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妮之道

  安妮之道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3年《海南日報》,後收入散文集《海念》。


  安妮·居裏安翻譯過我的一些小說,是法國漢學家中文學譯筆最佳之一——很多法國讀者這樣告訴我。她還翻譯和研究過沈從文、陸文夫、汪曾祺、史鐵生、楊煉等等。如果說翻譯也是創作,那麽法國人心目中的這些中國作家已非真品,其實有一半是她的血脈,她的容顏。


  最初見到她是在一九八八年的巴黎。她套著一件深藍色的肥大布襖,駕一輛半客半貨的灰色工具車,從彌漫著光流香霧的香榭麗舍大街上匆匆駛過,奔赴某個書店或某個講演廳裏的中國文學。三年後我在戴高樂機場再次遇到她,她還是穿這件衣,還是駕這輛車,依舊與脂粉無緣。這使人難以知悉——其實也使人容易知悉,她出身於巴黎望族,親屬中有一串讓法國小民驚羨的科學院院士、內閣部長等等。而她本人也是最高學術機關——法國科學院的研究員。這種人不是最有樸素的權利麽?

  一九六八年人類理想主義的大年和熱季,紅色成了法國學子們的流行色。他們向資產階級的政府大廈揮舞著拳頭,高誦毛澤東的語錄,聲援中國與越南,打起背包走向工人農民的貧困區……安妮的丈夫皮埃爾向我比畫著講述他們當年的狂熱。我懷疑安妮的中文學習,就是從毛澤東的小紅書開始。


  但她不喜歡中國的一些常用語,比方說“犧牲”。


  她說,她從不願意用這一個詞。犧牲是什麽?為誰犧牲?誰是享用犧牲的聖主?現代西方人不犧牲。她更能接受中國的另一些話,比如“道可道非常道”,比如“三個和尚沒水喝”。


  於是,我看出法國當年的紅色,在“犧牲”這片透鏡下,呈示出與中國紅色不同的光譜。


  她像不少法國人一樣,有時談論美國,就像談論鄉下某個突然冒出來的暴發戶,而可口可樂,一般來說簡直是淺薄粗野的贓證——雖然她如此詆毀友邦後總是禮貌地補償一些對美國的讚詞,但她談論中國的古典哲學、中國的當代作家、中國的寺廟和書法、中國山民的耕耘和圖騰儀式,眼裏總是閃耀著非禮貌亦非職業興趣的由衷欣喜,一次次朗笑之後,抿嘴低下頭去,起身去幹別的什麽,會心笑意仍開放於嘴角良久——這種側麵最能焦聚她的美麗。


  有一次,她還願意學做中國菜,切了點辣椒,切了點蒜,在同西紅柿鬥爭的時候差點切了自己的手指,緊張得臉一直紅到耳根。她把這些東西煮成一鍋,非中非西糊糊塗塗,如同比較文化熱衷一些時髦論著。最後我按捺不住,說還是我來做算了。


  她的英文也好,幾度在美國當訪問學者。但密布美國的卡拉OK令她好笑,美國人習慣於雇傭花工定期上門剪草澆花(此現象在法國大概也漸漸增多),使她不可接受。在她看來,自己動手是一種自尊,一種光榮和樂趣。她和丈夫忙碌家務的時候,你可以感覺到,他們修整著綠茵小院,其實是清掃著培育尊嚴的精神淨土。


  她在中國最感不快的經驗,是作為洋人處處受到的優寵,比方住特別的賓館,在特別的窗口買車票,得到政府官員特別多的笑臉。這不啻對她的侵淩和侮辱。她情願自己扛大箱也不讓侍者來代勞,情願兩腿酸乏地排隊也不去外賓窗口優先。她說有一次在黃山,她執意要住中國人住的旅店,與普通中國人接觸,結果竟被警察反複盤查,大概認為她有敵特之嫌,圖謀竊取有關黃山的情報。


  這次,她來武漢參加一個學術會議,又與我見麵了。大家同遊長江三峽的路上,東道主安排外賓坐一輛有空調的豪華中巴,內賓則坐普通大巴。安妮沒有表示抗議,克製著巴黎人喜怒均形於色的脾氣,但說什麽也要鑽到大巴上來,而且很不巧,坐在震動最劇烈的後排座。車一出城,黃塵一浪浪撲入窗內,連中國人也嘖嘖煩言地捂鼻子抹脖子。但她不顧主人一次次規勸,堅持不回到豪華的涼爽和潔淨中去。她在車殼子乒乒乓乓震耳噪聲中,在塵浪的氣味中,興致勃勃地扯大嗓門,與鄰座的黑發黃膚者談長江、談法國,甚至耐心地為某英語愛好者當口語陪練。滿車男女都喜歡上她了。“這個法國妞,除了鼻子高一些,與中國人沒什麽兩樣嗬。”有一老頭這麽說。


  “為什麽隻注意我的鼻子?我的眼睛也同中國人的眼睛不一樣,是不是?”她滋滋喜悅之餘卻有些不解。


  船入小三峽,船重水淺,內賓們須上岸跋涉一段,安妮自然拒絕繼續留在船上的優待。我知道,這並非她有行走癖,也不是有意克己矯俗。她是完全不讚成“犧牲”的。她隻是把對社會等級的蔑視,對普通人的親近,化作了自己的享樂。她的道與利欲已融為一體。


  道不能止於理智。理智之道是一種自我強製,隻是一種偽善者的勉強和造作而且常常伴有委屈感以及悲苦神貌,一有不慎,就會在利欲的爆發中灰飛煙滅。而真正的道是滲透骨血的。得道者們不覺得自己應該“做”什麽好事,不以為自己做過什麽“好事”,他們對每一個人、每一隻鳥、每一棵樹祥和欣悅的目光,純屬性情的自然。這種人出現在你麵前,不用開口也不用行動,他們的眼睛時時向周圍播染著愉悅、友善、充實和生活的自信,使你沐浴著無善無惡的大心之光。人們可以在一大群人中,毫不困難地把他或她辨認出來。


  安妮用這樣的目光,凝視著三峽群峰,眺望山那邊的山,雲那邊的雲,射向世紀末深不可測的藍色天宇。長江在她腳下,黃湯奔瀉,汙濁了一切倒影,也把一切汽笛聲淘洗成嗚咽。她說得對,她的眼睛是天宇的色彩,與中國人不一樣。


  這一次,她送給我她女兒朱麗的一張畫,漢文題目是“中國女兒”。畫中人像朱麗自己,但也像她母親,有一對藍色的眼眸。


  1993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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