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夢美麗鄉村——答《湖南日報》總編蔣祖烜
追夢美麗鄉村
——答《湖南日報》總編蔣祖烜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2015年《湖南日報》。
蔣祖烜：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新農村建設要“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近來美麗鄉村建設越來越受關注。您曾兩度“上山下鄉”，在八景鄉下也待了有十五個半年，對於鄉村建設、鄉村治理，您既是一個參與者，也是一個建設者，還有很多理性思考。從您的角度看建設美麗鄉村要有哪些必要條件？
韓少功：雖然我有“上山下鄉”的經曆，但其實我對農村的認識還很表淺，因為我還拿工資，不能算一個真正的農民，充其量是鄉村的半個參與者。以我的觀察和體會，農村當然有“美麗”起來的優勢條件，比如陽光、水、空氣、植被生態都是相對優質的，比城市要強許多。但經濟發展構成了很多地方的一個難點。管子說“倉廩實而知禮節”，借用這句話，我們可以說“倉廩實而知美麗”。不首先解決溫飽問題，不消除貧困，哪還顧得上“美麗”？這是一個基本條件。
第二是文明教育。同樣的人，有的環境意識強，有的就不夠；有的人活得富有情趣，有的人就得過且過。最近我發現幾位鄰居家裏開始栽花，庭院裏五彩繽紛，再了解一下，發現這幾家主人的受教育程度都較高。我以前說過，沒文化就是“將就”，有文化就是“講究”。一個人不滿足於吃飽喝足，講究生活的環境、過程、品質、境界了，那就是文化含量提升了。這些都有賴於精神文明教育的日積月累和潛移默化。
第三是人才隊伍。總的來說，農業在眼下還不是一個高附加值的產業，雖然在很多地方已有了突破，出現了不少亮點，但較為普遍的低附加值狀態，不可能吸引大多數鄉村精英，向城市流失的人才也難以回流。人是主體。事總是靠人辦的。如果中青年人才都走了，甚至出現了“空心村”，“美麗鄉村”靠誰來建設？“美麗”了又有何意義？隻是給老頭老太們增加小福利嗎？這就牽涉到更大的問題，即“三農”的戰略定位和相關人力資源的培育和配置。
最後一點，就是國家的支持，包括國家對城鄉一體化的頂層製度設計和建設總圖規劃。比如說垃圾。國家對城市垃圾是一直納入管理的，但對農村沒有，全靠自我消化。以前農村垃圾少，還好辦，大多可降解成有機肥。但現在垃圾突然增多，特別是包裝垃圾很難處理。近幾年各地普遍建立垃圾桶、垃圾池、垃圾站，可以說治標有了效果，但離治本還很遠。最後是填埋還是焚燒？由誰來負責收集和處理？……都不是很清楚，或者說有管理的空白。台灣的垃圾分類處理做得好，但我們這裏連城市也大多沒做好，比如在街頭和公園分類了，到終端又摻和在一起，變成了半截子的“爛尾工程”。這需要係統性的解決方案，光靠農民和地方政府是不行的，一定要有國家的投入和統籌安排。
蔣祖烜：您所說的頂層設計和製度安排的確很重要。目前，美麗鄉村建設就已進入了“國家視野”。五月二十七日，國家質檢總局和國家標準委最近專門頒布了一個“美麗鄉村建設”標準，明確了二十一項量化指標，便原來比較模糊的一些概念有了硬指標。但是又有一種說法，建設美麗鄉村如果統一標準，可能就失去了味道，政府還是要低幹預為好。那麽美麗鄉村建設要不要統一標準，是自然自發的好，還是整齊劃一的好？
韓少功：可能話分兩頭說比較好。鄉村的基礎設施，比如道路硬化，還有通電、通水、通訊等，這都需要統一的標準，需要硬指標。在這些之外，比如房子怎麽建，橋修成什麽樣，種什麽樹，栽什麽花……這些問題切忌“一刀切”。一定要尊重當地老百姓的意願，尊重他們的文化傳統，他們的產業特點，他們的創造力和想象力，實現“百花齊放”。這樣，哪些地方政府要管，哪些地方政府要放，這個分寸感和平衡點要掌握好。
蔣祖烜：按照您的意思，就是說美麗鄉村建設，在看得見的“感觀”部分，農村要搞得像農村，要像一個個有特色的、不可複製的農村，但是在看不見的、在用的“功能”部分，農村要向城市靠攏，要參照城市的標準執行，美麗鄉村建設應該是有這麽兩個取向的。但現在一些地方就沒注意這個區分，把農村全都修得像縣城一樣，這也是讓人特別擔心的地方。
韓少功：你說的這個現象我也注意到了，就是許多地方所謂的集中連片安置，把房子蓋得像“火車皮”一樣，這些房子很可能是將來的“建築垃圾”。剛開始，農民可能還比較高興，搬新房嗬，熱鬧嗬，有路燈和街道嗬，差不多是城裏人的感覺。但三五年後問題可能就接踵而來：第一，他們要生兒女育女，房子到時會不夠住，他們如何擴建？第二，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一旦發生變化，到時候要養牛、養豬、養雞鴨，要收藏大型農具和大宗物料，但周圍沒有回旋的空間，怎麽辦？如此等等，這樣的現象在一些移民點已經出現了，值得吸取教訓。
蔣祖烜：這就是要有標準，又不要標準，要一部分像城市，一部分更要像農村。如果農村所有的標準都“大一統”，如果依這樣的標準模式去複製“美麗鄉村”，那麽看到一個農村就像看到了全中國的所有農村，這會是一件很可悲的事情。
韓少功：你說得對，這其實也牽涉到尊重文化記憶的問題，文化的記憶一定要保持它的豐富性和多樣性。
蔣祖烜：您到過國外許多地方，曾經在法國農村生活過一段時間。到過國外的許多人常常會更羨慕他們的農村，而不是城市。作為一個見過很多農村的考察者，同時作為一個在鄉村生活了多年的近距離觀察者，您認為中國農村的理想圖景應該是什麽樣的？如果您是一個規劃家，要在現實的基礎上加上一點想象的話，您如何來規劃設計美麗鄉村？
韓少功：我不是這方麵的專家，沒多少發言權，但我覺得有兩條原則恐怕要把握好。第一，功能第一，實用優先，建築的樣式固然有審美的要求，但第一位的還是要適應當代社會生活的特點。像“張穀英村”，這樣一個古村落它的功能特點是大家族維係和聯防自衛，在過去匪患猖獗的時代，這個功能很重要。但現在土匪沒有了，人員流動性大了，大家族維係已不再，就沒必要建成像“張穀英”那樣了。采光、通風、借景、除臭、排汙等功能要求，也必然帶來建築樣式的變革。第二，尊重文化的記憶和創造。我曾舉過一個例子，你的母親可能不會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但是為什麽把你母親整容成鞏俐或範冰冰，很多人會接受不了？這就是一種文化記憶。人是文化動物，無論是陝北的窯洞、湘西的吊腳樓，廣東的騎樓，還是北京的四合院，都保存有不一樣的文化記憶，寄托了人們的情感。人們因取材的方便、地理和氣候的製約，經濟業態和生活習慣的需要、文化記憶和想象的差異，肯定會對家園建設形成多樣性要求，於是不拘一格，各顯身手，八仙過海。這都需要我們保持足夠的尊重，留下足夠的空間。
蔣祖烜：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在鄉村建設、在家園建設中，究竟誰是主力？目前在家園建設中應該說有這麽三支力量，首先提的最多是政府的力量，因各地的財政水平、治理能力不一樣，這支力量很懸殊；第二是農民群眾自己，但目前農村中青年人員大量外出，“空巢”現象嚴重，這支力量明顯不足；第三支比較活躍的新的力量就是一些鄉村實驗設計師、規劃師。我最近碰到一個叫孫君的人，他是美術家出身，他發起創辦了“中國鄉村規劃設計院”，致力於為新農村建設提供綜合性、係統性解決方案，先後在湖北的郝堂村、湖南會同的高椅村開展工作。但是這類群體卻又很少，暫時形不成氣候，那麽在“美麗鄉村”建設中究竟要由誰來充當主力軍？
韓少功：你說的第三類人我在台灣也碰到過。一些藝術家參與進來，建成一些既好看又好用的鄉村景觀，帶動旅遊經濟，讓老百姓得實惠。但問題是這樣的普遍性有多大？畢竟這樣的義工群體和公益機構不多，而且一個村這樣做賺錢了，跟進的十個村、百個村呢，則不一定，其同質化項目的利潤可能迅速攤薄，甚至出現虧損。
真正做到一村一策，一村一業，一村一態，很多藝術家、科技專家是可以在其中發揮巨大作用的。不過，主力軍畢竟是當地老百姓，特別是新一代鄉村精英。怎樣使鄉村的中青年——至少是其中相當一部分，對自己的家園感興趣，讓他們心係鄉村，是一個關鍵性也是一個不可回避的問題。據說目前法國農業人口隻占到百分之三，美國隻占到百分之五，在我們國家的比例則是大約百分之五十。我們能像法國、美國一樣將“三農”人口減到這麽低的比例嗎？對這一點我很懷疑。因為某些曆史的原因，使這些發達國家本身就是“世界的都市”，把全球的發展中國家當作了自己遼闊的“農村”，所以才有他們的都市化。但這樣的道路不可複製。中國失去了成為“世界都市”的曆史機會和條件。那麽，既然我們不可能搞歐美式的都市化，農民群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還將占很大的比例，那麽我們必須堅持城鄉並重，包括讓農業的附加值提高，讓農民能夠自我“造血”，實現可持續的發展。“有恒產者才有恒心”，隻要有了恒產，農村精英才會把這裏當作家園，才會有建設“美麗鄉村”的心理動力。
蔣祖烜：農業附加值的提高除了價值提升，還需要價值發現，解決這個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也沒有現成答案，這會是唯一的根本出路嗎？
韓少功：至少是基本保障。近些年，很多地方的農民增收大體上靠兩條，一是國家“輸血”，政府補貼的項目越來越多；二是打工價格的一路升高。但目前這兩個增收因素都在減弱，比如政府補貼畢竟有限，務工價格上漲也有“天花板”。我們這裏附近一個磚廠老板，最近就買了四個機器人，既減少了雇工成本，也提高了生產效率。這就對務工價格形成了壓力。從長遠來說，鄉村發展還是要靠科學技術。比如基因技術、互聯網+等等，重新讓農業成為一個朝陽產業或準朝陽產業，並非不可能。韓國以及中國台灣就出現了這種跡象，一些年輕人回流鄉村，比他們在城市裏做得更成功，被媒體稱為“新鄉村運動”。可以想象，如果這樣的青年多了，鄉村就人氣旺了，內功練好了，生產要素活躍了，鄉村的冷落、破敗以及凋敝才能從根本上予以避免。
蔣祖烜：人們都在期望鄉村變得美好，但鄉村變美變好卻是個龐大工程。近年來，國家的建設開始向鄉村發力，要再一次推動農村生產力大釋放，這是農村發展的機遇。但不生產何以發展，不安居何以樂業，不樂業何以美麗，美麗鄉村建設其實是一個由表及裏的，既要有麵子也要有裏子的複雜工程，不然美麗鄉村建設就會成為一個幻影。
韓少功：你說得很對。表麵上看，“美麗鄉村”建設好像隻是一個村容村貌的淨化、綠化、美化的問題，但它其實牽涉到深層的方方麵麵。有時候，條件的“一二三四”都有了，就缺一個“五”，事情就可能功虧一簣。我在海南有些地方見沼氣池打得很好，但就是沒有氣，原來要保證產氣量，就得喂幾頭豬，還要定期出糞渣。但有些農戶沒有圈養生豬的習慣，還懶惰，還“空巢”，政府資助的沼氣池就成了漂漂亮亮的“形象工程”，投入打了水漂。可見，美麗鄉村建設要根據每個地方的特點，包括它的環境特點、產業特點、民風和人性的特點，來做通盤考慮，做到一村一策，一鄉一策，因地製宜，借勢用力，切忌機械照搬和盲目跟風。政府拿錢做幾個樣板其實很容易，但要形成內生的、造血型的模式，形成可複製、可推廣、可持續的經驗就比較難。
蔣祖烜：其實這些現象已經出現了，比如我們之前采訪過的一個農村，村莊修得很現代、很氣派，當地也很得意，農民也確實受益。但私下一打聽，投入花費竟達上億元，這就讓人感覺變了味。
韓少功：要我說，這種現象就是“土豪文化”的災難，一些地方幹部因文化見識受限，喜歡大拆大建，靠摸腦子拍板，稍有不慎就會擾民、禍民、“坑爹”。有個貧困縣，拿出財政支出的一半建了好些假牌坊，字都寫錯了，“美麗”在哪裏？農民能不怨聲載道？在鄉村建設中，政府要有擔當但又不能太任性，要特別防止短期行為、急功近利的心態，要有“成功不必在我”的政績觀，真心實意為農民辦好事。
蔣祖烜：在我看來，美麗應該有這麽三個層麵，除了看起來要很美，用起來很美，還有就是心靈也應該很美，要有文化的美才是真美。一個人每到一個地方除了看到美麗村莊，還要能感受到不一樣的鄉情鄉俗和鄉風民風，比如有的地方古道熱腸、有的地方急功好義等等。但現在讓人特別擔憂的是，隨著“大一統”的建立，隨著湖湘文化的流失，一些好的傳統漸漸丟失了，一些不好的東西滲透進來了，人們的鄉愁無處寄托，這個時候應該怎麽辦？
韓少功：這是個天大的問題，鄉村之魂的問題，放大了說就是中國之魂的問題。打開國門之後，外來文化的衝擊是一種機遇，也確實會帶來一時的無序、混亂、同化、蛻變，成功的消化需要一個過程。比如，以前我們這裏唱山歌的人很多，但現在山歌幾乎失傳，年輕人都唱劉德華或周傑倫。這讓人很無奈。鄉村裏有些人以前的孝道靠雷公來維係，比如一聽到打雷，就會大聲問，“娘老子，我給你稱肉吃好不好，我給你做棉衣好不好”——其實這是說給雷公聽的，因為他怕遭雷劈。但現在有避雷針了，人們也相信數理化了，那麽新的道德敬畏感又從哪裏來？新的道德標尺該如何建立？我們既不可能重新關上國門，也不可能重新回到迷信，那麽就進入了一個艱難的轉型時期。眼下鄉村裏活躍著一些宗教，其實就是來填補空白。它正負兩方麵的作用暫且不論，但在我們這個宗教傳統薄弱的國家，光靠這個力量肯定不行。
蔣祖烜：這跟過去確實不太一樣，過去農村靠宗法製度，靠族規村約的約束，靠鄉間賢達、德望高的人的教化影響，但現在情況不一樣了，這些傳統的東西幾乎都已解體，這個時候鄉村道德人心要靠什麽來支撐？
韓少功：在一個市場化時代重建世道人心，是“中國道路”的一大戰略性難題。市場鼓勵逐利，這沒有錯；但要實現整個社會的義利並舉，那就不能止於市場，還要輔以平衡這種市場化的製度體係和製度力量。讓有義者榮，讓無義者辱；讓有道者路寬，讓失道者路窄——這就需要大膽的製度創新，從模仿資本主義走向超越資本主義，走出一條社會主義的製度化新路。這遠遠超出了學校、媒體、宣傳部的工作範圍。當然，在這一個綜合性工程裏，除了硬約束，還有軟實力；除了製度，還要教化。比如從政治精英和知識精英開始，從社會最基本的細胞家庭開始，相當於我們過去說的“天地君親師”，官員要像官員，師長要像師長，父母要像父母，成為組合性的道德表率。孟子說過：小吏可謀食，大官一定要謀道。柏拉圖也說過：老百姓可以發財，但治國的哲學家一定不能有私產，還應天天在公共食堂吃飯。他們的意思就是上下有別，對下可以寬，對上一定要嚴。我理解中新的“鄉間賢達”就是這樣一些人，一些有影響力的鄉村精英，包括黨政幹部、教師、醫生、企業家等等，承擔起一種道德身教的責任。
道德是文化的核心。精英隊伍的道德身教是核心的核心。核心價值觀有效釋放能量了，民風正、民氣旺，許多問題會迎刃而解。這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問題。怎樣適應現代的市場經濟，同時又能重建一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並能超越市場經濟的一個可靠而堅實的道德體係，還需要城鄉各界長期的實踐探索。在這個意義上，“美麗鄉村”建設過程中，城市居民其實也是一個責任的密切關聯方。
201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