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無名與專名

  道的無名與專名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2000年《唯美》雜誌和境外《今天》雜誌，後收入隨筆集《性而上的迷失》。


  本世紀初，文言文受到挑戰的時候，白話文似乎不僅僅是一種交際工具，不太像“天下之公器”。其本身已彰顯特定的人文價值，已經自動履行著民主、科學、大眾化、現代性等表達功能，與舊體製相對抗。在這個時候，形式就是內容，載體已成本體。白話文是反專製的語言，是反道統的語言，是人民大眾通向現代化的團隊口令和精神路標。一切阻礙政治和經濟變革的腐朽勢力，似乎都隻能在文言文的斷簡殘帛中苟活。


  從這一段史實出發，人們很容易懷疑語言的工具性、物質性、全民性以及價值中立性。人們有足夠的理由相信，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意識形態，至少也可以說，在語言的深處，有某些特定社會價值觀念在暗中驅動和引導。貌似公共場所的語言，其實是一家家專營店，更像是性能特異的地脈和土質，適合特定的價值理念紮根——文言文的土壤裏就長不出現代性的苗。


  時間稍稍往後推移幾十年，事情出現了另一些變化。當文言文已悄然出局，白話文廣為普及一統天下的時候，它的價值特征便開始模糊。它還是“民主”和“科學”的語言嗎？“文革”恐怖的社論和大字報正是用白話文書寫的，倒是陳寅恪一類舊文人的文言文還多一些人格獨立和學術真知。白話文還是“大眾化”的語言嗎？某些新潮作家用白話文寫的論文或小說，比同樣內容的文言文還晦澀費解百倍，相形之下，倒是莊子、司馬遷、蘇東坡、歸有光等人的墨跡更有平易近人的風格。顯而易見，此時的白話文還是白話文，但它已經擴展為公共場所，吐納八方，良莠雜陳，其價值的專適性和定向性已不複存在。一次語言革命，終於在勝利中自我消解。


  廣義的語言還包括對語言的實踐運用，即言語活動，這既是語言的具體實現，也是語言的演變動力。魯迅與姚文元說著同樣的白話文，但在寫作內容和寫作方式這一層麵，又不能說他們說著同樣的話。他們同於語言而異於言語。同樣的道理，朦朧詩與“樣板戲”的衝突，口語體與翻譯體的衝突，八十年代以來諸多小說探索與既有文學模式的衝突，都構成了言語的多向運動，構成了白話文內部的緊張，也製約了白話文未來的總體走向。特別是八十年代初的朦朧詩熱潮，常常使人聯想到白話文出現時的革命氣氛。當時人們最驚訝的不是這些詩的內容：英雄、知青、愛情、白樺樹、紅瑪瑙等等，在其他詩體裏同樣出任過角色。但謂之“朦朧”的言語形式本身，已傳達了足夠信息，已定位了感覺解放和個人主體的人文姿態。無論朦朧詩的反對者還是擁護者，當時大多沒有把言語方式僅僅當做一種技術問題和形式問題，都敏感到“怎麽說”本身就隱含著“說什麽”：破壞語法常規，無異於挑戰傳統政治權威；而廢棄標點和韻腳，簡直就是對清教主義倫理和極權主義哲學的反叛。在這種情況下，朦朧詩作為“樣板戲”、“新華體”、“黨八股”的異端，促成人們思維和感覺的重構，一度成為危險的意識形態而遭到政治撲殺，當然在所難免。


  有意思的是，言語的價值定位很快到期作廢。朦朧詩永遠是“感覺化”的言說嗎？當商業廣告中皮鞋、時裝以及胃服寧藥片的推銷文案如歌如詩也一片朦朧的時候，人們隻有經濟人格的算計而獨獨沒有感覺。朦朧詩永遠是“個人化”的言說嗎？至少，不到幾年工夫，它同樣可以用於政治宣傳中的領袖頌歌、聖地懷舊、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的宏大敘事，連最為體製性的言說也都能夠朦朧得雲遮霧罩，一個標點和韻腳都不給你留下。到了這一步，朦朧詩不再是艱難的墾荒，而是流暢的滑行和飛翔，廣為普及，蔚為時尚，終於被所有的價值係統接納，而自己曾經有過的價值特質卻在這一過程中悄悄流散。


  在這裏，言語活動同樣再一次經曆著與價值的遭遇和告別。


  事情就是這樣：做大了就可能做完。任何一種言說大概都免不了一種在擁戴和熱愛中衰亡的命運。第一個把女人比作鮮花的人是天才，但十個人都這樣說的時候，跟進者便成了庸才和蠢才。魯迅深刻，但不能保證一切仿魯迅都能深刻。沈從文優雅，但不能保證一切仿沈從文都能優雅。恰恰相反，任何言說的詞匯、句式、章法、意象、旨趣都在遺傳和感染擴散的過程中，越來越遠離原創的標高，隻留下缺血的仿冒。


  這樣看來，言語中的價值注入，常常是不可重複的初戀，是一次性事件。言語的生命力永遠隻能新生，不能再生，更不能成傳家寶一代代往下傳。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談論魯迅、沈從文等一切有價值的漢語寫作，與其說是肯定他們的言語，毋寧說是肯定他們對言語的創造；與其說我們感受到了他們言語的價值光輝，毋寧說我們是在懷戀和追憶他們創造那種言語時所爆發出來的價值光輝——那隻是一道閃電，雖然定格在書卷，卻無法挽留。隻有糊塗蟲才企圖通過模仿來對那些言語的活力實現收藏和占有。


  白話文與大眾性的聯姻很短暫，朦朧詩與感覺化的聯盟也並不牢固，這一類現象證明，語言也好，言語也好，任何形式和載體可以與特定的人文價值有一時的相接，卻沒有什麽牢固不變的定擇關係。語境變，則含義變，功能變。這如同日常生活中，一句髒話，此時可以表示厭惡，彼時也可以表達親昵；一句紅衛兵的口號，昨天可以成為政治運動中的恐怖，今天卻成為懷舊時的親切或者表演中的搞笑。有那麽多經曆過“文革”恐怖的中國人，眼下聽到“文革”語錄歌時居然一往情深，心花怒放，這種最常見的語言經驗，足以證明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極其脆弱，沒有一成不變的連接。


  這沒有什麽奇怪。離開了特定的社會環境、文化格局以及生命實踐的各種複雜條件，任何語言都隻是一些奇怪的聲波和墨跡，沒有任何意義，更沒有什麽神聖。魯迅的表述一旦離開了魯迅的語境，就完全可以移作他用，比如成為政治運動中的語言暴力。沈從文的表述一旦離開了沈從文的語境，也完全可以一無所用，比如成為三流文人在一篇篇酸文中無聊的引征或抄襲。當然，與此相反的逆過程，比方說在語言中變廢為寶和點石成金的過程，也同樣存在。李銳的小說《無風之樹》差不多是一場語言的泥石流，其中夾雜著很多“文革”時期的套話，即那些言義相違或有言無義的語言僵屍。但這些材料在李銳的語境裏獲得了一種反諷意義，呈現出新的價值，無異於僵屍複活。在這裏，創造並非生造，推陳出新常常也是翻陳為新（I·喬伊斯造出一些字典上沒有的新字，可算是出於偶然的需要）。語言遺產在模仿家那裏的死亡，在創造家那裏則可能是休眠，是燃煤生成之前的腐積，將其翻用於恰當的語境，就有熱能的成功激發。因此，語境是語言的價值前提。語言生命（魯迅、沈從文等）可以在另一種語境裏成為僵屍；而語言僵屍（“文革”套話等）也可以在另一種語境裏煥發出生命。創造家們既非複古派亦非追新族，其創造力首先表現在對具體語境的敏感、判斷、選擇以及營構，從而使自己在這一種而不是那一種語境裏獲得最恰切有效的語言表現——價值就是在這個時候潛入詞語。


  中國禪宗強調“道隱無名”、“言語道斷”、“隨說隨掃”，表達了前人對任何語符最徹底的不信任。他們的“道”不可以在任何靜止和孤立的表述裏定居，同時也可以在上述任何表述中降臨，包括說糞說尿，說金說銀，都可以釋佛。他們對語符與義涵之間這種任擇（arbitrary）關係的洞察，比索緒爾或者德裏達的類似覺悟更早。


  當然，任擇關係不是沒有關係，體現為定擇關係的隨機改變，卻不體現為定擇關係的完全取消。應該注意的是，應該承認的是，在現實中，言與義的關係一旦擇定，也常有相對恒穩的狀態。就像鍾表與時間之間形成了既擇關係之後，或者貨幣與財富之間形成了既擇關係之後，改變這些關係雖然可能，卻非易事——人們經常隻能在陳規和習慣中權且安身。日常生活中的忌語，作為言義定擇關係最僵化最神化的產物，就是這樣被接受的：因為母親不可褻瀆，母親的名謂也就不可褻瀆；因為信仰是不可背叛的，信仰的習語也就不可背叛，哪怕用“上帝”來取代“真主”、用“先生”來取代“同誌”、用繁體字的“派對”來取代簡體字的“紮堆”，也可能引起嚴重的文化衝突、政治糾紛乃至血刃相見。在這個時候，名似乎就是實，事物的符號儼然就成了事物本身，成了事物的替代物和有效憑證，甚至可以成為人們對物質世界和利益關係的遙感/遙控裝置——話語的衝突幾乎代理著人們對現實體製的重新安排。


  這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在一定的情況下，白話文會成為政治，朦朧詩也會成為政治，一切新的小說形式也會成為政治。人們的價值指認可以被相應的語符暫時鎖定，不得不在語言衝突中表現為固守或強攻。


  連最不信任語言的禪宗，也有滔滔不絕的說教和針鋒相對的辯難，可見在很多時候，語言還是有意義的，word並非時時可以脫離相應world的重力牽製，作輕浮無定的任意飄蕩。


  道隱“無名（言義任擇關係）”與道涉“專名（言義定擇關係）”各有其適用域，語言的遊戲化與語言的權力化，也各有其合法性。這無非是我們觀察語言時，超出具體語境之外或切入具體語境之內，會有不同的結果。在較為積極的事態裏，“遊戲”說可以瓦解語言的價值神話，恢複語言無限多變的空間；而“權力”說可以使語言“空心化”的狂歡適時降溫，恢複人們對語言必要的價值審查和價值要求。


  在談到人類理性的時候，德國人馬克斯·韋伯采用價值/工具的二元模式，對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做出區分。在我無能創新語符的時候（瞧，這就是作為既有語言之奴的時候），我願意借用他這一模式，施之於有關語言的觀察。語言到底是（工具）載體還是（價值）本體？我無法做出定於一端的回答，而且相信回答隻能取決於人們從何種角度觀察，並且把特定語言現象置於何種語境：比方把白話文置於本世紀初還是本世紀末的不同語境。我還相信，在實際生活那裏，這種略嫌粗糙的兩分模式還省略了很多東西，比如，省略了價值的強表現及較強表現、弱表現及較弱表現等等分寸，使我們隻能粗而言之。價值像是一種流體，隨著現實人生的推動，在語言工具中忽多忽少，忽聚忽散，忽駐忽行，忽來忽去，呈現出極為複雜的紛紜萬狀。更確切地說，語言價值取決於與之相關的各種條件，取決於語言與這些條件的結構性關聯。因此，在現實及其語言表現的不斷流變之中，我們永遠隻能靠語言去捕捉價值，又無法把價值永遠存入既有的語言之網。


  這樣，倡導白話文也好，推崇任何一位作家的語言品格也好，可以是一時的價值義舉，卻不會有長久的價值專利。


  人類在尋找價值的語言長途中，永遠是成功的徒勞者。而這正是人類的幸運：語言總是處於墾荒和探險的狀態。


  199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