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傳統的現代再生

  文學傳統的現代再生 注釋標題 最初以法文和英文發表，後收入隨筆集《文學的根》。


  對於一個文學作品來說，最重要的不在於它是否新，而在於它是否好。因為求新之作大多數並不好，正如襲舊之作大多數也是糟粕。但這樣一個觀點不容易被當代的人們所接受。在二十世紀的一百年裏，中國的作家和讀者們大多習慣於一種對“新”的崇拜：從世紀初的“新”文藝、“新”生活、“新”潮流，到九十年代的“新”感覺、“新”寫實、“新”體驗，這些文學口號及其文學活動總是以“新”來標榜自身的價值，來確認自己進步和開放的文明姿態。在很多時候，新不新，已經成了好不好的另一種表述。很多作家一直在嘔心瀝血地跟蹤或創造最“新”的文字。於是一位中國批評家黃子平曾經說過：創新這條狗，追趕得作家們喘不過氣來。


  正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傳統”總是被確定為“現代”的對立之物，是必須蔑視和摒棄的。我在一九八五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文學的根》，因涉及傳統便曾引起各方麵的批評。在朝的左派批評家們認為：文學的根應該在本世紀的革命聖地“延安”而不應該在兩千年前的“楚國”或者“秦國”，因此“尋根”是尋封建主義的文化，違背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優良傳統。在野的右派批評家們則認為：中國的文化傳統已經完全腐朽，中國的文學隻有靠“全盤西化”才可能獲得救贖，因此“尋根”之說完全是一種對抗現代化的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可以看出，這兩種批評雖然有不同的政治和文化背景，但擁有共同的文化激進主義邏輯，是中國五四新文化運動兩個血緣相連的兒子。這兩個兒子都痛惡傳統，都急切地要遺忘和遠離二十世紀以前的中國，區別隻在於：一個以策劃社會主義的延安為“新”世界，而另一個以資本主義的紐約或巴黎為更“新”的世界。


  事實上，社會主義如同資本主義一樣，在中國都曾披戴“現代”的光環，“新”的光環，都曾令一代代青年男女激動不已。


  從一九八五年以來，我對這些批評基本上一言不發不作回應。因為我對傳統並沒有特別的熱愛，如果曆史真是在作直線進步的話，如果中國人過上好日子必須以否定傳統為前提的話，那麽否定就否定吧，我們並不需要像文化守靈人一樣為古人而活著。問題在於，十多年後的中國文學並沒有與所謂傳統一刀兩斷，中國文學新潮十多年來從“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從“現代主義”再到“後現代主義”，並且在一種“後現代主義就是世俗化和商業化”的解釋之下，最終實現了與金錢的擁抱。無論前衛還是保守，似乎一夜之間都商業化了。妓女、麻將、命相、貴族製度等都作為“新”事物廣泛出現在中國社會生活裏，進而成為很多文學家的興奮點。有一位知名“後現代主義”作家，竟用半本詩集來描述和回味他在深圳和廣州享受色情服務的感覺。這當然隻能使人困惑：難道金錢有什麽“新”意可言？難道妓女、麻將、命相、貴族製度等等不是中國最為傳統的東西？文化激進主義的叛逆者們，什麽時候悄悄完成了他們從生活方式到道德觀念最為迅速和不折不扣的複“舊”？

  在這裏，我對這種命名為“進步”的複舊不作評價，即使做出價值評價也不會視“舊”為惡名。我隻是想指出：完全脫離傳統的宣言，常常不過是有些人扯著自己的頭發要脫離地球的姿態。事情隻能是這樣，新中有舊，舊中有新，“傳統”與“現代”在很多時候是一種互相滲透互相纏繞的關係。正如閱世已深的成年人才能欣賞兒童的天真，任何一次對“傳統”的回望，都恰恰證明人們有了某種“現代”的立場和視角，都離不開現代的解釋、現代的選擇、現代的重構、現代的需要。因此任何曆史都是現在時的，任何“傳統”事實上都不可能恢複而隻能再生。一位生物技術專家告訴我，為了尋找和利用最優的植物基因，他們常常需要尋找幾百年前或幾千年前的“原生種”，必須排除那些在當今農業生產環境中已經種性退化了的常用劣種。顯然，這種似乎“厚古薄今”的工作，這種尋找和利用“原生種”的工作，不是一種古代而是一種現代的行為——如果不是因為有了現代生物技術，我們連“原生種”這個概念也斷不會有。


  正是基於與此類似的邏輯，如果我們不是麵對現代資本主義文明全球化和一體化的複雜現實，如果我們不是受到各種現代文學和文化新思潮的激發，“傳統”這個話題也斷不會有。一個中國評論家單正平曾在文章中用了一個詞“創舊”。這個詞在中國語法規則之下是有語病的，讀者會覺得很不習慣。因為“創（造）”從來隻可能與“新”聯係在一起，所以中國詞匯中從來隻有“守舊”、“複舊”、“懷舊”等，而沒有“創舊”一說。但我需要感謝這位評論家，因為他對我們習以為常的時間觀念來了一次深刻的懷疑，把“新”與“舊”、“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模式從語言上來了一次顛覆和瓦解。“新”出於創造，“舊”也隻能出於創造，因為所有的“舊”都是今天人們理解中的“舊”，“創舊”的過程就是“舊獲新解”、“舊為新用”的過程。


  這個評論家在使用“創舊”這個詞時，是麵對中國當今的這樣一些文學作品：相對於都市裏的“新”生活，這些作品更多關注鄉村裏的“舊”生活，比如張煒、李銳、莫言等作家的小說；相對於五四以來純文學的各種“新”文體，它們更像是中國古代雜文學的“舊”文體，包括體現著一種文、史、哲重新融為一體的趨向，比如，汪曾祺、史鐵生、張承誌等作家的寫作。當然，更重要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創舊”還在於人文價值方麵的薪火承傳。中國正在迅速卷入資本主義全球化和一體化的過程，正在經曆實現現代化和反思現代性這雙重的擠壓，正在承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習俗各方麵的變化和震蕩。每個人在這個大旋渦裏尋求精神的救助。在這種情況下，全球各種“新”思想“新”文化大舉進入中國是必然的，而這種進入如果是一種創造性的吸收而不是機械性的搬用，那麽各種傳統思想文化資源被重新激活並且被納入作家們的視野也就是必然的。正像張煒先生指出過的：儒家在五四運動以後曾遭到來自官方和民間的全麵的批判，但儒家“天人合一”的世界觀，“重義輕利”的人生觀，在物質主義、技術主義的商業流行文化的全境壓進之下，正在成為一些中國人重建生活詩學的“新”支點。我相信，皈依伊斯蘭教的張承誌，信奉佛教的何士光，投身基督教的北村，這些作家也是在各種“舊”的思想文化遺存中，尋找他們對現代生活“新”的精神回應。


  正像我不會把“新”當作某種文學價值的標準，我當然也不會把“舊”當作這樣的標準。特別是在文學正在全球範圍內高度商業化的當前，懷舊、複舊、守舊也完全可以成為一種最“新”的文化工業，產生太多華麗而空洞的泡沫和垃圾。在這個意義上，一切崇拜——包括“新”的崇拜和“舊”的崇拜都很有些可疑，都可能成為文學創造的陷阱。在另一方麵，我更不願意把文化的“舊”“新”兩分，等同於“中”“西”兩分，而很多中外學者常常就是這麽做的。在這些人眼裏，中國文化的時間問題也就是空間問題，“傳統”就是“中國”，而“現代”就是“西方”。但上述中國作家的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從嚴格的意義上來說都並非原產於中國，同樣也並非原產於“西方”一詞所指的歐美。我們該把印度和中東往哪裏放呢？是應該把它們看作“新”還是“舊”呢？這隻是隨手舉出的一個小例子，不能不讓我們的西方崇拜論者或中國崇拜論者謹慎行事。


  我在一篇文章裏說過，文化的生命取決於創造，而不取決於守成，而任何創造都是“新”“舊”相因，“新”“舊”相成的，都是一次次傳統的現代再生。因此任何一個有創造力的民族，都用不著擔心自己在廣泛的文化汲取中傳統絕滅，正像任何一個有創造力的人，都用不著擔心自己在“傳統”繼承中搭不上“現代”的高速列車。作家們將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化成果都視為自己可資利用的資源，完全可以不關心也不研究自己的文化“年齡”或文化“膚色”問題，隻應關心自己能否把下一部作品寫得更好。在此我鄭重建議：作家們今後在一般情況下不要再討論這個“傳統”或者“現代”的話題——這一點，請關心這個話題的各位同行給予原諒。


  2000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