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有人仰望星空
仍有人仰望星空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87年《新創作》，後收入散文集《夜行者夢語》。
也許中國曆史太悠長，人們便不願意回憶，這有一次次搗毀文物和焚燒典籍的運動為證；也許美國曆史太短暫，人們便太願意回憶，這有遍布美國的繁多紀念雕像為證——有的雕像甚至隻是紀念中國人常常看不上眼的某次小戰鬥或者某位小獸醫。
“文革”二十周年的紀念，在國內一片關於物價和走後門的嗡嗡議論聲中，幾乎靜悄悄地過去了。在美國，卻有眾多的報告會、討論會、書展、電影周海報——有我們熟悉的《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決裂》、《紅旗渠》等等。
紅衛兵在美國鼎鼎有名。有幾次討論會中，我向洋人談起魯迅、巴金、沈從文，麵對著一臉臉茫然，我不得不趕緊插入有關注解。但談起紅衛兵，Red Guard這個詞他們都懂。我還察覺到，當我提到自己曾經當過紅衛兵，他們眼裏都閃示驚訝，暗暗吞下某種疑懼。
五光十色的美國電視中常常出現一個串場的胖大家夥，箍一套窄小的草綠色軍服，臂佩紅袖章，腰束寬皮帶，動不動就傻乎乎地拳打腳踢或蛇行鼠竄，袖章上就有漢字“紅衛兵”。我到達愛荷華那天，一位台灣留學生開車來機場接我，當他聽說我曾經是紅衛兵，立刻眼露驚悸，停下車招呼他的同伴：“來來，我們把這個家夥丟下車去！”
我明白了，在很多海外人的眼中，中國紅衛兵就是土匪，是納粹衝鋒隊。一代人在那個年代流逝的青春之血，在他們眼中不過是幾縷髒水。
而這種看法，已不可更改地載入了全人類的思維辭典將直至永遠。
我說還是不說呢？我得費很大的勁才能向他們說清楚，“文革”遠不是那麽簡單，比如說不像一些“傷痕”影片反映得那麽簡單。我得說明紅衛兵複雜的組織成分和複雜的分化過程，說明了紅衛兵在何處迷失和在何處覺醒，說到當時青年思潮中左翼格瓦拉和右翼吉拉斯的影響，再說到“四五”天安門運動以後的改革進程……但我發現，他們總是似懂非懂地點點頭，隨即去切牛排或開啤酒，看來沒有聽下去或問下去的興趣。燈紅酒綠，室溫融融，也許這個問題是不能在異國的餐桌上談清楚的。
談清楚了又如何？種種傷痛與他們沒有關係。我對洋人們在餐桌上是否有更多的談資和笑聲得那麽負責嗎？
奇怪的是，在紅衛兵千夫所指的美國，居然還有紅衛兵公開活動。這是在舊金山，夜已經很深了，我與另一位朋友好容易找到一家偏僻的電影院，看一部正在獲得好評的電影《長城》。這部影片表現一個美籍華人帶著白人老婆及子女回北京探親的前前後後，展示中美文化的異和同。觀眾不時大笑。據說此片後來在國內演過，卻沒有引起多少笑聲，自然是因為觀眾對美國社會缺乏了解，不能會心於影片的幽默。
我們看完影片，在影院大門口碰到一位正在分發傳單的姑娘。傳單上不是通常那種食品廣告，而是毛澤東像和《白毛女》劇照：喜兒劈腿大跳把來複槍高高舉起。然後有黑體大字：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紀念委員會。
我發現這位姑娘金發碧眼，身體清瘦，薄裙下麵兩條裸露的腿在深夜的寒風中微微哆嗦，手臂還攏著一大堆沉重的傳單。
“能知道你的名字嗎？”
“弗蘭姬。”
“你到過中國嗎？”
“沒有。”她臉上浮出蒼白的微笑。
“你為什麽讚成‘文化大革命’呢？”
“‘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的希望。沒有革命，這個社會怎麽能夠改造？”
“我是中國大陸來的，我可以告訴你，就是在這些照片拍下來的時候（我指了指傳單），在中國，成千上萬的人受到迫害，包括我的老師，包括我的父親。還有很多紅衛兵，因為一封信或一篇文章，就被拉出來槍斃……”
“人民在那個時候有大字報，有管理社會的權利。”
“不，最重要的權利，是被利用的權利，是進入監獄和效忠領袖的權利。你懂不懂‘效忠’？懂不懂‘牛棚’？……”
她認真傾聽著，沒有表示附和，隻有怯怯的微笑。
我們友好地交換了地址，我答應寄一些有關“文革”的材料給她。到這個時候，我才知道她原是英國人，正在美國從事職業革命。她和一些紅衛兵同誌在舊金山合租了一處房子，靠打零工為生。
又有幾家商店熄燈了。天地俱寂，偶有一絲轎車的沙沙聲碾過大街，也劃不破舊金山的靜夜。弗蘭姬揚揚手，送來最後一朵蒼白的微笑，抱著傳單橫過大街——大街空闊得似乎永遠也走不過，永遠也走不完。
回到旅館，我細看了一些傳單的內容：
今年是中國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紀念。從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中國億萬人民在毛澤東領導下投入了工人階級徹底改造社會的鬥爭，特別是推翻了中國共產黨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工人、農民、青年學生和其他勞動人民從下至上，創造了很多社會主義新生事物。還記得赤腳醫生嗎？造反學生首創性地走下農村向農民學習並同時傳播造反精神；工人農民和科學家一起把科學研究從象牙塔中解放出來；小說、戲劇、繪畫、電影、芭蕾等等把工農兵推上舞台，成為主宰社會的英雄；工人舉行政治辯論並在工廠張貼大字報。這些地震般的事件激動了全球每個角落的億萬人民……
對於八十年代的中國人來說，這些久違的語言當然有一種滑稽味道。但我笑不起來。也許任何深夜寒風中哆嗦著的理想，都是不應該嘲笑的——即便它們太值得嘲笑。
我想起了另外一些洋人。一位住在芝加哥的股票經紀商，有次為了紀念先父的誕辰，在某大學以他父親赫赫大名設置了一項獎學金，僅此一項就隨意花掉了八十多萬美金。他鶴發童顏，臉上滲出粉紅色的微笑和富足感，把我迎進了他綠林深處的別墅，自稱是共產黨要消滅的資本家。在幾乎是押著我細細觀賞了他的廚房、餐廳、客廳及燈光設備以後，他抓拿著懷中一隻大白貓笑了：“在中國有多少幢這樣的住宅？……十幢？五幢？”然後用一陣哈哈大笑自己做了回答。
我還想起了另一對芝加哥夫婦。兩人早出晚歸出門掙錢，鬥誌昂揚地把一天天生命變換成分期付款單上的購物，以致周末妻子也常常在家接待生意人而無暇探望父母。妻子又懷孕了，那天小兒子猛踢媽媽的大肚皮。父親驚訝地問：“你踢媽媽幹什麽？”小崽子恨恨地說：“我不是踢媽媽，我是踢弟弟。我要讓他現在就知道，我是他的老板！”
這些也是美國人。那麽我能接受哪一種人的美國呢？是深夜街頭的弗蘭姬，是押著我羨慕他家客廳的股票商，還是立誌要用腳尖來奴役弟弟的小老板？
後來，我才得知，像弗蘭姬這樣的極左派在美國還有一些。我收到另一張傳單，標題是《我們是俄國十月革命黨》。當時我正在加州柏克萊大學學生會大樓前的廣場中啃土豆條，肩頭扛著陽光的光熱。很多學生夾著書本，端著紙杯熱咖啡，熙熙攘攘在廣場中聽政治演講。更多的學生匆匆而過對勞什子演講無暇一顧。高台上有十來位男女舉著標語牌：“巴解組織加油！”“以色列殺人犯！”“我愛卡紮菲”——其中“愛”字照例以一顆紅心替代。有人在話筒前張合著嘴巴，聽不清楚。台下鬧哄哄地發出咒罵和升起很多拳頭，噴散著酒氣和奶酪味，用以幹擾演講和保衛以色列。一位肥胖的大胡子衝著台上怪叫了一聲，引起了哄然大笑。人更多了，散發傳單和推銷可口可樂的人也就更加有所作為。明信片銷售攤上有總統夫人南希的頭移植到電影演員史泰龍的身上，赤膊上陣，手持卡賓槍——唯胸前添加了一抹乳罩，雌雄難辨。
警察們走來。他們肥大的屁股後頭掛著電棒、手銬、步話機以及左輪手槍，一應俱全晃晃蕩蕩。他們抄著毛茸茸的手臂，在人群中遊來轉去，帽簷下泄出冷冷的目光靜觀陣勢。青年們也不怕他們，有時就在某位警官的鼻子尖下互相唾沫橫飛大吵大鬧，似乎越有警察越來勁。
也許這有點像英國的海德公園。據說每天中午都有集會辯論，各種言論都受到一七九一年《第一修正案》的保護——好幾屆總統都想取消但都未能取消的言論自由之法。於是警察隻能臨場監視，君子動口不動手，警察管手不管口，手銬為武鬥者時刻準備著。
美國國會則是朝中的海德公園了。走進那座略顯陰暗和笨重的建築，你可以看見一排排空坐椅，那些不斷生長出選票和議案的坐椅。會場周圍的走廊上，聳立著一尊尊著名政治家的雕像，默默注視著後來人。這裏有共和主義者，有廢奴運動領袖，有工業財團的喉舌，有奴隸主，有激進革命黨，有基督徒，有小農利益的忠實衛士——當然也包括尼克鬆，這位因促進中美邦交而得到中國人好感的朋友，又因為“水門醜聞”而被美國人詛咒的魔鬼。尼克鬆的下台，也是統治者對民眾的屈服，令美國人常常自得。
我的一位同行者問：“南方奴隸主不是很反動嗎？怎麽把他們的代表也供奉在這裏？”
美方主人笑了笑：“不，很多美國人認為這些反動派也很偉大。”
類似的問題出現在一片古戰場。一位青銅鑄成的南軍將領羅伯特·李，金戈鐵馬，挺立在高台上收韁遠眺，靜觀著明淨的藍天和白雲。幾位台灣留學生正在與美國人討論廢奴運動和南北戰爭。
“在你們美國人看來，究竟北軍代表正義，還是南軍代表正義呢？”
美國講解員似乎有理由對這種中國式的問題表示微笑：“在很多美國人看來，南軍不完全是代表奴隸主，重要的是代表南方自治權利，反對聯邦政府幹涉和中央集權，因此南軍是在維護聯邦製和憲法。南方有南方的正義。”
“那麽怎樣評價林肯？怎樣評價北軍？有沒有一種比較權威的公論？”
“沒有。很多問題，在美國不會有公論。”
中國人對這種回答多半感到一頭霧水。
講解員的話中當然有某種真實。美國確實沒有絕對統一的意識形態。這裏甚至沒有統一的時間標準，各個時區的鍾表自行其是，並不遵循首都時間，你旅行必須時刻注意調撥自己的手表。這裏也沒有統一的邦州法律，你在馬裏蘭州的餐館裏可以吞雲吐霧，在紐約市的公共場所抽煙就可能被罰款。這裏也沒有那種遍及東西南北中的住房標準化，沿著大街看去，高樓大廈各具姿態絕少雷同。在這樣的街區裏穿行，一孔車窗掃描著無窮無盡的個性展露，如果這時有一個人在身旁告訴你，在美國找不到統一的工資係列、統一的藝術方針、統一的生活方式、統一的新聞口徑、統一的政府機構模式，乃至統一的英語普通話標準，你也許不會覺得有什麽不自然，沒什麽不可理解。
沒有哪一種文化可以單獨地代表美國，這是美國的一大特征。很多城市都有唐人街，也有日本街、意大利街、墨西哥街。操西班牙語的黑發果農，操挪威語的黃發麥農，專門種植蔬菜的意大利大漢，祖籍在波蘭的采煤青年，紐約市哈勒姆區曬著太陽的黑人老太，還有中國農曆年時歡跳著的男女店主——這全是美國。十九世紀以來，絡繹不絕的移民繼續漂洋過海擁入這片新大陸，各種文化隨著吱吱呀呀的車轍碾過阿巴拉契亞山脈，植入密西西比河流域和大平原或者越過落基山直抵太平洋沿岸。它們共同組成了美國故事，構築了多元化的現實。在紐約市自由女神足下的地下室裏，有一個大陳列館，一個查閱家譜的電腦中心。如果你是美國公民，你按照父母姓名字母順序，便可以從電腦裏敲出他們的生平家世及照片，甚至可能敲出他們各自的上一代，上兩代，上三代……那些與你血緣相連的陌生麵孔和陌生名字。熒屏幾乎紛紛展示著全世界每個民族的服飾、容貌和文字。
我突然明白了，世界上沒有純粹的美國人，而美國隻有複雜的世界人。
那麽，一個國家的政體，常常就是切合其文化背景的自然選擇或最優選擇嗎？
美國也有過戰爭，像南北之戰。也有過政治運動，像麥卡錫主義浪潮。但這個國家終究不曾出現單質的大一統，如中國漢朝以後的“獨尊儒術”直至“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各種文化圈誰也吃不下誰。戰爭和政治的強權最終還是被多元化文化所化解，所稀釋，成為一個個可以討論的話題，一段段可以好惡褒貶的往事，很難至高無上地統治一切。因此一位美國人在回答中美差別這個問題時，曾經說：“你們中國人相信，真理隻有一個。在我們美國，真理有很多個。”
我們可以不同意這種概括，可以與他爭論。爭論在這裏是家常便飯。美國人似乎並不把爭論、攻擊以及帽子棍子之類看得很可怕。他們挑剔調侃之時，心裏可能是讚同你的；他們頻頻點頭淡淡微笑之時，心裏可能是反對你的。
美國的自由當然還包括曼哈頓四十二街紅燈區，那裏有性影院、性商店、性雜誌、性表演，比比皆是。脫衣舞廳總是撩門簾半邊，讓別人瞥見裏麵瘋野的觀眾和聚光燈下扭腰撅臀的條條身影。書攤上的無聊雜誌，翻得翹角卷邊亂糟糟的，散發出一種汙濁腥膩的氣味。雜誌封麵上的那些脫衣女，是否也向往過尊嚴，向往過男人真正的關心和愛護，向往過溫暖的家庭和兒女對自己的親近？誰能走近她們，在那些花了幾個錢來狂呼亂叫的醉漢麵前，給她們輕輕披上衣服，把她們送回家去？美國確實有很多自由，但也有脫衣女出賣肉體的自由，有醉醺醺的色鬼們來淩辱女性的自由，有奸商們利用人類的墮落來大發橫財並且比眾多誠實的勞動者和創造者活得更神氣活現的自由。
為了爭取自由，曾經有過法國大革命、美國獨立戰爭等一次次浴血抗爭，千萬人頭落地，那時候西方人的命並不比中國人的命值錢。當年慷慨赴死的先輩，是否願意看到他們的女兒或孫女兒，如今正在享受著自由賣身的權利？是否知道她們的顧客，正在自由地吸毒，自由地豪賭，自由地醉生夢死，自由地視前輩獻身精神為狗屎不如的“傻帽”？
自由也是能被人類汙染的。
英國學者赫胥黎老人說過：人就是要滿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不能滿足，這個世界就會從外部毀滅；如果滿足，這個世界就會從內部毀滅。
有更加美妙的人性嗎？
有更多歡樂更為合理的社會嗎？
我走進紐約一條清冷的小街，這裏沒有什麽車輛和行人，路邊多見紙屑，龜裂的水泥塊，還有幾輛未回收的破汽車瞎眼塌鼻的。牆上被噴漆塗畫得亂糟糟，髒話、漫畫和標語交錯，七嘴八舌互相嘀咕著永不完結的人生苦惱。這些字多數難以辨認，但有一條歪斜的標語赫然醒目：
我們全在陰溝裏，但仍有人仰望星空。
誰塗上去的呢？
我想是我自己。如果我碰巧投生在美國，當上一名汽車修理工什麽的，也許會在某種衰老了的教堂鍾聲中，塗上這句話，讓後來一位來自中國的人覺得眼熟，駐足良久。我是為他而寫的。
1987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