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
世界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4年《花城》雜誌，後收入隨筆集《完美的假定》。
一
很多年前，我在湖南的汨羅江邊插隊，常聽當地一些農民聊天。在我那個村子的附近，山頭還有抗日戰爭時留下的戰壕，偶爾還能在草叢或荒土裏找到一顆鏽垢纏裹的顆粒，磨一磨就亮出銅澤——是子彈。子彈證實了史料上的記載，那裏曾經發生政府軍截斷長嶽公路的阻擊戰。
農民把兵稱為糧子。農民說日本糧子好可怕，說那時候一個受傷的日本糧子進了村，可以嚇得全村的男女老少跑個精光。
對付這個兵，還是個掉隊的傷兵，上百號男女沒有人想到還有另外一種方式。
我對這種說法大為吃驚。我從農民的笑談中洞見了另一種真實，一種恥辱感揮之不去的真實。我很不情願地明白，這個民族自清末以來一次次成為失敗者，除了缺少工業，還缺少另外一些東西。
二
多少年後，一九八九年的法國巴黎曾經有一個酒會。主人是來自台灣的一位文化高官，主賓則是大陸一些有名氣的文化人，還有少數幾個法國朋友應邀作陪。主人明明可以說一口漂亮的國語，也明明知道他的主賓們聽不懂英語，但更願意用英語致詞。譯員當然是有的，但隻把英語翻成法語，把麵麵相覷的一大堆中國人晾在一邊。
一個中國留學生覺得不對勁，準備提請主人注意到這一點。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不要非禮，這可能是人家的習慣。”
一種奇怪的形勢就這樣持續下去。主人對主賓們致詞，壓根不在乎對方能否聽懂。這種絕非疏忽的輕慢，竟然有受辱者畢恭畢敬地容忍，而且不準別人代為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語言，包容了幾千年浩瀚典籍的語言，曾經被屈原、司馬遷、李白、蘇東坡、曹雪芹、魯迅推向美的高峰和勝境的語言，現在卻被中國人忙不迭視為下等人的標記，避之不及。
沉默的一群仍然聽不懂，但沒有人退場，也沒有一個人站起來，用這種雙方都聽得懂的語言說一句：“先生，請你說中文。”
三
聽說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個民族的衰亡，首先是從文化開始的，從語言開始的。侵略者從來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個人的心裏隻有語言，精神唯語言可以建築和守護。
法國作家都德的小說《最後一課》，已經描述過向侵略者繳出語言的痛苦。滿清王族最終沒能征服中國，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沒，退出紫禁城則隻是遲早的問題。走出十九世紀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傷痕，也許不是來自帝國的入侵和掠奪——外來的實業家固然心狠，但有時候留下一點科學技術的擴散，留下一些大樓或公路，對殖民地的經濟多少有一點刺激。比較起來，帝國最大的罪惡，影響最為深遠的罪惡，莫過於語言殖民化所帶來的文化殘疾。文化消解了，就像靈魂熄滅了，一個民族即便有再強健的體魄，也隻能任人宰割，形如散沙，沒法凝聚出堅定的行動和旺盛的生命。陷入經濟上的長久困局，也在所難免。
美國長篇小說《根》裏麵有一段情節：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寧願被抓回來皮開肉綻地遭受毒打，不惜冒著被吊死的危險，決不接受白人奴隸主給他的英文名字，而堅持用非洲母語稱呼自己：昆塔。
可惜，隻剩下這樣一個血淋淋的名字，一代代秘密流傳下去，也隻具有象征意義。作為昆塔的第七代後裔，小說作者隻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尋找非洲。白人強加給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無法解決那一片大陸上累積的問題：債務、戰亂、艾滋病，還有環境破敗和技術落後。
中國的很多字也有血跡，隻是已經褪色，已經被人淡忘而已。海峽兩岸的這些高官和文豪，在這一天的酒會上主動和自願地背棄了中文。事情很明白，這些聰明人感覺到中文沒有足夠的含金量，至於還含注多少尊嚴，多少熱誠，多少創造的智慧，也並非不成為問題。他們為了顯示與自己領帶和皮鞋相稱的教養，沒有必要對這種下等的語言親近。
四
文明是一條長長的河，不斷地有細流的滲去和匯入。生的就生了，死的就死了，命運嚴酷無情。沒有充分理由斷定，某種文化將長盛不衰萬世永存。南危地馬拉的叢林裏，瑪雅文化隻有廢墟殘存供後人憑吊和猜測。當年不會比漢語覆蓋麵小的古希臘和古埃及文明，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興起之後，也呼啦啦崩潰。
遼闊的中國，期待著一個奇跡般的再生。從五四運動或更早的時候開始，一場文化再造的百年苦鬥，從西來的民主和科學中獲取熱能，曆經外部的封殺和內部的自戕，把數以億計的人導出了腐朽王朝的暗影。但是壓力和危機尚存。我們還沒有今天的孔子和莊子，今天的《離騷》和《壇經》。我們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大學群落，但還沒有自然科學裏的愛因斯坦、海森堡，沒有哲學裏的康德、馬克思、海德格爾，沒有曆史學裏的湯因比，沒有經濟學裏的亞當·斯密、凱因斯，沒有文學裏的托爾斯泰、卡夫卡，沒有藝術裏的畢加索、貝多芬……一句話，從總體上看，我們畢竟還少有影響和推動世界潮流的當代文化巨人。描述一個文化上的東方強國，還隻能含糊其辭。
我們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認自己的學生地位。嚴格地說，我們的很多學科，至今還在靠西方的輸血而生存。我們不少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因其種種無法擺脫的曆史限製，更像一些介紹家、鑒賞家、綜述家、資料整理家，而不是創造家。他們即便幹得很不錯的時候，也隻是稱職的導遊員或節目主持人，對各種節目融會於心，但沒有自己的節目，或者自己的節目不夠精彩。他們被尊為區域性名人，但還無法被納入全球性的文化視野——即使把有些人對東方的歧視因素排除出去。現代中文的價值含量，還沒有使中文達到人家必須尊重，必須使用，必須廣設課程加以學習的程度——雖然近來的情況稍好了一些。
對一個人，對一個民族的語言出產，希望有更多獨特性的創造，這永遠不是什麽苛求。
五
相反，一百多年後，目下正大舉炒入西方市場、正在被某些西方人爭相喝彩的，卻是另一類中國文字。有幾部誌在票房的電影，有幾本通俗的自傳性小說，作者可以在藝術上平庸得一塌糊塗，唯獨有一點上卻絕對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擠眼淚，揪鼻涕，全力展示中國的乖戾、殘酷、可笑，暗無天日，不近人情，不可救藥，其文化背景該遭天譴，以滿足某些西方人的憐憫欲和種族優越感。他們像一些職業乞丐，進入都市之後，被財富和做派嚇得兩眼發直，大氣都不敢出，於是選擇最省力氣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爛，頭上一定要有膿瘡，最好還能在街頭亮出血糊糊的傷口和畸形的斷臂殘足，以便招來好奇的圍觀，讓路人施舍小錢。
為了使乞討有一個神聖的名義，他們學會了下注政治。也是在法國，一個裝容著深刻表情的演講廳裏，優質音響設備正在傳出哪怕最微弱的噝噝氣聲。一位記者提問：“在現在的中國，還有沒有人因為寫小說而坐牢？”我身旁一位女作家猶豫了片刻，斟酌著說：“我見到過一個囚犯，他說，他寫過小說。”
回答當然很精明。把“因為寫小說而坐牢”偷換成“囚犯寫過小說”，含混之際，既滿足了記者對答案的預期，又不違背事實。既以貌似大膽的言論在外麵出彩，又沒有超出底線，不至於因言論失實受到國內的追究。讓記者高興是重要的，輿論意味著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機會、訪問邀請和美元。暫時不得罪中國官方也是重要的——假如自己還打算回國或者出任什麽委員，還打算踏上通向權力高層的紅地毯。
鎂光燈閃亮，這位作家後來果然被記者們熱烈包圍。
這樣的成功，培養著西方人的知識胃口，這種胃口反過來要求更多的慣性刺激。於是一時之間，一批批國人前去就範，一麵對洋人就嘴巴不聽使喚，一個勁往話筒裏喂入謊言。他們在西方混多了，懂得在訴苦之餘還應加一點文化作料，比方穿戴上西方人愛看的佛珠，比方掏出一隻偷偷從工藝商店買來的小腳繡花鞋，聲稱那是祖母的遺物，並為此當眾流下眼淚。他們明白，不少西方人在吃飽牛排之後，要像看橄欖球或汽車賽一樣來看繡花鞋——而且缺乏足夠的中國經驗來辨別真偽。
一九九四年春，我在國外的書店、影院以及交談中，對這種漢奸文化的越來越多以至鋪天蓋地感到震驚，對一般國民在幾個漢奸炒熱走紅之後普遍的羨慕或麻木感到震驚。我不知道正派的西方人會如何看待這些。我一點也不想掩蓋傷疤，不否認中國確有很多悲劇給這些乞討者提供了理由和機會，那些悲劇製造者更應受到指責。我也不認為民族的麵子有什麽要緊，不覺得一見家醜外揚就需要惱怒。但我還是覺得下跪的姿態刺目。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糊塗。漢奸共通的特征，或者說一切美奸、法奸、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類人奸的共同特征，就是勢利。他們的每一句話，都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優薪，一本洋護照，還是一頓午餐。他們從來不會站在學術良心或社會責任的立場，說一句沒有利益回報的廢話，連耍流氓也招招實惠，絕沒有膽量舉起手來，糾正權勢者某一個常識性的錯誤。
他們也從來沒有幸福，從來不覺得身後也有幸福。他們不知道幸福其實是熱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和任何時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輝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裏——即便在“文革”時代命賤如草的窮鄉僻壤，即使在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隻有可憐蟲才永遠自憐，嘴裏隻能出產呻吟。他們即便享遍滿世界的福，也還會怨氣衝衝，隻要一轉眼見到更有錢的人，還會有下跪的習慣。
我也曾經被邀去演講。看著台下一雙雙藍色的眼睛，我揣測他們想聽到什麽。我本來打算談父親的自殺，談自己親曆的槍戰和監獄，談中國一幕幕慘劇和笑劇……我知道那最能收獲西方的興奮。但我突然憤憤地改變主意，並自覺羞愧。這羞愧不在於我說什麽，而在於我為什麽要那樣說。
這不意味著從此對中國的苦難緘口，隻意味著開口不再取悅於人。
我不能與下賤的語言同流。
六
英語並不是從來血統高貴。十一世紀，說法語的諾曼集團侵占了英國之後，英語曾被視為一種下賤的語言。英語隻與窮人的事物有關，而政界和都市則流行法語，讀書人更習慣拉丁語。鄉下窮人喂養的“豬”是英語，城裏富人吃的“豬肉”是法語，這一類差別和混雜一直保留到今天。
在宗教改革家M·路德把《聖經》從希伯來文和希臘文翻譯成德文之前，德文也曾被視為世俗的語言，不配用來談論宗教和靈魂。他以“職業”的俗義來譯注“天職”，在教廷心目中簡直是犯上和瀆神。比他更早一點的捷克教士胡司，主張用方言做祈禱，把教義捷克語化，也構成異端罪之一。他付出了更高的代價——最後在廣場上被活活燒死。
我要說的下賤語言則是另外一回事。不是指語種，而是指語質。不是指弱勢階級或弱勢民族的語言，而是指任何一種語言中都可能出現的品格退化。
這可能以貌似聖潔的形態出現，比如，在中國的“文革”。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句句紅光亮。禁欲主義的語言專製清除了所有描述人欲的詞匯，使之進入無名狀態的黑暗，結果帶來生命的枯萎，帶來幽默、輕鬆、溫情、執拗等等個性的絕育。人們即使在家信和日記裏，也漸漸活出社論和革命公文的模樣，活出整齊呆板的格式。今天的人隻要翻一翻當時的印刷品，無不驚訝字號的奇大。其實當時人們已無話可說，大量語言找不到指陳對象，隻得從人們的記憶中退出——到了這一步，一個大字號的國家必然出現。用增大字號的辦法來充塞版麵和空洞大腦，自然成了普遍的無奈。
但語言品格的退化眼下在更多地方表現為鄙俗化，表現為市井下流腔。同樣是假話大話空話套話，同樣是語言的暴力，但它排泄在流行歌曲和野雞小報裏，給人心強加種種卑汙的時尚，誘發出油滑、淺白、混亂、人雲亦雲，還有媚從的語氣和表情。它總是向心於金錢，隻指涉利害，散發不出激情的血溫和光彩，無法用來討論崇高和意義。就像青樓小調隻宜與瓜子、胭脂、麻將、酒肉相配合，無法用來演出正劇，無法用來歌唱母親或女兒。
這種語言與官腔構成了下賤的兩極。因此，讓一個庸官改行為流氓，或者一個流氓改行成庸官，不會特別難，但讓他談一談內心，談一談英雄，談一談境界和趣味，談一談對草原或海洋的感受，通常就有語言的空白和障礙。
官僚是經常標榜道德造型的，但很多官僚的閱讀水準，隻合適男盜女娼醉生夢死的惡俗讀物，從不敢去碰魯迅。同樣道理，新派精英是憎惡“文革”的，但很多精英的口舌常常擺脫不了“文革”的流行詞語和常用句式，每到嘩眾之時，對舊時代的做派、手勢、歌曲等等總是不自覺地一次次加以模仿，使之突然複活。事情就是這樣，有些對立是虛假的對立，一旦照照語言的鏡子，就顯示出深層的同構和同質。
語言是精神之相。一個民族如果出現了下賤的語言潮流，如果一個民族的大報小報都充斥著官腔和流氓腔的語言繁殖，那麽必定已病相深重。
七
關於西藏，是一個我缺乏知識的話題。但比我更缺乏知識的很多西方人，比我也比西藏人還願意談西藏，正在一次次要求中國把它割讓——他們說這話的時候，從來沒有想到應該把美國還給印第安人，把南非還給黑人，把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還給原住民，也沒打算要求英國放棄北愛爾蘭。
在一九九四年的春天，也許我的結交範圍有限，我發覺同行的好些中國人一碰到這個話題就吞吞吐吐，就左右旁顧，就盯著煙頭做深思狀做歎息狀做理解狀。也許，出於生計等方麵的隱秘原因，他們必須出言謹慎，必須顧及當地主人的臉色。也許，在習慣了日常人與人之間的庸俗之後，他們已經找不到談論這一類話題的語言，已經不知道如何描述曆史和表達公道。在長長的旅程中，我居然隻見到一個中國人敢於對此正色，敢於區分什麽是正常的討論，什麽是居心可疑的訛詐。這個人平時不大言語，以致我一直對他沒有什麽印象，常常不覺得他在場。但他突然冒出來，突然用不大流暢的粵式中文說：“不要上西方政客的當。”
他說：“尊重西藏是一回事，分裂中國的陰謀是另一回事。如果今天是西藏，那麽明天就是新疆，是東北，是台灣和香港。”
他又不說話了，直到離開餐廳，無聲地沒入夜色。
我後來才知道，這位先生算不上地道的中國人。他隻是祖籍廣東，自己為越南籍，然後是澳籍。在他逃離到澳洲之前，紅色政權殺了他的父親和好幾位親人，沒收了他家幾十公斤黃金。他乘一條漁船在公海和印尼荒島上漂泊數月的情景，至今記憶猶新。
我還知道，他是個與巴黎的演講廳和話筒無緣的窮人，眼下領著失業救濟。這個世界很難聽到他的聲音。
八
我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者，至少不是某些人理解中的民族主義者——雖然這個主義可以成為弱小者的精神盾牌。在我看來，這張盾牌也可以遮掩弱者的腐朽，強者的霸道，遮掩弱者還沒有得手的霸道，強者已經初露端倪的腐朽。
談主義很容易簡單化，擺出一個民族主義的愛國英雄姿態，更是比下館子還容易的事，尤其是大家口袋裏有了些錢的時候。
我住在海南島，這裏總是滿目皆綠，瘋野和肥厚的綠色。偶有驚心之豔，是一樹樹紫荊憋不住了，溢出了遍地的落紅。有時還有熟透的椰子在你鼻子前砰然墜地，讓某個初上島的人大驚失色。海南有一句戲謔，說一個椰子砸下來，足以打中三個總經理。這戲說了一種社會現狀，一種市場經濟的奇觀。似乎一夜之間，公司如林，連少女和兒童的節日祝詞也是“恭喜發財”。
大浪淘沙，幾起幾落，然後我看到有一批人，正在社會的底片上逐漸顯影。他們大多年輕，手握巨資卻不張揚，暗藏野心卻老成和審慎。他們是名樓名車的買主，卻已及時地風雅和樸素，比方對走路和家常小菜更有興趣。他們的目光正在越出國界，進入了經濟全球化更寬廣的領域，比方染指金融或期貨。因此他們往往比外交官更熟悉倫敦或芝加哥的時間，更為清楚英文或法文的各種名稱縮寫，雖潛行於人海的某一角落，卻通過便攜電話正追蹤著美元的價位，日本財相的病情，海灣戰爭的進展，巴西的氣象預報，波蘭的就業率以及七國峰會半個小時前的爭議……以便決策自己今天下單的時機和方向。多少年前革命領袖對紅衛兵“胸懷世界”的號召，在今天這些人沒有硝煙和流血的電腦熒屏上，喜劇般地得以實現。
有些西方政治家曾像高齡產婦一般，期待著這個階層在中國的臨盆和成長。奇怪的是，恰恰是這些人可能最讓西方沮喪。他們不再是情緒化的大學生，憑幾部進口電影來夢想異國，他們日益增長的財產更容易決定他們的邏輯和態度。崇洋一夜之間變為仇外，對於他們來說並不太難。如果他們正在出口皮鞋，當然會痛恨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經濟製裁。如果他們準備去西藏或香港辦公司，當然會警惕藏獨或港獨的遊說。他們巨大的購買力，買出了境外的中文熱，比方說讓香港售貨員們爭相學習普通話。
稍微敏感一點的人，都知道事情正在起變化。亨廷頓，哈佛的終身教授，當然也感到了熱烘烘中文的壓力，終於在一九九三年的《外交》季刊上披上了戰袍，強調不同文明之間因差異而引起的衝突，把儒教文明和伊斯蘭文明，視為美國在冷戰之後最大的威脅。在同年十二月的哈佛大學一次講座中，他更把話說白了，提出政治學必言霸權，美國應該聯日，拉越，壓俄，共同來“圍困中國”。
我對亨廷頓沒有什麽驚奇。我隻是驚奇某些國人的微妙反應。他們連忙去引經據典，向教授發出哀哀怨怨的表白。比方首先與阿拉伯堅決劃清界限，稱“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衝突的分析尚能站住腳”；或者再打一個小報告，向亨廷頓舉報俄國，斷言隻有“東正教文明會成為反西方文明的最主要挑戰者”。這種無聊的乞討和挑唆，竟成為好些精美期刊上的學術。
他們倒不如一些實業家，能一眼看穿亨廷頓，不過是從經濟戰車上飛來的一顆哲學炸彈。手裏不是衝鋒槍而是計算器，身上不是迷彩服而是上班裝，桌上不是軍事地圖而是銷售賬表，前麵不是鐵絲網而是“進口限額”、“關稅法案”之類所保護著的市場縱深。一場民族之間的經濟大戰遲早要接火，或者說已經接火。在這場戰爭中，祖國常常是投資者們的必要掩體。
從精神上保衛一個民族，就義者總是有限。當民族變成利益符號和利益載體的時候，一切就差不多成了通俗故事，不難激起社會性狂熱。不光是烽煙滾滾的波黑、中東、阿富汗、盧旺達正在重新高揚民族的戰旗，連加拿大、印度、意大利、西班牙、德國、美國的夏威夷，也都有要求分治要求散夥的吵吵嚷嚷。“祖國”成了光頭黨的常用詞。“本國優先”是競選人拉票時不可少的激昂，是最時髦的政治流行色。百分之幾的失業率或一塊油氣田，就可以使人們突然對膚色和母語的差異大驚小怪，突然覺得異族麵孔不可容忍，必須惡語相加，拔刀相向。
國家解體同夫婦離婚一樣頻繁多見。國家數目在迅猛增加。有人預計，到下世紀初，這個數目可能增加到五百。到那時候，我們將比現在有多得多的邊界，多得多的海關，多得多的總統班子和外交糾紛。既然上帝不再出現在裁判席，既然共產主義也不再是理想，那麽還有什麽可以充當民族的膠黏劑？於是，一個似乎沒有任何主義的時代裏，民族主義似乎正在成為最後的主義。
我對此感情複雜。
九
“民族”這個詞使用得最多的今天，實際上是它的詞義日漸空虛的時候。美國就很難說是一個民族。它包括唐人街、韓國城、小東京、猶太區、意大利街、墨西哥街等等。操西班牙語的果農、操挪威語的麥農、祖籍在波蘭的礦工、哈勒姆區的黑人老太，還有印第安保留區載歌載舞的男女……這全都是美國，也幾乎是世界。在一九九〇年的調查中，美國人中每八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是異族混血的產物，牽連到至少兩種以上的血統以及文化根源。這個越來越“雜種”的美國，隻好用愛國主義來置換民族主義。
國界的意義也越來越引人生疑。前蘇聯的核電站事故，汙染了境外好幾個國家。日本的酸雨，則可能來自中國和東南亞。廢毒氣體對地球臭氧層的侵蝕，受害者將不是哪一個國家或哪幾個國家，而是整個星球。事情不僅僅如此，在今天，任何一個單獨的民族，也無法解決信息電子化、跨國公司、國際毒品貿易等難題。正在延伸的航線和高速公路，網捕著任何一片僻地和寧靜，把人們一批又一批拋上旅途，進入移民的身份和心理，進入文化的交融雜匯。世界越來越小，電視機使我們都成了世界的前排觀眾，時時直麵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你不把這個世界當作一按鍵鈕就揮之即去的東西，不過是在幾十個頻道間跳來跳去的東西，你就完全應當采用比“民族”更為寬廣的視角。民族是昨天的長長留影。它特定的地貌，特定的麵容、著裝以及歌謠，一幅幅詩意圖景正在遠去和模糊。不管我們願不願意，現代移民們已經不再有舊時的山長水遠，不再有牽動愁腸的驛路遙遙。電話和飛機票，正在使故土和故人隨時可至，就像附近某個加油站或雜貨店，無法積累和強化遊子的激情。長別離既已不長，長相憶也就無所可憶。更重要的是，當工業文明覆蓋全球，故鄉與祖國便在我們身後悄悄變質。不管在什麽地方，到處都在建水泥樓，到處都在跳恰恰舞，到處都在喝可口可樂，到處都在推銷著日本或美國的汽車。照這樣下去，所有的地貌模仿出同一的景觀，你思念的故鄉與別人的故鄉差不多沒有兩樣；你忠誠的祖國與別人的祖國也差不多沒有兩樣。那麽這種思念和忠誠還有多少意義？還如何著落？
近些年來，我每一次回到湖南老家，都加深了這樣的感覺，不免有一些悵然。哪怕是在一個偏僻的山寨，我聽到立體音響裏轟轟撲來的，不是記憶中的嗩呐和山歌，而是我在海南、香港，在美洲和歐洲都聽到的電子流行音樂。這樣的故鄉，我的後代還能不能把它與其他旅遊地給予區別？還能不能在其中寄寓特有的情感？
民族感已經在大量失去它的形象性，它的美學依據。
根係昨天的，唯有語言。是一種倔頭倔腦的火辣辣方言，突然擊中你的某一塊記憶，使你禁不住在人流中回過頭來，把陌生的說話者尋找。語言是如此奇怪，保持著區位的恒定。有時候一個縣，一個鄉，特殊的方言在其他語言的團團包圍之中，不管曆經多少世紀，不管經曆多少混血、教化、經濟開發的衝擊，仍然不會潰散和動搖。這真是神秘。當一切都行將被洶湧的主流文明無情地整容，當一切地貌、器具、習俗、製度、觀念對現代化的抗拒都力不從心，唯有語言可以從曆史的深處延伸而來，成為民族最後的指紋、最後的遺產。
民族似乎僅僅成了這樣一種東西：可以被裝入錄音帶，帶上它，任何人都永遠不會離鄉背井。
歐洲一體化似乎勝利在望。海關、匯率、軍事和政治之類的問題都是不難解決的，利益紛爭也可望找到合適的安排。繞不過去的最後一道難關，看來隻有語言，是各個民族決不會輕易讓出的語言權。在M·昆德拉的小說裏，一群同去援助柬埔寨的白人激烈內訌，就是因為能聽懂英文的法國人堅決不願說英文，不願服從英語霸權，情願忍受太多的麻煩，堅持用多種語言來進行協商。這當然不是小說家的一個噱頭。
近年來的左派文化運動，也把語言視為重要戰線。反抗中心，挑戰主流，保衛文化多元性，少數激進人士甚至拒讀莎士比亞，發誓回歸印第安民歌或阿拉伯神話。他們寧願狹隘也決不卑屈，寧願孤立也決不背棄。這個運動在美國叫“政治正確”，其英文簡稱叫PC，與個人電腦的代號同名。
但我想到它的時候，耳邊總是響起另外兩個更為響亮的音節“昆塔”。
血跡未幹的昆塔。
我們回到了前麵說過的那一個畫麵，昆塔寧可被抓回來皮開肉綻地遭受毒打，不惜冒著被吊死的危險，也不接受白人奴隸主給他的英文名字。他留下了一個永遠的詰問：這樣做值不值？用英文是否就喪失尊嚴？就不能活下去也不能得到幸福？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麽他的血是否完全白流？是否隻是一種愚蠢一種狹隘一種可悲的自作自受？他因此而承受的所有鞭刑，隻配受到後來人哈哈嘲笑？
在未來的人們看來，他隻是保衛一盒錄音帶的無謂代價？
十
有一種表達的困難。
我說完了。我知道這場演講對於他們來說很乏味，讓人失望。他們目光渙散，東張西望，甚至連連哈欠或者早就起身而去，留下冷冷的空座位。除了最後一排的西蒙——謝謝你一張孩子臉上遙遠的笑容給我安慰。
他們敷衍地鼓了掌，沒有提問的興趣，也不會覺得有什麽問題。好像總算熬過了不可忍耐的停電，現在光明大放，可以好好樂一樂了。他們向那個剛才談女人內褲的作家微笑，向那個剛才謊稱自己一直受迫害的作家請教，請那個出示繡花鞋並且當眾流淚的作家去國家電視台接受采訪。他們離開我，離開了一個失敗者，一件滯銷產品。他們希望有趣味的談資，有印象的表演，有獨特性的刺激，觀眾總是這樣的。他們沒有必要對乏味客人表示過多的關照和禮貌，更沒必要費氣力來探究什麽方言。
有一個人甚至眼中透出譏嘲，對我剛才的違拗給予報複：“你是湖南人，毛澤東也是湖南人，請問下一個最偉大的湖南人是誰？——不包括你。”
“好吧，我聽說你也是A大學的畢業生，那麽請問A大學下一個最偉大的人是誰？包括你可以，不包括你也可以。”
他克製地笑笑，把不甘罷休的目光暫時落入紙咖啡杯。
我必須這樣回答，還擊這一類無聊的挑釁——不管他是大報記者，還是學院院長、出版商、文學大獎的評委。這種來自東方的不恭，當然更令他們不快。
我再一次失敗，這幾乎在意料之中。我苦於缺少更多的故事和才情，至少缺少語言的機靈，來挽救敗局。我得承認自己的平庸和笨拙。這沒有什麽。我寧可暴露自己的平庸和笨拙，也不願意嘩眾表演，比方掏出一隻可疑的繡花鞋。我甚至不會玩一次仇外的偏激，宣布自己就是國粹派，就是看不起他媽的西方，就是仇恨莎士比亞以及一切白人文學的霸權——那樣也容易，至少是一種極致，一種風頭，一種未必得到讚同但至少可引人注目的驚險節目。經驗證明，很多西方人寧願遭遇敵手，也不願意承受乏味。
我不能這樣說。因為這不符合事實。我是讀過莎士比亞的，是喜歡歐洲文學的——從我在鄉下的知青戶開始。那時我和同學們在下鄉前偷襲了學校圖書館，胡亂偷了一些書，來打發鄉下陰暗的雨季。
那個美麗的語言世界讓我永遠懷念。
我終於明白，語言也是這樣一種東西，它無論是莎士比亞還是別的什麽，都承載和沉積著人的經驗，人的思維和情感，推動了人腦的發育和進化，完成了人群的聯係和組織，使人具有人性。作為先民的遺贈，語言守護著人類文化多樣性的可能，也擔當著人類文化共同性的可能，使人們得以在差異中融合，在交匯中殊行。
我們接受了過於複雜和零碎的地圖，我們的肉體分泌出彼此相違的利欲，唯有真理的聲音，一種高遠澄明嘹亮的精神，可以跨過國境，穿越不同的膚色和發色，為全人類彼此相同的心靈所傾聽——如果心靈和心靈都還醒著。
即使麵對空空如也的座位，我也仍然這樣說。
十一
地球並不算太大，是人類共同的家園。一個人走出縣，走出省，當然也可走出國，可以愛其他的國家。正像我們不可想象黑人都留在非洲，白人都守住歐洲。我在國外的一些朋友，常常並不比國內的朋友離我更遠——無論是地理的距離還是心理的距離，那麽也就無須大驚小怪。
區別其實隻有那麽一點：你是否還有同情和熱愛——在熱愛遠方的土地之前，你是否熱愛腳下的土地？我們從腳下的土地開始了一切。我不得不一次次回望身後，一次次從陌生中尋找熟悉，讓遙遠的山脊在我的目光中放大成無限往事。人可以另外選擇居地，但沒法重新選擇生命之源，即便這裏有許多你無法忍受的東西，即便這塊土地曾經被太多人口和太多災難壓榨得疲憊不堪氣喘籲籲，如同一張磨損日久的黑白照片。你沒法重新選擇父輩，他們的臉上隱藏著你的容貌，身上散發出你熟悉的氣息，就埋葬在這張黑白照片裏。你沒法重新選擇童年或少年，一隻口哨，一個鐵環，一個打兔草的竹籃，或者一盞雨夜裏瓜棚的孤燈，都先後遺失在這張黑白照片裏——也許更重要的是，這裏到處隱伏和流動著你的母語，你的心靈之血，如果你曾經用這種語言說過最動情的心事，最歡樂和最辛酸的體驗，最聰明和最荒唐的見解，你就再也不可能與它分離。
這樣的人，也是遠方黑壓壓的那些你陌生的人。
199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