼愛最可取的主要標準。在《兼愛下》這一篇中,他辯論說:「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眾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傲賤:此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若眾害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曰: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


  「非人者必有以易之。……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猶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猶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猶為己也。


  「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若眾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曰:兼是也。」


  墨子用這種功利主義的辯論,證明兼愛是絕對正確的。仁人的任務是為天下興利除害,他就應當以兼愛作為他自己以及天下所有人的行動標準,這叫做以「兼」為「正」。「以兼為正,是以聰耳明目,相與視聽乎;是以股肱畢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肄相教誨,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墨子·兼愛下》)這也就是墨子的理想世界,它只能通過實行兼愛而創造出來。


  天志和明鬼


  可是還有一個根本問題:如何說服人們兼愛呢?你可以把上面所說的告訴人們,說實行兼愛是利天下的唯一道路,說仁人是實行兼愛的人。可是人們還會問:我個人行動為什麼要利天下?我為什麼必須成為仁人?你可以進一步論證說,如果對全天下有利,也就是對天下的每個人都有利。或者用墨子的話說:「夫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墨子·兼愛中》)這樣說來,愛別人就是一種個人保險或投資,它是會得到償還的。可是絕大多數人都很近視,看不出這種長期投資的價值。也還有一些實例,說明這樣的投資根本得不到償還。


  為了誘導人們實行兼愛,所以墨子在上述的道理之外,又引進了許多宗教的、政治的制裁。因此,《墨子》有幾篇講「天志」、「明鬼」。其中說,天帝存在,天帝愛人,天帝的意志是一切人要彼此相愛。天帝經常監察人的行動,特別是統治者的行動。他以禍懲罰那些違反天意的人,以福獎賞那些順從天意的人。除了天帝,還有許多小一些的鬼神,他們也同天帝一樣,獎賞那些實行兼愛的人,懲罰那些交相「別」的人。


  有一個墨子的故事與此有關,很有趣味。故事說:「子墨子有疾,跌鼻進而問曰:先生以鬼神為明,能為禍福,為善者賞之,為不善者罰之。今先生聖人也,何故有疾?意者先生之言有不善乎?鬼神不明知乎?子墨子曰:雖使我有病,鬼神何遽不明?人之所得於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勞苦。百門而閉一門焉,則盜何遽無從入?」(《墨子·公盂》)如果用現代邏輯的術語,墨子可以說,鬼神的懲罰是一個人有病的充足原因,而不是必要原因。


  一種似是而非的矛盾


  現在正是個適當的時候來指出,不論墨家、儒家,在對待鬼神的存在和祭祀鬼神的態度上,都好像是矛盾的。墨家相信鬼神存在,可是同時反對喪葬和祭祀的縟禮,固然好像是矛盾的。儒家強調喪禮和祭禮,可是並不相信鬼神存在,同樣也好像是矛盾的。墨家在談到儒家的時候,自己也十分明快地指出過這種矛盾。公孟子是個儒家的人。「公孟子曰『無鬼神』,又曰『孟子必學祭祀』。子墨子曰:『執無鬼而學祭禮,是猶無客而學客禮也,是猶無魚而為魚罟也。』」(《墨子·公盂》)

  儒家、墨家這些好像是矛盾的地方,都不是真正的矛盾。照儒家所說,行祭禮的原因不再是因為相信鬼神真正存在,當然相信鬼神存在無疑是祭禮的最初原因。行禮只是祭祀祖先的人出於孝敬祖先的感情,所以禮的意義是詩的,不是宗教的。這個學說後來被荀子及其學派詳細地發揮了,本書第十三章將要講到。所以根本沒有什麼真正的矛盾。


  同樣在墨家的觀點中也沒有實際的矛盾。因為墨子要證明鬼神存在,本來是為了給他的兼愛學說設立宗教的制裁,並不是對於超自然的實體有任何真正的興趣。所以他把天下大亂歸咎於「疑惑鬼神之有與無之別,不明乎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並且接著問道:「今若使天下之人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也,則夫天下豈亂哉?」(《墨子·明鬼下》)所以他的「天志」、「明鬼」之說都不過是誘導人們相信:實行兼愛則受賞,不實行兼愛則受罰。在人心之中有這樣的一種信仰也許是有用的,因此墨子需要它。「節用」、「節葬」也是有用的,因此墨子也需要它。從墨子的極端功利主義觀點看來,需要這兩種東西是毫不矛盾的,因為兩者都是有用的。


  國家的起源


  人們若要實行兼愛,除了宗教的制裁,還需要政治的制裁。《墨子》有《尚同》三篇,其中闡述了墨子的國家起源學說。照這個學說所說,國君的權威有兩個來源:人民的意志和天帝的意志。它更進一步說,國君的主要任務是監察人民的行動,獎賞那些實行兼愛的人,懲罰那些不實行兼愛的人。為了有效地做到這一點,他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在這一點上,我們可能要問:為什麼人們竟然自願選擇,要有這樣的絕對權威來統治他們呢?


  墨子的回答是,人們接受這樣的權威,並不是由於他們選中了它,而是由於他們無可選擇。照他所說,在建立有組織的國家之前,人們生活在如湯瑪斯·霍布士所說的「自然狀態」之中。在這個時候「蓋其語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則一義,二人則二義,十人則十義,其人茲眾,其所謂義者亦茲眾。是以人是其義,以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亂者,生於無政長。是故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為天子。」(《墨子·尚同上》)如此說來,國君最初是由人民意志設立的,是為了把他們從無政府狀態中拯救出來。


  在另一篇中,墨子又說:「古者上帝鬼神之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為萬民興利、除害、富貧、眾寡、安危、治亂也。」(《墨子·尚同中》)照這個說法,國家和國君又都是通過天帝的意志設立的了。


  不論國君是怎樣獲得權力的,只要他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照墨子所說,天子就要「發政於天下之百姓,言曰:聞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墨子·尚同上》)。這就引導出墨子的名言:「上同而不下比。」(《墨子·尚同上》)就是說,永遠同意上邊的,切莫依照下邊的。


  如是墨子論證出,國家必須是極權主義的,國君的權威必須是絕對的。這是他的國家起源學說的必然結論。因為國家的設立,有其明確的目的,就是結束混亂,混亂的存在則是由於「天下之人異義」。因此國家的根本職能是「一同國之義」(均見《墨子·尚同上》)。一國之內,只能有一義存在,這一義必須是國家自身確定的一義。別的義都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如果存在別的義,人們很快就會返回到「自然狀態」,除了天下大亂,一無所有。在這種政治學說里,我們也可以看出,墨子發展了俠的職業道德,那是非常強調團體內的服從和紀律的。它無疑也反映了墨子時代的混亂政治局面,使得許多人嚮往一個中央集權的政權,哪怕是一個專制獨裁的也好。


  這樣,就只能夠存在一義。義,墨子認為就是「交相兼」,不義就是「交相別」。這也就是唯一的是非標準。通過訴諸這種政治制裁,結合他的宗教制裁,墨子希望,能夠使天下一切人都實行他的兼愛之道。


  墨子的學說就是如此。與墨子同時的一切文獻,一致告訴我們,墨子本人的言行,就是他自己學說的真正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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