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彼時四川
自以為發現了大秘密的王陵基，在黃浩然乘車離開朝天門碼頭后，立即找來侄子唐勇煒，讓他趕往宜賓，想方設法混入黃浩然的團體。
「你要記住，現在是接近黃浩然的最好機會……雖然他接管了宜賓五縣，但畢竟是個外來戶，根本不懂四川的規矩。黃浩然很快就會發現，他要想在這裡站住腳，就必須倚重川中人物。此時你帶著部隊送上門去，即便是查出了你和我的關係，你也是他丟不起的馬骨，為了不寒了後續投奔者的心，他只能重用於你……」
四川省內複雜的局面，是王陵基這樣做的底氣。在他看來，如果沒有一個四川本地人引路，任何人都不可能看清天府之國的真正面目。
劉湘死後，四川省脆弱的軍政系統已是搖搖欲墜，軍閥們私下開始重啟「防區制」。
而「防區制」，正是四川軍閥二十年混戰的起因。
民國初期，四川軍閥之多，割據時間之長，混戰之頻繁，為害之大，可以說是非常罕見的。然而，恐怕幾乎沒人會想到，這喪盡天良、罪惡累累的軍閥混戰竟然是「合法的」！
這「法」，就是從1918年攝行四川軍民兩政的熊克武頒布起，直到1934年劉湘統一四川軍政后才結束的四川軍閥「防區制」——一部四川大小軍閥之間劃分勢力範圍、各自進行軍閥割據魚肉百姓，乃至兵戈相向、血肉混戰的「吃人遊戲規則」。
「防區」，原本指各軍的駐防區域。但四川軍閥的「防區」卻遠遠超出了軍事方面的意義，儼然一個個大大小小的軍事獨裁王國。1918年，熊克武決定按各軍駐防地區，劃撥地方稅款，由各軍自行向各縣徵收局提用，作為糧餉之需。四川軍閥防區制由此形成。
在防區制下，各縣市的駐軍、行政和財政權力，全部全部由駐軍把持，駐軍在該地區可以自行委派官吏，自行收稅，自行擴編部隊，而省政府視為合法。雖然「防區制」作為一種法令，原本是四川軍閥避免相互兼并和爭鬥，確保各自地盤和勢力而相互協調妥協出的「遊戲規則」、「君子協定」。既然各自有「防區」，那麼別個來「侵略」，我反擊甚至於追擊，似乎就是「依法行事」了。所以在無盡的貪慾與殘暴驅使下，各軍閥為了擴大或奪取更富庶的防區而不斷進行混戰，防區制期間他們或單挑、或群毆，大戰小戰達400餘次，四川百姓無辜罹禍，死傷無數、損失至巨。
另一方面，取得防區的軍閥，也怕剛得到的防區一不注意就會被別人奪去，因而想盡辦法從防區壓榨出大量的錢財，供自己擴充實力和享受，甚至出現民國24年收稅已經收到民國100年以後的怪現象。
防區制時期，實際上是四川現代史上的一個最黑暗的時期，也是煙毒最為猖獗的一個時期。當時，四川軍閥為暴斂財富，製造了最為驚心動魄的「壯舉」就是強迫農民棄糧種煙。當時種煙的農民都有煙捐，此項煙捐系按照窩數計算，每一窩煙苗一般徵收煙捐大洋二角，叫做「窩捐」。四川各駐軍迫令農民種煙，到收穫時，以賤價收買，甚至強迫劫取，然後轉運各地，公開販賣。
四川軍閥為勸農民種煙可謂想盡各種辦法，如農民缺少煙種，他們就從別處運來散發給農民;如缺乏種煙的資金，就提供給農民貸款，本利以鴉片煙折算儘管各地軍閥想盡各種辦法勸農民種罌粟，但還是有很多農民不願種捐稅既高，又極毀地力的罌粟。軍閥們在勸種不成的情況下，就採取勒種、迫種的辦法，強迫農民種煙，對拒種罌粟或拒交高額稅金的農民甚至動用武力進行鎮壓。農民不願種煙，就說農民懶惰，課以處罰而完的稅叫懶稅。在雅州（今雅安），軍閥政府規定，每10畝地必須有3畝種罌粟，否則將科以罰金，並加以拘禁。除此之外，若農民種糧而不種煙，第一年完三年的稅；第二年再種糧食，完五年的稅；第三年還種糧，完七年的稅，而種煙則只完本年一年的稅。軍閥政府就是用這一方法迫使農民種煙。
軍閥控制區下的四川各縣各鄉，每個角落，即使沒有旅棧，沒有飯店的地方，也有煙館，距重慶約三英里的一個小村，居民僅百二十五家，而煙館已設立二十二所。可謂「十室之邑，必有煙館；三人行，必有癮者」。任何人家，客到必擺燈盤，以煙敬客。在這一時期，四川軍閥不斷惡戰，為籌措軍餉，竟對鴉片實行專賣或設局抽稅，以獲取更大利益。賣鴉片煙土要交「泥捐」，開鴉片煙館的要按一盞紅燈每月4元交「燈捐」，開妓院要交「花捐」，還有亂七八糟的雜捐……達到「而今只剩屁無捐」的地步。最可笑的是，政府一邊鼓勵生產鴉片，對不種植嬰粟的農民強征「懶捐」，又收「泥捐」准許鴉片自由買賣，還收「燈捐」、「許吸捐」、「癮民捐」公開允許煙民吸毒，卻又扯起「禁毒」大旗，在民間強征「禁煙特捐」，真是「既當裱子，又立牌坊」，機關算盡，兩頭撈錢。種種捐稅的設立，為鴉片的種、運、售、吸批上了合法的外衣。
當時的四川在全國是產煙最多、煙土市場最大、吸毒者最眾的一個省份。除了勒種罌粟、公賣鴉片等外，武裝護商、包運煙土和販運煙土是軍閥從鴉片煙中尋找財源的又一有效途徑。由於當時戰事繁多，土匪橫行，煙土產地又較偏僻，煙商投入巨資販運煙土，生怕途中出現意外或種種關卡的截奪，故而大多爭取軍人護送，以便順利到達目的地。當時附近諸省，如雲南、貴州、山西所產鴉片，亦輾轉雲集四川並經重慶、萬縣等地沿江而下，銷往中南、華東諸省。
軍隊參與運煙，逃免稅收；商販交結匪徒，走私鴉片，從中獲取暴利。鴉片的泛濫不斷地吞噬著四川的財富。三十年代初期，達州大竹一縣僅抽煙捐所得就高達125000餘元，內江100000元，涪陵300000元。可見鴉片真正成了軍閥的搖錢樹，不僅成為軍閥政權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也把四川人民的生活推進了深淵……(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