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父親的檔案
（1985）九月十號星期二晴
今天是國家第一個教師節，可惜早逝的父親沒有福氣等到原本他也可以享受到的這種尊師重教的氛圍了。
我記得三哥的抽屜裏擺放有一個從教育局人事股借來的父親的檔案，裏麵有父親落實政策的文件，何不抄寫一番告慰父親在天之靈，讓他可以瞑目。
父親1967年去世，1979年3月12日落實政策，也就是從這一天起，母親和不滿18歲的四哥與我，開始享受國家的撫恤金。
我半歲多一點，父親就早逝了，所以打從我記事起，就沒有見過父親，而這份文件多少讓我對父親有了一個基本了解。
父親是1929年出生的，高小文化，1951年參加工作，一直在鄉村教書，並於1959年入黨。
（1985）九月十一號星期三晴
最近，到處在宣傳張海迪身殘誌不殘的動人事跡，我和許多當下青年人一樣，也被感動得稀裏嘩啦。
她的拚搏精神激勵著我，由此感召感染之下，我暗暗下定決心要珍惜青春歲月，為振興中華而努力奮鬥！
然而，也有人認為，張海迪之所以有今天，是被自幼病殘“逼”出來的。
以她這樣肢體三分之二的高位截癱，要做一件正常人易如反掌的事必須花費十倍的努力；而要比常人做得還好，更需付出成倍的代價。
她隻有克服自身的弱點，以超人的毅力彌補自己的不足，才能到達理想的彼岸。
就此而言，說張海迪是被病殘給“逼”出來的，不是沒有一點道理。
不過，這僅是問題的另一麵，更重要的是，張海迪在不利條件的逼迫中勇敢地站起來了，而這一點卻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的。
俗話說，逆境對強者是進取的動力，對弱者是沉淪的深淵，同是因病致殘，有的人不就被“逼”得整天唉聲歎氣嗎？
可見張海迪的被逼成才隻是現象，刻苦自勉，樂觀向上，懷有崇高的理想和人生目標，這才是她的成功之所在。
對四肢健全的青年來說，生理上雖然不存在逼迫自己的因素，但這不能成為自己怠惰的借口，相反，在各方麵理應做得更好些。
我們有健全聰明的頭腦，就應更多地吸取知識；我們有運用自如的雙手，就應更多地為社會盡責；我們有健步如飛的雙腳，就應更多地為人民的事業奔波。
如果一個種種條件比張海迪優越得多的青年，至今仍是渾渾噩噩，無所用心，那怎能設想他處在張海迪的境地，還會奮發進取嗎？或許那時候早已被逼得意誌消沉了。
喜歡幻想是青年時期常有的現象，我就經常愛幻想，但如果一味耽於不切實際的幻想中，就會成為阻礙自己進步的弱點。
張海迪，我一定以你為榜樣，腳踏實地認真複習，爭取明年高考一鳴驚人！
（1985）九月十二號星期四晴
為了考上大學，除了我們複讀一年的，還有兩年的，三年的，甚至於還有四年的。
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太苦太累太枯燥無味了。
如果我明年沒有考取，決不複讀，也不回家務農；家裏弟兄那麽多，分不到多少田。
我要外出做生意或者學手藝，不過可能也行不通，家裏窮沒有本錢。
那幹什麽呢？煩死了，怎麽集中不了精力，看不清、聽不見老師的講課，又開始胡思亂想了？
為了這複讀，年過半百的母親，一個人除了忙責任田外，還要砍柴看牛、喂豬養雞，掙點微薄血汗錢供我複讀，想到這一切，我不由得再次內疚起來。
中午失眠，下午的課去上也白搭，而且晚上還有香港電視連續劇，太吸引人了，令人不由自主想找借口請假。
我捂肚半弓著身子到張敏定老師辦公室，裝著很不舒服的樣子對他說喝了教室裏的冷水，可能拉肚子了。
張老師半信半疑，於是我又補充了一句建議：“張老師，能不能把教室的大水缸換成熱水瓶？”張老師一聽此建議，才打消懷疑，準了我的假。
離開學校，時間還比較長，我便信步往河對麵的磚瓦廠走去，至少晚飯可以在那裏混一餐了。
（1985）九月十三號星期五晴轉陰
沒有表的確是一件麻煩事。
早晨起床，不知幾點鍾，匆匆在電爐子上煮了一碗清水麵三扒兩咽下肚，就騎上單車直奔學校。
還好鈴聲剛響，相當及時。
我一坐下，昨天幫我出主意的湯卓（現就職廣州**成人學院）就悄悄告訴我，說我提的建議得到了落實。
我順著他呶嘴的方向一看，教室前麵的角落裏果然放了一個新熱水瓶。
湯卓說張老師是從自己家裏帶來的，我一下子臉就熱了起來，覺得好對不住張老師。
不過，當湯卓告訴我另外一條消息時，我對張老師的好感又打了一點折扣。
湯卓說昨天放學時，張老師宣布了幾條紀律，一是上課不準講話；二是自習不準打瞌睡；三是課間操按組排隊清人；四是遲到三次以上者不得上課。
我突然有點兒害怕起來，躲懶所用的小聰明已經被堵住了。
利用晚自習，我寫了一份給教育局的報告，要求延長我的撫恤金。
我已經18歲了，按照規定應該取消，從79年父親落實政策後開始的撫恤金，幫襯著我的讀書生活，作用太大了。
（1985）九月十四號星期六晴轉陰多雲
早自習險些兒又遲到了，沒有手表，也沒有鬧鍾，全靠感覺，終不是長久之計。
教育局批了我的報告，並且把撫恤金迅速落實到了學校。
有關係真好，那個局長是我父親原來的同事，三哥寫信叫我把報告送給他，沒想到這麽快就有了結果。
我打算課間操去總務處領錢，就向我們小組的女組長請假，不料她竟凶巴巴地反問我去幹什麽，弄得我不知所措，非常難堪。
湯卓正好看到這一情景，笑我的懦弱和傻樣子，我解嘲說“好男不與女鬥”。
唉！這些長得稍微漂亮一點，或者有過一官半職的女同學，總是以自己的特殊魅力和地位摧殘和捉弄我們這些男同學的感情，可惡！
中午，Z府食堂的飯打完了，我隻好騎車去大哥那裏蹭飯。
大哥不在家，隻有大嫂和兩個小侄。
突然我眼晴一亮，發現上次遺失在這裏的一個書包掛在牆壁上，便不動聲色地問大嫂：“大姐，這個書包是誰的？”大嫂稍微停頓了一會兒竟然說是她的。
我知道大嫂家裏子女多，用度大，所以有時小氣，心眼兒多一點也難免，便沒有爭論。
何必為一個書包嘔氣呢？盡管已經分家，可畢竟我們還是一個大家族裏的親人。
從大嫂租住的房子出來，本來不打算去磚瓦廠了，可轉念一想，還得去蹭飯，餓一頓是挺難受的事。
到了那裏，工人們正在用餐，來得好不如來得巧，我趕上了。
放學後，同在補習的吳衛東（後就職不詳）告訴我他被州商校補錄，現在去找學校退補習費。
我不肯同他去，卻又拗不過他的懇求，隻好同他一道來到總務處，總務處隻肯退還二十元，說這是學校的規定。
吳衛東不服，又要我同他去找校領導交涉；這下我就不願意了，我說我不方便，畢竟還要在這裏複讀，於是，他一個人進去了。
久等不來，我耗不起時間先走了，心裏卻充滿惆悵；390分以上的老同學陸陸續續都走了，我還呆在這裏苦熬，前途和理想仿佛一片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