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泉河雨季

  萬泉河雨季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2003年《當代》雜誌,後收入散文集《然後》。


  一

  當年農場接到了通知,全縣組織革命樣板戲移植匯演,各單位必須拿出個節目。場裏幾個女生奉命開始合計。她們不會唱京劇,又嫌花鼓戲太土,一邊鍘豬草一邊膽大包天地決定:排《紅色娘子軍》!

  樣板戲《紅色娘子軍》是芭蕾劇,是要踮腳的,是要騰空和飛躍的,是體重呼呼呼地抽空和揮發,身體重心齊刷刷向上提升,有點脫離現實從而羽化登仙那種。投入那種舞曲,像劇照裏的女主角一樣,一個空中大劈叉,後腿踢到自己後腦,不會把泥巴踢到場長大人的臉上去?

  我們隻當她們在說瘋話。不料好些天過去了,幾個瘋子從城裏偷偷摸摸回來,據說在專業歌舞團那裏得了真傳,又求得姑姑和表哥一類人物的指教,當真要在豬場裏發動藝術大躍進。雖然不能倒踢紫金冠,但也咿噠噠咿噠噠地念節拍,有模有樣地壓腿,好像要壓出彼得堡和維也納的風采。場長不知道芭蕾是何物,被她們哄得迷迷糊糊,說隻要是樣板戲就行,請兩個木工打製道具刀槍,還稱出一擔茶葉,換來幾匹土布,讓女生自己去染成灰色,縫製出二十多套光鮮亮眼的紅軍軍裝。


  好在是“移植”,可以短斤少兩七折八扣,高難動作一律簡易化,算是形不到意到。縣上對演出要求也不高,哪怕你穿上紅軍服裝上台做一套廣播操,也不會讓人過分失望。《紅色娘子軍》第四場就這樣排成了。萬泉河風光就這樣第一次出現在我的眼前。作為提琴手之一,我也參與了這次發瘋,而且與夥伴們分享了成功。老炊事員的胡子掉了也沒被觀眾計較,黨代表的鞋子飛了也沒被觀眾非議,提琴齊奏不小心亂成一鍋粥也能熱熱鬧鬧混過去,至少沒有出現其他公社演出隊那樣的事故,比如布景突然垮塌,砸得台上的偵察英雄兩眼翻白東倒西歪。


  啞巴戲也好看,也熱鬧,農民這樣說。我們在縣、地兩級匯演都拿了獎,又被派往一些工地巡回演出。多少年後,我還記得最後一次演出之後,一片寬闊的湖洲上,突然下起了傾盆大雨,我在一輛履帶式拖拉機的駕駛室避雨,見工棚裏遠遠投來的燈光,被窗上的雨簾衝洗得歪歪斜斜。我透過這些滑落的光流,隱約看見夥伴們在卸裝和收拾衣物,在喝薑湯,在寫家信。曲終人散,三位主角已被專業藝術團體通知錄用,有些人則琢磨著“病退”回城的可能。我們偉大的舞台生涯將要結束了。


  我知道粗陋的道具服裝將不會再用,上麵的體溫將逐漸冷卻,直到蟲蛀或者鼠咬的那一刻。我還知道熟悉的舞樂今後將變得陌生,一個音符,一個節拍,都可能使人恍惚莫名:它與我有過什麽關係嗎?


  我已凍得哆哆嗦嗦。


  二


  十多年以後,我遷往海南島,與曾經演奏過的海南音樂似乎沒有關係,與很久以前夢境中的椰子樹、紅棉樹以及尖頂鬥笠似乎也沒有關係——那時候知青時代已經成了全社會所公認的一場噩夢,被人們爭相唾棄和忘卻。我曾經在琴弦上拉出的長長萬泉河,銀珠跳動或孤鳥飛掠般的旋律,已在記憶中被刪除殆盡。


  我是大年初一與家人和朋友一起起程的,不想驚擾他人,幾乎是偷偷溜走。海南正處在建省辦經濟特區的前夕。滿街的南腔北調,來自全國各地的青年學子在這裏賣燒餅、賣甘蔗、賣報紙、彈吉他、睡大覺,然後交流求職信息,或者構想自己的集團公司。“大陸同胞們團結起來堅持到底,到省政府去嗬……”一聲鼓動請願的呼喊,聽來總是有點怪怪的,需要有一點停頓,你才明白這並非台灣廣播,“大陸同胞”一詞也合乎情理:我們確實已經遠離大陸,已經身處一個四麵環海的孤島——想到這一點,腳下土地免不了有了船板晃動之感,船板外的未知縱深更讓人怯於細想。


  “人才”是當時海南民眾對大陸人的另一種最新稱呼,大概源於“十萬人才下海南”的流行說法。同單位一位女子曾對我撇撇嘴:“你看那兩個女的,打扮得妖裏妖氣,一看就知道是女人才!”其實她是指兩個三陪女。三陪女也好,補鞋匠和工程師也好,在她看來都是外來裝束和外來姿態,符合“人才”的定義。


  各種謀生之道也在這裏得到討論。要買熊嗎?熊的膽汁貴如金,你在熊身上裝根膠管龍頭就可以天天流金子了!要買條軍艦嗎?可以拆鋼鐵賣錢,我這裏已有從軍委到某某艦隊的全套批文!諸如此類,讓人覺得海南真是個自由王國,沒有什麽事不能想,沒有什麽事不能做。哪怕你說要做一顆原子彈,也不會令人驚訝,說不定還會有好些人湊上來,爭當你的供貨商,條件是你得先下定金。


  海南就是這樣,海南是原有人生軌跡的全部打碎並且胡亂聯結,是人們被太多理想醉翻以後的暈眩和跌跌撞撞。


  “人才”擁來使當地人既興奮又惶惑。特別是女人才們的一大特點讓當地人驚疑不已,她們居然要男友或丈夫幹家務:買菜,洗衣,帶孩子,甚至做飯和做蜂窩煤,真是不成體統匪夷所思。阿叔,你好辛苦嗬!當地男人常常暗藏譏笑和憐憫,對鄰家某個忙碌的男人才這樣親切地問候,走過去好遠,還回望再三,暗暗慶幸自己沒有攤上一個大陸婆。我後來才知道,海南男人一般是不受這種罪的。我後來的後來還知道,個中原因是他們的女人太能幹,不光包攬家務,還耕田、砍柴、打魚、做買賣、遇到戰爭還能當兵打仗——《紅色娘子軍》傳奇故事發生在這個海島,純屬普通和自然。


  這些海島女人大多有美豔的名字:海花,彩雲,喜梅,金香,麗蓉,明娘,美蓮……大方而熱烈,熱帶野生花卉般盡情綻放,不似大陸很多女子名字用意含蓄、矜持、典雅、溫良,吞吞吐吐。


  這些海島女人大多還有馬來人種的臉型,那種印度臉型與中國臉型的混合,透出熱帶女人的剛烈和堅強。她們鋼筋鐵骨,赴湯蹈火,在所有男人們辛勞的地方,都有她們瘦削的身影出沒,一個個尖頂鬥笠下射出銳利逼人的目光。連滿街機動三輪車司機也大多是這些女人,讓初來的外地人深為驚訝。熱帶的陽光過於熾熱了。這些司機總是一個個像蒙麵大盜,長衣長褲緊裹全身,外加手套和袖套,外加口罩和頭巾,把整個腦袋遮蓋得隻剩下一雙閃動的眼睛。這在北國是典型的冬裝,在這裏卻是常見的夏裝,是女性武士們防曬的全身盔甲。她們說話不多,要價公道,熟練地擺弄著機器和修理工具,勞累得氣喘籲籲,在街角咬一口幹饃或者半截甘蔗,出入最偏僻或者最黑暗的地段也無所畏懼。你如果不細加注意,很難辨認她們的性別。你甚至可以想象,如果出於生存的需要,她們挎上一支槍,同樣能把武器玩得得心應手,用不著改裝就成了電影裏那些蒙麵敢死隊員,甚至眼都不眨,就能拉響捆在自己身上的炸藥包,或者敏捷如兔子在戰火硝煙中飛跑。


  有人說,海南島以前男人多是出海打魚或者越洋經商,一去就數月或者數年,甚至客死他鄉屍骨無存,家裏的全部生活壓力隻能由女人們承擔。也許正是這種生活處境,才造就了她們的吃苦耐勞,也造就了當年的紅色娘子軍。


  這種說法,也許有幾分道理。


  三


  成立於一九三〇年萬泉河邊的紅軍某部女子軍特務連,還有後來的第二連,作為《紅色娘子軍》共同的生活原型,曾經曆過慘烈的戰鬥,比如在馬鞍嶺屍橫遍野。一個個女兵被開膛破肚,但有的手裏還揪著敵人一把頭發。另一個女兵被割下頭顱,但她嘴裏還咬著敵人一隻耳朵。她們也曾經曆過殘酷的內亂,在丁狗園等地遭遇風雲突變,忍看成批的戰友一夜之間成了AB團、取消派或者社會民主黨,成了內部肅反的刀下冤魂。


  當革命的低潮到來,更嚴峻的考驗出現了。隊伍離散之後,生活還在進行。有的在刑場就義,有的蹲在感化院,更多的是自謀生路,包括在媒婆撮合之下嫁人成家,其中一部分成了官太太和地主婆。有些官太太和地主婆在日後的抗日鬥爭中又為國捐軀——沒有人來指導和規劃她們的人生,人生隻是在風吹浪打之下的漂泊。這樣的生活當然不是時時充滿詩意,不是出演在舞台的聚光燈下,出演在管弦樂隊的旋律中,更沒有仿《天鵝湖》少女們輕盈而細膩的舞步。但這種沒有詩意的生活,真實得沒有一分一秒可以省略。特別是在娘子軍被迫解散以後,女人們回到世俗生活,麵對更複雜而不是簡單的衝突,投入更瑣屑而不是痛快的拚爭,承受更平淡而不是顯赫的心路曆程,也許會付出更為沉重的代價,隻是這些代價不再容易進入舞台。


  她們在清理戰場的時候,發現一個個犧牲的戰友,忍不住號啕大哭。一位血肉模糊的傷員,卻沒有任何遺憾和悲傷的淚水,臨死前隻有一個小小請求,請姐妹們給她赤裸身體蓋上一件衣衫,再給她戴上一隻銅耳環——這是她生前最隱秘也最渺小的願望。老阿婆講述的這件往事,可惜沒有進入樣板戲,因為在生產樣板戲的那個年代,人情以及人性是不可接受的,像耳環這樣的細節總是讓當時的文藝家們避之不及。恰恰相反,樣板戲把敵我雙方的絕對魔化或絕對神化,已到了極端的地步。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極富諷刺性的效果,是樣板戲《紅色娘子軍》風靡全國之際,卻是大多數當事人大為恐慌之時,大喇叭裏熟悉的音樂總是讓她們心驚肉跳,把她們推向嚴厲的政治拷問:你不就是當事人嗎?奇怪,你為什麽沒有在戰場上犧牲?為什麽好端端地活到了今天?哪怕你當年沒有在感化院寫過懺悔書,哪怕你後來也沒有當過官太太和地主婆,但你是不是隱瞞了其他曆史汙點?你至少也是個膽小鬼沒有將革命進行到底吧?……麵對這樣的質問,沒讀過多少書的女人們有口難辯,也找不到什麽證據來證明曆史遠比舞台劇情更為複雜。


  於是,她們隻能為自己曆史上真實或虛構的汙點長久贖罪。涉及娘子軍的政治冤案,在海南島隨處可聞,直到八十年代初才得以陸續平反。


  在一個鄉村福利院,我參加了春節前夕慰問孤老們的活動,事後散步到後院,聞到了一絲怪味。循著這股怪味,我來到了一孔小小的窗口,發現廁所邊的一間小屋裏,一條赤裸的背脊蜷曲在涼席上,上身成了一個骨頭殼子,腦袋離骷髏狀態已經不遠,掩蓋下體的絮被已破爛如網,床頭隻有半碗叮滿蒼蠅的剩飯,濃濃惡臭就是從這裏撲麵而出——大概是管理員好多天都捏著鼻子不敢進去清掃了。


  我看見了耳朵上的一隻耳環,才發現這是一個人,一個女人,但門窗上都有封鎖空間的粗大木頭,如同在對付一隻猛獸。人們告訴我,這就是一個“文革”中被專案組逼瘋的阿婆,娘子軍的什麽班長,眼下雖已獲得平反,但瘋病沒法治好了。平日關住她,是怕她亂跑。


  你們到前廳去喝茶吧,喝茶吧。管理員這樣說。你們沒必要慰問她,反正她什麽也不明白的。


  嗬嗬,這沒有什麽好看的。另一個人說。


  我心裏一沉,突然想起了少年時代的演出,想起了舞台上雨過天晴的明麗風光裏,那些踮著腳移動的女兵,朝紅旗和彩霞碎步輕輕地依偎過去,再依偎過去……我站在這個故事延伸到舞台以外的一個遙遠盡頭,不知道自己今後還能不能平靜如常地回首那如幻天國。萬泉河,特別寧靜和清冽的水,從五指山腹地的雨季裏流來,七灘八灣,時靜時喧,兩岸很少有村落和人煙,全是一匹匹移動的青山,是茂密的芭蕉葉和棕櫚樹的迎送,是它們肥肥大大的綠色填埋在水中。你在船頭捧起一捧河水,無法打撈沉積了千年的綠色,隻有一把陽光的碎粒在十指間滑落,滴破你自己的倒影。


  四


  我在海南省A縣生活過一年,經常走過城中心紅色娘子軍沉默的石頭塑像,看見塑像下常有兩個賣甘蔗的女孩,有時還有幾個老人在地上走棋。這裏是萬泉河下遊,從九十年代開始,成為旅遊觀光業開發的目標。日本的以及中國台灣、香港、海南的開發商在這裏升起一座座星級酒店,帶來了熙熙攘攘的人流與車流,也帶來了大批濃塗豔抹的女子,給空氣中增添一些飄忽身影,一絲絲曖昧和誘惑的香水味。


  一般來說,她們在白日裏隱匿莫見,到夜裏才冒出來,四處招搖,裝點夜色。如果臨近深夜,她們覺得業務還無著落,就如同熱鍋上的螞蟻到處亂竄。遊人的汽車還沒有停穩,她們的利爪可能已經伸入了車窗;遊人剛進入客房,她們猖狂的敲門或電話可能接踵而至,甚至一頭衝進門來賴在床上,怎麽也轟不走。她們尖利的怒目,此時總是投向進入男人身邊的女人,把漂亮臉蛋當作最大的災星和仇敵,或當作越界入侵者。她們用外地口音大喊:“哪來的騷貨?這樣不懂規矩?他娘的把她打出去……”


  “解放海南要靠紅色娘子軍,建設海南要靠黃色娘子軍”,這一類戲語到處流行——雖然流鶯飛燕在海南以外的地方同樣不少,雖然海南女子倒是極少與之為伍——她們再窮也自有不娼不丐的特殊傳統。


  “掃黃”的運動說來就來。一到這時候,風塵女們作鳥獸散,待風聲過去,又偷偷地挎著小皮包聚合起來,在角落裏忙著描眉眼抹口紅,一堆大陸口音嘰嘰喳喳,俄羅斯或者越南的女子可能也混跡其中。在她們的出沒之處,其實還有一些身份不明的人,隱伏在不遠處的茶館裏或者大樹下,喝茶,抽煙,打牌,睡覺,聊天,打遊戲機,看錄像帶,不時放出一個長長的哈欠。他們衣冠楚楚,不是打工者,不是遊客,但總是在這裏遊蕩,每天要做的事情似乎隻有一件:收錢——等著某個女子把賺來的鹹錢送到他們手裏,讓他們點數,由他們拿去吃喝。讓人迷惑的是,有些女子居然把這個程序完成得急不可耐,票子還沒有在手裏捏熱,就會氣喘籲籲地跑來上繳,興奮得像要及時入庫,然後忙不迭地再投入新的拉客賣身。


  我很晚才察覺到這些隱身的小白臉,也無法不為之驚訝。這些吸血鬼居然不承認自己下流,按照他們的說法,別人謀生隻需要投入資本或者體力,他們可不一樣,付出的代價太沉重了,因為他們付出的是感情,準確地說,是愛情。他們臉上擠出一絲壞笑,常常拍著胸脯向你保證,他們是那些風塵女的情人,給她們感情的慰藉和未來的寄托,包括在她們哭泣的時候去擦擦眼淚,在她們病倒的時候去找找遊醫,在她們被警察抓走以後去繳錢贖人……這樁樁事都容易嗎?不容易的。因此他們是見義勇為,舍己利人,因此收入合理,毫不在乎“吃軟飯”、“放鴿子”一類惡名,不在乎世人對他們的鄙薄——碰到這樣的房東或者鄰居,他們縮頭縮腦,臉上有討好巴結的諂笑,能躲多遠就躲多遠。但他們從不會真正地自卑,甚至覺得你們這些打工者和生意人算什麽東西?哪有他們的一份輕鬆和瀟灑?


  他們也許曾讓自己的女人生疑,但女子們淪落如此還能有什麽別的指望?而一種毫無指望的日子是否過得下去?愛是女人之魂。生活中一個哪怕最卑微的女人,一個對世界萬念俱灰的女人,也不能沒有愛這個最為脆弱的死穴。即使沒有可靠的家,一個虛幻承諾也常常可以成為她們的鎮痛毒藥。有一天,一個怒氣衝衝的男人趕來,把自己的女人從嫖客懷抱裏拉出來,揪住她的頭發,狂扇她的耳光,猛踢她的胸脯和屁股,然後把她像隻死狗一樣拖向歸程——這個女人立刻受到了同業姐妹們的羨慕,甚至讓她們感動得熱淚盈眶。至於她們自己,當然得現實一點了,既然無緣這種幸福的慘遭暴打,無緣這種光榮的口吐鮮血與遍體鱗傷,那麽男人的唬弄也隻能讓她們棄之不忍。


  一位警察告訴我:在這些女人中間,大約七成受到這種荒唐盤剝。這位警察還讓我驚訝地得知,一些未能養上“鴿主”的女子,甚至會覺得前途渺茫,至少在同伴麵前臉上無光,會急切地尋找與攀比,真是邪門了。她們常常傾其所有,數萬元乃至數十萬元地甩出去,供養一個幾乎注定無法兌現的承諾。


  一個脂粉淩亂的瘋女走過來了,又哭又笑的,嘴上有明顯的血痕,短裙子被撕破,腳下的高跟鞋隻剩下一隻。她一見黑色小汽車就撲上去,像隻彩斑壁虎死死貼在前窗上,對著車裏人大喊:“我沒有存折我沒有存折!”……


  沒有人知道這隻壁虎後麵的故事。


  也沒有人把她領入醫院或者領回家門,更沒有一支姐妹們組成的軍隊前來為她複仇——眼看就要天黑了,雨點正在飄落,熱帶雨季的陣雨總是準時抵達。在一個和平的、世俗的、市場化的逐利時代,革命已經遠去,嘹亮的軍號聲已經沒入寧靜,沒有人願意多管大街上的閑事,包括為一個下賤的瘋女人停下步來——雖然她們承擔過各種曖昧的收費和罰款,讓某些地方官員享受著財政收入的增加;雖然她們曾經為很多商家爭來客源或取悅貴客,提供過金燦燦的大把利潤;雖然她們還一次次被文人們津津樂道地寫進作品,承受著先鋒們欲望的發泄,包括性奴的苦楚已被描寫成性解放的狂歡。法國最近一本特別走紅的小說,除了痛斥伊斯蘭教,就是盛讚泰國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色情業:真是美妙的全球化嗬,既能緩解歐美中產階級的性苦悶,吸收掉這個世界上太多危險和無聊的荷爾蒙,又能給世界上的貧困地區和貧困階層增加收入,豈不是最符合人性?憑什麽要受到偽善者的指責?


  一位著名的中國理論家也在立論,一心證明“紅燈區”的重要意義:旅館業、餐飲業、娛樂業、美容業、交通業、服裝業、醫藥業乃至銀行業,無不受到這一行業強有力的拉動,而資金由富區流向窮區或者由富人流向窮人,還有哪一個渠道比女人的肉體更高效和更平穩呢?

  就在不久前,革命因壓抑人性蒙受惡名。某書記對女知青的誘奸,某政委對女演員的逼婚,都是一樁樁觸目鐵證,使新派人士們悲潮滾滾,把欄杆拍遍,將所有階級姐妹都牽掛心頭,恨不能拔劍出征替天行道。奇怪的是,他們中間的很多人,眼下麵對燈紅酒綠裏的日常強暴卻總是心平氣和通情達理,對社會上流行的鴇婆哲學也總是及時理解。喜兒不從黃世仁,瓊花反抗南霸天,在他們看來甚至純屬不智與多餘。他們已經展開理論上大規模的寬容,讓誘奸和逼婚合理化。隻要把壓迫者的鞭子,由權力換成了金錢就行——這隻是因為他們過去未曾獲取權力,沒混成什麽書記或者政委。


  在他們看來,人性當然是重要的,但與卑賤者無關。


  五


  又是十多年過去了。回到內地的一天,一位朋友拉我去看再度上演的《紅色娘子軍》。這位朋友也曾在海南打拚,辦過一個農場,後來被一場台風嚇得屁滾尿流。他一出門,幾百顆撲麵而來的沙粒就射進了他的皮肉,到醫院手術台上把一顆顆沙粒從肉洞裏夾出來,竟花了血淋淋的整整六個小時。他說海南的雨季太潮濕了,台風實在太可怕了,你在那破地方還混個什麽勁兒?

  大幕徐徐拉開。慘淡陰森的燈光下,水牢情景浮現,鐐銬的金屬聲嘩啦作響,滿身鞭痕的女主角緩緩起舞,在聚光燈下用每一個細胞掙紮,用每一個骨節悲訴,向一個她看不見的上空伸出空空雙手……在這個舒適的大劇院裏,看得出,那是一雙沒有挨過鞭打的手,纖細,柔軟,瘦弱,嫩滑,也許隻適合掩口淺笑或月下拈花,或泡在什麽品牌洗浴液裏。


  接下來是四個女奴的中板群舞。年輕演員們個頭高挑,技巧嫻熟,對肢體應該說有足夠的控製,但看上去仍是柔弱無骨,缺乏岩層般的粗糲和剛強,即便一齊舉臂顯露出身上條條鞭痕,但那紅色分明不是鮮血而是人體秀的油彩。她們給人失真的感覺,串味的感覺,不時透出華爾茲或者倫巴的風韻。再接下來,紅色娘子軍的群舞也好不了多少。一群熱帶叢林裏的偽奴隸,倒像是一群香港太太或者紐約洋妞,搬弄著她們十分陌生的大刀和步槍,表達著她們十分隔膜的憂傷和憤怒。


  但還是有很多人鼓掌。


  女奴們用手臂擋住鞭擊從而讓瓊花死裏逃生的時候,孤苦無告的瓊花被女兵們如林雙手熱情接納的時候,瓊花來到政委就義現場找不到身影於是向空無四周一遍遍追問和悲訴的時候……生死相依的情景,義重如山的表達,如此久違與罕見,暗暗擊中了觀眾們的震驚。劇場在升溫,爆發出潮水般的掌聲,並且有一種反常的經久不息。連我身邊的朋友也拚命鼓掌,隻是事後說不清自己為什麽激動——他說他還哭了,卻不明白一個KTV常客,一個差不多劣跡斑斑的老色鬼,今夜淚水為何而流。


  我發現不少人都在淚眼花花。


  對新一代演員的挑剔,對當年樣板戲政治背景的警覺,似乎都足以取消鼓掌的理由。但我無法否認的是,當熟悉的樂浪在我體內呼嘯,當舞者的手足一一到達我視野中預期的區位,這出觀看過好多回的芭蕾劇,眼下還是給我一種初看的新鮮。它不再是威嚴樣板,不再當紅與流行,在今天甚至退到了邊緣位置,於是刺目的強光熄滅,讓人們得以睜開雙眼,重新將其加以辨認。我似乎驚訝地發現,這個故事中的人性其實比我料想的要多得多,比我料想的要溫暖得多。


  這個作品不是曾經用刀槍嚇壞過很多溫良人士嗎?如果高舉刀槍有違人性,那麽在你陷入惡棍圍剿的時候他人統統袖手旁觀倒成了人性?如果奴隸造反有違人性,難道在你橫遭欺詐或暴虐的時候他人轉過頭去伴大款拍馬屁倒成了人性?今天不會有太多的人,會為一個烈士的獻身而苦苦痛泣;不會有太多的人,會把人間的骨肉情義默默堅守心底。如果——如果——如果這種痛泣和堅守都已陳腐可笑,那麽我們是否隻能把麵色緊張的貪欲發作當成偉大的人性解放?或者,引起革命的壓迫與剝削,革命所力圖消除的壓迫與剝削,在今天是否正成為人性複歸的美妙目標?


  也許我已經老了,見過了太多人事,於是弦驚之處忍不住鼻酸,似乎為不能確定身份和不能確定麵目的什麽人傷心——你是誰?你就是那個我一直熟悉但從未見過麵的你嗎?那個我一次次錯過的你嗎?今天還有多少人願意挺身而出擋住落向你的皮鞭?今天還有多少人願意伸出援手將走投無路的你接納和庇護?也許,你不必過於悲傷和絕望,你至少還能聽到掌聲,聽到四麵八方經久不息的掌聲,再一次在劇場裏實現對革命的重申。革命是什麽?革命確實是仇恨,是暴亂,是狂飆,是把天捅下來,但革命無非是暗無天日之時人性的爆發,是大規模恢複人性的號令和路標,因此也是一切卑賤者最後的權利——雖然革命大旗下同樣可能重現罪惡,常常使革命變得麵目不清,讓回望者難以言說。


  我也無話可說。


  我擦擦眼角,止住一顆下滑的淚水。


  200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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