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八十九章 秘密任務（下）
實際上蔣宋二人之間就對日問題曾經產生了巨大的分歧。
其根本原因是因為兩人對待日本帝國主義的態度不同。
宋子文可以說是一個標準的親美派，他的主張是依靠美國來痛擊日本。
而蔣介石由於在日本留過學，所以在對待日本的態度上一直搖擺不定。
在國民政府裏，宋子文一向是最著名的抗日強硬派這個人所皆知。
宋子文是南京政權中對日態度上著名的強硬派代表。他較早地認識到：日本的侵略擴張，是國民黨統治的最直接、最主要和最大的威脅。
要有效地抵禦日本的侵略擴張，就必須停止內爭、內戰，一致對外。
對於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盡管宋子文通過財政撥款給予支持，但他也較早地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這一政策的歧見。
九一八事變後，南京政府成立特種外交委員會，宋子文兼任該會副會長，負責對日交涉與處理。
他曾多次發表演說，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罪行。
一·二八事變爆發後，他一方麵多次與美、英各國洽談，謀求西方國家的調停。
同時積極支持中國軍隊奮起抵抗，還把他親自組織起來的武裝——財政部的稅警團放在上海與十九路軍並肩抗日。
所以這份關於日本人在中國境內非法活動的情報被有心人轉交到了宋子文這裏。
作為國民政府的財政部長，宋子文是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碩士，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經濟專家。
除了在財政金融界的權威地位，宋子文還是一個極有大局觀的政界領導人。
先後擔任國民政府委員、國防會議委員、特別外交委員會副會長、全國經濟委員會常委、行政院副院長等多項職務。
對於小日本派遣人員在中國境內非法進行地理測量，宋子文有著敏銳的頭腦和非常清楚的認識。
“兵者,國之大事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國家的地理位置、領土和疆界是國家軍事地理的重要因素，與戰爭和國防有著密切的聯係。
軍隊的一切作戰行動，如：機動、陣地選擇、兵力部署、火力配係、工事構築、蔭蔽偽裝、技術兵器的使用、戰場觀察和作戰指揮等。
都必須研究地形的利弊條件，礦產資源更安全關乎國家安全。
而日本人在中國境內進行這些地理測量和礦產偵查，用心叵測。
其目的和用心不言而喻，將會對國家安全和未來戰爭造成巨大威脅。
宋子文按下呼叫鍵，通知秘書進來。
不一會秘書來到辦公室裏麵。
宋子文說道；“通知一下，明天上午召開一個重要會議。
參加人員有財政部常務次長李調生，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情報部長楊宣誠，財政部稅警總團總團長莫雄。”
秘書記錄下來後分頭去通知相關人員。
次日，在財政部專用會議室裏，一群表情嚴肅的政府工作人員圍在長方形的會議桌邊，正在開著秘密會議。
桌子中央坐著的是國民政府財政部部長宋子文。
左邊依次是財政部機要秘書湯晉成，財政部稅警總團總團長王賡，右邊坐的是國民政府財政部常務次長李調生，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情報部長兼特種情報所所長楊宣誠中將。
首先是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情報部長楊宣誠先發言。
楊宣誠，字樸園，原名楊宣德。曾留學日本，擔任過駐日少將海軍武官。
當時中日關係已經很緊張，但中國的對日情報、特別是軍事情報工作非常薄弱。
楊宣誠深感任重道遠，他通過流利的日語以及廣泛的人脈資源，廣交日本社會各階層人士，精心策劃，積極活動，及時搜集大量情報。
再根據不同來源的情報互相印證、仔細分析、正確判斷，打下了對日情報業務的基礎，受到中央政府的重視。
現在擔任軍令部第二廳（情報廳）廳長，主要負責領導對日情報工作，是當時中國對日情報的權威專家。
楊宣誠和宋子文私交甚好，所以這次宋子文特意將其請來作谘詢和指導。
楊宣誠講道；“中日作為東方的兩個大國，既有淵源又有仇恨。
甲午戰爭中我國被日本擊敗蹂躪，其後果給中華民族帶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日本從此開始了侵占中國領土，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半殖民化的程度。
另一方麵日本在此次戰爭獲得大量的經濟賠款，使日本國力更為強大。
日本邁入帝國主義國家行列,加速對外擴張,軍國主義思想日益膨脹。
中華民國成立後日本政府滅亡中國的野心不死,趁著歐美國家參加一戰的機會對中國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
20世紀初葉日本源源不斷的從中國掠奪資源,使其國內資本主義經濟得到高速發展。
而同期中國缺陷入四分五裂的境況,國內軍閥混戰,經濟發展停止不前。
20世紀20年代末期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經濟危機,日本也不例外。
此時日本經濟進入困難時期,日本政府為了轉嫁危機於1931年悍然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占我國東北地區。
此時國民政府為了自己的利益實行攮外必先安內政策,對日本的侵略行為實行不抵抗政策,而全力圍剿新生紅色政權。
而日本卻在大肆掠奪中國資源,在國內大力發展軍事工業為全麵侵華做準備。”
聽到這裏宋子文深深的點頭說道；“日本政府及其軍國主義的侵略擴張，是國民黨政府的最直接、最主要和最大的威脅。
要有效地抵禦日本的侵略擴張，就必須停止內爭、內戰，一致對外。”
楊宣誠接著講道；“日本對中國的非法測繪由來已久。
明治5年（1872年），池上四郎少佐潛入中國東北進行秘密偵察，這是近代日本對中國有組織刺探的開始。
之前中日雖有千年的交往，但是日本對廣大的中國並無細節的把握，原因在書籍管製政策，日本人無法得知龐大的中國到底實力幾何，對於各地具體情況基本一無所知。
1873年，樺山資紀等人對中國沿海進行偵察測量，繪製了《清國渤海地方圖》和《陸軍上海地圖》。
1875年至1882年，日本軍方繪製《清國北京全圖》，《清國湖南省圖》，這些還是地圖為主，對軍事要素的記載不夠詳盡。
1883年，日軍參謀本部少佐梶山鼎介作《鴨綠江紀行附圖》，繪製了鴨綠江至奉天（今沈陽）沿途地形圖。
他很有意識地記載了所到之處的人口、駐軍、城池等情報，對之後的軍事行動大有裨益。
到甲午戰爭之後，日本開始對中國內陸的大規模非法測繪，這次是全麵而細致的偵查。
前期重點是遼東及台灣，後期擴展至全國。
明治31年(1898年)台灣總督府為實施土地調查，設立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並開始製作台灣大比例尺地形圖。
經過六年多的作業，完成466張通稱為台灣堡圖的1：2萬地形圖。
已經完全掌握台灣的地形情況，之後更是在公開出版的地圖冊上把台灣標注為日本領土。
1900年，日軍作為八國聯軍之一參與鎮壓義和團，借機對北京、天津、山海關等地進行軍事測繪。
同時，秘密派人在江浙皖閩進行“旅行測圖”，不能不讓人懷疑日本此時已然有了依靠強大的海軍進攻中國沿海的計劃。
當時日本特務以2或3人一組，攜帶羅盤和測高氣壓計，沿道路對周圍地形進行細部測量，實際上測量精度並不高。
遠離道路之處基本是一片空白。
而日俄戰爭時期，日軍取得戰場控製權之後，采用經緯度和三角測量法，地圖精度大為提高。
1928年之後開始航空測繪，配合陸地測量。測量的範圍上，日本人甚至對四川，陝西都進行了詳細的調查，狼子野心可見一斑。
日軍參謀本部編印《陝西省兵要地誌概說》，具體有8項內容：用兵的觀察、地形、主要作戰路、交通通信、氣象、航空、宿營給養、衛生。
日本自甲午之後對中國的情報戰就昭示了要征服全部中國的野心。
“九一八”事變就是因為‘中村事件’日本借此挑起戰爭，從而侵占我東北廣大土地。”
上述是日本人對中國非法測繪的大致經曆，有幾個要補充說明的是；
1，並不是所有日軍地圖都是高精度，日軍的高精度地圖集中在占領區。
對未能染指的地區精度有限，在《四川省兵要地誌概說》中一些道路都標注“諜者報”。
日軍人員有限，未能深入巴蜀實地調查，對當地居民和駐軍的情報也不甚準確。
2兵要地誌的內容遠遠超過地圖，日本的特務人員十分盡責。
對山川水係都有描述，四川的航道，重慶的機場，針對地形特點換發何種裝備，爬山時的防寒問題，編製調整，何處有何種礦產等等，一應俱全。
這些內容的重要性不亞於一張精確的地圖，日本人的細致之處，不僅僅體現在地圖上，更多的是對這些細節的把握。
3日本軍隊的戰場地圖未必比中國軍隊的精確，總體上日本進攻，中國防禦，交戰前沒摸清情況的話。
日本就隻能用空軍進行航空測繪，而中國可以在之前就測繪並繪製地圖。
以中國之大，日本人偷偷摸摸測量了50多年也隻是摸透了一小部分，絕不要以為日本人效率很高。
日本人自己的《大日本沿海輿地全圖》整整畫了20年。
非法測繪，所以日本這次在我國境內的實地非法測量，說明其狼子野心不死，正在策劃對華新一輪戰爭，將對國家的安全造成極大的威脅。”
宋子文說道；“老蔣一向在對日問題上優柔寡斷，指望他有所行動是不打現實的。
而且自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國民政府在對待日本軍人及日本僑民極其慎重，唯恐造成新的摩擦，給日本政府造成新的借口和挑釁，從而再次引發戰爭。
但是老蔣不作為，不代表我宋子文的想法。
這個日本的測量小組，既然敢在中國大地非法測量收集情報，他們將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價。
宋子文斬金截鐵的說道；“國民政府的軍隊不敢采取行動，我宋子文來。莫雄兄，你們稅警總團有信心嗎？”
旁邊的稅警總團總團長早就按耐不住了，馬上回答道；“小日本的正規軍我們都幹過，還怕幾個阿貓阿狗嗎？
我們絕對讓他們有來無回。
不過我還是要請示下；如果抓住了這幾個日本鬼子，怎麽處置？”
宋子文略一沉吟回答道；“上次日本人在東北非法測繪，東北軍抓獲後電報請示。
漢卿回答了八個字‘妥善滅跡，做好保密。’結果最後還是被日本人獲得了消息，引起了大的衝突。
我這次也是八個字；‘妥善滅跡，絕對保密。’明白了嗎？”
王賡大聲說道；“明白，一定不負老板的期望。
一定讓這幾個小鬼子灰飛煙滅，絕對保密。”
宋子文接著對旁邊的財政部常務次長李調生說道；“你負責這次行動的地方協調和後勤供給，全麵配合王賡總團長的行動。”
作為宋子文一手提拔上來的李調生。
曾經是武漢國民政府財政部秘書及顧問，後任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印花稅處處長，現在是財政部常務次長，是宋子文的心腹親信。
李調生點頭應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