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思亂想——答《北美華僑日報》記者夏瑜
胡思亂想
——答《北美華僑日報》記者夏瑜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87年《北美華僑日報》。
夏瑜：有些評論家常常把你看作“尋根派”的代表性作家，你怎麽看待這種評價？
韓少功：有一種“尋根”的意向，但不好說什麽“派”。一談派就有點陣營感、運動感，而真正的文學有點像自言自語，與熱熱鬧鬧的事沒有多大關係。其實，讚成“尋根”的作家也是千差萬別的，合戴一頂帽子有點別扭。“尋根”也隻是很多問題中的一個，我們談了根，也談了葉子，談了枝幹。是不是要有“葉子派”，“枝幹派”？
夏瑜：最近的青年“黑馬”評論家劉曉波對中國傳統文化采取全盤否定的態度，批評了“文化尋根”，也批評了李澤厚。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是“理性本位”，是壓抑人性的，與西方文化的非理性主義水火不容。你的意見呢？
韓少功：劉曉波批判中國封建傳統的急迫心情和叛逆精神，包括他的某些意見，我可以讚同。問題在於，批判東方封建就否定東方文化，那麽批判西方封建是否就要否定西方文化？西方就沒有封建？就沒有奴隸製？就沒有宗教法庭？或者說那些東西倒要中國文化來負責？他要解放人性，這也沒錯。但西方的宗教就不壓抑人性？批判宗教對人性的壓迫，是否就要把宗教藝術一筆勾銷？這樣的思路都太簡單了。他還說“尋根”就是倒退，但即便是向後看，文學中的題材後瞻與精神倒退好像也不是一回事。歐洲文藝複興時期的藝術多是取材於希臘、羅馬神話，但很難說那是一場倒退的運動。更進一步說，一個有文學常識的人，談文學是不宜用“進步”和“倒退”這樣一些詞的。不懂得功利觀和審美觀是兩種不同的尺度，要求文學附庸於功利，用一種即便是十分現代的功利觀來統一所有的文學，這本身就不“現代”，與現代多元思維方式相去甚遠。
夏瑜：劉曉波說的“理性本位”主要是指孔孟之道。你是否可以談談自己對中國文化傳統的理解？
韓少功：中國文化傳統是一種複雜的存在，正如西方文化傳統也從來不隻有一種聲音。我就看不出，西方傳統文化是如何不“理性本位”的。從古希臘哲學到歐洲啟蒙主義，我們能得出“非理性主義”的結論嗎？反過來說，中國的莊禪哲學，從來就涉嫌非理性。中國傳統文化以孔孟為表，以莊禪為裏；以孔孟治世，以莊禪修身。莊禪哲學中所包含的相對觀念、直覺觀念、整體觀念，至今是人類思想的一大筆財富。中國人對此知道的不多，西方人能理解的更少，僅有愛因斯坦、萊布尼茲、玻爾、普理高津、海德格爾等學界大智者，才驚歎東方文化的智慧。我們要做的事，是要使這種文化傳統的負麵效應轉化為正麵效應。劉曉波把一種要求社會政治改革的情緒，擴展為文化上全盤西化的主張，是一種思維越位，一種走火入魔。說“中國傳統文化全是糟粕”，這是什麽意思？讓十億中國人都戒中文、用西語？都禁絕中醫、獨尊西藥？我懷疑這不是他的本意，他們隻是借助偏激來增強自己聲音的響亮度。我們也許不必過分認真。
夏瑜：你的《歸去來》、《爸爸爸》、《女女女》一類作品，讓有些讀者覺得比較難解，不知它們的主題是什麽。你能否談談對作品主題的看法？
韓少功：打個比方吧：主題可以是思想，是線條的；也可以是情緒，是塊麵的。當然也可以線麵結合，又清晰又朦朧。有些讀者可能已經習慣了結論式的主題，單一性的主題。但《爸爸爸》這一類作品的主題可能是多義性的，甚至不構成什麽定論，幾乎是一些因是因非的悖論。因此不僅是讀者，我自己也覺得難以把握。我對這一點表示抱歉。有時候，小說不一定通向結論，倒是通向一些困境。道家有“齊物論”，佛家有“不起分別”說，也是困境。我有一次在上海說，作者對描寫對象的認識過程，在創作中應該是一次成功，也應該是一次失敗。於是發現自己迷失了，把讀者也引入了一種迷失。但這種迷失是新的尋求的起點和動力。從曆史上看，哲學、科學、文學，最終總是發現自己對著一個奇詭難測的悖論。但悖論並不可怕，倒是思維懶惰比較可怕。悖論是邏輯和知識的終結，卻是情緒和直覺的解放，通向新的邏輯和知識。
夏瑜：西方很多現代主義的作品也是比較不易把握，對讀者的智力形成了極大的挑戰。你認為這種情況是必然嗎？
韓少功：我並不偏好眼下某種被視為“新潮”風範的晦澀沉悶，有時為了把思想情緒表現得更強烈，不得已犧牲一點明朗，私心也當遺憾。我想，作者應該盡力做到把故事寫得明白。讀者讀不懂故事，作者應負責任；要是讀者讀懂了故事卻不解其含義，責任恐怕就在於讀者自己了，在於讀者自己的理解力了。在這種情況下，怎麽辦呢？如果讀者預感到這些作品有含義，覺得這些含義還有些價值和趣味，那就來自找苦吃吧。當然，很多讀者恐怕沒有費力的必要，他們還有很多重要的事要幹，時間很寶貴。
夏瑜：你怎樣看待《爸爸爸》裏麵那些原始文化的元素？包括那些具有非理性色彩的神話和傳說？
韓少功：一切原始或半原始的文化都是值得作家和藝術家注意的。文學思維是一種直覺思維——這不是指具體的文學作品，具體作品中總是有理性滲透的；而是指作品中的文學，好比酒中的酒精——這種文化的元素和基質是直覺的。原始或半原始文化是這種直覺思維的某種曆史的標本。隨著人類進入科學和工業的時代，整個人類精神發生了向理性的傾斜，直覺思維，或者說非理性思維，被忙忙碌碌的人類排拒了，進入了隱秘的潛意識的領域，在那裏沉睡。隻有在酒後，在夢中，在瘋癲狀態下，在幼兒時期，總之在理性薄弱或理性失控的情況下，人們才零零碎碎地捕捉到這種思維的跡象。應該說，古人早就悟到了文學與酒，文學與夢，文學與“癡狂”，文學與“童心”的某種密切關係，但沒有深入地探究。列維·布留爾等人研究原始思維，皮亞傑等人研究兒童思維，弗洛伊德等人研究潛意識思維，都有卓著的成果，但沒有注意到或沒有充分強調它們與藝術思維的關係。其實，這些研究是互有關聯的。因為原始時期就是人類的幼年時期，而幼年時期就是一個人的原始時期。它們並沒有消逝，而是潛入了人類現在的潛意識裏。在這個意義上，開掘原始或半原始文化，也就是開掘人類的童心和潛意識。這正是藝術要做的事。
人類在科學與工業社會裏普遍的惶惑不安，正是基於自我的分裂和偏失。人被條理分割了，變成了某種職業、身份、性別、利益、年齡、觀念，因此需要一種逆向的回複和整合。人在白天看得太清楚了，需要夜晚的朦朧和混沌。人作為成年人太勞苦了，需要重溫童年的好夢。藝術就是這樣產生的。藝術是什麽？藝術是對科學的逆向補充。
夏瑜：這麽說，你也是讚成劉曉波所說的“非理性主義”？
韓少功：一說成“主義”，就比較容易簡單化，容易造成思維越位。其實我們也應該讚成和提倡理性主義。問題在於，在很多人那裏，理性和非理性常常用錯了地方。比如說從事常規的經濟和科學，是很需要理性的，但在中國的“文革”期間，“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敢叫日月換新天”什麽的，像寫詩歌和宗教迷信，很不理性。倒是那時候的文學藝術，卻要緊跟黨的文件，圖解政治理論，弄得很概念化和公式化，毫無非理性思維的一席之地。這叫寒火不清，陰差陽錯。
類似的情況還有：有人說中國人公共意識太強，習慣於公天下和大一統，自我意識太少，因此得提倡私利主義或個人主義。其實，中國國民中是私利主義太少嗎？那種遍布各個單位人整人、窩裏鬥的勁頭，那種在公共場所大吵大嚷橫衝直撞的現象，叫什麽主義？問題是私不私、公不公，隱私生活太公共化，公共生活太私我化，也是黑白倒置，陰差陽錯。所以，我認為中國文化心理問題不是一個要批儒家、批理性、批所謂社會意識的問題，而是一個改變結構的問題，把各種意識用對地方的問題。文學也是這樣。經過十年“文革”，中國作家現在既需要強化理性又需要強化非理性，滋陰也要壯陽。而且特別要注意的是：不要用錯地方。
夏瑜：現實主義文學追求“客觀真實”，但在你的近作中，很多事物變得似真非真，比如《爸爸爸》裏的丙崽吃了毒藥也不死。你寫作時是怎樣考慮的？
韓少功：絕對客觀的真實大概不會有，這已被物理學證明了。“測不準原理”就是基於這樣的發現：一千次觀察可以有一千種結果，哪一種結果才算得上“真實”？所以，我們談真實的時候應注意層次，用不同的尺度，比如，區分一下客觀的真實和主觀的真實，這樣巴爾紮克和馬爾克斯都可以說寫得真實，史傳和神話都真實。不然就談不清楚了。一個人寫作，有時把陌生的生活熟悉化，有時把熟悉的生活陌生化，變假為真，化真入假。《紅樓夢》中“假作真時真亦假”，有“甄”“賈”二公。這都是從另一個層次來談真假，與文學中的虛假造作無關。
夏瑜：你是“文革”後出道的作家，《月蘭》、《西望茅草地》等表現了你對“文革”的尖銳批判。請你談談對“文革”的看法。
韓少功：“文革”是中國的災難，是製度積弊、文化積弊、人性積弊的一次集中爆發。但它也是一道閃電，使人看清了很多東西，有利於中國的下一步改革。中國新時期作家，還有他們史無前例的廣闊眼界和深入思考，都是“文革”孕生出來的。
夏瑜：對中國新時期文學的前景，你有什麽預測？
韓少功：傷痕文學的時期已遠遠過去了。比題材，比膽量，比觀念，比技巧的熱鬧也將要過去了，衝鋒陷陣和花拳繡腿已不足以為文壇輸血了。國內這十年，匆匆補了人家幾個世紀的課，現在正麵臨著一個疲勞期和成熟期。大部分作者將滯留徘徊，可能有很多作家會轉向通俗文學和紀實文學，但也會有少數作家堅持建築自己的哲學世界和藝術世界，成為文學的大手筆。另一方麵的情況是，大眾傳播，或者說電子文化，將對文學產生極其深刻的影響。文字是印刷文化時期的帝王，但現在它的地盤大大收縮了。電子文化更具有全球性、綜合性、大眾性、快捷性、簡約性等等。人們見多識廣而一知半解，可能出現一批批速成的觀念、速成的技巧、速成的作者和讀者。太速成也就可能淺薄，容易速朽。這對文學將亦禍亦福。當然，這不光是文學的問題，也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我有一個感覺，人類文化正麵臨一次根本性的嬗變，一次意義完全不同的“文化大革命”。電子文化洞開了一個十分刺激十分快活十分危險的精神空間，也將大大重塑人性的狀態。
當然，作為一個作者，我不必為未來算命。文學有點像自言自語，作家常常管不了那麽多。
1986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