憶康濯先生

  憶康濯先生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湖南平江縣毛氏族譜新編》。


  初見康濯先生時，他鬢白，枯瘦，因個高而背略駝，在我的印象中完全是一個老人的形象。其實他當時還隻有五十多歲，不過是在少年的眼光中提前成了一張老照片。他投身學潮的故事，奔赴延安的故事，在晉察冀邊區出生入死的故事……在後輩看來都足夠遙遠，無疑增加了這張老照片的模糊度和滄桑感。


  從老照片中走出來的他，卻有活躍而靈敏的清晰風貌，甚至不無幾分天真。據說他飯量小，睡眠也少，卻能精神抖擻地連軸轉，幾乎是一種筋骨型的高能物質。他能準確叫得出來自各地業餘作者的名字，說出他們作品中的人物和細節，記憶力堪稱驚人。作為省文聯的資深主席，他同這些工人、農民、小職員熟如老友，打成一片，時不時開個玩笑，有時說得興起還會一屁股坐到辦公桌上，雖戒煙了卻索要一支煙拿來嗅一嗅，大概是要延續自己煙友的身份，拉近與老友們的距離。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正值新時期文學的破冰時期。想必是湖南省“第一大黑鬼”的受害經曆，給他留下了對“文革”的切膚之痛，他在隨後的思想解放運動中挺身而出，勇倡改革和開放，常有驚人之議，成為老幹部群體中的少數異類之一，因此也獲得大批新銳中、青年作家的尊敬和擁戴。我的短篇小說《月蘭》在《人民文學》雜誌發表，因是一篇表現鄉村生活的悲劇故事，被台灣和前蘇聯的媒體轉載，引起了輿論界激烈的爭議。先生對此事似乎比我還著急。據說他在好幾次會議上為這一個作品辯護，又私下約我商議對策，還主動給我續寫了上千字，加上一個“光明的尾巴”，以免我橫遭可能的政治批判。


  我不大理解他的政治經驗，不覺得這個“光明的尾巴”有多好，而且隨著時過境遷，管製尺度進一步寬鬆，這種文字防身術也逐漸變得多餘。但他當年心急如焚“護犢子”，不把自己當外人的代筆疾書那一幕，仍是我心中恒久的溫暖。


  在他的力推之下，這篇作品獲得省裏一項重獎，算是對它在全國評獎中呼聲甚高、卻最終因爭議而落選的一種彌補。


  我後來才知道，他原名毛季常，出生於原湘陰縣（現汨羅市）的毛家河，與我知青時代的務農之地同屬一縣，甚至相距不過數裏。這使我後來讀他的《水滴石穿》《我的兩家房東》等作品時就多了幾分親切感，多了不少有關氣味和聲音的想象。我與他一同去北京參加全國作協理事會，同住一室（當時大家都習慣於這種多人合住的節儉製度）時，還聊過不少汨羅江邊的掌故。他說到家鄉的薑鹽茶，說到家鄉的紅薯粉和糯米粑，一句句都擾動了我的青春記憶。他還說到家鄉人為什麽把上廁所說成“解手”——這是因為以前湘楚之地戰亂頻繁，戰俘和囚犯多，上路遷移總是被嚴加捆綁，以一長繩連成串，其中縛兩隻胳膊為“大綁”，縛一隻胳膊為“小綁”，隻有到上廁所時他們才得以鬆綁，謂之“解手”。他的這一解釋讓我頗長見識，在我看來也是最富有曆史感和邏輯性的說法，後來曾被我錄入一篇隨筆。


  聊得多了，見我興奮不已，他不免冒出幾分得意，說我們這些老東西肚子裏還是有些貨的！是不是？別以為隻有你們年輕人玩什麽“現代派”“尋根派”，我們當年……嘿嘿，那才學也是不得了的嗬！


  這一刻，眼前分明是有趣頑童一個，哪是什麽駝背和咳嗽的老人。再往下說，他是不是還要同我比試一下詩詞格律或者英語格言？


  我與他曾相約找機會一同回汨羅看看。不料我遷調海南後不久，就聽到他不幸病逝於北京的噩耗。一諾終成夢，陰陽竟兩隔。一位飽經世紀風雨的文學前輩，一臉不無孩子氣的嘿嘿微笑，就這樣匆匆遠去了。二〇〇〇年，我時隔二十多年後又回到湖南，回到汨羅，在山南水北之地築廬而居，階段性地晴耕雨讀。當汽車沿著一江碧水向前飛奔，我常常會忍不住朝毛家河的方向看一眼，看看那裏的山林、牛群、炊煙，看那裏的依稀的人影。我的目光在奔赴一個久遠的約定。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