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再生
·代序·
傳統的再生
一直很喜歡賈平凹的小說。其實，賈平凹不僅小說寫得好，而且他的散文已卓然成家，甚至他的文人書畫也具有很高的美譽度。當然，自從《廢都》問世以來，賈平凹就是一個飽含爭議的作家，但這並不影響中外文學界對於賈平凹整體文學創作成就的正麵評價。雖然賈平凹四十年來的文學創作生涯中確也存在著某些藝術缺憾，但這種缺憾卻正是作家藝術探索過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單純地對賈平凹的藝術創作與文學成就再做贅述，已經沒有太多意義，我願借為《帶燈》作序的機會和讀者們探討一下賈平凹創作中難以回避的一個問題，這就是，賈平凹在《帶燈》的創作中是如何對中國文學傳統進行創造性的藝術轉化的。我覺得這是《帶燈》的價值重心之所在，也是賈平凹文學創作價值之所在！
多年以來，賈平凹從未簡單地充當西方文學的傳聲筒，他顯然不滿足於做外國文學的中國翻版，而是孜孜不倦地行走在中與西、古與今的文學會通或藝術融合的道路上，而且取得了蜚聲中外的文學業績。尤其是21世紀以來，賈平凹的長篇小說創作出現了藝術井噴的奇觀，《帶燈》就是其中格外耀亮的一部。這部新世紀中國長篇傑作不僅在精神底蘊上，而且在敘事方式上深深地打下了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的烙印。毫無疑問，《帶燈》也是繼承了五四以來中國現代小說的現實主義傳統的，這種傳統更多地來自西方文學在現代中國的傳播與再生，但作為一個中國作家，僅僅擁有西方現代文學精神還是不夠的，我們不能在模仿或借鑒西方文學的過程中迷失了自己的民族文學傳統，而是要努力探求傳統與現代之間的藝術化合。從《帶燈》的精神底蘊來看，賈平凹並未簡單地秉持純粹的現代性立場，而是站在反思現代性或現代性反思的立場上來思考當下中國鄉村的現代性城鎮化進程。比如作家筆下的櫻鎮，麵對著洶湧而來的現代化狂流，櫻鎮的山民不僅承受著因外出打工而患下的隱性疾病的折磨，而且他們申訴無門、上訪無用，甚至新一輪的櫻鎮大開發已經到來，汙染工業開始在櫻鎮紮根擴散，因經濟開發而引起的家族械鬥也席卷而來……這樣的書寫中凝結著賈平凹鬱結於胸的無盡鄉愁，這是一個農民後裔的知識分子鄉村情結，卻時常被人目之為文化保守主義衝動。其實賈平凹並非一個固執的現代化反對者，他的創作素來不從主觀理念出發，而是嚴格忠實於自己的日常生活經驗和內在生命體驗，他既不願襲用由來已久的啟蒙現代性敘事模式，徑直地批判鄉村現代化進程中農民的愚昧和喑啞，也不願曲意逢迎主流意識形態的敘事模式，而是試圖超越這兩種彼此抵牾的主觀敘事模式，盡力站在客觀而超脫的立場上悲憫眾生、體恤萬物，這就是《帶燈》的鄉村敘事精神底蘊之所在。追根溯源，《帶燈》中的悲憫情懷雖然也與西方現代人道主義或基督教精神有關，但更多地仍然來自作家對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現代轉化，比如儒家的仁愛情懷，道家的齊物論，佛家（禪宗）的眾生平等思想，尤其是賈平凹所喜愛的老子名言“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更是深深地影響著他寫作中的精神姿態。可見賈平凹是有意識地在創作中融入中國傳統文化的悲憫精神來化解百年中國激進的現代性敘事衝動，這直接導致了一種誤解，有人說像《帶燈》這樣的小說缺乏批判精神，顯得不夠深刻，而究其實，批判就包含在悲憫之中，客觀而超脫的悲憫往往淩駕於主觀而激烈的批判之上。更何況，《帶燈》中並非沒有現代批判意識，作者對櫻鎮社會綜合治安管理過程中出現的種種社會亂象的客觀寫實其實蘊含著強大的批判力量，隻不過這種批判不是金剛怒目式的而是意在言外式的而已。尤其是對於元家和薛家兩大家族勢力在櫻鎮現代化進程中所扮演的社會角色的文化透視，更是隱含了作者對中國傳統宗法製度的社會文化心理遺存的高度警覺！
從敘事方式上看，《帶燈》對中國文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同樣顯得淵源有自，頗有來路。首先當然是寫實傳統的轉化。中國明清時期以《金瓶梅》和《紅樓夢》為代表的世情小說標誌著中國古典寫實主義敘事藝術的高度成熟。賈平凹對明清世情小說的傳承與創化可謂由來已久，《帶燈》的創作雖然有了新的藝術訴求，但對寫實傳統依舊堅守，這是賈平凹新世紀長篇小說敘事藝術的關鍵或樞紐。和《秦腔》《古爐》等相仿，《帶燈》盡管有意借鑒了西漢時期“史的文章的風格”，許多段落明顯在追求簡約剛勁的史筆風骨，但不能否認的是，占據文本中心的依舊還是《秦腔》以來的日常生活細節流的寫法，這是一種高度精密細致、深刻幽微的寫實主義形態，作者力圖以此對當代中國鄉村日常生活進行全息式的觀照，洞幽燭微、刻骨銘心，直抵日常生活和世道人心的紋路與肌理。這種寫實技法如顯微鏡或放大鏡，作家以此所呈現的浮世繪或眾生相具有極高的分辨率，堪稱是一種“微現實主義”或“微寫實主義”，它是對新時期中國文壇一度勃興的“新寫實主義”的藝術深化。在《帶燈》中，賈平凹對櫻鎮鄉政府種種蠅營狗苟的基層管理生活的忠實記錄和描摹，以及他對櫻鎮街道上各具形相的日常市井人生的不厭其煩地講述，尤其是對櫻鎮轄區內眾多小山村裏凡俗家庭境況的現場直擊或微觀察，無不把他一直推崇的日常生活細節流的寫法推到了極致。雖然小說中也重點寫到了上級領導視察、山洪暴發、家族械鬥等大的突發事件，但《帶燈》並不是一部情節性的小說，它不依靠情節推動故事的發展，而是仰仗細節的流動呈現日常生活的演化。在轉化古典寫實傳統的同時，賈平凹在《帶燈》中還堅持吸納古典史傳傳統的滋養。二者的藝術關聯性在於，作家正是通過精細微妙的日常生活寫實來雕刻生動的底層人物群體形象，而為當代中國的小人物群體寫史立傳，已然成了賈平凹長篇小說創作的一大追求。《帶燈》裏有三個底層小人物係列：一個是帶燈、竹子、書記、鎮長、馬副鎮長、白仁寶、劉秀珍、侯幹事等人為代表的基層鄉鎮幹部係列；一個是元家兄弟、薛家兄弟、張膏藥、陳大夫、黃老八、馬連翹等人為代表的鄉鎮小市民係列；再一個是山區鄉村裏的上訪人物係列，其中又可分為帶燈的“老夥計”係列，即六斤、陳艾娃、劉慧芹、李存存等人為代表的忍辱負重的底層婦女係列，和一直與帶燈作鬥爭的“老上訪戶”係列，如王後生、王隨風、朱召財等人。雖然賈平凹在《帶燈》中精雕細刻的現實底層小人物群像尚未到達曹雪芹在《紅樓夢》裏刻畫上層貴族人物群像的那種高妙境界，但平心而論，《帶燈》裏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的小人物群像的刻畫依舊體現了賈平凹深湛高超的寫實功力，這種藝術本領絕非泛泛之輩可以自由掌控。賈平凹對這些小人物的群體形象塑造不僅窮形盡相，而且直抵心性與靈魂，相信讀者自有會心公斷。
談到《帶燈》的藝術新變有一點不能不提，這就是賈平凹著意在小說創作中引入了屈子《離騷》的抒情傳統。《帶燈》中女主人公帶燈寫給知識分子官員元天亮的二三十封手機短信尤其引人矚目，這些抒情文本被作者有機地穿插在小說敘事文本的主體結構之中，如同龐大的敘事主幹上自然生長出來的枝枝葉葉，顯得枝繁葉茂，藝術生機盎然。不僅如此，這些抒情短信無不寫得華美豐贍、流光溢彩，充滿了駢詞儷句，讓人恍然大悟現代白話版的楚辭再世，而且其中充滿了山鄉自然風光的描繪，足以讓元天亮追憶起故鄉的花草樹木、奇珍異寶，也足以讓讀者情不自禁地聯想起屈子開創的香草美人抒情傳統。不同之處在於，屈子筆下的香草美人抒情傳統中隱含了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的忠君思維，香草意味著臣屬，美人代表著君王，香草之於美人隱含了主與仆的權力話語關係，而到了賈平凹的筆下，這種政治權力話語關係被悄然置換成了另一種宗教性的神與人的關係。如帶燈短信中所言，“我的心突然覺得我是進了你廟裏的尼姑”，“讓我在你的廟中靜心地修行，邊修邊行”。這似乎印證了帶燈與元天亮之間存在著不平等的宗教性關係，前者是朝聖者，後者是神一般存在。然而，帶燈的短信中又說：“你是我在城裏的神，我是你在山裏的廟。”這似乎又意味著他們之間的位置是可以置換的，他們彼此都是對方的神，或曰互相都是對方的朝聖者，他們之間在精神上其實是平等的對話關係。如果撇開外在的社會地位的差異不談，他們都是精神脫俗之人，但又都難免在濁世中隨波逐流，帶燈的屈辱和元天亮的罪惡（利用權力給家鄉引進汙染工業）並不是他們外在的清高所能掩蓋的。隻不過在帶燈的抒情短信中元天亮近乎是一個虛化的形象，這個虛化的人物和帶燈虛化的抒情一道，以虛擊實，直接嵌入小說文本的寫實主幹結構之中，實現了虛實相生的藝術效果，這種藝術處理方式還是值得讚賞的。值得補充的是，帶燈的抒情短信在敘事性別上也是意味深長的。如果說《帶燈》的敘事主幹是男性敘述中的社會寫實文本，那麽作為敘事枝葉而存在的抒情短信文本則屬於典型的女性私人化敘述範疇。二者之間不是性別對抗的緊張關係，而是性別對話的互滲關係。帶燈的女性私人化敘述對小說敘事主幹的滲透不僅表現在帶燈與竹子之間近乎超性別的“姐妹情誼”上，而且還表現在帶燈與櫻鎮眾多山村裏的“老夥計”或者“鐵夥計”之間的“婦女情誼”上，她們與帶燈之間情同手足，甚至同呼吸共命運，這樣繁密的女性同性敘事在中國當代鄉土文學敘事進程中無疑是獨樹一幟的，委實值得讀者好好玩味。
最後還得說說神話傳統。賈平凹號稱當代鬼才，其小說深受中國古代誌怪小說影響，而誌怪小說直接脫胎於上古神話傳說，其流風遺響至今不絕。相對於《廢都》裏那頭會思考的奶牛，《秦腔》裏能通靈的瘋子，《老生》裏的老巫師或老唱師，《帶燈》裏的人物身上的神話或魔幻色彩其實並不強烈，但作者還是在小說結尾中抹下了濃墨重彩的神奇靈異一筆。小說的下部名曰“幽靈”，寫遭到人生沉重打擊的女主人公帶燈出了幻覺，她患上了夜遊症，和櫻鎮的瘋子為伍；她喜愛的塤也不翼而飛；她身上先是長滿了皮虱，終至於落滿了螢火蟲，此時的帶燈如佛，全身散發著神奇耀亮的光暈。這是典型的現代神話敘事，帶燈由凡俗的女人變成了超驗的女神，而超脫了肉身凡胎的女神不再匍匐於現實的苦難而在精神上高翔遠引，隻是苦了她的塵世同伴竹子，竹子不得不忍受著上訪釘子戶王後生的嘲弄，為了討回帶燈的公道而踏上也許永遠都不會有結果的上訪路。所以《帶燈》的底色還是灰色的，帶燈的人生充滿了理想主義者的悲愴和荒誕，這是所有的神話或魔幻色彩都掩飾不住的。對於小說骨子裏的悲涼，相信讀者會感同身受。
說了這麽多，深恐遭遇“佛頭著糞”之譏。好在平凹先生佛心似海，當不會計較我的饒舌。我依稀記得十幾年前孤身去西安“大堂”拜訪他的情景，那時的他正沉浸於《秦腔》的深度寫作之中，而那時的我卻並不知曉他正在悄然開啟著屬於自己的文學時代。權以此序，向“文壇勞模”平凹先生致敬！
李遇春
2015年6月20日，序於武昌桂子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