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而上的迷失
性而上的迷失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4年《讀書》雜誌，後收入隨筆集《性而上的迷失》，已譯成英文。
一
有些事情如俗話說的：你越把它當回事它就越是回事。所謂“性”就是這樣一種東西。
性算不上人的專利，是一種遍及生物界的現象，一種使禽獸草木生生不息的自然力。不，甚至不僅僅是一種生物現象，很可能也是一種物理現象，比如是電磁場中同性相排斥異性相吸引的常見景觀，沒有什麽奇怪。誰會對好些哆哆嗦嗦亂竄的小鐵屑賦予罪惡感或神聖感呢？誰會對它們痛心疾首或含淚歡呼呢？事情差不多就是這樣，一種類同於氨基丙苯的化學物質，其中包括新腎上腺素、多巴胺，尤其是苯乙胺，在情人的身體內燃燒，使他們兩頰緋紅，呼吸急促，眼睛發亮，生殖器官充血和勃動，麵對自己的性對象暈頭暈腦地呆笑。他們這些哆哆嗦嗦的小鐵屑在上帝眼裏一次次實現著自然的預謀。
問題當然沒有如此簡單。性的浪漫化也是一筆文化遺產，始於褲子及文明對性的禁忌，始於人們對私有財產、家庭體製、人力資源等務實性需求。性的浪漫化剛好是它被羞恥化和神秘化之後一種必然的精神釀製和幻化，放射出五彩十色的靈光，照亮了男人和女人的雙眸。直到這個世紀的一九六八年，時間已經很晚了，傳統規範才受到最猛烈動搖。美國好萊塢首次實行電影分級製度，X級的色情電影合法上映令正人君子們目瞪口呆。一個警察說，當時一個矮小的老太太如果想買一份《紐約時報》，就得爬過三排《操×》雜誌才能拿到。
避孕術造成了性與生殖分離的可能，使苯乙胺呼嘯著從生殖義務中突圍而去，旋起一場場快樂的風暴。其實，突圍一直在進行，通奸與婚姻伴生，淫亂與貞節影隨，而下流話曆來是各民族語言中生氣勃勃的野生物，通常在人們最高興或最痛苦的時候脫口而出，泄露出情感和思想中性的基因。即使在禮教最為苛刻和嚴格的民族，人們也可以從音樂、舞蹈、文學、服飾之類中辨出性的誘惑，而一個個名目各異的民間節慶，常在道德和法律的默許之下，讓浪漫情調暖暖融融彌漫於月色火光之中，大多數都少不了自由男女之間性致盎然和性味無窮的交往和遊戲，對歌，協舞，贈禮，追打笑鬧，乃至幽會野合。這種節慶狂歡不拘禮法，作為禮法的休息日，是文明禁忌對苯乙胺的短暫性假釋。
從某種特定意義上說，種種狂歡節是人類性亢奮的文化象征。民俗學家們直到現在也不難考察到那些狂歡節目中性的遺痕。
始於西方的性解放，不過是把隱秘在狂歡節裏的人性密碼，譯解成了宣言、遊行、比基尼、國家法律、色情雜誌、教授的著作、換妻俱樂部等，使之成為一種顯學，堂而皇之進入了人類的理智層麵。
它會使每一天都成為狂歡節麽？
二
禁限是一種很有意味的東西。禮教從不禁限人們大汗淋漓地為公眾幹活和為政權犧牲，可見禁限之物總是人們私心向往之物——否則就沒有必要禁限。再往下說，禁限的心理效應往往強化而不是削弱這種向往，使突破禁限的冒險變得更加刺激、更加稀罕、更加激動人心。設想要是人們以前從未設禁，性交可以像大街上握手一樣隨便，那也就索然無味，沒有什麽說頭了。
因此，正是傳統禮教的壓抑，蓄聚了強大的縱欲勢能，一旦社會管製稍有鬆懈，便洪流滾滾勢不可擋地群“情”激蕩舉國變“色”。性文學也總是在性蒙昧災區成為一個隱性的持久熱點，成為很多正人君子一種病態的津津樂道和沒完沒了的打聽癖、窺視癖。道德以前太把它當回事，它就真成一回事了。縱欲作為對禁欲的補償和報複，常常成為社會開放初期一種心理高燒。高燒者為了獲得義理上的安全感，會要說出一些深刻的話，讓自己放心的話。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如果吃飽喝足又有太多閑暇，如果他們本就缺乏熱情和能力關注世界上更多刺心的難題，那麽性解放就是他們最高和最後的深刻，是他們文化態度中唯一的激情之源。他們幾乎幹不了別的什麽。
這些人作為禮教的倒影，同樣是一種文化。他們的誇大其詞，可能使剛有的坦誠失鮮得太快，可能把真理弄得髒兮兮的讓人掉頭而去。他們用清教專製兌換享樂專製，輕率地把性解放描繪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藝術，就像以前的偽道學把性壓抑說成最高的政治、最高的宗教、最高的藝術。他們解除了禮教強加於性的種種罪惡性意義之後，必須對性強加上種種神聖性意義，不由分說地要別人對他們的性交表示尊敬和高興。他們指責那些沒有步調一致來加入淫亂大賽的人是偽君子，是辮子軍，是廢物。這樣做當然簡單易行——“富貴生淫欲”這句民間大俗話一旦現代起來就成了精裝本。
這些文學脫星或學術脫星，把上帝給人穿的褲子脫了下來，然後要求人們承認生殖器就是新任上帝，春宮畫就是最流行的現代《聖經》。他們最痛惡聖徒但自己不能沒有聖徒慷慨悲歌的麵孔。
這當然是有點東方特色的一種現代神話，最容易在清教國家或後清教國家獲得信徒們的喝彩。相反，在性解放洪潮過去的地方，X級影院裏通常破舊而肮髒，隻有寥落幾個滿身虱子和酒氣的流浪漢昏昏瞌睡，不再被公眾視為可以獲得人生啟迪的聖殿。性解放並沒有降低都市男女的孤獨指數和苦悶指數，並沒有緩解“文明病”。作為最早的性解放先鋒，舞蹈家鄧肯女士後來也生活極其惡化，肥胖臃腫，經常酗酒，胡吵亂鬧，不大像一個幸福的退休教母。及時行樂一旦失度，還可能稀釋快樂的質量，毀滅家庭的安全，麵臨冷漠、厭倦、體弱、早衰、吸毒、艾滋病、性變態、無家可歸之類可能的苦果。如果有人去紅燈區宣言，說隻要敢脫就獲取了天堂入場券，就可以一勞永逸地解除性苦惱，進而達到人生幸福至境，這種神經病肯定半個美元也賺不著。
自由是一種風險投資。社會對婚姻問題的開明，提供了改正錯誤的自由也提供了增加錯誤的自由。解放者從今往後必須孤立無援地對付自己的性，一切後果自己承擔，沒法向禮教或社會當局賴賬。我們可以為勇敢破禁歡呼。但勇敢就是勇敢，勇敢不是包賺不賠的特別股權。美國的一九六八並不是幸運保險單的號碼。倒是破禁者們揣著自己有限的苯乙胺，麵對著前後兩茫茫的自由，是不是要倒抽一口冷氣？
三
對理論常常不能太認真。一個女子找到了一個她的意中人，如果受到對方婉言拒絕，就可能斷言對方在壓抑自己：你怎麽活得這麽虛偽呢？你太理智了，你不覺得理智是最可惡的東西，是最壓抑人性的東西？世事無常，生命苦短，人生能有幾時醉？……
這個女子開導完了，出門碰到一個使她極其惡心的男人，如果被對方糾纏不休，就可能說出另外一些理論：你怎麽這樣不克製自己呢？怎麽這樣缺乏理智呢？你隻能讓我惡心，我從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無恥的人……
這個女子的理智論和反理智論兼備，隻是根據情況隨時各派其用。你能說她是“理智派”還是“感情派”？同樣，如果她心愛的丈夫另有新歡，要拋棄她了，她可能大談婚姻的神聖性；時隔不久如果是她瞄上了人家的丈夫，婚姻的荒謬性肯定就會脫口而出。你能說她是衛道士還是第三者亂黨？
理論、觀念、概念一類，一到實際生活中總是為利欲所用。尤其在最虛無又最實用的現代，在我們這些凡夫俗子中間，理論通常隻是某種利欲格局的體現，標示出理論者在這個格局中的方位和行動態勢。一般來說，每一個人在這個利欲格局中都是強者又都是弱者——隻是相對於不同的方麵而言。因此每一個人都萬法皆備於我，都是潛在的理論全息體，從原則上說，是可以接受任何理論的，是需要任何理論的。用這一種而不用那一種，基本上取決於利欲的牽引。但這決不妨礙對付格局中的其他方麵的時候，或者在整個格局發生變化的時候，人們及時呈現出完全不同的理論麵目。比如，一個大街上的革新派，完全可能是家裏的保守派；一個下級麵前的集權派，完全可能是上級麵前的民主派。
這種情形難免使人沮喪：你能打起精神來與這些堂而皇之的理論較個真嗎？
縱欲論在實際生活那裏，通常是求愛術的演習，到時候與自述不幸、喟歎人生、操弄格言，請吃請喝、看手相、下跪、強迫等手法合用，也有點像征服大戰時的勸降書。若碰上惡心的糾纏者，他們東張西望決不會說得這麽滔滔不絕。他們求愛難而拒愛易，習慣於珍視自己的欲望而漠視他人的欲望，滿腦子都是美事，因此較為偏好縱欲說。就像一些初入商界的毛頭小子，隻算收入不算支出，怎麽算都是賺大錢，不大準備破產時的說辭和安身之處。
他們中的一些人通常不喜歡讀書這一類累人的活，瞟一瞟電視翻翻序跋當然也足夠開侃。所以他們的宣言總是繁複而混亂，尤其不適宜有些呆人來逐字逐句較真。比如他們好談弗洛伊德，從他的“裏比多”滿足原理中來汲取自己偷情的勇氣，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正是這個弗洛伊德強調性欲壓抑才能產生心理能量的升華，才得以創造科學和藝術，使人類脫離原始和物質的狀態。他們也好談羅蘭·巴特、德裏達以及後現代主義，用“延異”、“解構”、“顛覆”等字眼來威懾聽眾，大力標榜自己的自然狀態。他們不知道或不願意知道，羅蘭·巴特們的文化分析正是從“自然原態”下刀，其理論基點就是揭示“自然原態”的欺騙性和虛妄性，拒絕這一種統治人類太久的神話。一切都是文本，人的一切都難逃文化浸染。他們正是從這一點開始與傳統的人本主義和人道主義割席，開始了天才性的叛逆。用他們來伸張“自然原態”或“人之本性”，哪兒跟哪兒？
有些人從不注意弗洛伊德和羅蘭·巴特的差別，不注意尼采和薩特的差別，不注意孔子和莊子的差別，最大的本領隻是注意名人和非名人的差別，時髦與不時髦的差別。他們擅長把一切時髦術語搜羅起來，一股腦兒地用上。就像一個鄉下姑娘闖進大都市之後，把商店裏一切好看的化妝品都抹在自己臉上。這倒是一種pastiche——拚湊，雜拌，瞎攪和，頗有後現代風味，把一張五顏六色的臉作為時代標準像。
四
一直有人嚐試辦專供婦女看的色情雜誌，但屢屢失敗，顧客寥落。不能說男性的身體天生醜陋不堪入目，也不能說婦女還缺乏足夠的勇氣衝破禮教——某些西方女子裸泳裸舞裸行都不怕了，還怕一本雜誌麽？這都不是原因，至少不是最重要的原因。這個現象隻是證明：身體不太被女性看重，沒有出版商想象的那種誘惑力。女性對男體來者不拒，常常是男作家在通俗雜誌裏自我滿足的誇張，是一種對女性的訓練。
在這一點上，女人與男人並不一樣。
有些專家一般性地認為，男性天生地有多戀傾向，女性天生地有獨戀傾向，很多流行小冊子都作如是說。多戀使人想到獸，似乎男人多獸性，常常適合“獸性發作”之類的描述。獨戀使人想到很多鳥，似乎女人多鳥性，“小鳥依人”之類的形容就順理成章。這種看法其實並不可靠。女性來自人類進化的統一過程，不是另走捷徑直接從天上飛臨地麵的鳥人。進入工業社會之後，如果讓妻子少一點對丈夫的經濟依附性，多一點走出家門與更多異性交往的機會，她們也能朝秦暮楚地“小蜜”“小情”起來，不會比男人更呆。
女性與男性的不同，在於她們無論獨戀還是多戀，隻要不是賣笑賣身，對男人的挑選還是要審慎得多，苛刻得多。大多男人在尋找性對象時重在外表姿色，尤其獵色過多時最害怕投入感情，對方要死要活卿卿我我的纏綿隻會使他們感到多餘，瑣屑，沉重，累人，吃不消。但大多女人在尋找性對象時重在內質，重在心智、能力、氣度和品德——盡管不同文化態度的女人們標準不一，有些人可能會追隨時風，采用金錢、權勢、學位之類簡易尺度，但她們總是挑選尺度上的較高值，作為對男人的要求，看重內質與其他女人沒什麽兩樣。俗話說“男子無醜相”，女性多把相貌作為次等要求，一心要尋求內質優秀的男人來點燃自己的情感。明白此理的男人，在正常情況下的求愛，總是要千方百計表現自己或是勇武，或是高尚，或是學貫中西，或是俏皮話滿腹，如此等等，形成精神吸引，才能打動對方春心。經驗每每證明，男子大多無情亦可欲，較為容易亢奮。而女人一般隻有在精神之光的撫照下，在愛意濃厚情緒熱烈之時，才能出現交合中的性高潮。
從這一點來看，男人性活動可說是“色欲主導”型，女人性活動可說是“情戀主導”型。男人重“欲”，嫖娼就不足為怪。女人重“情”，即便養麵首也多是情人或準情人——在武則天、葉卡捷琳娜一類宮廷“淫妖”的傳說中，也總有情意綿綿甚至感天動地的情節，不似紅燈區裏的交換那麽簡單。男子的同性戀，多半有肉體關係。而女子的同性戀，多半隻有精神交感。男子的征婚廣告，常常會誇示自己的責任感和能力（以財產、學曆等等為證），並常常自詡“酷愛文學和音樂”——他們知道女人需要什麽。女子的征婚手段，常常是一張悅目的豔照足矣——她們知道男人需要什麽。
這並非說女性都是柏拉圖，尤其一些風塵女子被金錢或權勢所迷，其市場業務不在我們討論範圍之內。“主導”也當然不是全部。女子的色欲也能強旺（多在青年以後），不過那種色欲往往是對情戀的確證和慶祝，是情戀的物化儀式。另一方麵，男子也不乏情戀（多在中年以前），不過那種情戀往往是色欲的鋪墊或餘韻，是色欲的精神留影。豐繁複雜的文化積存，當然會改寫很多人的本性，造成很多異變。一部兩性互相滲透互相塑造的長長曆史中，男女都可能會演變為對方的作品。兩性衝突有時發生在兩性之間，有時也可以發生在一個人身上——這需要我們在討論時留有餘地，不可濫用標簽。
男性文化一直力圖把女性塑造得感官化和媚女化。女子無才便是德，但三圍定要合格，穿戴不可馬虎，要秀色可餐嫵媚動人甚至有些淫蕩——眾多電影、小說、廣告、婦女商品都在作這種誘導。於是很多女子本不願意妖媚的，是為了男人才學習妖媚的，搔首弄姿賣弄風情，不免顯得有些裝模作樣。女性文化則一直力圖把男性塑得道德化和英雄化。坐懷不亂真君子，男兒有淚不輕彈，德才兼備建功立業而且不棄糟糠——眾多電影、小說、廣告、男性商品都在作這種誘導。於是很多男子本不願意當英雄的，是為了女人才爭做英雄的，他們作深沉態作悲壯態作豪爽態的時候，不免也有些顯得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證明了這種形象的後天性和人為性。隻是習慣可成自然，經驗可變本能，時間長了，有些人也就真成了英雄或媚女，讓我們覺得這個世界多姿多彩，對裝模作樣不會過多挑剔。
五
黑格爾認為，道德是弱者用來製約強者的工具。女性相對於男性的體弱狀態，決定了性道德的女性性別。在以前，承擔道德使命的文化人多少都有一點女性化的文弱，藝術和美都有女神的別名。曹雪芹寫《紅樓夢》，認為女人是水，男人是泥，汙濁的泥。川端康成堅決認為隻有三種人才有美：少女、孩子以及垂死的男人——後兩者意指男人隻有在無性狀態下才可能美好。與其說他們代表了東方男權社會的文化反省，毋寧說他們體現了當時弱者的道德戰略，在文學中獲得了戰果。
工業和民主提供了女性在經濟、政治、教育等方麵的自主地位，就連在軍事這種女性從來最難涉足的禁區，女性也開始讓人刮目相看——海灣戰爭後一次次美國的模擬電子對抗戰中，心靈手巧的女隊也多次戰勝男隊。這正是女性進一步要求自尊的資本，進一步爭取性愛自主性愛自由的前提。
奇怪的是，她們的呼聲一開始就被男性借用和改造，最後幾乎完全湮滅。舊道德的解除，似乎僅僅隻是讓女性更加色欲化，更加玩物化，更加為迎合男性而費盡心機。假胸假臀是為了給男人看的；耍小性子或故意痛恨算術公式以及認錯國家首腦，是為了成為男人“可愛的小東西”和“小傻瓜”；商業廣告教導女人如何更有女人味：“讓你具有貴妃風采”，“搖動男人心旌的魔水”，“有它在手所向無敵”，如此等等。女性要按流行歌詞的指導學會忍受孤寂，接受粗暴，被拋棄後也無悔無怨。“我明明知道你在騙我，也讓我享受這短暫的一刻……”有一首歌就是這樣為女人編出來的。
相反，英雄主義正在這個時代褪色，忠誠和真理成了過時的笑料，山盟海誓天長地久隻不過是電視劇裏假惺惺的演出，與臥室裏的結局根本不一樣。女人除了詛咒幾句“男子漢死絕了”之外，對此毫無辦法。有些女權主義者不得不憤憤指責，工業隻是使這個社會的男權中心更加鞏固，金錢和權利仍然掌握在男人手裏，男性話語君臨一切，女性心理仍然處於匿名狀態，很難進入傳媒。就像這個社會窮人是多數，但人們能聽到多少窮人的聲音？
對這些現象做出價值裁判，不是本文的目的。本文要指出的隻是：所謂性解放非但沒有緩釋性的危機，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反倒使危機更加深重，或者說是使本就深重的危機暴露得更加充分。女人在尋找英雄，即便唾棄良家婦女的身份，也未嚐不暗想有朝一日扮演紅粉知己，但越來越多的物質化男人，充當英雄已力不從心，哪怕虎背熊腰其外，卻有雞腸小肚在內，不免令人失望。招致“負心漢”、“小男人”、“禽獸”之類的指責，就是常見的結果。男人在尋找媚女，但越來越多被文明史哺育出來的精神化女人，不願接受簡單的泄欲，高學曆女子更易有視媚為俗的心理逆反，事事要插一嘴，事事要占個強，以刀馬旦風格南征北戰，也難免令男人煩惱，總是受到“冷感”、“寡欲”、“沒女人味”之類的埋怨。影視劇裏越來越多愛嗬戀嗬的時候，現實生活中的兩性反倒越來越難以協調，越來越難以滿足異性的期待。
女性的情戀解放在影視劇裏，男性的色欲解放在床上。兩種性解放的目標錯位，交往幾天或幾周之後，就發現我們全都互相撲空。
捷克作家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中表達了一種情欲分離觀：男主人公與數不勝數的女人及時行樂，但並不妨礙他對女主人公有忠實的（隻是需要對忠實重新定義）愛情。對於前者，他隻是有“珍奇收藏家”的愛好，對於後者，他才能真正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如果女人們能夠接受這一點，當然就好了。問題是昆德拉筆下的女主人公不能接受，對此不能不感到痛苦。解放對於多數女性來說，恰恰不是要求情與欲分離，而是要求情與欲的更加統一。她們的反叛，常常是力圖衝決沒有愛情的婚姻，抗拒某些金錢和權勢的合法性強奸，像英國作家勞倫斯《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中的女主人公。她們的反叛也一定心身同步，反叛得特別徹底，不像男子還可以維持肉體的敷衍。她們把解放視為欲對情的追蹤，要把性做成抒情詩，而與此同時的眾多男人，則把解放視為欲對情的逃離，想把性做成品種繁多的快食品，像速溶咖啡或方便麵一樣立等可取，幾十分鍾甚至幾分鍾就可以把事情搞定。
性解放運動一開始就這樣充滿著相互誤會。
昆德拉能做出快食的抒情詩或者抒情的快食品麽？像其他有些作家一樣，他也隻能對此沉默不語或含糊其辭，有時靠外加一些政治、偶然災禍之類的驚險情節，使衝突看似有個過得去的結局，讓事情不了了之。
先天不足的解放最容易草草收場。有些勁頭十足的叛逆者一旦深入真實，就惶恐不安地發出“我想有個家”之類的悲音，含淚回望他們一度深惡痛絕的舊式婚姻，隻要有個避風港可去，不管是否虛偽，是否壓抑，是否麻木呆滯也顧不得了。從放縱無忌出發，以苟且湊合告終。如果不這樣的話，他們也可以在情感日益稀薄的世紀末踽踽獨行，越來越多抱怨，越來越習慣在電視機前拉長著臉，昏昏度日。這些孤獨的人群，不交際時感到孤獨，交際時感到更孤獨，性愛對生活的鎮痛效應越來越低。是自己的病越來越重呢，還是藥質越來越差呢？他們不知道。他們下班後回到獨居的公寓，常常感到自己身處巨大監獄裏的單人囚室。
最後，同性戀就是對這種孤獨一種畸變的安慰。與生理的同性戀不同，文化的同性戀是社會製度和社會風尚的產物——它意味著這個世界愛的盛夏一晃而過，寒冷的冬天已經來臨。
六
在性的問題上，女性為什麽多有不同於男性的態度？其原因在於神意？在於染色體的特殊配置？或在於別的什麽？也許女人並非天然的精神良種。哺育孩子的天職，使她們產生了對家庭、責任心、利他行為的渴求，那麽一旦未來的科學使生育轉為試管和生物工廠的常規業務之後，女性是否也會斷然拋棄愛情這個古老的東西？如果說是社會生存中的弱者狀態，使她們自然而然要用愛情來網結自己的安全掩體，那麽隨著更多女強人奪走社會治權，她們的精神需求是否會逐步減退，並且最終把愛情這個累心的活甩給男人們去幹？
多少年來，大多女性隱在曆史暗處，大腦並不長於形而上但心靈特別長於性而上。她們遠離政壇商界的嚴酷戰場（在這一點上也許該感謝男人），得以悠閑遊賞於自己的情感家園。她們被男性目光改造得嫵媚之後（在這一點上也許該再感謝男人），一心把美貌托付給美德。她們常常沒有幹成太多的大事，但她們用眼風、笑靨、嘮叨及體態的線條，滋養了什麽都能幹的男人。她們創立的“愛情”這門學科，常常成為千萬英雄真正的造就者，成為道義和智慧的源泉，成為一幕幕曆史壯劇的匿名導演。她們做的事很簡單，無需政權無需信用卡也無需衝鋒槍，她們隻需把那些內質惡劣的男人排除在自己的選擇目光之外，這種淘汰就會驅動性欲力的轉化和升華，驅使整個社會克己節欲和奮發圖強，科學和藝術事業得到發展並且多一些情義。她們被男人改造出來以後反過來改造男人自己。她們似乎一直在操作一個極其困難的實驗：在誘惑男人的同時又給男人文化去勢。誘惑是為了得到對方，去勢則是為了永久得到對方——更重要的是，使對方值得自己得到，成為一個在燦爛霞光裏凱旋的神聖騎士，成為自己的夢想。
夢想是女人最重要的消費品，是對那些文治武功戰天鬥地出生入死的男人們最為昂貴的定情索禮。
在這裏，“女性”這個詞已很大程度上與“靈性”或“神性”的詞義重疊。在性的問題上，曆史似乎讓靈性或神性更多地向女性匯集，作為對弱者的某種補償。因此，女權運動從本質上來說，是心界對物界的征服，精神對肉體的抗爭，愛情對色欲的平衡——一切對物欲化人生的拒絕，無論出自男女，都是這場運動的體現。至於它的女性性別，隻能說是曆史遺留下來的一個不太恰當的標簽。它的勝利也決不僅僅取決於女性的努力，更不取決於某些詞不達意胡亂做秀的女權鬧騰。
七
人在上天的安排之下獲得了性快感，獲得了對生命的鼓勵和樂觀啟示，獲得了兩性之間甜蜜的整合。上帝也安排了兩性之間不同理想的尖銳衝突，如經緯交織出了人的窘境。上帝不是幸福的免費讚助商。上帝指示了幸福的目標但要求人們為此付出代價，這就是說，電磁場上這些激動得哆哆嗦嗦的小鐵屑，為了得到性的美好，還須一次次穿越兩相對視之間的漫漫長途。
人既不可能完全神化，也不可能完全獸化，隻能在靈肉兩極之間巨大的張力中燃燒和舞蹈。“人性趨上”的時風，經常會養育一些功成名就律身苛嚴的君子淑女；“人性趨下”的時風，會播種一些百無聊賴極欲窮歡的浪子蕩婦。他們通常從兩個不同的極端，都感受到陽痿、陰冷等等病變，陷入肉體退化和自然力衰竭的苦惱。這些滅種的警報總是成為時風求變的某種生理潛因，顯示出文化人改變自然人的大限。
簡單地指責女式的性而上或者男式的性而下，都是沒有意義的，消除它們更是困難——至少幾千年的文明史在這方麵尚未提供終極解決。有意義的首先是揭示出有些人對這種現狀的盲目和束手無策，少一些無視窘境的欺騙。這是解放的真正起點。
解放者最大的敵人是自己，是特別樂意對自己進行的欺騙——這些欺騙在當代像可口可樂一樣廉價和暢銷，閃耀著誘人光芒。
1993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