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境的這邊和那邊
國境的這邊和那邊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1999年《天涯》雜誌，已譯成韓文。
持中國護照進入有些發達國家，常常會遇到移民局官員較為費時的盤查。有時堂堂簽證根本不管用，出示了返程機票和美元還是不管用，說關那邊有朋友等著更是不管用，被限令立即返回的例子還是屢屢出現，氣得當事旅客悲憤莫名。我就差一點遭遇過這種事。在這個時候，一道入關黃線讓國家這個抽象之物變得真切可觸起來。
查得這樣嚴，據說是企圖混過關的中國非法移民很多。這就是說，西方發達國家現在要求資本自由化和貿易自由化，但絕不容忍移民（國際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主張人的言論權和示威權，但還無心保護自由移民權——其諸多國內政策是不能在國家間貫徹的。這也不奇怪，中國已按美國標準弱化了戶口製度，讓農民工大量自由入城了，但假如中國向美國自由輸送五十萬電工、五十萬木工、五十萬剃頭匠，美國豈不亂了套？豈不哇哇叫？他們的剃頭匠還能在一個腦袋上輕輕鬆鬆賺上三十美金嗎？中、美剃頭匠還能如此天經地義地“同工不同酬”？
這種大打折扣和不平衡的“自由化”是我們必須麵對的現實——這樣說可以讓人理解。但有些理論家宣稱這種強國剪裁出來的“自由化”是弱國的唯一幸福指南，就讓人很不理解了。
你就在這條黃線麵前理解“國家”或“國家的消亡”吧。
我這次入境，是為了參加韓國漢城的一個會，跨過黃線大體還算順利。會議主題是“尋找東亞身份（Searching for East AsianIdentity）”。有趣的是，主題雖關“東亞”，但與會者都吃歐洲風格的飯菜，住歐洲式樣的賓館，這一類尋常多見的景觀，大概也構成了德裏克先生“全球化激發了本土化”一說的恰切隱喻。應該說，會上有不少優秀的發言，如韓國學者白永瑞先生就再一次給我“旁觀者清”的證明。因為他不是中國人，所以比中國人更清楚地看到中國人思維和感覺中的盲區：梁啟超蔑視黑種人和紅種人，認為能與白種人爭霸全球的隻有黃種人，亦即他心目中的中國人。胡適主張全盤西化，實際是主張全盤現代化，但他旨在再造中國文明的“整理國故”運動仍然把中國以外的亞洲排除在“東方文明”之外。至於梁漱溟，他舉目四顧，將天下三分，在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以外再加了一個印度文明，比梁啟超和胡適多了一大片南亞的視域，但這種宏論仍然隻會使東亞、中亞、西亞、東南亞其他諸多族群驚訝不已和頓覺寒心。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曆史中，在中國知識界的習語中，“東、西比較”基本上是“中、西比較”，大中華主義的大尾巴總是藏不住。這當然隻能導致白永瑞的疑惑：中國有沒有“亞洲”？
正是在當年這種知識背景之下，孫中山先生一九二四年謀求日本對中國革命的支持，在日本倡導“東洋文化”以抵抗“西洋文化”的演講時隻言中、日，對朝鮮半島的忽略態度就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了。為此，對他充滿敬意的朝鮮人也不得不將這種大國主義斥之為“輕率”和“卑劣”。
其實，眾多中國的現代精英豈止是心目中沒有“亞洲”（即沒有東亞、南亞以及中亞），他們的“歐洲”視野裏其實也隻有繁華的西歐，不會有東歐或者南歐；他們的“美洲”視野裏其實也隻有閃光的美國和加拿大，不會有墨西哥和尼加拉瓜這樣較為弱小的存在。強盛和威權成了人們注目的焦點，成了人們逢迎或者競爭的對象，也就成了人們在建構地理版圖和文化版圖時的有色鏡。這當然沒有什麽奇怪。因為這同樣是俄國的一般情形：盡管他們的大部分國土延綿於亞洲，盡管當年拿破侖將莫斯科稱為“亞洲的都市”，但有多少俄國人願意接受亞洲人的窮酸身份？如果不是由於亞洲經濟六十年代以後出現繁榮，俄國首腦是否願意屈尊於“亞太經合”論壇來湊熱鬧？這當然也是其他國家的一般情形：很多日本人士不是早就恥於與俺們為伍而主張“脫亞入歐”麽？很多英國人士不是一直暗續帝國餘風因此將自己視為歐洲之外的“大（哉）不列顛”麽？
一旦跨越國界，以求生存、求發展、求昌盛為主題的民族現代化就常常有排它品格和霸權品格。國界那一邊的啟蒙和解放（如歐洲的自由主義體製），常常成為對國界這一邊的歧視和壓迫（如當年歐洲的殖民主義擴張），這就是內外有別的潛規則，就是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曾經扮演過的雙重角色，也是梁啟超等中國精英曾經想扮演而不得的角色。
當然，民族國家並不是實現現代化的唯一政治載體和利益單元。在即將完結的這個二十世紀，伴隨著工業革命的機聲隆隆和黑煙滾滾，跨國的地區主義或世界主義同樣並不鮮見，一次次進入中國人的曆史記憶。
“大東亞共榮圈”臭名昭著，這大概也是很多中國人對“東亞”一類概念深懷戒心和興奮不起來的原因之一。韓國學者申正浩先生認為，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親日派（朝鮮）”和“漢奸（中國）”中確有不少賣身求榮之徒，對他們僅僅施以道德譴責卻隻能是過於簡化曆史。他們中至少有一部分人，確實曾幻想著借日本的實力來實現“亞洲複興”或者“東亞複興”，以抵抗白人殖民統治和西洋文明侵壓。這與道德沒什麽關係。這一點在東南亞和南亞有些國家表現尤為突出。當法國、英國殖民政府在日軍的攻擊下潰敗之際，當地一些自由派人士和普通百姓，對共產國際聯英、聯法以抗擊法西斯的戰略部署怎麽也想不通，甚至一度歡呼民族的“解放”，出門夾道歡迎黃皮膚的日軍。汪精衛在越南發表親日理論，正是以這一情況為背景。隻有當大和種族優越感演化成血腥的屠殺和掠奪之後，很多人的“亞洲夢”或者“東亞夢”才得以破滅。一次極右翼的跨國地區主義實踐，最終成為這些亞洲人終身的人格恥辱，成為亞洲各國遍地焦土的災難。
左翼的社會主義同樣有過一次次跨國共同體的嚐試。“工人無祖國”是社會主義的經典信條。當列寧的國際主義熱情在斯大林手裏被冷凍為民族國家的現實利益之後，中國人立即感到了寒意。此時的毛澤東仍然放眼天下，提出了“亞非拉”理論和“第三世界”理論。作為這一理論體係最為典型的實踐，印度支那共產黨就是一個跨國革命組織。他們在廣州召開會議並與中國總理共謀地區的合作與互助，在異族同誌那裏得到無私援助，感受到溫暖的兄弟氛圍。正是在這一時期，除了政府在人力和物力方麵的南援，包括中國紅衛兵和知青在內的誌願革命者們，也一批批跑到越南或緬甸去從事國際解放事業，甚至在那陌生的遠方喋血大地。然而民族國家體製仍然是繞不過去的，人們很快就覺得“印度支那共產黨”這樣的大鍋飯不合時宜，一旦分解為“越南”、“老撾”以及“柬埔寨”，老戰友之間不久就血刃相見，在中國與越南之間，在越南與柬埔寨之間，邊界衝突乃至大規模戰爭終於發生——其滿目新墳的前線場景曾使我深感刺痛。炮聲意味著：工人有祖國，現代化事業有祖國。馬克思和列寧所痛惡的某種“愛國主義”終於複活。於是，當年對印度支那的國際主義無償援助，在今天眾多中國精英看來，如果不是可恥的罪惡，至少也是傻鱉和冤大頭的愚行。
我在小學時參加過聲援古巴的遊行，在中學時到火車站參加過援越物資的搬運。我現在不再會有“輸出革命”的盲從，但也並不認為當年國際主義關切本身有什麽可笑，更不認為一個以鄰為壑寸利必爭的國家更具文明的高貴。中國人現在錢多了，但白求恩式的熱情可能比以前少了。在這一點上歐洲人看來比我們強，至少很多英國人在香港回歸中國時還能同中國人一起搖著小旗上街歡呼，這種“賣國”之舉如果發生在中國，豈能為國人所容？進入九十年代，歐洲共同體成為超國家體製的又一次實驗。事實上，正是在歐洲發生的這一進程，激發或者複活著地球這一邊諸多“中華經濟圈”、“東南亞共同體”、“東亞共同體”之類的想象，而著名的捷克自由派總統哈維爾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開始了他“民族國家消亡”說的政治抒情。
我們有理由相信，統一的歐洲，在銀行、海關、部分防務及部分外交等方麵準國家化的歐洲，在融合歐洲民族國家裂痕方麵，在推動歐洲乃至全球的經濟文化發展方麵確有偉大的前景。但一九九八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葡萄牙作家薩拉馬戈冷冷地說過：“如果統一的歐洲對我作為一個小國的公民不感興趣，那麽我對這樣一個統一的歐洲也不感興趣。”類似這樣的不和諧音，在葡萄牙、荷蘭、丹麥等一些國家，在感到民族語言文化、經濟利益受到忽視和損害的弱勢群體那裏並不少見。這當然還隻是內部的情況。在這個共同體的外部呢？正是這個共同體不顧內部的激烈爭議，用導彈和戰機使俄羅斯日益不安，用狂轟濫炸使南斯拉夫半廢墟化——而南斯拉夫本身也幾乎是個微縮共同體，作為東歐地區市場經濟昨日的先行者和優等生，這個多主體聯盟，由民選總統剝奪了科索沃阿族的自治權，戰亂所造成的難民潮更使整個歐洲恐懼。
白永瑞展望的“東亞”和“亞洲”，是比這些共同體更好的“東亞”和“亞洲”麽？
冷戰已經結束，市場經濟釋放著新一輪活力，這被看作資本主義在全球範圍內的大舉光複，如果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麻煩和動亂，那也總是被很多人描述為對資本主義人間正道的偏離或背離。在這些人看來，隻有政治集權和計劃經濟才意味著極端民族主義，才意味著侵略和戰爭，而這種舊症唯有“自由主義”的一帖良藥才可以救治。這樣的看法有蘇聯在阿富汗和捷克的行跡為證，但還是過於籠統，也過於樂觀和時髦。他們忘記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正是在市場經濟的國家之間爆發，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動者，恰恰是實行民主選舉製的德國以及“維新”成功的日本，而不是斯大林主義的蘇聯以及“維新”失敗的中國。這樣的文字虛構也無法與我的個人經驗接軌。我曾經去過東南亞、南亞等一些周邊較窮的國家。有意思的是，我的某些同行者無論在國境這邊是如何崇拜自由和民主，如何熱愛西方體製並且願意擁抱全世界，但隻要到了國境的那一邊，隻要目睹鄰國的貧窮與混亂，他們就不無民族主義乃至種族主義的傲慢和幸災樂禍——非我族類的一切都讓他們看不上眼。
我相信，他們一直聲言要擁抱的全世界不過是曼哈頓，一定不包括眼前這些“劣等”、“愚頑”的民族；如果現在給他們一支軍隊，他們完全有可能有殖民者的八麵威風。
在富人麵前套近乎和講團結，然後在窮人麵前擺架子和分高下，這當然沒有什麽難的。也許，在有些人看來這算不上什麽民族主義，所謂民族主義隻能指稱那些居然對抗現代文明潮流的行為，那些居然衝著西方發達國家鬧別扭的行為，包括挨了導彈以後跑到人家大使館前示威的行為——似乎民族主義的示威比自由主義的導彈更加危險。不難理解，“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的二元對立就是這樣建立起來的，近年來學界風行一時的“啟蒙”與“救亡”二元對立也是這樣建立起來的，似乎“救亡”曾耽誤了“啟蒙”，而“啟蒙”就一定得忌言“救亡”。我不能說這種敘事純屬陰謀攪局，也願意相信這種敘事有一定的有效範圍。但麵對這些艱難的概念工程，我更願意聽一聽越南的笑話。這個笑話是說青年們在抗議美國入侵的時候高呼口號：“美國佬滾回去！”但接下來的一句是：“把我們也捎上！”
這一顯然出自虛構的政治笑話得以流傳，當然是因為它揭破了發展中國家很多人的真實心態，揭破了民族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暗中轉換——它們看似兩個麵孔而實則一個主義，常常在很多人那裏兼備於一身。於是這些人時而是悲憤的民族主義者，這是因為他們覺得美國（或其他國家）正妨礙他們過上好日子；時而又是熱情的自由主義者，這是因為他們覺得隻有跟隨美國（或者其他國家）才能過上好日子。他們既恨美國又愛美國，通常的情況是：這種恨由愛來“啟蒙”（美國幸福我們也得幸福，美國稱霸我們也得稱霸）；這種愛也總是由恨的“救亡”來實現（不扳倒美國我們如何能成為下一個美國？或者與美國平起平坐？）。他們常常被自己的影子嚇一大跳，對自由主義或民族主義憤憤然鳴鼓而攻。
這樣說，並不是說所有的民族主義都與自由主義有瓜葛。曆史上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作為“發展”、“進步”的不同方式，都采用了民族國家這種政治載體和利益單元，都得借重軍隊守土、法院治罪、央行發鈔、海關截私等一切利益自保手段，都難免民族主義情緒的潮起潮落。在這裏，發展主義的強國夢想在帶來經濟繁榮和政治改良一類成果的同時，也常常帶來鄰國深感不安和痛苦的對外擴張——這與民族國家合理的自尊、自利、自衛常常隻有半步之遙。同樣的道理，這種發展主義的強國夢想，也可以有一種延伸和改頭換麵，比如，給民族國家主義裝配上地區主義和全球主義的緩衝器或者放大器，帶來“大東亞共榮”以及“印度支那革命”之類的實踐教訓。
來自美國的德裏克先生在聽白永瑞發言的時候，給我遞了一張字條，上麵抄錄了一首中國流行歌：“我們亞洲，山是高昂的頭；我們亞洲，河像熱血流……”這首歌當然可以證明中國人並不缺乏一般意義的亞洲意識，尤其是考慮到這首歌出現在一九八九年後中國遭到西方發達國家統一製裁之際，當時的中國人更容易想起同洲夥伴。我對他說，我並不擔心中國人沒有“亞洲”。在我看來，隻要中國在現代化的道路上一旦與美國、歐洲發生利益衝突，中國人的亞洲意識肯定會很快升溫，國土上沒有美國軍隊駐紮的中國難道不會比日本、韓國更容易“亞洲”一些？何況“儒家文明經濟圈”一類說法早已層出不窮，正在成為很多中國人重構“亞洲”的各種心理草圖。我的問題是：中國人有了“亞洲”又怎麽樣？中國人會有一種什麽樣的亞洲意識？換一句話說：包括中國人在內的亞洲人怎樣才能培育一種健康的亞洲意識、亦即敬己敬人、樂己樂人、利己利人的亞洲意識？
正是考慮到這一點，我才不得不回顧“個人利益最大化”這一自由主義的核心觀念。如果這一現代性經典信條已不可動搖，那麽接下去，“本國利益優先”或“本洲利益優先”的配套邏輯隻能順理成章。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憑什麽來防止各種政治構架（無論是國家的、地區的還是全球的）不再成為利己傷人之器？
以集團利益為標榜，在很多情況下常是虛偽之辭。稍稍了解一點現實就可以知道，源於“個人利益最大化”的民族主義一定是反民族的——隻要看看某些“愛國英雄”正在把巨款存入西方的銀行，正在通過西方客戶把子女送出國，正在對國內弱勢族群權益受損以及生態環境惡化麻木不仁，就可以知道這種主義之下的“民族”名不符實。源於“個人利益最大化”的全球主義也一定是反全球的——隻要看看某些高揚全球主義的跨國公司正在用產業和資本的頻繁快速轉移，加劇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失業，製造新興國家的經濟危機和崩潰，正在進一步擴大全球的地域貧富差距和階層貧富差距，就可知道這種“全球化”隻是全球少數人的下一盤好菜。因此，重構亞洲與其說是一個地緣政治和地緣文化的問題，毋寧說首先是一個價值檢討的問題，甚至是清理個人生活態度的問題。也就是說，為了重構一個美好的亞洲，與其說我們需要急急地討論亞洲的特點、亞洲的傳統、亞洲的什麽文化優勢或所謂經濟潛力，毋寧說我們首先更需要回到個人的內心，追問自己深陷其中的利欲煎熬。葡萄牙作家佩索阿曾這樣說：“如果一個人真正敏感而且有正確的理由，感到要關切世界的邪惡和非義，那麽他自然要在這些東西最先顯現並且最接近根源的地方，來尋求對它們的糾正，他將要發現，這個地方就是他自己的存在。這個糾正的任務將耗費他整整一生的時光。”
我想，德裏克和白永瑞兩位先生倡導的“批評的地區主義”（Critical Regionalism）也許包含了這種廣義的自省態度。
英國哲學家羅素在很早以前就期待過“世界政府”。這種期待在當時還是詩意的預言，在眼下卻已成為現實需要的施工方案。作為一個曆史特定階段的產物，民族國家的疆界顯然隻便於對土地、礦山、港口的控製，當人類的經濟活動更多時候表現為一種電子符號的時候，當人類的生存威脅也來自廢氣的飄散以及臭氧層破壞的時候，這種疆界無疑正在變得力不從心和陳舊過時，至少已經不夠用。全球化的經濟需要全球化的控製，正如舊時的經濟需要民族國家。各種“超國家”的地區政府或全球政府勢不可缺，其出現大概隻是遲早問題。作為同一過程的另一麵，各種“亞國家”的地方主體也必將千奇百異——“一國兩製”已啟示了這種自治多樣化的方向。這樣一個由民族國家演變為全球多層次複合管理結構的過程，當然是政治家和政治學家的業務，完全超出了我的知識範圍。我就不操這份心吧。我隻是對這一過程中的價值脈跳稍有興趣，比如白永瑞由“東亞共同體”言及對韓國境內非法移民深表同情的時候，言及狹隘韓國利益應讓位於寬闊亞洲情懷的時候，我感到了一種溫暖，並正是循著這一線溫暖進入了他的理論。
“東亞”意味著東亞人共同惦記著散布各地的中國非法移民，惦記著日本的地震和酸雨，惦記著朝鮮的饑餓和韓國的幣值，惦記著俄羅斯遠東的森林和狩獵人的歌謠……帶著這種東亞的溫暖回國，我在機場候機廳看到電視裏中國五十周年慶典的遊行場麵。美國CNN對這一慶典的報道照例不會太多，除了給漂亮的紅衣女兵較多性感鏡頭，反複展示的是中國DF-31遠程導彈通過天安門廣場。記者和客座評論員的聲音一次次出現：“這是可以打到美國的導彈……”“這是可以打到美國的導彈……”“這是可以打到美……”而中央電視台四頻道則在播放觀眾們的興奮之態，至少有不下三個中國人在受訪時衝著鏡頭斷言：“下一個世紀一定是我們中國人的世紀！”
這兩種電視節目真是很有意思的對比。美國人的戒意當然可以理解，因為導彈畢竟不是一瓶瓶巨型的茅台酒。中國人的自豪當然也可以理解，在積弱幾個世紀之後，一個民族的複興前景無法不令人激動。但僅僅這樣就夠了麽？美國人如果不能把中國的成就看成是全人類的成就，如果不能由衷地為之喜悅和欣慰，這樣的美國人是不是讓人遺憾？中國人如果隻是想開創一個“中國人的世紀”，而無意讓這一個世紀也成為希臘人的世紀、越南人的世紀、印度人的世紀、南非人的世紀、巴西人的世紀以及——美國人的世紀，這樣的中國人是不是讓人恐懼？
在境外觀看有關中國的電視，每個人大概都會有別樣的感受。
199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