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

  癌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80年《湘江文藝》，後收入小說集《飛過藍天》。


  小鄭真真切切聽清了那個字——癌！不是同音的呆，或者埃，或者捱，而是晴天霹靂一樣的“癌”。她懵了，差一點暈過去。


  怪不得一個普通的淋巴瘤，檢查過程搞得那樣複雜，又是抽血，又是照片，又是鬼鬼祟祟的會診。也怪不得劇團裏興師動眾，領導前後來了好幾趟，水果罐頭一類禮物多得異乎尋常。她當時還傻乎乎地高興，現在總算明白了，那些禮物是可憐，是悲哀，是臨終關懷。


  死亡曾是很遙遠的事情，遠得看不見，不需去想，現在卻呼的一下逼近眼前，就像飯盒和茶杯一樣實在。死亡就在她身上了——她感到胸口有痛點，接著胃部、肝部、頭部、膝關節乃至全身都有了痛點。她已經呼吸急促，身體消瘦，動不動就嘔吐，連去水房裏洗個臉也站立不穩，眼一黑，摔倒在地。當時，好像是那個胖胖的張嫂跑過來發出了驚呼，於是人們急忙趕到，七手八腳地把她抬回病房。隨著大夫們又一次會診，氧氣瓶那樣可怕的家夥也戳在她床頭。


  小鄭不想輸氧。反正要那個了，折騰還有什麽必要？她偷偷地把太平間看過一眼，看到了那間自己將要進入的肮髒小屋。她回憶起有一次到火葬場送別死者的情形，開始把那裏的煙囪、鐵爐以及靈堂與自己聯係，想象自己進入焚屍爐時的溫度和氣味。她就要死了。是的，要結束了。眼前的禮物、窗戶、院牆、藍天、白雲、小鳥都不再有意義。看一眼，也許就是最後一眼，就像她已經最後一次地逛過街，買過鞋子，打過電話，上過舞台，參加過政治學習……隻是做這些事的時候，她並不知道那是最後一次，不可再重複的一次。


  指導員眼下也許是最後一次對她說話。誰知道呢？

  “小鄭同誌，你不要怕。”對方拍拍她的手，“你放心，組織上正在積極想辦法，一定把你這個病治好……”


  顯然是在哄她。


  “小鄭同誌，你有什麽要求，也可以向組織提出來……”


  “我要把我媽媽接來……”


  當然，當然，一點問題也沒有。指導員立即拍板，要這個去發電報，要那個去安排房間，還交代什麽人處理接站和夥食問題——總不能讓老人家住醫院吃病號飯吧？在這一過程中，沒有任何人提到小鄭的媽媽是什麽人，好像她已經成了一個正常的母親，一個應該受到歡迎和照顧的老人，不再是一個地主婆，一個反革命家屬，一個人們必須警惕必須監視必須怒眼相向的家夥。


  小鄭以前也不知道母親是敵人。那一天晚上，她在劇院裏演出，還沒卸裝，指導員遞給她一份電報。電報是媽媽打來的，稱自己有罪，對不起孩子，最近被革命群眾揪出來了，馬上就要被開除公職遣返回鄉。這真是給她當頭一棒，整個世界轟隆隆垮了下來。媽媽遊街了嗎？戴高帽了嗎？在批鬥會下跪了嗎？在混亂中挨打了嗎？剃了光頭或陰陽頭嗎？受罰去掃廁所了嗎？父親去世多年，不在媽媽身邊。媽媽絕望之下能找誰說說？在一個無心準備晚飯的孤獨黃昏，在一個風雨吹打窗戶的無眠深夜，媽媽萬念俱灰，會不會一咬牙尋短？……她的淚水奪眶而出，好在臉上全是油彩，同事還以為她的淚水是卸妝油。


  她必須立即趕往母親所在的那個城市，哪怕早一分鍾早十分鍾趕到也好。公共班車第二天早上才會有，她不能等了，一個人半夜出發，餓著肚子走了六十裏路，直到天亮前才遠遠看見了鐵路線和訊號燈……


  回到家裏，她以為自己進錯了門。家裏一切都變了樣，空蕩蕩的，隻留下一些爛紙屑和空瓶子。弟弟和妹妹大哭著撲上來，三人抱頭痛哭，什麽話也說不出來。媽媽也出現了，瞪大了眼睛，額前的白發和大襟婦女裝使她變得陌生。一個當年部隊文工團的歌劇演員，一個多年來優雅端莊的大學講師，眼下像個清潔工。還有她的手，變得多麽粗糙嗬，銼子一樣銼著女兒的手背。


  “媽……”


  “星兒，你回來了？”


  “媽，就要走嗎？”


  “星兒，行李都已經上車了。我還以為你趕不上了，以為見不到你了。”


  往下還說什麽呢？什麽也沒法說。專案組的人來催促他們上車，在家門口貼封條。一輛大貨車的車廂裏，兩個專案組的押送人員冷若冰霜，正襟危坐。母女倆不便深談，隻能說一點家事，關於弟弟妹妹以後讀書的學校，關於鄉下的親戚和房子，關於湖區的血吸蟲，關於母親的胃病。隻有弟弟與妹妹不大懂事，東張西望，問這問那，似乎還有一種旅行的興奮。


  “姐姐，我們到鄉下去，鄉下有牛吧？”


  “當然會有的。”


  “鄉下還有大白鵝嗎？”弟弟也在想象。


  “當然會有的。”


  “大白鵝不會咬我吧？”


  “怎麽會呢，放心吧。”


  “那就好。”弟弟拍起手來，“那我們快去吧。大汽車，加油！大汽車，加油！”


  鄭星星差點忍不住淚水，隻能轉過頭去，假裝看車後滾滾的塵浪。


  汽車出城五公裏，十公裏，二十公裏，三十公裏……小鄭不能再遠送了，隻得再一次擁抱親人，跳下了汽車。她一下車就沒再回頭，不想再看到兩張幼稚和無辜的小臉，還有母親眼中的淚花。


  這一天夜裏她是在火車站度過的。她本來還打算回家，甚至習慣性地登上了第7路公共汽車。“到哪裏？”售票員衝著她問，準備給她撕票。但她突然一怔，這才想起她眼下有點荒唐。她應該回家嗎？那個大院裏還有她的家嗎？不，那裏隻有一處空空的房子，隻有滿地的紙屑和空瓶子，還有大門上的封條和鐵鎖。她直到此時才意識到，在這個熟悉的城市裏，她不再有家了，第7路公交車同她不再有關係了。她紅著臉，請求司機停車，在旁人疑惑的眼光下慌慌下車。


  看看表，返回縣城的火車還差七個鍾頭才會到達。她在大街上無目的地遊蕩，最後坐在火車站候車室裏，捧著臉，咬住一絲頭發，靜靜地等待夜晚降臨。路燈一盞盞亮起來了。媽媽和妹妹現在怎麽樣？在車上冷嗎？吃過了飯嗎？進入了怎樣的田野和村鎮？……遠了，更遠了，更遠了。她感覺自己已經一撕兩半，另一半在地平線的那一端，永遠也無法找回。


  回到小縣城的劇團，她準備向組織匯報這件事。但她一看到同伴們的臉色，就知道這樣做純屬多餘。大概是母親的組織上已經通知了劇團領導，大概消息早已擴散開來，她感到很多目光都在偷偷打量她，很多人在躲藏她身上的什麽瘟疫。連同房的小梅，以前像是她的影子，總是幫她打飯打水的，但現在食堂裏一響鈴，對方隻拿走自己的飯盆，隻提走自己的熱水瓶。還有那個樂隊的小黑娃，以前總到她這裏來嬉皮笑臉來蹭白糖，但現在她把白糖準備好了，就放在當眼的桌上，但小黑娃端著一碗稀粥去了別人的房間，不再朝這張門看一眼。


  從此，她害怕填履曆表，一看到“家庭成員”、“社會關係”、“政治麵貌”這樣的欄目，就心跳加速和兩腿發軟，覺得自己進入了被告席，正接受法庭上嚴厲的指控。她也害怕政治思想學習，一聽到“階級立場”、“階級鬥爭”這樣的詞就手心出汗，覺得那些詞都是有所指，都意味深長，是專門為她準備的，刀子一樣一層層剝著她的偽裝。她當然更怕談到媽媽，怕別人談到媽媽，甚至怕台詞裏出現“媽媽”的字樣。在一台新排演的劇目裏，她扮演一個革命母親的女兒，但強烈的舞台聚光燈下，她居然一個“媽”字沒喊出來，淚水不知為什麽已嘩嘩湧出——雖然這裏的規定表情應該是笑。


  幸好她還能隨機應變，接下來哈哈大笑幾聲，於是悲淚變成了笑淚。


  但領導和群眾眼睛是雪亮的。一次團支部會上，那個姓羅的團小組長嚴肅發言了：“鄭星星同誌的立場感情還有問題。為什麽一談起家庭就緊張呢？為什麽對政治運動興奮不起來呢？上次在台上，喊一聲媽就淚流滿麵，是觸到了什麽心事了吧？是想到了你自己吧？想想看，這是一種什麽樣的感情？……”這番話像引爆了一顆炸彈，造成了會場上的一片議論，嚇得小鄭全身冰涼張口結舌，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


  也就因為這一次殺傷力極大的揭露，她的預備團員轉正沒有得到通過，可能也永遠沒法通過。她出演主角的資格也受到懷疑，後來隻能演一些不大要緊的群眾甲或者群眾丙，或者幹脆去後台打打雜，拉拉幕布或者敲敲響板，送送水或掃掃地。


  她有點怨恨自己的母親了。大多數同事都有個好媽媽，為什麽偏偏她就沒有？為什麽老天爺要給她攤上這樣一個地主婆和反革命分子？她不論怎樣吃苦，不論怎樣好學肯幹，但在人們麵前總是抬不起頭來。原因不是別的，就是母親欠下的罪惡需要女兒加倍償還。她對此感到不解，委屈甚至憤怒。媽媽你到底幹過一些什麽呢？在她再一次遞交入團轉正申請書的時候，她開始批判母親，詛咒母親，還把母親的每封來信交給組織以示自己的清白和正義。春節後的長假補休期間，人家都高高興興地回家探親，她不回家，與母親劃清界限，倒是天天到食堂廚房裏陪伴張嫂，與那位貧農出身的女人增進著感情。為了不讓人家懷疑她的真誠，她誇張自己的高興與活潑，用演員的一套功夫來維持刀槍不入的笑容。剛唱完小常寶的京劇唱段：“聽那邊槍聲響亮”；又大唱李鐵梅的京劇唱段：“我家的表叔數不清”……她的歌唱到處飛揚。


  有一天，傳達室的老頭把一個男孩領到她麵前。她看了好一陣，才從男孩的眼睛裏看到了熟悉的神色。


  “小弟——”她驚叫了一聲。


  小弟已經長個頭了，像個少年了，但滿臉滿身的泥垢使他像個叫花子。事實上他差不多也就是個叫花子，背著媽媽離家出走，又是爬火車又是混汽車，又是偷饅頭又是撿菜葉，走了三天三夜才找到了姐姐這個地方。


  姐姐第一件事就是把他帶到飯店，給他要一碗麵。姐姐剛向服務員交完錢糧，回頭時不禁大吃一驚：麵碗眨眼間就空了，一點湯都沒剩下。


  姐姐盯著呆呆的弟弟，還有筷子上的湯漬，什麽都明白了，再也忍不住的淚水奪眶而出。她捂著自己的嘴，向門外的公廁一路跑去。


  待弟弟吃完第三碗麵，吐勻了氣，臉色有紅潤，他才開始說話：“姐姐，回家吧，媽媽好想你，我們都好想你……”


  “姐姐很忙，沒法請假，知道嗎？乖……”


  她沒有答應弟弟的要求，隻是給他洗了澡，換了衣，買了一雙新鞋，還買好了連程車票和大包小包的食品，送他上火車。她當然也給母親買了兩段布，但像往常一樣，她沒有給媽媽寫信，害怕寫下信紙開頭那個“媽”字。不是她狠心，她隻是不願意再麵對過去，不願再增加無窮的麻煩。


  她當然還悄悄珍藏著一件綠色毛衣，是媽媽用自己一條大圍巾給她改織的。她每次下鄉支農勞動時，情願自己受冷挨凍也不願穿上這件毛衣，擔心扁擔會把毛衣磨破。同事看到她牙齒哆哆嗦嗦敲出聲響，看她兩件薄薄的單衣在寒風中鼓蕩，免不了會關切地問她，為什麽隻穿這麽一點點？


  “我不冷。”


  “你的毛衣呢？為什麽不穿上？”


  “不為什麽，我嫌它累贅……”


  好幾次，她凍壞了，回到劇團以後就感冒發燒。


  直到這一次身臨絕境，她才把媽媽織的毛衣找出來摟在懷裏。是的，對於一個臨死者來說，媽媽就是媽媽，至於政治身份，已經不再重要。媽媽很快就要來了，那個叫媽媽的人就快要來了。她突然發現，盡管很長一段時間不通音信，盡管她差點已經荒疏了“媽媽”這個詞，但在生命最後的一刻，她還是渴望一個人的音容，一個人的懷抱，一個人的氣息，一個人的撫摸和嘮叨……她對世界沒有依戀，最大的心願就是在那個人懷裏好好哭上一場，把這麽多年憋下來的哭聲放個夠。


  時值盛夏，不是穿毛衣的季節，她還是穿上了毛衣，希望母親一進門就能看見它，看到女兒的心願。正在這時，她左眼皮跳了一下，不知是什麽意思。正在這時，小梅一陣風地跑來大聲叫喊：“星星，星星——”


  不會又有什麽禍事吧？


  “天大的喜訊：你不是癌症！”


  “你說什麽？”


  “你根本沒有癌症！”


  “你說什麽？”星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幾個幫著她為母親準備鋪位的同事也齊刷刷瞪大了眼睛。


  “不騙你，醫院剛才來了電話！”


  小梅急急地說，前幾天醫院檢驗科的人出了錯，把另一個人的切片檢驗結果填到了鄭星星的名下，才鬧出了這一場誤會。大夫剛才打來電話對此事表示抱歉。


  一片震耳欲聾的歡呼炸響。幾個同事一起跳起來，爭著與星星握手，與星星擁抱，慶祝她的絕處逢生。星星也喜極而泣，欲哭又笑，跑出門外摸牆，摸樹幹，看藍天，看樓房——這一切是真實的，新鮮的，明亮的，失而複得的！這就是生命，生命嗬！她恨不得把世界上親愛的一切都摟在懷裏。不用說，她胸口的痛點，還有胃部、肝部、頭部、膝關節乃至全身的不適也在這一刻奇跡般地消失。她感覺自己活力大增，身輕如燕，馬上就可以飛上舞台大放光彩。


  根本不要他人陪護，她立即去醫院辦理了出院手續，取回了自己的真實病曆。不過她興高采烈地剛回到劇團，就發現自己的房間又恢複了冷清。剛才熱心幫忙準備鋪位的同事都不見蹤影。被子隻包了一半。蚊帳也沒掛好。樂隊的小黑娃曾經說天氣太熱，要給她媽媽準備一把扇子和一個竹躺椅，但現在遲遲沒有送來，看樣子，不會送來了。


  她突然有所醒悟：一個電話使生活又回到了從前，包括她的母親也回到了從前，同事們怎麽可能為那樣一個母親熱情張羅？既然她不會死，那麽人際關係中怎麽沒有一點分寸？

  隻有食堂裏做飯的胖張嫂來看她，“你要不要準備點什麽菜？我上街幫你帶點雞蛋？帶點魚幹？”


  “不，不用……”她有點慌。


  “不是你娘要來麽？娘就是娘，好容易來一次……”


  “真的用不著，我們就吃食堂裏的飯菜。”


  “那怎麽行？食堂裏有什麽好吃？”張嫂幫著鋪床單包被子，“小鄭，你是怕人家說三道四吧？有什麽好說的？你娘是你娘，你是你。隻要你站穩了革命立場，加個菜有什麽要緊嗬？……”


  對方當然是一片好意，但鄭星星越聽臉色越白，額頭大冒冷汗。她知道自己應該站穩革命立場，也很想這樣去做。可什麽是站穩立場呢？比方說她該不該喊媽？該不該對媽媽笑？該不該去牽住媽媽的手？該不該陪著媽媽散步？該不該給媽媽打洗臉水？該不該給媽媽加菜？該不該在媽媽的肩頭痛哭一場？……時間已經來不及了，她沒法去追發一個電報阻止母親的行程。這就是說，要命的事態無法阻擋，此時母親可能已經在火車上，可能已經下了火車，一堆巨大的難題可能正緩緩走向劇團大門。


  她抱住自己的雙臂，緊張萬分地注意著周圍動靜，等待著可怕的腳步聲由遠而近——真是比癌症還要可怕。也許，她現在應該再去打一個電話，問一問醫院她的檢驗結果是不是再一次出錯。大夫，這個檢驗單為什麽不可能寫錯？


  1980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