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秘密的舞蹈
守住秘密的舞蹈 注釋標題 此文最初發表於2016年《十月》雜誌。
總統的尷尬
飛行三個半小時，轉機等候四小時；
再飛行十四小時，轉機等候五小時；
再飛行九小時……差不多昏天黑地兩晝夜後，飛機前麵才是遙遙在望的安第斯山脈西麓，被人稱為“世界盡頭”的遠方。
隨著一次次轉機，乘客裏中國人的麵孔漸少，然後日本人和韓國人也消失了，甚至連說英語的男女也不多見，耳邊全是嘰嘰喳喳的異聲，大概是西班牙語或印第安土語，一種深不見底的陌生。但旅行大體還算順利。隻是不再有機場提供行李車，行李傳送帶也少得可憐以至旅客們擁擠不堪熱汗大冒，一位機場人員還把我和妻子的護照翻來翻去，頓時換上嚴厲目光：“簽證？”
我有點奇怪，把美國簽證翻給他看，告訴他數月前貴國早已開始對這種簽證予以免簽認可。
他似乎聽不懂英語，又把護照翻了翻，將我們帶到另一房間，在電腦上劈裏啪啦查找了一陣，沒查出下文；翻閱一堆文件，還是沒找出下文，最後打了一個電話，這才猶猶豫豫地擺擺頭，讓我們過了。
這哥們對業務也太生疏了吧？
這幾個月裏他就沒帶腦子來上過班？
接待我們的S先生聽說這事哈哈一笑，說智利的空港管理已屬上乘，拉美式的亂勁兒應該最少。想想不久前吧，中國總理前來正式訪問，女總統親自主持的迎賓大典上也大出狀況，音響設備播放不出國歌。有關人員急得鑽地縫的心都有。中國總理久等無奈，隻好建議，不要緊，我們來唱吧。女總統於是事後向歌唱者們一再道歉和感謝：你們今天真是幫了我一個大忙嗬。
這一類事見多了也就沒脾氣。臨到開會了會議室還大門緊鎖，鑰匙也不知何處。好容易辦妥了留學簽證和入學手續，上課一天後卻不知去向。約會遲到不超過半小時的，已是這裏最好的客戶。領工資後第二天還能在酩酊大醉中醒來上班的，已是這裏最好的員工。你能怎麽樣？一位在墨西哥打拚多年的廣東B老板還說，有一次，幾個有頭有臉的墨方商業夥伴很想同中國做生意，他把他們帶到廣交會，特地設一豪宴，替他們聯係了局長、副市長什麽的，但等到最後也沒等來求見者。更氣人的是，事後問他們為何失約，為何關手機，他們在夜總會玩得正爽，笑一笑，就算是解釋了。
B老板說，笑笑還是好的呢，不然他們會搬出九十九個理由來證明自己根本沒錯，比如中國人為什麽要做金錢的奴隸？
其實拉美人不都是這樣粗枝大葉、吊兒郎當、尋歡作樂甚至好吃懶做，不都是“信天遊”“神邏輯”的主兒。但放眼全世界，連智利這樣高度歐化的國家也有盛典上的離奇尷尬，其他地方掉鏈子的還會少？
軍人政權頻現大概也就事出有因了。在過往的百年動蕩裏，大凡後發展國家都掙紮於農業文明潰爛過程中的貧窮和愚昧，麵對社會“一盤散沙”的難題。要聚沙成塔，要化沙為石，要獲得一種起碼的組織化和執行力，如果不依重政黨（如俄國、中國）和宗教（如伊朗），大概就不能不想到軍人了。當混亂與高壓的兩害相權，總得挑一個輕。當自由與溫飽無法兩全，光在理論上把它們捏攏了搓圓了，又管什麽用？軍隊是一道整齊而淩厲的色彩，具有統一建製、嚴格紀律以及強製手段，配以先進通訊工具，還有大多數領軍人的較高學曆。一旦遭遇社會危機，這道色彩便最容易在各種力量的競爭中脫穎而出，成為碎片化社會最後的應急手段。於是，城頭變幻大王旗，炮聲是最有效的發言，右翼的布蘭科（巴西）、翁加尼亞（阿根廷）、阿馬斯（危地馬拉）、阿爾瓦雷斯（烏拉圭），德弗朗西亞（巴拉圭）等，左翼或偏左翼的貝拉斯科（秘魯）、卡斯特羅（古巴），阿本斯（危地馬拉）、貝隆（阿根廷）等，都是穿一身戎裝走向國家政治權力巔峰。
中國人所熟悉的切·格瓦拉，記憶中定格為頭戴貝雷帽的那位現代派耶穌，日後被流行文化不斷炒賣的那位正義男神，獻身於玻利維亞山地戰場，其實也是這眾多故事中未完成的一個。
與格瓦拉不同，智利前陸軍總司令皮諾切特得到了美國中情局的支持。他用坦克攻下了國防部，然後下令兩架英國造的“獵鷹”戰鬥機升空，至少向總統府所在的莫內達宮發射了十八枚導彈，一舉剿滅了民選總統阿連德——這件事曾在中國廣為人知。這一幕狂轟濫炸，我在四十多年後聶魯達博物館的小電影上才得以目睹。播映廳裏突然濃煙四起。觀眾麵前的飛機俯衝尖嘯。當時頭戴鋼盔的總統拒絕投降，操一把AK47，率幾十個官兵正在做最後抵抗，再一次留下現代騎士的悲壯身影。作為他的密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社會主義者，聶魯達卻幫不上什麽忙。他所能做的，就是坐在我眼下抵達的這個海濱別墅，這個著名的船形愛巢，在政變的十二天後鬱鬱而終。他留下了第三任漂亮的妻子和桌上大堆的革命詩和愛情詩。
有意思的是，皮諾切特以密捕和暗殺著稱，欠下了三千多（另一說是近兩萬多）條人命的血債，日後受到國際社會幾乎一致的譴責。但他的經濟政策在智利一直陷入爭議。至少很多人認為，正是他治下十七年的強製改革，使自由化行之有效，贏得了經濟提速，奠定了日後繁榮的基礎——這樣說，是不是不夠“政治正確”？是不是涉嫌給惡名昭昭的軍人獨裁洗地？其實危地馬拉人評價他們的前總統阿本斯也是如此。盡管很多人厭惡那位左翼軍頭的土地改革、沒收買辦資產、反殖反美的外交政策，恨不能將其批倒鬥臭，但大多數還是承認，至少是私下承認，他左右政局的十年（一九四四—一九五四）算得上該國曆史上最為光輝的十年——這事又能不能說？
眼下，無論左翼右翼，將軍、校尉們的背影都逐漸遠去，太多往事成了一筆糊塗賬。很多當事人已不願向後人講述當年。何況流行的這主義那主義，已把往事越說越亂，越說越說不清了。
“誰是皮諾切特？”一對智利青年男女麵麵相覷，沒法回答我的問題，隻能在酒吧裏繼續玩手機。
“甲級聯賽裏沒一個這樣的球星嗬。”另一位睜大眼睛。
我沒法往下問。
莫內達宮在窗外那邊一片清冷，早已消除了牆垣上的彈痕累累，隻有一群鴿子騰空而起悠悠地繞飛。
群樓的天際線那邊
飛機降落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夜幕緩緩落下了。時間還早，但這個七百萬居民的大都市已靜如死水，連中央鬧市區的街麵也空蕩蕩，除了昏昏路燈下三兩黑影閃現，大概是流浪漢或吸毒者。商家們都已關門閉戶，到處一片黑燈瞎火，連吃個三明治的地方也沒法找。我們沒備隨身食品，看來今天得苦苦地餓上一夜了。
一個特別漫長和寂靜的夜晚。
受餓的原因不難猜想。第二天一早，發現賓館大門以緊鎖為常態，保安大漢須逐一驗明客人身份才放行出入。幾乎每個小店都布下了粗大的鋼鐵柵欄，用來隔離買賣雙方，以至走入店鋪都有一種探監的味道。陪同我們的S女士感歎，哥倫比亞誕生了文學巨匠加西亞·馬爾克斯，卻以毒品和犯罪率聞名於世。不要說街頭搶劫，就是入室打劫，我的媽，她剛來兩個月就有幸領教過一回。
在她的指導下，我們繃緊神經，全麵加強戒護，但百密難免一疏，躲過了初一沒躲過十五。到麥德林的第三天，時時緊捂的挎包還在，單反相機等也一五一十安然無恙，但就在擠上輕軌車的瞬間，導遊的手機還是不翼而飛。
他是熱心前來帶我們觀光的一位前外交官。
我們覺得很對不起他。
我們由輕軌轉乘纜車，很快就騰空而起，越過屋頂和街市，進入了麥德林樓群天際線的那一邊。恍若天塌地陷，轟的一聲，浩如煙海的棚戶區突然在眼前炸開，順著山坡呼啦啦狂瀉而下，放大成腳底下清晰可見的貧民窟，一窩又一窩，一堆又一堆，一片又一片，似乎永無盡頭永無盡頭。磚頭壓住的鐵皮棚蓋，偏偏欲倒的雜貨店，戲耍街頭的泥娃子，扭成亂麻的牆頭電線，三五成群的無業者，還有隨處可見的汙水和垃圾……梅斯蒂索（混血群體）的妖嬈臉型和挺拔身姿，就是高鼻、卷發、翹臀、長腿的那種，出入這一片垃圾場，注解了歐洲血脈的另一種命運，足以讓很多中國人恍惚莫名，也驚訝不已。
據聯合國機構估計，超過四分之一的拉美城市居民住在這種建築的“矮叢林”，構成了包圍一座座城市的貧困海洋，其中以裏約熱內盧和墨西哥城的巨大規模最為壯觀。照理說，巴西和墨西哥，兩個地區強國被很多拉美人一直視為“次等帝國主義”，二鬼子似的角色，夠風光的，夠牛氣的，它們尚且如此，麥德林這一角又算得了什麽？連阿根廷這個二戰結束時的世界經濟十強之一，拉美的白富美和高大帥，也野蠻地逆生長，從一個發達國家一路打拚成發展中國家，一度下探年人均產值兩千多美元（二〇〇二），麥德林又能怎麽樣？
顯而易見的是，失敗的農業政策拋出了失地農民大潮，虛弱的工業體係又無法將其吸納，隻能把他們冷冷地阻擋在此。各種相關的改革半途而廢。說好的“涓滴效應”並未顯靈，利潤並未自動得到擴散和分享，至少未能越過城市群樓的天際線。都市資產階級這匹小馬，“還未發育就已經衰老”（加萊亞諾語），怎麽也拉不動貧民窟郊區這輛大車。
一座摩登建築光鮮亮麗，鶴立雞群，衝著我們放大而來。導遊說，這並非本地販毒集團的善舉（這樣的善舉有過一些），而是歐洲某國援建的一個圖書館。這事當然值得鼓掌和獻花——教育扶貧不失為國際會議上的高尚話題。但圖書館情懷可感，一尊高冷的知識女神卻有點高不可攀，與四周棚戶區的生硬拚貼讓人困惑。想想吧，當西方強國數百年來強立各種城下之盟，把拉美脆弱的國家主權像鍾表零件一個個拆卸，靠一種低價購買資源/高價傾銷商品的簡單模式，包括用炮艦和奴隸製開啟這種模式，用銀行家、技術專利、跨國公司、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延續這種模式，從這裏吸走了海量的土地、黃金、白銀、礦石、蔗糖、石油、木材、咖啡之後，再戳幾個孤零零的情懷亮點，是否更像富人的道德形象工程，不過是捐贈者玩一把風度自拍？
幾個圖書館真是法力無邊，能釋放神奇的愛和知識，一舉化解掉這遍地黑壓壓髒兮兮的經濟發展廢料？
即使它們能哺育出來一些大學生，誰能保證他們不會再一次迅速流失，不過是為強國及時供應的小秘或“碼奴（程序員）”？
“中等收入陷阱”，就是最先用來描述拉美的流行概念。這種含糊的說法常把板子打在窮國自己身上，隻說其一不說其二，似乎並未揭破事情的最大真相。很多拉美人不會忘記，獲過諾貝爾和平獎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曾自豪地宣告：“我拿到了運河！”引來美國聽眾們的如潮歡呼。這話的意思是，他成功地肢解了大哥倫比亞，實現了巴拿馬的分離，獲得了一條連接兩大洋的戰略性通道。作為對受害國的補償，美國隻是支付了兩千五百萬美元。
差不多也就是一個圖書館的價格。
西蒙·玻利瓦爾（一七八三—一八三〇）被譽為南方的“華盛頓”，以一生見證了拉美的舊痛新傷，一次次資本盛宴留下的滿目蒼涼。這位被委內瑞拉、秘魯、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玻利維亞、巴拿馬六國所共尊的民族之父，眼下已化為廣場上神色憂鬱的雕像。他曾目睹油田和礦井積塵彌漫，街道滿是泥濘，商店已成瓦礫，舊樓房千瘡百孔。一些失業者攜帶鋼絲鋸潛入臭水潭，把廢棄的油管或井架一節節鋸下來，當廢鐵變賣以聊補生計。一座座掏空的礦區陸續坍塌，把美麗山峰塌得麵目全非，隻剩一個空架子。據說每到風雨之夜，人們就能在這裏聽到往日機器的震天轟鳴，聽到當年神父為死亡奴工們做彌撒的呼號，看到天空閃電中一張張布滿血汙的臉。
孤獨的雕像當年還看見了複活節前，原住民在遊行隊伍中演示一種奇怪儀式，一種恐怖的集體受虐狂熱。他們背負沉重的十字架艱難前行，用鞭子猛烈抽打自己，抽得自己全身皮開肉綻，似乎在渴求死神早一點降臨。“太好了！我感到天越降越低，末日要降臨了！我信仰虔誠！我盼望接受審判！”一個印第安後裔喜極而泣地這樣呼喊。
民族之父閉上了眼睛，臨終前對一位叫烏達內塔的將軍說：
“我們永遠不會幸福。”
“永遠不會！”
似乎是印證雕像的那一預言，很多拉美人日後不幸淪為罪犯。有人說，法律在拉美“得到尊重但不必執行”。在正義和罪惡之間，一些遊擊隊形象模糊，出沒於山地或叢林，用血與火發泄深仇大恨，偶爾或經常靠毒品交易支撐財務（有些政府也如此）。共產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他們旗號各別，但似乎並未把旗號真當回事，沒怎麽過腦子，無法將其落實為有效的社會建設。“大猩猩中尉”“討厭鬼”“禿鷹”“紅皮人”“吸血鬼”“黑鳥”“平川讓人恐懼”……他們的首領綽號也大多這樣，更像是出自於神話、夢幻以及醉酒，有怪力亂神之風。不用說，隨著全球思潮的轉向，隨著政府軍逐漸增添了震爆彈、直升機、衛星製導技術，流寇們不大容易成氣候，有關故事正越來越少。
如果“共產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這些外來詞不好使，多少有點水土不服，總是用著用著就串味，那麽天主教當然是更便捷的思想資源。天主教在拉美樹大根深。一九六八年第二屆拉美主教會議正是在麥德林召開，其文件中首次出現“解放”一詞，涉及和平、公義、貧困、發展主義等尖銳話題，形成了“解放神學”的起點，亦為三年後古鐵雷斯神父《解放神學》煌煌大著的先聲。這種神學強調窮人立場和社會行動，無疑是一種貧民窟的神學，宗教中最有現實關懷的一脈，最接近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一脈，其影響波及非洲和亞洲。梵蒂岡教廷後來也對其給予部分包容。
不過，政教分離的傳統畢竟在那裏，正如我在麥德林的一座教堂裏，曾聽到神父如此善誘循循：“可憐的人，親愛的兄弟姐妹，你們不要害怕自己經受那麽多痛苦。貧窮隻是傷害了你們身體，你們的靈魂卻永遠是自由的。”“有那麽一天，相信吧，你們也能飛往幸福的天堂。”顯然，這種“解放”不還是遠離人間而仍在天堂？
神父們披掛長袍，能抗議，能濟貧，能撫慰眾生，但他們能分身無數天地通吃，具體處理好金融危機、鐵礦貿易、IT技術、英阿兩國爭奪馬島之戰這樣的俗事？或者，能助產一種強大的社會思潮和社會運動，像當年新教倫理那樣，助產“資本主義精神”（馬克斯·韋伯語），進而翻開整個世界曆史新的一頁？像當年寫下《太陽城》的康帕內拉修士和寫下《烏托邦》的莫爾修士那樣，助產一種共產主義理想，再現蘇維埃運動的世紀赤潮？
我很好奇。
我隻知道，貧民窟的神學，最終得用貧民窟的事實來檢驗和親證。
南北漸行漸遠
尤卡坦半島的平原天高地闊，墨綠色熱帶叢林一望無際。常常是數百公裏之內渺無人煙，也沒有公路服務區和加油站。長途大巴不但要備足燃油，還須自備廁所，因為乘客一旦離開車廂，哪怕隻走出七八步，也會立刻遭遇毒蚊的包圍和攻擊——看似寧靜的風景裏其實殺機四伏。
如果中途拋錨，唯一的脫險辦法就是打電話，等待警方的拖拽車。
瑪雅文化遺址奇琴·伊察就坐落在這片叢林。這裏有金字塔、天文台以及環形足球場。如果說醫學曾領跑古老的印加文化，那麽瑪雅文化的強項無疑是天文學、建築學以及藝術了。足球場的聲學結構至今成謎。也就是麵對石砌的四方看台，不知得助於何種巧妙的建築設計，裁判位置上發出的人聲，竟能清晰地傳達給遠遠的球員，絲毫不輸北京天壇的回音壁，相當於原始的擴音器。瑪雅先民們的賽製也驚世駭俗：經過多番苦戰後，當球隊隊長將球踢進高高的石圈，勝負決出，全場歡呼，這位明星隊長得到的最終獎賞，竟是戴上花環後旋即被砍頭——眾多砍下的頭顱已雕刻於石碑，組成了漫長碑廊，至今仍在昭示榮耀和幸福。
那一種幸福觀，那一種邏輯和文明，隻能讓大多現代人驚疑。
瑪雅有過巨大而繁榮的城市，但與印加文明、阿茲特克文明的命運相似，這一切長期被湮滅，直到很久後才得以部分發現。這也許是因為有關典籍和文物流散，也許是掩蓋曆史更有利於反襯外來殖民者的救世功德。確實，殖民者來了，從海平麵那邊來，帶來了奇異和高效的犁、玻璃、火藥、輪子、滑膛槍、大帆船，同時也帶來了無情的戰爭屠殺，還有意外的生物災難——據巴西人類學家達西·裏貝羅在《印第安人與文明》中估計，由於對新的疾病沒有任何抵抗力，近半數印第安人在接觸白人後就蒼蠅般的一堆堆死去。
不過，五千萬（另一說為六千萬）印第安人的消失主要發生在北美——否則，南邊就不可能留下這麽多混血的後代，不會流淌著這麽多褐色麵孔。一位讀過《馬橋詞典》的讀者說，這裏有關混血的命名特別多。描述白男配褐女有一個詞，描述白女配褐男又有一個詞。描述混血二代配一褐另有其詞，描述混血二代配一白也另有其詞。還不夠繁瑣是吧？他們描述混血三代配一白或一褐，居然還是各有其詞……他說，這與你那書中提到的海南島漁民涉魚詞匯量特別大，可謂異曲同工。
據《全球通史》指認：殖民者在拉美殺人，比北美那邊殺人相對要少。這一點值得重提。相對於培根、孟德斯鳩、休謨等新派精英一臉的冷傲，拒絕承認自己與新大陸“卑賤的人”同類，堅持三六九等人種分類的“科學”，倒是保守的梵蒂岡有點看不下去。教皇保羅三世於一五三七年發布聖諭，稱印第安人為“真正的人”，建議以歸化代理殺戮——這似乎對天主教所覆蓋的拉美影響甚大，也戳痛了啟蒙新派的一根軟肋：幾乎給殖民暴力鋪墊過理論依據。不出所料，後來有人懷疑這一聖諭的真實性，甚至懷疑相關說法不過是出於天主教對新教的嫌隙與成見，一如所有批評資本主義的言論，隻要是出自梵蒂岡，都可能被疑為別有居心。懷疑者以此維護“啟蒙VS保守”的標準化現代史觀。但無論如何，檔案館裏天主教傳教士們（如卡薩斯等）的信件，載有對新教人士暴行的明確痛斥，卻是事實。上述有關混血的詞匯遺存，也不失為相關證據。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混血的拉美，一個淺褐色加深褐色（為主）的拉美，與地圖上那個白色（為主）的北美，逐漸形成了令人驚心的明顯色差。哪一方殺人更多，眼下往摩肩接踵的大街上隨便一看便知。
好吧，多殺和少殺都是殺，兩大教派的道德總賬也許不必細算。有意思的是，還是依《全球通史》的說法，有其利必有其弊，正因為南方殖民者殺人相對少，獲得了大量廉價的勞動力，於是更容易遠離勞動，更容易生活腐敗。這真是又一次曆史之手的戲弄。當北美十三個殖民地裏熱火朝天胼手胝足大生產之際，拉美的富人們在這裏卻有太多的黃金和白銀，太多熱帶的肥田沃土，而且身處印第安人稠密區，有太多仆役可充當“白人的手和腳”……承蒙主恩，這樣的好日子，當然隻剩下閑逸、玩樂、藝術了。對於他們來說，改革和開拓不是什麽急需，“技術女神不講西班牙語”也沒什麽了不起。他們在深宅大院裏花天酒地，看日升日落秋去春來，渾然不覺南北人口的明顯色差，正一步步轉換為南北經濟的落差。
兩個美洲從此分道揚鑣，漸行漸遠。
哥倫比亞安第斯大學P教授對我憤憤地說：“技術？這裏有什麽技術？統統沒有！”我以為自己聽錯了，後來才知並無大錯。對方的意思是，拉美看上去越來越像“西方”的一大塊郊區。在這一片文盲充斥的廣闊地域，幾十個國家捆在一起，其科研投入總量也僅及美國的兩百分之一。地區經濟巨頭阿根廷，研發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也不及韓國的六分之一。就大部分國家而言，工業還處於初級加工的低端，大學裏的理工係科很不像樣，或幹脆就沒有，怎麽也辦不起來。巴西的鋼鐵、汽車、飛機一直領跑拉美經濟，但也擋不住來自美國、德國、日本、韓國的進口品大規模覆蓋，從天上到地下，眼看就要占領消費者們的全部視野。
但這並不妨礙人們窮且快活著，散漫且浪漫著。事情也許是這樣，浪漫的另一麵本就是散漫？閑得無聊、遠離俗務、意亂情迷從來就是藝術的小秘密？好了，不管怎麽說，拉美算得上五光十色的激情高產地。這是一個吉他的拉美，倫巴舞和桑巴舞的拉美，詩人帕斯的拉美，秘魯領巾和巴拿馬大草帽的拉美，麥當娜和嘻哈音樂的拉美，盛裝狂歡節的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小說人才輩出的拉美……墨西哥在多次民調中，還顯示出全球最高的國民幸福感指數。沒錯，在這裏走錯路都能撞上美女，見識她們各種動人的線條，包括前洶湧而後昂揚的妖豔S，以至世界性的曆屆選美活動中，來自委內瑞拉和波多黎各的冠軍頻現。在綠茵場上，貝利、羅納爾多、梅西等巨星所帶來的拉美旋風，一再讓全場球迷們熱血沸騰，鼓號齊鳴，聲震如雷，天崩地裂，似乎不把球場折騰出東倒西歪之感，那就不叫看球；看球後不去鼻青臉腫口吐血沫地打一架，那也不是真正的球迷。幹，幹，幹，往死裏幹，幹那個豬屁股，你大爺來了就得這樣幹……他們所擁戴所歡呼的光輝雄性們，那些肌肉奔騰的豹子，因此屢屢得手，至少拿下國際足壇半壁江山（還未算上同有拉丁文化背景的西班牙、意大利、法國那些球星）。
塗鴉也是一種典型的散漫行為。它源於美國紐約的布朗克斯區，不過那個破街區恰好屬於拉丁裔居民，就文化版圖而言，相當於拉美的延伸——出於曆史的原因，拉美有不少大大小小的文化/血緣飛地，遺落在美國那邊。出入那裏的臭小子們，簡直如同原始人，隨處塗畫已成惡習，居然把象牙塔藝術從高貴的畫院和博物館裏一把揪出來，放歸草根大眾，變成即興的、不要錢的、狂放不羈甚至暴力的色彩。他們操著油彩噴槍探頭探腦，噴出各種猥褻的、歡樂的、神秘的、天真的、憤怒的、恐怖的、絕望的、淫蕩的、憂傷的匿名牆繪。巨鱷與精子齊飛。骷髏與鮮花共舞。罵娘與聖諭對飆。奇怪的是，這種放大版的“廁所藝術”，近乎藝術黑社會幫派的勾當，竟很快風行全美洲，傳染到全球各地，幾乎改變了所有都市的景觀。一些慣犯還暗中聯絡，劃定戰區，分頭出擊，速戰速決，一夜之間把某個城市的主要牆麵全部重新塗鴉一遍——此之謂All City Bomb，他們得意洋洋的“炸街”！
看這些牆繪，不免想起墨西哥的馬科斯——其實也是一個“炸街”高手。這位哲學教授曾醉心於毛澤東和葛蘭西的理論，出任薩帕塔解放軍“副司令”，卻從不說司令是誰，留下一個空白的符號。接下來，他蒙麵、戴墨鏡、掛耳麥，披掛子彈袋、操幾種流利的外語，擅長使用兒童畫和民謠，自稱同性戀者和後冷戰時代的共產黨，又留下一個迷彩的符號。他領導了墨西哥恰帕斯州的原住民起義，於二〇〇一年三月十二日那天一度攻入首都，引來十多萬民眾歡呼，狠狠地“炸”了一次街，“炸”了一次世界。連總統也不能不對他客氣三分。但他的子彈袋裏全是假彈，戰士們手裏也全是些木頭刀槍，簡直是一場起義秀的道具。用觀察家們的話來說，用國際文化界最流行的概念來說，那不過是衝著萬惡的資本主義世界，打了一場後現代主義的“符號戰爭”。
在紀錄片《有一個地方叫恰帕斯》中，他回憶自己的一天：
就像降落在另一顆行星。語言，環境是新的。你好像是外部世界的局外人。每一件事情都告訴你：離開。這是一個錯誤。你不屬於這裏。而且是以一種外語說的。但是他們讓你知道，這裏的人民，他們的行為方式；這裏的天氣；它下雨的方式；這裏的陽光；這裏的土地；它變泥濘的方式；這裏的疾病；這裏的昆蟲；思鄉病。你被告知，你不屬於這裏。如果那不是噩夢，那是什麽？
這就是我們的日子，死者的日子。
幾乎是魔幻現實主義作家們的語言。
事實上，他就是一個作家，出版過小說《不寧的死者》和詩歌散文集《我們的詞語是我們的武器》。也許很多人不習慣這種語言，聽不大明白，不易進入藝術化的政治，即那種博爾赫斯化或馬爾克斯化的政治。但從墨西哥城萬人空巷的盛況來看，從國內外媒體和藝術家們血脈賁張的激動來看，很多當地人倒是特別能聽懂這種語言，與他靈犀相通。
雖然這種語言與政治家縝密和冷冽的思考相去甚遠，與嚴密的組織、周密的謀略、可持續的政治運動相去甚遠。
最終也未能爭回多少原住民的土地。
故事從拉丁歐洲開始
德國學者韋伯曾把歐洲一分為二，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這本書裏，稱“幾乎沒有什麽例外地可以發現這樣一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本占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工、尤其是受到高等技術教育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與此同時，“天主教徒很少有人從事資本主義的企業活動”。
他的前一句，指向北方的英國、德國、瑞士以及北歐地區；後一句則指向南方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大部分法國等地。毫無疑問，在他的眼裏，一條線畫過去，前一個是“新教歐洲”，其優勢是“理性化”“理性化”“理性化”（重要的事情說三遍），多見“集中精神”“律己耐勞”“責任感”“嚴格計算”“講究信用”“精明強幹”“冷酷無情的節儉”等人格特點，因此成為現代資本主義的偉大源頭。至於後一個“天主教歐洲”，怎麽說呢，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考慮到他的“天主教歐洲”與拉丁語族和拉丁文化的覆蓋區大麵積重合（愛爾蘭等地除外），這一地域大概也可稱為“拉丁歐洲”。
不妨暫且這樣約定。
很多東方人習慣於把歐洲打包處理，不注意韋伯的這一劃分，就像很多西方人分不清中國的儒家和道教，分不清京劇和越劇，分不清山東人和廣東人的臉型。這樣的“西粉”或“中國通”都委實太多。韋伯大概最惱火這種混淆。事實上，從總體來說，新教歐洲一開始就壓根兒瞧不起拉丁歐洲，甚至敵視這些無紀律、缺乏自覺性、隻知尋歡作樂的懶漢，一些既不懂洛克（政治學）也不懂斯密（經濟學）更不懂康德（哲學）的家夥。看看那些誇誇其談情緒不定的破落騎士吧，多血質，好衝動，異想天開，隻會“信天遊”和“神邏輯”，充其量隻配泡在劇場或酒店裏玩一把激進藝術。那真是藝術嗎？西班牙的《唐·吉訶德》和意大利的《十日談》，早已透出了這種沒落社會的氣息。美酒、狂歡、奢侈品、巴洛克風格等，不過是這種精神衰亡的回光返照。在英、美輸出的知識譜係裏（見諸百度百科所列“字典上的解釋”），弗拉明戈不僅僅被定義為西班牙歌舞，還被貶為一種可疑的人生態度：“追求享樂，不事生產，放蕩不羈”，“生活在法律邊緣”——新教人士的嫌惡感已呼之欲出。可以想象，如果不是發現了新大陸，突然有了一大塊緩衝空間，北方那些勤奮而冷峻的工業家，總有一天忍無可忍，肯定要把這些拉丁佬逐出歐洲——就像雙方曾在共同的十字架下，橫掃環地中海地區，聯手把伊斯蘭教成功地擠壓出去。
曆史沒有出現那一幕，也許純屬偶然。
一五八八年，英國大敗西班牙。一八一五年，英國大敗法國。法國代辦事後還在酒會上被英國外交大臣當麵羞辱：“好了，勝利的榮耀屬於你們，不過隨之而來的災難和毀滅似乎毫無榮耀可言。恰恰相反，工業、貿易以及與日俱增的繁榮肯定屬於我們！”
法國代辦吞下了整個拉丁歐洲的羞辱。
此時歐洲人正在一窩蜂不斷擁向新大陸。新教人群主要向北，拉丁人群主要向南，兩個歐洲搞了一次分頭對口輸出。大體情況就是這樣。新教人群胸懷上帝優等子民的使命感，還有實現理想的滿滿自信，在北方殺出了一片空蕩蕩的天地。即使買來一船船的非洲黑奴，人手還是明顯不夠。人工價格隨之一直居高不下。依某些史家的說法，沒有比美國人更愛發明機器的了，沒有比美國人更愛勞動的了，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這裏。“勞動是最好的祈禱。”新英格蘭人確實是這樣說的。無恥的乞討必須禁止，富人再有錢也必須自己動手幹活，《英國濟貧法》和《基督教指南》（巴克斯特著）就是這樣分別規定的。在這種情況下，新移民的生活圖景逐漸別具一格。牛仔褲——打工仔的工裝褲，後來幾乎成為全民流行服，大敗舊貴族的口味，卻洋溢著勞動的自得和光榮。總統穿上它去蓋房子，議員或教授穿上它來割草，都特別方便合適。高腳凳——適應一種半站半坐的姿勢，一種沒打算全身放鬆和持久放鬆的匆匆狀態。喝一杯廉價啤酒或杜鬆子酒然後就要去幹活的大忙人，最習慣這種屌絲支架，使之很快流行於各地酒吧，然後進入美國的大學、電台以及政府機構。還有快餐，特別是漢堡包——網上曾有一個段子如此調侃，“舌尖上的美國”無非就是大漢堡、小漢堡、圓漢堡、長漢堡、厚漢堡、薄漢堡……這說得很損。不過美國人的口味確實不能恭維。法國、意大利人眼中的這種“狗食”（筆者一位法國朋友語），居然一吃兩百年，吃得一年四季一個樣，吃得全國到處一個樣，居然還吃得興高采烈。哪怕身家萬億的大亨，比爾·蓋茨和紮克伯格的那種，一口氣裸捐了萬貫家財，富得同錢結了仇似的，也能把這單調得不能再單調的幹糧吃得津津有味。唯一的解釋：他們在這裏不僅是吃漢堡，而且是吃習慣，吃性格，吃文化，吃人生信仰，吃“天職”情懷，吃先民們“冷酷無情的節儉”（韋伯語）傳統，吃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生理遺傳——還能有別的解釋？
韋伯並不否認新教歐洲與天主教歐洲之間文化的相互滲透，逐漸變得北中有南，南中有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他也不否認資本主義正在被驕奢貪縱所敗壞，一步步打了折扣。但“理性化”加上“勞動狂”，顯然是他眼中新教倫理的價值核心，聖徒式資本主義的最大奧秘。
在這個意義上，美國發生於十九世紀的南北戰爭，不過是兩個歐洲的故事上演2.0版，是雙方披上新馬甲，在新大陸換一個場地再度交手。此時的美洲南北已分化為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雖然李將軍手下軍官們的素質明顯勝出，但騎士時代已經過去，代之而起的是經濟學家們深思熟慮的曆史新篇。新英格蘭地區以強大的工具理性和經濟產能，最終擊潰了南方各州的冒險家、投機商、封建莊園主。戰爭的結果，是工業資本主義以關稅法、宅地法以及幸運搭車的廢奴法案，完全主導了美國的曆史進程。不僅如此，這還無異於從墨西哥那裏奪得加利福尼亞、內華達、猶他、科羅拉多、亞利桑那、新墨西哥以後，新教美國以製度和文化的勝利，確證了對拉丁佬們的全麵優勢，迅速鞏固了南方的新邊界。
墨西哥大幅度南移邊界，得到的補償隻不過是一千五百萬美元，外加三百二十五萬美元的債務減免，差不多又是一個圖書館的價格。
再度交手的結果早有定數。
眼下，站在美國的南方海岸，一步跨到茫茫大海那邊似乎也很容易，就像電子信號和噴氣飛機去哪裏都容易。墨西哥的坎昆，就是一個美國人常去的地方。一個以前的小漁村，轉眼已變身為燦爛的國際旅遊城市，賓館區高樓競立，差不多上千家一望無際，頂級品牌的酒店五光十色應有盡有。更有一些會員製的休閑莊園禁製森嚴，深不可測，豪車出入，一般的奔馳和寶馬在那裏都有點拿不出手。作為美國的“後花園”，美式英語是那裏的通用語，白人們搭載著郵輪或私人飛機蜂擁而去，塞滿了海灘、餐館、大街、高爾夫球場。褐色的本地人當然有，但幾乎都是小心翼翼的侍者，迅速閃避的保安員、清潔工、行李員、服務員、司機、船工，一旦碰到你的目光，便會友好地搖手和微笑。
生意這樣火，旅遊經濟形勢大好，他們為什麽不笑？
比起很多失業者，他們得到小費後為什麽不笑？
不過那種笑的規格統一，來得太密集和太迅速，不像是出於好客的天然，倒是出自某種訓練和規定，不能不讓人略有遲疑。也許，笑不應是單向的，不能是職業化的，得有些具體理由才對。在一般情況下，他們最好也把自己當成VIP，從郵輪或私人飛機上走下來的世界公民，輕鬆一些就好，平和沉靜一些就夠。遇到冒犯時大睜圓眼，用印第安土語大發一頓脾氣，可能更給人親切之感。
那樣的南方其實更讓人開心。
我心裏這樣說。
不要為我哭泣
“誰是皮諾切特？”
誰是洛克、斯密、康德……以及那個馬克斯·韋伯？說那些老幫菜煩不煩？——很抱歉，女士們先生們，提到這些名字不合時宜，令人掃興。很多人不會對這些感興趣，不覺得這與他們所熱愛的西方有一毛關係。
恰恰相反，在他們看來，事情很簡單，太簡單，“西方”就是不累人的好事，就是好事呀好事呀好事。西方就是摩天樓，就是豪華別墅，就是夜總會，就是D罩杯性感妞，就是動作大片，就是戴上墨鏡去旅遊，就是時尚消費雜誌，就是最新款的平板電腦和智能手機，就是戴一頂華麗帽子的巴黎女郎感覺，束一條名牌領帶的倫敦紳士感覺，噴幾個頂級樂團的赫赫大名然後有登上世界文明頂峰的感覺。網上已有女大學生貼出廣告，她願意應招援交，價格可以麵談，服務一定超值，原因是她要買一支IPhone6。
我無話可說。
拉美人一定覺得這種小廣告似曾相識。我知道，在很多欠發達地區，或前殖民地區，或文化低理性地區，更不要說這三種狀況疊加的地區，都有西方陰影下的眾多夢遊者。有些小資、文青、學渣一旦想“開”了，走出這一步並不難。越窮就越想消費，越消費就越覺得自己窮。西方那個廣告中的五彩天堂都快把他們逼瘋了。非洲曾有一個詞Been To（到過），戲指那些最愛同西方攀點關係的小新派，因為他們嘴裏最多出現Ihave been to……這樣的句子，炫一下自己在歐美的遊曆。我也特別想發明一個詞，一個縮合詞，像英語中的China與America合成為Chimerica（中美國），來描述某種半土半洋、又土又洋、內土外洋、土窮酸洋時尚的夾生狀態，一種對西方氣喘籲籲兩眼紅紅的愛恨交加。
這話的意思是，一部西方史很大程度上已被他們誤解，被他們雞零狗碎地淘糨糊。西方最好的東西，或者說現代西方文明的價值核心，即韋伯眼裏的“理性化”和“勞動狂”，正被他們齊心合力地扼殺——且不說這兩條是否留下了重大盲點，即便照韋伯說的辦，小新派們也最像一夥反西方分子，“到過”們、“看過”們、“聽過”們是隱藏最深的西方文明掘墓人。
因為他們恰恰是不理性，不勞動，厭惡理性，厭惡勞動。
他們甘冒學業荒廢的風險，性病和艾滋病的風險，也要一支IPhone6。這個賬怎麽算也萬分奇離。
接下來的事不難想象。不需要太久，當他們發現自己擠不上現代化快車，失敗者最方便的心理出路，就是去神秘兮兮的雨林、天象、傳說、術士、榮耀祖先、哈裏發神學那裏尋求撫慰，然後揪出一個不可或缺的魔頭，對眼下糟糕的一切負責。作為一種韋伯眼中失去靈魂的資本主義，消費迷狂已如美妙的吸毒、華麗的自殺、聲威赫赫的虛無，不僅製造出太多失敗者，不僅放大了他們的失敗感，而且正大批量培育他們的冷漠、無知、浮躁、偏執、絕望……為事態的另一個前景做好準備。英國作家奈保爾早就注意到，很多伊斯蘭極端分子其實夠摩登的，至少是曾經夠摩登的，滿腦子時尚資訊不少，對新潮電器熟門熟路，剛去賓館開房以便偷窺泳池洋妹，流出世俗化的哈喇子，一轉眼卻可能變成虔誠教徒和蒙麵殺手。這樣的瞬間變臉耐人尋味。據媒體報道，前不久巴黎的11.13恐襲案中，主凶之一哈斯娜“對伊斯蘭教義其實毫無興趣”，倒是喜歡牛仔帽，喜歡好煙好酒，經常挎上新男友在夜店裏瞎混。另一主凶阿巴烏德接受過私立教育，可見不怎麽差錢，也是經常出手闊綽，是個在酒吧和夜總會生了根似的“花花公子”。
中國成語：學壞三天，學好三年。很明顯，夜店消費主義離夜店恐怖主義隻有一步之遙，都是三天之內可以輕易上手的業務。換句話說，金錢並非有效的防暴裝置，更非極端思潮的解藥。事情倒像是這樣：消費主義的虛火有多旺，恐怖主義的勢能其實就有多大。在瞬息萬變的生存競爭中，極端貪欲最容易變為極端空虛，狂熱諂媚最容易變為狂熱怨恨，西方的鐵粉最容易成為西方的仇寇——區別可能僅僅在於：
前者還混得下去，後者混不下去了。
前者對弱者冷漠，後者開始把冷漠範圍覆蓋強者——並且碰巧（也是必須）為冷漠找到了一個神聖的名義，比如，宗教或民族的名義。
就宗教和民族而言，拉美與西方多少有些親緣關係，打斷骨頭連著筋，因此再鬧翻也像個窮親戚，屬於某種內部人的分裂，離血腥的“聖戰”稍遠——正如他們在曆史上一次次遠離了世界大戰。這當然是幸運。但對於某些夢遊者來說，這也是痛醒的一再延遲。在我抵達拉美的半年前，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先生去世了。他的一本《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噴湧出對現實熾熱的反思和批判，對“拉美化”這種全球最嚴重貧富分化的痛切剖示。這本書曾在波哥大長途汽車上被一個姑娘誦讀，先是給女友讀，然後給全體乘客大聲讀。作為一本禁書，在軍政府大屠殺的日子裏，它還曾被一個聖地亞哥的母親偷偷珍藏於嬰兒尿布之下，以便帶給更多的讀者。在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沒錢買書的大學生竟在一周之內跑遍附近所有書店，尋找尚未賣出的這本書，一段段接力式地讀完它，直到自己縮在牆角讀得淚流滿麵……這也是拉美，讓人屏住呼吸的一個褐色板塊，一種逼近的夢醒。當A女士對我說她最自豪於哥倫比亞人的“精神”時，我想到了這一切。
回頭看去，他們所傳承的拉丁語族，一種源遠流長的文化巨流，至少曾孕育過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一九三六年西班牙共和保衛戰，還有幾個世紀來拉美此起彼伏的民族解放鬥爭，沒有任何理由低估這種文化的血性和能量。
沒有任何理由低估這一切對人類的啟迪。
Don"t cry for me—Argentina！
飛機越過安第斯山脈，其時耳機裏正傳來麥當娜的歌唱，電影《貝隆夫人》的主題曲，曾在電影拍攝現場讓四千多名圍觀民眾淚光閃閃的一縷音流：
阿根廷，不要為我哭泣，
事實上我從未離開過你。
在那段狂野歲月中，
我一直瘋狂拚爭。
我信守我自己的諾言，
不要將我拒之千裏。
……
貝隆夫人出身卑微，小時候綽號“小瘦子”，是一個窮裁縫的私生女，十五歲那年當上舞女，成為社交場所知名的交際花，直到遇上貝隆將軍，後來的改革總統。貝隆推動了國家工業化，抗拒英、美強權，為下層民眾力爭社會福利，得到她的全心支持。即便丈夫後來下台蹲進監獄，她也決不言棄，仍奔波於全國各地，為平等和民主呐喊，為婦女爭取投票權，為失業者、單親家庭、未婚母親、孤寡老人、無家可歸者維權抗爭，被譽為“窮人的旗手”。但正是這一切觸怒了上流社會，“婊子貝隆”“艾薇塔婊子”等詞曾經充斥大小媒體。“婊子！”“婊子！”“臭婊子！”……貴族男女和無知市民們一次次投來香蕉皮和鞋子，要把她轟下台去。
直到三十三歲她永遠倒下的那一天。
阿根廷，不要為我哭泣。她擅長舞蹈，熟悉華爾茲和狐步，也是弗拉明戈的“阿根廷玫瑰”。源於西班牙安達盧西亞地區的這種舞蹈，眼下經常跳成了一種俗豔的商業表演，一種單薄的歡樂或色情誘惑。其實，這種舞是複雜的、糾結的、撕裂的、尖銳的，熱情又痛苦，敞開又隱秘，傾訴又沉默，目光中交織了鼓勵和禁止。舞者們並無芭蕾的清純，也無華爾茲的高貴，倒是有一種孤冷和頑強的風格，往往是聳肩，昂首，眼神落寞甚至嚴厲，與舞伴忽遠忽近，若即若離，手中響板追隨靴跟踏出的鏗鏘頓挫，用令人眼花繚亂的眉梢、指尖以及腰身回望內心滄桑。按一位中國作家的說法，真正的弗拉明戈很難看到，從不會出現在劇場，隻有經朋友私下聯絡，人們才可能進入夜幕下某處不起眼的小巷小門，在一個不太大的房間裏，坐在少許“內部人”中，聽直擊人心的吉他聲怦然迸發，地下宗教儀式般的肢體暗語已撲麵而來。
舞者通常是中年婦人。黑裙子突然綻放遮天之際，她們的命運就開始了。
她們假定你讀懂了暗語。
201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