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 高高大山的那邊
三十九 高高大山的那邊
小安子回國來，趕上了丈夫的葬禮，但一些朋友非議甚至憤怒的是，她戴的黑紗還未摘下，家裏居然就冒出了一個俄國帥哥，總是戴一頂絨線圓帽，穿一件方格大圖案的粗麻襯衫，沒事時就嘩嘩嘩擰一個魔方。小安子的說法是，她想給女兒裝修一下房子，但她不會幹這個，伊萬就主動要求前來幫忙。
俄國帥哥果然很能幹，笑一笑，便刷好了牆。笑一笑，又重裝了便池和熱水器。再笑一笑，還淘來幾個配件給丹丹裝了一台電腦——好像這世界上沒有他幹不了的活。他說不了幾句中國話，但似乎能聽懂不少，常用點頭或搖頭回應別人的言語。
丹丹倒是很開通，並不排斥母親的男友。見他來自俄國，還翻出很多書本來討教有關知識，比如她崇拜的托爾斯泰。
“騙子！”伊萬指著書中托爾斯泰的照片。
丹丹吃了一驚，又翻出屠格涅夫。
“騙子！”
丹丹又翻出詩人布羅茨基。
“騙子！”
“為什麽呀？”
伊萬聳聳肩，向小安子嘟囔了一句，小安子替他翻譯了：“他說，俄國就是被這些騙子給坑了。”
“你才是一個大騙子呢。你好大的狗膽，敢辱罵我的偶像……”丹丹忍不住大笑，掄起書本往對方砸去。兩人用漢語和俄語胡吵一通，打鬧成一團。
小安子懶得理他們，隻是獨自倚門，拎一瓶子喝啤酒，間或撇一撇嘴，用嘴角吹出的氣流整理自己飄亂的鬢發。自回國以來，她似乎不大適應家鄉的口味，很少吃飯，隻是喝了一箱又一箱的啤酒。從她後來捎回的日記裏得知，她也不再適應家鄉的潮濕，覺得自己成天活在蒸籠裏。她更受不了街頭巷尾的髒亂，覺得自己成天活在一個垃圾場，再在這裏活下去一定瘋掉。她對熟人們（特別是男人）的挑剔一如既往，對我也大失所望。大概是我見麵時伸手邀握，讓她頗不習慣，便在日記裏譏諷：陶幹部嗬陶幹部，怎麽不加上一句“近來工作和學習怎麽樣”？那一天，她的手機沒電了，借我的手機用一用。我見她喋喋不休，忍不住插了一句：“國際長途很貴的，你快點說。”這就更惹來她的憤怒。她在日記裏毒舌如刀：還以為這家夥仙風道骨，原來也是大俗物一個。幾年不見，怎麽都成這樣嗬？我要是再在電話裏多說幾句，不會把他急出腦溢血？……
說實話，她說的這事我幾無印象。好吧，就算有這事，就算我小氣，也算不了什麽大錯吧？犯得著她來耿耿於懷痛下惡語？她以為她是哪根蔥？她以為自己的睫毛還能攪翻一個世界？她以為天下男人都該像郭長子那樣任勞任怨？都該像伊萬那樣招之即來大幹快上無償奉獻活脫脫就是一台機器？
她憑什麽還要把這樣的日記捎來給我添堵？
我越想越覺得自己不可能說那樣的蠢話。我肯定不會那樣小氣。但我這一不白之冤沒處說。
好吧，這隻越活越瘦的幹鴨子愛說不說，我不在乎。
她與伊萬在國內待了兩個月，據說打聽了一下絲綢、茶葉、工藝品的出口貨源，便返回了國外。後來，從她捎回的日記來看，這是她最後的一次回國。她的整個後半輩子漂泊在十幾個國家，打過八九種黑工，包括當理發師、當馴狗師、做裁縫、在餐館導客、開花店、當保姆、出租錄像帶等。她是否參加過一個叫“世紀之光”的疑似邪教組織，查無實證。她是否參加過哥倫比亞的一個反政府遊擊隊，還遭遇過一次車禍，同樣查無實證。“知道我最想做的事情是什麽嗎？就是抱一支吉他，穿一條黑色長裙，在全世界到處流浪，去尋找高高大山那邊我的愛人。”我記得這是她多年前說過的話。
但“伊萬”這個名字似乎也不是高高大山那邊最後的一個，後來也消失在她的日記裏，由一個代號為“D”的取而代之——到底是她的同居者，還是她的朋友，抑或她的客戶或老板，不大清楚。在國外見過她三兩次的大甲對D這個代號也一無所知。
D是華人無疑，也一定比她年長不少。因為照日記裏的說法，他當過國民黨的兵，是最後一批坐船離開大陸去台灣的——就算當時是童子兵，現在也該是大叔級，比小安子大十幾歲吧。他曾經回憶，船離三亞港時，遭岸上的炮火猛擊，差一點丟了自己的小命。不過開炮的不是共軍，是國軍中那些上不了船的，大概不甘心自己被遺棄，一時氣不過，便調轉炮口猛開了一通火。
D叔後來在南非教過好些年的油畫，做過園藝，也做過生意，長期漂泊的日子裏不免懷舊思鄉。當時南非還施行種族隔離製度，公交車上有白人專區，設在車廂前半截，有時那裏空了一片座位，有色人種也不得僭入。這一天，他照例往車後邊鑽，與一群黑人擠成了肉醬。不知什麽時候，一位白人滿臉笑容地走過來，拍拍他的肩，“先生，你好，你可以到前麵就座了。”
他不明白對方的意思。
對方進一步解釋：“先生，你難道沒看今天的報紙？”
他從對方手裏接過英文報紙，這才發現頭版新聞標題赫然入目：“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
他發現司機和其他幾位白人也看著他，擺擺頭，揚揚眉，示意他坐到前麵去。他這才明白原子彈爆炸了，中國就是核大國了，從今以後他這張黃麵孔就成了高等乘客，從今以後所有的華裔也可以讓人高看一眼——這個世界的邏輯是何其簡明，何其堅硬，也何其勢利。隻是那些微笑的邀請者不明白，試爆原子彈的那個紅色中國其實與他沒關係，甚至是他多年來的敵人。他們還分辨不出不同的中國人。
“That"s not my country（那不是我的國家）！”他慌慌地大喊了一句。
滿車人都驚詫無比地看著他。
“你不是中國人？”有人問他。
“讓我下車，下車——”
他沒有上前入座，而是走下車去，離開這一個他覺得進退兩難無所容身的車廂，一種他沒法麵對的等級選擇。一張報紙在他手中抖動，說不清的淚水還是忍不住奪眶而出。他既為中國人感到屈辱，也為失敗的自己感到屈辱，覺得自己走在開普敦臨海大道上的雙腿沉重如鐵，一時不知該往哪裏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