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隊大院的「老百姓」（四）④
編輯部的打字員姚淑芬今年三十一歲，兩歲大的兒子是前夫留給她的「紀念品」。
孩子是夫妻和睦時的共同財富，也是反目時無法分割的財產，與丈夫離婚時，姚淑芬只要求自己帶著兒子過日子，不要對方的撫養費，也不允許前夫過多地干擾她們娘兒兩個人的生活。
姚淑芬現在覺得自己當時下的決心是對的，她早就發現與自己一樣從農村出來到城裡發展的丈夫，手裡有了一些積蓄之後，先學會花錢，後學會花心，在霓虹燈閃爍的花花世界里暈了頭、轉了向。不少進城的夫妻都是這樣，家裡錢少的時候，共同奮鬥，一起打拚，錢多了反而勞燕分飛，各奔東西。姚淑芬與丈夫的矛盾激化以後，兩人不斷地爭吵、打架，家裡的雙人床經常成為拳擊台，小兒子也可以經常不買票就能夠欣賞到一場接一場精彩的男女混合角力比賽。姚淑芬結婚以後，心沒有寬，但是體胖，力氣非常大，她是雌性，但是，每一次與老公打起架來，比一頭雄獅都厲害，總是把丈夫打得屁滾尿流，甘拜下風。
姚淑芬的前夫與姚淑芬結合已屬二婚，最近聽說他的第三次婚姻又出現了危機，姚淑芬說他的家裡是「鐵打的丈夫，流水的老婆」。
姚淑芬當年高中畢業的時候，只差幾分沒有考上大學，她勤勞能幹，頭腦靈活，離婚前與丈夫一起把生意做得風生水起，遊刃有餘。前夫的公司缺少了吃苦能幹的姚淑芬以後，每況愈下，風雨飄搖，員工幾乎全都走掉了，現在只剩下三個人，他是董事長兼總經理，另外兩個人一男一女，男的是朋友兼死黨，女的是秘書兼情人，在資金上已經是入不敷出，捉襟見肘。
像前夫這樣的人將來能會對孩子產生好影響嗎？如果說婚姻是愛情的墳墓，那麼，對有些人來講，離了婚就是死裡逃生。
一個年輕女人帶著一個只有幾歲的孩子在北京生存，艱難可想而知。姚淑芬與前夫一起做生意時賺了一些錢，離婚時分得了一些財產，她帶著孩子生活，在經濟上沒有太大的問題，主要是心理上的負擔太重。姚淑芬的媽媽讓大女兒把孩子送回農村交給她帶，姚淑芬不同意，她知道家鄉人對留守孩子說過的幾句話：世上只有媽媽壞，孩子生下不去帶，兒女冷熱少人問，跟著奶奶吃鹹菜。她不想讓自己的孩子沒有了父愛，再沒有母愛。姚淑芬的媽媽可憐女兒，只好離別故土熟鄉，來北京在女兒租住的一室一廳的小房子里「蹲監獄」，每天洗衣做飯，照看小外孫。
姚淑芬與丈夫離婚以後，幾個要好的姐妹都勸她趁年輕儘快再找個男人成個家。姚淑芬不以為然，她覺得自己對於再婚問題應該是慎之又慎。找男人不像找工作單位，當了別人的妻子，不能輕易辭職，也不能隨便跳槽，結婚證對於夫妻雙方，特別是對於妻子來說，是一張沒有註明金額數量的「賣身契」，買她們身體的主子叫「家庭」。更何況現在不僅是自己要找個丈夫，也是要給兒子找個后爸。她後悔當初的輕率，沒有看透前夫骨子裡隱藏的東西。她也記住了崔大林給她講過的一番話：不管別人怎樣評價一個男人，適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如果女人都像挑選自己的衣服一樣挑選老公，那麼，社會上將會減少很多不幸的婚姻。
當初來雜誌社應聘的時候，主編看了姚淑芬的簡歷也不是太滿意，他想找個手腳利索的小夥子當打字員。結果姚淑芬找到主編據理力爭：「現在招聘司機要男的，招聘保安要男的，招聘廚師也要男的，以後是不是只有找老婆才要女的？」
主編止不住笑了起來，客氣地對姚淑芬說：「作為用人單位，有些情況我們不得不考慮，女同志的家務事與男同志相比多一些，將來肯定會影響到工作。」
「男人的家務事不多？家務事不多的男人只是因為他自己不願意干，都推給了女方。男人有什麼了不起，生出來一個孩子出來讓我們看看！」
「話不能那麼說！」主編看著眼前這個風風火火的女人，有點哭笑不得，對於面前的女人，他首先想到了「潑辣」這一個詞，緊接著又想到了「能幹」這兩個字。
「話應當怎麼說？我什麼都不說了，先到醫院去做個變性手術再來應聘好不好？」
姚淑芬說這句話的時候有些調侃的味道了。
主編也是個好脾氣，他憋不住又笑了，想了想說：「那好，你明天來吧，先試用三個月！」
姚淑芬是個要強的女人，她與丈夫離婚後，不想再做生意，很快學會了用五筆字型打字，速度比一般的打字員都快，後來又利用業餘時間學習平面設計，不久就可以取得大專文憑。
姚淑芬後來的實際行動，讓主編覺得自己當初的選擇是正確的。聘用姚淑芬之後，編輯部有了稱職的打字員，也有了能應付正常工作的版面設計師。
為了省錢，姚淑芬在雜誌社上班以後，依然住在通州原來租住的小房子里，每天早出晚歸，坐地下鐵上下班。在北京城裡擠地鐵可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想坐沒位兒，想站沒地兒，張嘴呼吸都是別人吐出來的廢氣。車廂里人人站得筆直，個個擠得難受，睡著覺了都不會跌倒，有時候別人上下車，你也要不由自主地踮起腳尖來隨人群移動。長久處於這種環境，羅鍋都能把腰治好了，說不定還能培養出很多個優秀的芭蕾舞演員。不過，姚淑芬覺得每天擠兩個小時的地鐵真是不算什麼，剛來北京的那幾年，她每次回老家都要坐十幾個小時的火車，其實，「坐火車」這個說法並不確切，很多老百姓很多時候都是「站」火車，在幾千里地的鐵路線上，不情願地向鐵道部長肅立致敬。
姚淑芬平時生活簡樸，但是吃什麼都長肉，八十多公斤的體重在地鐵上能佔兩個苗條淑女的位置。由於她性格開朗，大大咧咧，編輯部的幾個年輕人都喜歡與她開玩笑。她剛到編輯部上班后不久的一天，費愛軍吃過中午飯沒有其他的事情，推開打字室的門對姚淑芬說：「圓小姐，我想問您一件事——」
姚淑芬說：「您記錯了吧，我不姓袁。」
費愛軍連忙說：「噢，對不起，對不起，您不姓袁，您是長-——」
姚淑芬看到身材瘦小的費愛軍臉上狡黠的壞笑，立刻明白了是怎麼回事，覺得他對剛認識的女性有些過分，儘管心裡不太高興，依然滿面笑容地說：「你是想說我長得圓吧？我這種體型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不過，我倒是覺得你這種身材在編輯部上班有些屈才。」
「你說我應該去幹什麼？」費愛軍嬉皮笑臉地問。
「你應該到螞蟻養殖場去當擠奶員，摸不到螞蟻肚子了也沒有關係，再架一副梯子就是了。」
姚淑芬說完哈哈大笑。
姚淑芬一句話說得費愛軍漲紅了臉，他狼狽地逃到205室，對編輯部的其他幾個年輕人說：「姚淑芬這個女人可是真厲害！」(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