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想
心想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5年《讀書》雜誌，後收入散文集《完美的假定》。
一
平常聽到“做學問”的說法，有點不以為然。這個詞有點像時下另一個很時髦的舶來詞：“做愛”或者“造愛”——似乎愛是做（make）出來的，隻是一種技術和手段，可以在實用手冊中被設計被規定被訓練指導。隻要操作得法，人們都可以做出仿純真或仿瀟灑的成色，做出仿嬉皮或仿雅皮的款式。
英語自有所長，但偏愛人為的造做之技，make用得太多太濫，“做友誼”、“做快樂”、“做錢”等，讓人匪夷所思。
二
小學問可做，大學問不可做。曆史上那些文化巨人，不代表一般的學問和知識。他們哪怕從事枯燥的思辨和考據，生動的原創力也來自生命的深處，透出人的血溫、脈跳、價值觀以及親切的情感，成為一種人生的注解和表達，帶著鮮明的個人烙印。文與人一，文如其人，風格即人，文學就是人學……凡此等等的評鑒，曾經指示了典範的特征，測定出昨天的標高。
一個中國人想到孔子，腦海裏肯定首先不是學問，而是一種東方式的導師風貌：清高而勤勉，堅強而嚴正，硬得像塊石頭，始終承擔社會責任並熱心教育，似乎總是穿著有點式樣古怪的長衫，坐著牛車奔波列國不可而為地宣傳理想，拘泥小節有時卻到了可笑的程度，比如遠離廚房遠離女人遠離靡靡之音而且肉片一定要切得方正……人們對孔子的這些印象，不一定與野史或正史有關，而是來自《論語》本身的人格內蘊。
還有尼采。尼采與其說是一種哲學，毋寧說更是一種精神爆破式的生存方式。他晦暗而尖利的語句，既不可能也沒有必要被後人逐一透析，字字確解。但他字裏行間迸發出來的孤獨、絕望、極度敏感以及無處傾瀉的激烈，是任何一個讀者不難感受到的。“上帝死了”，不是他在書齋裏的推究，不過是他心靈的一道傷口，是他的長期的腦痛和半失明的雙眼，是他對社會普遍性偽善渾身發抖的憤怒，是他突然在大街上抱住鞭下瘦馬時迸湧的熱淚。
尼采的腦子壞了。大學問家在一般人眼裏，總是有腦子壞了、不夠圓通、不夠機靈的感覺。
三
人與文不可分離，故有漢語詞“人文”。古往今來的人文濟濟百家，但如果稍加辨認，那些有分量的作品，保持著恒久影響力的作品，決非小聰明和技巧所能支撐。學問越研究到後來，越接近未知和創造的高寒區，就越需要生命力的燃燒，智慧和情懷融為一體。對於那些人文前驅來說，他們在孤燈長夜裏麵臨的重大選擇，不是想什麽的問題，而是願意想什麽的問題——情感和人格總是成為思維的路標；不僅是怎麽想的問題，更是怎麽活的問題——“想法”是“活法”的同義語。他們中間的有些人常常為此把自己逼入險惡，逼入一輩子的困頓，甚至付出血和生命的代價。他們的作品無論被後人如何評價和取舍，都適宜用人來命名：柏拉圖主義，康德主義，托爾斯泰主義，伏爾泰主義，盧梭主義，雨果主義，甘地主義，列寧主義，羅素主義……而在更早以前，曾經主導人類精神的各大宗教，其《聖經》差不多就是史傳，成了先知和教祖的生平事跡記錄，更是人文初期的寓言化人生讀本。
直到最近的幾十年，以人來命名主義才漸漸顯得有些罕見了，漸漸為人們不大習慣了。人與文的關係，似乎不再是簡單而鮮明的主從關係（或者從主關係），源流關係（或者流源關係），體用關係（或者用體關係）。隨著技術潮流的層層覆蓋和層層滲透，人的麵目在隱退和模糊，已經無關緊要。文過其人，文遠其人，文悖其人，這一類現象日益普遍。文化似乎告別了個體手工的時代，遺留著手溫並且印刻著工匠獨特標記的成品日漸稀有。工業式批量產出的文化很難呈現出個人的光彩，人的光彩，正在留下過於操作化和消費化的詞句、論點、模式、文化策略，留下一堆一堆不無華美但未免生硬和金屬般冷漠的事名或理名：諸如“後結構”或“後現代”。人們可以在一周之內製作或消費一百個主義，但是，一般來說，人們睜大眼睛也很難看清這些主義後麵的人。
這是一個悄悄的變化。
四
變化最早出現在建築和攝影——這些工作必須依靠機器，也需要很多錢，最容易一步步淪為工業資本的器官和部門，改變文化的個體手工性質。不難理解，人就是在這些領域最先失重，也最先失蹤。美國的A·沃霍爾，一個重要的當代藝術家，同時用五十張彩色和黑白的夢露頭像拚貼新作，用湯罐頭和肥皂盒裝配新作。他發現原作的意義已不存在，原作就是複製，可以批量生產，於是留下了一句名言：“我想成為機器，我不要成為一個人。我要像機器一樣作畫。”
這句話說得很聰明，本身倒不像是複製，不像是機器人的擬音——他何須急匆匆地自愧為人？
五
安迪·沃霍爾處在一個機器無往不勝的年代。工業不斷造出新的文化設備，大學便是其中之一。從表麵上看，大學越來越像工廠。教師不過是技工，教室不過是車間和流水線，畢業生則需要麵向市場的廣告和推銷。大學不再秉持舊時代那種“全人”或“通才”的神話，隻是以工業為藍本，實行越來越細密的分工，把學生訓練成適銷對路的專業技術。它越來越被人們視作一個有效的投資項目，被納入利潤的核算和規劃，學會對市場拉拉扯扯表示親近。
大學發育了強大的理科，也迫使人文學科就範，卻不能像對待理科那樣，給文科提供足夠的實驗手段。於是，人文分離的可能性大大超乎從前。一般來說，一個現代人是這樣走進文科的：從小學讀到大學，可能還讀到博士甚至博士後，整整讀去一個人的半輩子。他或者她眼界開闊，見多識廣，隻是沒法將其——身體力行，吃了梨子以後再來說梨子的滋味——這種原始而理想的認識模式，似乎帶有過多的農業文明意味，在當今的資訊時代已顯得迂闊。他需要吞下的課程太多，課餘時間隻夠勉強容下足球、口香糖以及觀光旅遊，要他親曆更多的實際人事無疑是苛求。他們當然可以像畢加索或高更那樣，去尋找非洲或少數民族，去文明的邊緣發掘人的原真和豐富，問題是，這種覺悟和勇氣，越來越被視為老派、累人、不討好的愚行，實行起來也不無困難。因此，除了特別的例外，大學意味著文化日漸遠離原型，隻有一大堆間接的、複製的、再生的、缺乏經驗親證的知識。一些有識之士一直憂慮文科大學要不要辦，要怎麽辦，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工業打破了以往的知識壟斷，消除了以往的知識短缺，卻大規模普及和加劇了文科的無根狀態——這表現在爆炸似的資訊增量中，一個人要成功地保持知識的實踐品質，要堅持精神的個性、原創性、真實性，相對來說十分困難。這倒不是說知識越多越愚蠢和越反動，隻是說資訊爆炸，對人的消化和把握能力提出了更高更苛刻的要求。一不小心，每個腦袋都塞滿異己經驗，肩上差不多長著別人的腦袋，或長著一個潮流文化的公共腦袋。
作為人性的載體，作為價值觀的沉積和凝固，文科知識的無限增聚也可以使大學成為精神摹本和精神假麵的產地——如果學人們不能用生命將其——重新灌注心血。
六
文本論正在變成唯文本論。這種現代流行哲學消解自然，顛覆真實，宣布“能指”後麵沒有“所指”，表述不能指涉事實，一句話：梨子的概念並不能反映梨子，真梨子無處可尋。美國“新批評”及其各種學術盟友提倡純文本研究，認為文本就是文本，真理取決於修辭，是一個封閉自足的世界。至於文本與作者人生經曆和社會環境的關係，在他們看來，既沒有必要研究，也沒有可能研究。
這種哲學對傳統人文具有一定的消毒功能和滅殺功能，暫且放下不提。有意思的是，人們不妨瞥一眼這種理論的特定背景。它發動於工業時代，生成於歐美都市的學院氛圍之中，可謂應運而生，適得其所——這種哲學的產地確實盛產文本，文本而已的文本，盛產詞語的操作，觀念的遊戲，結構的單性繁殖，邏輯的自我複寫，還有總顯得頭重腳輕的各色文化精英。沒有親曆戰爭的人闡釋戰爭，沒有親曆苦戀的人詠歎苦戀，沒有親曆英雄業績的人在大寫特寫英雄……美國一些大學喜歡辦寫作訓練班，就是在鼓勵學院才子們做這種技術活。在這種情況下，文化不再來自生活，不再來自生活的文化本身成了最實際的生活，成了新文化的動力和素材。從書本中產生書本，從書本所產生的書本中產生書本。他們是一千部哲學孕育出來的哲學家，是幾千部電影浸泡出來的電影家。技術化成了常見的歸屬，血管裏更多地淌流著油墨和激光盤的氣息。積重深厚的文化外殼裏日漸空心。
這就是“主體的喪失”嗎？就是消解派哲學家們所預言和向往的“人的消亡”、“人的退場”嗎？
這是唯文本論的勝利——一個非人化的文本世界確實如期而至，有目共睹，總算結束了關於人的浪漫神話，集中展示了人文真相的一個重要剖麵。這當然也是唯文本論的失敗——它成了文本高產區“自然”而“真實”的產物，明白無誤地“指涉”和“反映”了事實，與文本動物們的“人生經曆和社會環境”不無密切相關。它是一種都市生活須知，是一種學院症及其學院症抗體。它與現代人的感受契合，得到現代人經驗的確認，因此不僅僅是文本。它的正確性最終喜劇性地在文本以外的世界，即人的現實世界裏顯影——隻是這個世界已沒有多少人味，更準確地說，沒有多少人的實踐。
七
我們歡欣鼓舞地走進工業，但有些辭典對工業的解釋並不怎麽準確，不怎麽完整。工業的要義也許不在於規模和生產的集中程度（修建埃及金字塔或萬裏長城不是工業），不在於采掘和製造的勞動方式（石匠和煉丹術不是工業），更不僅僅是有效地利用能源（廚子沒有工業家的感覺）。
突破人類演變的臨界點——工業的意義是從根本上改變了人與自然、技術與自然的關係。狩獵，種植，牧養，手工業，工業以前的種種生產，隻不過體現了人對自然的低度導控。這種導控多少改變了自然的某些形態（比如把羊關進圈牢，把木頭做成木椅等等），但基本上不觸及自然的本質。世界仍是以自然為本的。工業則不是這樣。工業以其強大的技術手段製造一個地球化學失衡和重構的全新物境。水泥是新的石頭，塑料是新的木頭，路燈是新的月光，計算機是新的人腦……工業解脫著人在自然裏的勞苦和危險，同時一塊塊瓦解和消除自然，把人們誘入一個高技術——技術為本的世界。人們走入大都市的高樓群落，屏息探望眼前完全人造的高山和峽穀，完全人造的白日和黑夜，不能不感到自然已成了一個遙遠的舊夢。
工業放大了人的力量，不過，“工業化”是一個必須慎用的危險用語。工業不能完全取代農業，更不能取代人文，正如塑料花不能取代鮮花。人文所不可或缺的個性、原創性、真實性等等，隱藏著人與自然的神秘聯係，暗示著人道的初原和終極。而工業則意味著製造、效率、實用、標準化、集團行動以及統一體市場，一句話，工業鼓勵著事物的非自然化。
對於自然來說，非自然化與自然構成了文明不可或缺的對抗性張力。但這不意味著人可以盲目地神化工業，甚至讓工業原則接管一切。早在七十年代，美國有一批機器狂，預言電腦將勝任寫詩歌和小說的職能。有人曾給槍匪設定程序，給警察設定程序，給狗、女人、狂風暴雨設定程序，一鍵啟動，一篇偵探小說差不多就在電腦裏嘩嘩嘩自動完成，至少也可以得到一個像樣的粗坯。這不值得大驚小怪，也無由被小說家們懷疑和輕蔑。事實上，當代大量平庸的小說家，其編造功夫不見得比電腦更強。在他們那裏，一切情感早已程式化，幽默成了“搞笑”，悲哀成了“煽情”，開打和床上戲成了調味品，慷慨激昂的鮮血隻不過是“做秀”的紅油彩，隨時都可以在臉上抹出來。文章既有了定法，編成技術手冊或電腦程序就是順理成章的下一步。
更進一步說，文化的技術化早已開始，比如化妝品是技術的美色，公關術是技術的親情，世界語是技術的新語言，跨國集團是技術的新國家。肥皂劇、通俗歌帶、袋裝人生指南、政治宣傳套話、微縮景觀公園、心理速成訓練班等，這些個性含量越來越少的仿製和組裝，為什麽不能讓電腦來幹？
可以肯定，隻要做出更為精密和奇妙的軟件，電腦就一定能在將來承擔更複雜的文化功能，把一批批文化人無情趕入失業的人群。
八
先鋒曾經意味著獨特和叛逆，是一切意識形態統治的天敵。但事情並不完全是這樣。既然一切表情都可以模擬，一切感覺都可以設計，反體製姿態當然也可以被視作某種冷門開發項目納入市場。人們可以設計出先鋒們怪異的頭發，語無倫次的癖好，還有孤獨、懷疑、虛無的冷目。問題在於，如果這種目光僅僅出於設計，源於參考書目，沒有人生隱痛和社會理想打底，它就必然缺乏沉重和堅定，缺乏神聖而不可更改的拒絕，一轉眼就可能被市場行情吸引，投向鄰居們有錢的好日子。
先鋒們內心中的神聖一旦冷卻，就與奸商無異。這些仿先鋒的冷麵，多是早期風格或表麵風格，是玩給學院派批評家看的。常見的情況是，他們也可以玩出絕不虛無的廣告利潤，絕不焦慮的太太讀物，絕不孤絕的民族團結仇外反霸熱情——區別僅僅在於，他們此時心目中的讀者和觀眾，已經易為俗眾或別的重要購買者。
他們並沒有什麽變化。隻有書呆子才會認真看待這種變化並且深究原因和種種差異。技術化的文化也從無自己真正的美學主張，或者說從來就能兼容一切美學主張。一個崇尚相對性的全民狂歡節裏，什麽都被允許。如果說它的“相對”之中有什麽“絕對”，如果說它有恒定不變的什麽特點，那就是仿製：從新潮到古典，從具象到抽象，從消解到重建，從高雅到通俗，一切都可以接納，一切都可以仿製。就像工廠以銷定產，今天生產校園用品，明天也可以服務市井。他們的想法無數，但特點在於所有的想法均與活法無關，或者說隻與最實惠的一種活法有關——以“想法”牟利。因此，他們的反叛隻是偶爾使用的策略，“策略”成為他們最合意的用詞。他們熱心結夥，勉力造勢，樂於在組織和潮流中放棄個人風格。他們“炒作”的標新立異，不過是陳詞濫調的才子版，甚至與官僚版同出一爐。他們即便披掛著先鋒表情，那也是市場競爭的一時需要，競爭者都有一顆火熱的通俗心。
惡之花也成了塑料花，在貨櫃上光彩耀目。我們眼睜睜地看到，文本在繁榮的聲勢中高速空轉，越來越與人們的心靈絕緣，越來越遠離人。
在這個時候，沒有什麽運動出來捍衛人道與人權。
九
在電子傳媒誕生以前，同樣也有劣質文化，比如八股和台閣體。那時候的文化垃圾也肯定是文壇裏的多數，隻是被時間淘汰，大多退出了我們的視野。同樣的道理，優秀的作品，健康而充滿生機的作品，在電子傳媒中也同樣存在，而且永遠會存在。人們無須誇大現實的災情過於憂心忡忡。
不同點在於，工業化以前的文化，對於多數人來說是一種自給自足的、或半自給自足的狀態。他們質樸少文，無緣文墨，經常被拒於文人圈之外，連看一場戲也如同稀罕的節日，很難有文化虛腫或者撐死脹死。因此，他們親曆多於虛言，實踐多於理論，生命本原多於文化規限。他們生動活潑的民歌、民諺、民風、民俗，給人一種精神野生物保留區的景象。
不難看出，這種民間文化與工業化時代的市民文化不是一回事。市民文化缺少自然的底蘊，是在水泥和塑料的環境裏長出來的，追隨著報紙和電視廣播的時尚，是潮流、組織、技術力量的外來強加，一招一式一嬌一嗔都透出名牌味和明星味，多見文飾造作和跟風多變的特點。盡管如此，隨著電子傳媒的發達，民間文化正在受到這種市民文化強有力的感染、瓦解以及排擠，正在成為珍稀物種，需要人類學家和博物部門的保護。
電子傳媒是整個文化工業的主機。它是這樣一種東西：容量十分巨大，拚命向創作者榨取心血。如果心血不夠（也許有個恒量）就隻好摻水假冒。它的產量也太高，所造成的文化過剩超過了社會正常需求（也許這裏又有個恒量），形成了對人心高強度幹預，形成一種壓迫。如果人們缺乏相應的消化能力，缺乏自控和自淨的有效機製，人與文的良性互動結構就可能破壞，類似於其他事物失去了陰陽平衡、正負平衡或PH值平衡。可惜的是，直到最近，電子傳媒還沒有露出醫生的麵容，對人們經常提出節食的勸告。恰恰相反，它不斷鼓勵消費，鼓勵文化的暴飲暴食。它解除了文字對文化的囚禁，把識字和不識字的人統統吸引到它的麵前，納入一體化的文化格局。它全天候工作，多樣式綜合，以幾個甚至幾十個頻道的天網恢恢，把很多人的閑暇幾乎一網打盡，對他們給予勢不可擋的聲色轟炸和視聽淹沒。
一個人在電視機前很容易感到乏味。一部關於非洲饑民的傑出電視片，最初還可能使觀眾震驚，但日複一日地播放大同小異地重複以後，唯一的結果隻能是人們在熟視無睹中麻木不仁，興味索然，同情心逐漸泯滅。揭示就是這樣最終導致了遮蔽。波黑戰亂，“文革”暴行，紅軍長征，地震和“挑戰者”號爆炸，都成了一些電視事件，一些同肥皂劇混同一片的視聽消費，最終讓觀眾一邊打哈欠一邊乜斜著眼睛漠視。
一個人在電視機前也很容易感到無力。他現在不是麵對一個村莊或一個公國，即使遇到對抗也容易保持自信。他現在憑借一方熒屏已加入了地球村，深深陷入了無限廣大和紛紜的現實，麵對著一個個他很難阻擋和動搖分毫的潮流。電視看多了，人的個性空間相對縮小。電視迷最容易習慣自己對於世界的觀眾身份，成為一個龐雜信息的垃圾桶，成為一具生命元氣過多磨損和耗散的空殼，失去對現實做出積極反應和抗爭的勇氣。都市“文明病”中的疲憊、冷漠、耗竭感、挫折感，後麵常常都有一塊忘記關機的白花花的電視熒屏。
最後，乏味之後，無力之後，人們還可能接受電子傳媒對自己的重新定型。一部《秋菊打官司》，使“有個說法”很快成為大眾習語。一部《愛你沒商量》，使“沒商量”也在幾周之內成了使用頻率最高的用詞。人們就是這樣交出了自己的語言。在美國片《浮華世家》之後，全球數以千萬計的婦女也急忙忙交出自己的服裝、發型乃至發色，一切都照劇中主人公的做派重新開始。人們還經常輕易交出自己的政治觀念（比方愛上美國體製），藝術趣味（比方愛上流行歌星），乃至性——在西方的一些學校裏，當同性戀成為影視熱門題材之後，當某個明星的同性戀經曆被電視炒開之後，曾經有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學生在調查中振振有詞拍胸脯，承認自己是雙性戀或者同性戀——但生理學的研究和統計證明，這個比例一般不可能超過百分之三。
在這裏，同性戀已經不是人的自然，是文化影響和強製的結果。
十
有些人曾經抱怨，當今好些文化人不用心來寫作，隻用手來寫作。現在請想一想：如果讓那高達百分之三十的學生來寫作，即便他們全是用想法來表現活法，他們能寫出怎樣的真實？如果他們的同性戀確有其事，這樣的真實算不算真實？
技術染指生命，正在淡出“非自然”的階段，邁入“造自然”的坦途。生物技術正在用魚和植物的基因混合，造出了抗凍的新土豆和新煙草。在這個十年結束之前，可能破譯出生命的基因密碼。在不久的將來，工業將造出新的鮮花，新的樹林，新的老鼠和新的狗，新的男人和女人甚至非男非女我們現在難以想象的人。到那個時候，你能說它不是自然？
同樣道理，當電子傳媒塑造出人們新的同性戀、新的痛苦和歡愉、新的鬥毆和漂泊、新的經曆和立場，到了那時候，你能說這些不是人生的真實？
仿生人，工業的某種最高級作品，工業邏輯的必然指向和最終夢想——幾乎同真人一模一樣，大腦同樣發達，甚至也有情感，隻是不再來自母胎，不再來自血肉和情愛，不再有人的全部豐富性——他們（它們？）是可以成批成套產出的製品。就是在去年，一九九三年，《紐約時報》轟動性地報道美國兩個科學家，J·霍爾和R·斯蒂爾曼在實驗室裏利用胚胎細胞分離，成功地複製出了四十八個新的人類胚胎，其中有兩個居然成功地活了幾天。高科技的新人種正在叩響曆史的大門，教廷，政府，倫理學教授，貧民區的母親，都為此不安和恐慌。但他們還未意識到，仿生人的誕生不僅僅出現在實驗室，也在其他地方悄悄進行。比如那些政治專製和商業專製的語言暴力，正在謀殺人心，正在批量生產出空洞的目光、呆滯的表情、對一切隨波逐流無動於衷缺肝缺肺的物質化存在，其人生永遠隻有權勢和時尚這唯一的向度。在那些人的臉上，不是分明呈現出仿生人的近似麵目？
十一
沒有一成不變的人性。人是不斷變化演進的。人在很久以前可能有鳥的銳目，有狗的好鼻子，有老鼠對地震的預感能力，當然也可能有亂倫的無知和胡來。文化使人脫離了動物狀態，也失去了這些好的或者不好的東西，獲得了新的人性表現——說這是進入了本能和遺傳的文化積層，沒有什麽不對。
人們還會往前走，憑借文化的創造走向深不可測的未來。但無論怎麽變，人永遠是一種文化的自然，或說是自然的文化。自然是文化的重力，沒有重力的跳高毫無意義。自然是文化永隨其後的昨天，永貫其身的母血，是拉著自己的頭發怎麽也脫離不去的土地——一旦脫離這塊土地，綠葉隻能枯萎凋零——除非是塑料葉。在這個意義上，仿生人代表著把人拔根而起的企圖，初露技術化的殺機。仿生人的生理性複製或文化性複製，都意味著人這一特定物種的自殺——即使有些人把這些複製描述得十分美妙。
曆史常常隻有通過災難才得以向前推進。蒸汽機在十八世紀一聲汽笛拉響的時候，歐洲彌漫著普遍的樂觀情緒，競相歡呼這“搖撼舊世界基礎的偉大杠杆”（恩格斯語），甚至相信新技術將幫助人類消除一切帝製和貧困。直到世界大戰頻頻引爆，蒸汽機延伸成坦克和轟炸機，在硝煙中向生命撲來，人們又差點落入了失望的深淵。杜桑的《下樓梯的裸女》，卓別林的《摩登時代》，沃霍爾鏡頭下的電刑椅，莫不表現了機器對人的異化、奴役以及殘暴。對工業技術的反省和批判，一次次成為很多文化人當中風行的主題，頗有點中國古人“絕聖棄智”的遺韻。
其實，技術無罪，技術至上才是盲目，對技術失去了道義和詩學的控製才是人間地獄。如果不能理解這一點，任何新技術還將成為人類的陷阱——包括電腦。從眼下的情況來看，電腦誠然可以實現信息分享，把人與世界緊密相連，極大地提高生產和生活的效率。但是，要是人性的監控一旦撤除，電腦也可能造成新的階級分裂：一方是編程和網絡控製寡頭，集中著越來越大的支配權利；另一方則是普通操作者大眾，越來越成為電腦的奴仆和附庸，從算術“傻瓜化”開始，到照相“傻瓜化”，開車“傻瓜化”，家居生活“傻瓜化”等等，最後可能喪失人的基本技能，喪失人的主體性：除了按按鍵鈕，什麽事也不會做。知識寡頭批發一塊芯片，就可以規定人的全部生活。到了這個時候，新的上智與下愚，新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勢必成為普遍話題和公共邏輯——電腦將為新一代集權專製主義提供強大技術基礎。
這還隻是可能的險境之一。
十二
六十多年前，著名經濟學家J·凱因斯一眼看破技術崇拜的猙獰。他較為樂觀地預測孫子一代的情況，說那時候人們“將會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於手段，寧願追求善而不追求實用。”“可是，”他接著說，“這樣的時候還沒有到來。至少在一百年內，我們還必須對己對人揚言美就是惡，惡就是美：因為惡實用，美不實用。”
凱因斯預告了一個陰暗的百年。
從那時起，人類一次次在日益技術化的世界裏蘇醒人性的理想，綠色和平思潮一次次揚起救亡征帆。綠色和平思潮不僅僅是環保運動或反核運動，以六十年代初的“羅馬俱樂部”為標誌，正發育成一套完整的並且是實踐的政治學、經濟學、倫理學以及哲學，對生命的惡質化全麵阻擊。它直指人心，從根本上反對侵奪他人和榨取自然的態度，力圖重構健康生活方式。它明智地區分了兩種技術：一種能增強人的技能和尊嚴，另一種把人的勞動移交給機器，而人成為機器的附庸和犧牲品。它並不反對技術，隻是要呼籲人比商品高貴，比效率和利潤更重要，因此每一項技術都應成為非暴力的技術、民主的技術、人民的技術，也就是達到佛教“正命”境界的技術。它的烏托邦品格使它成為弱者，但也正是這一點使它永遠強大，一次次優美地複活並且指示人們精神自由的方向，指示潔淨、清澄和圓明的生命之境——南美洲的熱帶雨林，烏克蘭的草原，孟加拉湛明的天空，長江和黃河碧透的流水。
生命之境是外在物態，更重要的是內在心態。也許，比拯救一隻麻雀和幾棵樹更不容易的事情，是人們投入精神的自救——永遠保持一種文化生力，不斷獲取營養又不斷清除汙穢，給自己的每一個日子留下真情實感，留下人心的自然。
這是一個想法，也是一種活法。
十三
有些人曾經嘲笑中國的用語，比方用“心”想而不用“腦”想，不符合解剖學的常識。這當然不無道理，也曾被我讚同。但細細一想，真正燃燒著情感和價值終決的想法，總是能激動人的血液、呼吸和心跳，關涉大腦之外的更多體征，關涉到整個生命。在一個紙醉金迷的庸常時代，人類精神等待一次新的聖誕，一次血淚中新的太陽東升——這樣的日子正在潛入每一個平常日子。它顯然不是一個智商的問題，不光是一個或很多個聰明腦袋就能解決的問題。它等待一代或幾代優秀的人全身心投入，等待千萬人用自己的日常生活來組成抵抗和創造。
真理的周圍沒有掌聲、喝彩和賞金，而且總被這些東西熱乎乎地養育成虛偽。真理常常是寒冷和荒涼，勇敢進入者全憑正大的一念，甚至不需要太多的知識和技能。
不科學也罷，不能與其他語言溝通也罷，我現在更願意使用這個古老而神秘的詞——心想。
用一生中全部怦然動心的回憶和向往。
1994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