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後：文學寫作新的處境
冷戰後：文學寫作新的處境 注釋標題 最初發表於2003年《當代文學評論》雜誌，後收入演講集《大題小作》。
時間：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二十日
地點：蘇州 蘇州大學文學院
中國新時期文學，大體上可以分作兩段來說。一段是從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後期算起，到八十年代末的冷戰結束。這一段的主要特點，一是“恢複”，即恢複“文化大革命”以前的文學傳統，包括同學們在課本上可能讀到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啊，革命現實主義啊，在那個時候都獲得了禁令的解除。不僅大量一度查封的作品得到再版和重印，而且所謂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等等，也多是革命時期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延伸和再生。二是“補課”，表現為文化上閉關鎖國狀態結束以後，國外的文學思潮和文學作品大量湧入，既補了西方啟蒙主義文學之課，也補了歐美現代主義文學之課。就像剛才主持人介紹的，那時我也曾經翻譯過東歐作家米蘭·昆德拉的作品。
這種補課是一種狼吞虎咽，對於後來中國作家與國外同行進入同一起跑線，提供了重要的條件和前提。我們國家有一個非常龐大而優秀的翻譯隊伍，是我們的幸運。所以我們有非常優秀的俄國文學、法國文學、英國和美國的文學，還可以讀到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優秀文學。一個中國的讀者，稍有讀書興趣，很容易數出五十個甚至一百個外國作家的名字。大家不要小看這種現象，在很多的國家，讀者就沒有這種幸運。我前不久到了一個發展中國家，到他們書店裏邊一看，發現書架上隻擺著一些詩歌。作為一個以遊牧為傳統的國家，馬背上歌手多，詩人也就多，這非常自然。但他們那裏外國小說非常之少，理論和學術的譯介更少。他們全國人口至今隻有兩百多萬，出版市場相當於我們這裏三四個縣，不可能有品種齊全的翻譯隊伍，也不可能有強大的出版機構。所以說一個讀者熟悉五十個甚至一百個外國作家的這種情況，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的。這是我順便說到一點。
從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恢複”加上“補課”，有了內因與外因這兩個推進器，於是有了文學的解凍和文學的繁榮。很多作家像井噴一樣的抒發他們的情感，表達他們的思想，實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以後又一個文學高潮。那個階段，簡單地概括一下，作家們大多以人性、人道為主要價值核心，這是一個層麵；以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為主要製度取向，這是第二個層麵。兩個層麵構成了當時文學潮流的主要麵貌和大體方位，構成了所謂八十年代“新啟蒙”的基本內容。交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更好地進入今天演講會的主題，即看看進入九十年代以後，進入新時期文學的第二個階段以後，我們的文學處境是不是有所變化？我們將遇到一些什麽新的問題？而我們的作家們又做出了怎樣的回應？
我將就我知道的一些情況和自己的一些感受，先向同學們做一個簡要匯報，然後我還會留一些時間，以便大家一起作進一步的討論。
社會新型發展道路的探尋
九十年代初，全球範圍內的冷戰宣告結束。自那以後的十多年來，我國的改革、開放以及現代化建設取得了很大成果，其推進速度超出了我們很多人的想象。今年三月，我到美國參加一個會議，順便看望在那裏就讀的女兒。我和老婆到超市去購物，發現在美國比較低級的超市裏，大約百分之八十的貨品都是中國製造。中、高檔的超市裏，Made in China所占的比重大概也達到了百分之六十。想想看，八十年代中國人出國，大多背著那種大“蛇皮袋”，見什麽都買，見什麽都想要，像鬼子進了村（眾笑）。
也就是十多年，現在倒是有很多老外背著大袋子，到中國來大買特買了。我們在洛杉磯機場取行李，足足等了一個多小時，就是因為這種運到美國的大貨袋太多，也太大，常常卡死了行李傳送帶，讓管理人員手忙腳亂。我老婆不願在美國買中國貨，但總得給親友們帶點小紀念品吧，於是小心翼翼地挑選，挑了什麽皮夾子，什麽衣架子，還有別的小玩意，滿以為挑的是地道美國貨。不料一回到住所，女兒一看就笑，說你們肯定又上當了。她比較有經驗，幫我們找一一找出了藏在包裝角落裏的Made in China。這就是說，一個人要在美國超市裏買到不是中國出產的貨品，眼下還真不那麽容易。這與我第一次看到的美國形成了大相徑庭的比照。
我是一九八六年第一次去美國的，說實話，我當時確實給震了，幾乎覺得中國快要完蛋了。美國怎麽這麽好呢？公路修得好，樓房建得好，程控電話一撥，就可以打到全世界的任何一個角落。那時候程控電話對中國人來說還是一個不可想象的事情，神了（眾笑）。但是也就是十多年以後，中國數以萬計的產品遍布全球，在美國超市裏也開始橫行霸道。有些老外在這種超市裏一轉，能不感到“中國經濟威脅論”嗎？當然，我們還沒有理由牛皮哄哄，因為有些中國產品的利潤大頭還是外國投資者賺走了，生產這些東西的核心技術也多數不在中國人手裏，但這並不妨礙我們對十多年的成果給予實事求是的回顧。
我們在看到這種成果的同時，還必須看到我們麵臨著的問題和困難。比方說我們最近經常談到的一個話題，就是就業。這與同學們的關係比較密切。現在不光是大學生找工作不容易，還有很多城市人口下崗，有更多的農村人口處於半失業或準失業的狀態。有專家計算過，說有一億五千萬人在農村就足夠了，就可以把全國的土地經營得很好了。那麽多餘的八億農民幹什麽去？沒事幹就打麻將，沒錢花也就可能犯罪。有一些年輕農民能到城裏打工，算是很幸運了，但也是打著一些報酬非常低的工。我住在海口，注意過從八十年代末到現在，我們的公務員、教師、醫生、警察、軍人的工資都漲到了十倍到二十倍，比如我的工資從兩百來塊漲到三千多，漲幅夠大了。但大多數打工仔的月薪從八十年代末到現在基本上還是在三百至五百之間，幾乎是零增長。還有很多農民連這種收入零增長的工也打不上！
社會上確實出現了很多富人，很多準富人，叫做中產階級吧，把各大商店常常擠得滿滿的，但另一方麵，無論在城鎮還是在鄉村，卻出現了一個相當大的貧困階層，包括今天在座的很多同學，家裏也可能遇到了巨大的經濟壓力。由於貧困而輟學的比例，近幾年一直在令人心驚膽戰地增長。
在很大程度上來說，貧困問題也就是就業問題，而且是消費萎縮和犯罪增加的主要原因。因此這既是一個道德問題，也是一個經濟問題。中國是一個人口大國，隨著改革和開放的深入，就業壓力將長期困擾我們，將是全麵建設小康社會所有障礙中最大的障礙。回顧曆史，歐洲在工業化的時代其實也遇到過類似的情況，但他們是怎樣渡過了這一難關呢？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歐洲從十六世紀就開始向外移民，到十九世紀的前十年，每年還向美洲以及其他地方移民一百萬左右！歐洲總共向外移民多少呢？據說是六千五百萬。包括英國那些被“圈地運動”排擠出來的農民大多出國了，英語人口的三分之一都離開了歐洲，比方到美國去辦農場，而且是那種奴隸製的農場，從非洲買些黑人來，種玉米，種棉花。美國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後來才是汽車工業，才是羅斯福的改革等等。
他們還把一些犯罪分子、小流氓、“下三爛”一船一船地裝著，送到澳大利亞去，一靠近海岸，把這些人趕下船，然後掉轉船頭打道回府。幾年前我到澳大利亞訪問，那裏的人告訴我，澳大利亞以前被叫作“海盜之國”。為什麽？因為最先到達那裏的白人移民，很大一部分就是從歐洲排擠出來的，而且很多是罪犯。顯然，歐洲工業化時代的很多下崗人員是靠這種方式向外轉移出去的。特殊的曆史機遇和強權優勢，使他們可以做到這一點。包括日本也搭了個末班車。大家可能知道，秘魯有個前總統滕森，是個日本人。日本人怎麽跑到南美去當總統？這後麵的故事，是日本在工業化時代曾經向南美移民數以萬計，數以十萬計，在那裏形成了強大的社群，也就形成了滕森上台的基礎和背景。同學們想一想，我們中國有這樣的發展機遇和轉移壓力的空間嗎？我們下崗的工人，無業的農民，現在能夠到北美、澳洲或者秘魯去打天下嗎？你要出去可以，要向蛇頭繳幾萬塊錢，出去被抓住了，還得當作“非法移民”給趕回來。當然，現在也有人出去。什麽人？博士，碩士，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據說清華大學將近一半的學生都去了歐美。但老弱病殘一個也出不去，全部留在中國，所有需要社會救濟而且容易造成犯罪的沉重負擔都留在中國，把中國變成一個大的高壓鍋。各種壓力都在內部積聚。
我們曾經犯過社會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權力過於集中，越來越集中，最後變成了集權社會，出現了官僚政治、官僚經濟以及官僚文化，禍國殃民，貽害深遠。因此在改革開放的初始階段，包括我在內，坦白地說，很多人都懷疑社會主義，抱著一個資本主義的現代化想象，至少也是一個市場主義的現代化想象。很多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要發展，就得老老實實給歐美當小學生。“與國際接軌”嗬，“按國際慣例辦事”嗬，等等，現在都成了我們報刊上的流行語。這裏的“國際”，準確的解釋就是“西方”，肯定不是指孟加拉或者尼日利亞。當然，我們需要吸收西方一切優秀的文明成果，包括政治、經濟、文化的成果，包括很多“國際慣例”。但是，我們在人口、資源、文化傳統等條件上與歐美國家有極大的國情差異。在很長時間內，美國不采自己的油，專采別人的油，我們能接這個“軌”嗎？日本不砍自己的樹，隻砍別人的樹，連筷子都從中國進口，我們能按這個“慣例”辦事嗎？美國以全球百分之五的人口消耗全球百分之三十二的能源，如果中國變成美國，中國人也是每人一輛小汽車，恐怕會是中國以及全世界的一個大災難吧？中國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國也一味崇尚“資金密集”和“技術密集”型經濟，數以億計的無業人口積聚起來，到時候會不會成為社會發展的一片巨大泥潭或者一個巨大的火藥桶？
九十年代以來，社會深層矛盾開始浮現了，使一些人不得不反思社會發展模式，而且在更高的層麵，反思社會發展的目標。如果說我們曾經告別了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那麽市場主義的教條主義，作為一種新的教條主義，也正在接受更多的反思。最近我從報紙上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人力車又出現了。首先是出現在日本，出現在韓國，現在又出現在北京。不過現在不叫人力車了，叫“生態出租車”、“綠色出租車”（眾笑）。人力車原來在八十年代是被我們大家所唾棄的，所批判的，說這個不人道，一個人拉，一個人坐，形象惡劣，而且多落後嗬，多原始嗬，多不現代化嗬。不是要搞“高科技”嗎？不是要搞“先進生產力”嗎？摩托車當然比人力車先進，汽車當然比摩托車更先進，汽車多當然比汽車少更更先進。如此等等。但這種理解恐怕是一個誤區。發展生產力必須以人為本。如果考慮到環境保護，考慮到增加就業，汽車就不一定總是比人力車“先進”。北京市政府最近做出決議：重新疏通或者開通自行車的專用道，提倡市民們重新使用自行車。這是不是對抗先進的生產力？不是。這是要使先進的生產力同時也是更符合國情的生產力，更能惠及人民大眾。
我們必須循著這樣的思路，尋找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我們向外看，不但要向上看，還要向下看。不但要看歐美，還要看印度、拉美、非洲、東南亞，要看看發展中國家，看他們有什麽經驗，有什麽教訓。東南亞都曾經有過非常驕人的經濟繁榮時期。這個“虎”那個“龍”的。拉美在六十年代多牛啊，我見到一些巴西作家和智利作家，當時他們看我們都像看鄉下人似的。但是現在那裏發生了什麽？因為貧富分化得太厲害，市場需求疲軟，暴力犯罪率直線上升，恐怖主義也出現了，經濟上越來越玩不轉。隻有一些有權有勢的獨裁者、腐敗官僚、少數商人以及知識精英發了財。聯合國一九九九年《人類的發展報告》說，全世界有四分之三的發展中國家比十年前更窮，而這些國家絕大多數一直在發展市場經濟。這對我們中國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提醒：在尋找社會發展道路的問題上，務必要有一個清醒的頭腦。
關於社會新型發展道路的思考，當然也有文學界的參與。在這裏，有兩件事至少是可以提到的。一是九十年代前期的一場有關“人文精神”的討論，持續的時間將近四五年，牽涉到很多學者與作家，中間還有一些比較沒意思的插曲。這場討論的焦點，是針對八十年代以來的“人性”論和“人道”論：什麽是人性？什麽是人性解放？人性解放僅僅表現為物欲甚至貪欲？是不是還同時包含人的尊嚴、人的道德、人的精神自由和追求？這是從價值層麵的介入。從製度層麵介入，則有九十年代後期所謂“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爭，或者說是“新右派”與“新左派”的爭論。這場論爭促進了更深入的知識清理，並且向一些具體的社會問題深入，比如說國際經濟政治秩序問題、農村問題、中西部問題、失業問題、環保問題、權力腐敗問題、民族主義問題，等等，並且成為冷戰後全球性知識創新的一部分。問題太多，在這裏不可能詳細展開了。有興趣的同學，可以去看看那一段時期的報刊。了解這些思潮，對於我們了解文學寫作新的處境，對於我們判斷一些文學現象，比如“私人化寫作”、比如有關魯迅和左翼文學的爭議，還有轟動一時的《切·格瓦拉》演劇等，恐怕都是一個必要的廣角視野。
第一個小題目就說到這裏吧。
文化自我創新能力的再造
去年我和幾個作家到法國，參加他們國家圖書館舉辦的一個以中國為主題的讀書周活動。會上聚集了一些西方國家的漢學家。其中一個女教授，在演講中把一個中國的女作家譽為“中國的卡夫卡”。另一個漢學家，則在演講中把中國某作家說成是“中國的福克納”。當時坐在我旁邊的作家李銳就生氣，說你聽聽這是什麽話，說你像洋人、仿製品、克隆，就是誇你（眾笑）！
李銳後來上台發言批評“西方中心主義”，批評“中國的×××”這一類高帽子，說得有些漢學家一愣一愣的，大概不理解中國作家為何如此不領情。其實這不光是文學的現象。前不久我在北京與幾個朋友一起吃飯，打聽某某教授的近況。對方說他退休了。我說他住在什麽地方呢。對方說：海德堡。我嚇了一跳，又打聽另外一位教授。對方說，他也退休了，不來學校了。我說他住在什麽地方呢。對方說：曼哈頓東區。我說你們北京的教授真是有錢嗬，一退休都住到國外去了。他們大笑，說你以為他們出國了？哪能呢！海德堡，曼哈頓東區，都是北京一些住宅小區的名字（眾笑）。
我住在海南島，知道海南島廣大革命人民有一個強烈的共同心願，就是把海南島建設成為“中國的夏威夷”。你們看看，還是洋名。這種日常生活中普遍的洋名現象，證明我們很多中國人是西方文明的崇拜者、發燒友。這當然可以理解。西方在很多方麵比我們做得好，我們得承認，得學，幾千年文明古國的架子不能擺，也沒資格擺。但是，模仿不是創造，甚至不是學習。一味模仿西方文化，恰恰是對西方文化的誤解和糟踐，恰恰是沒有學到西方文化中最可貴的創新態度和創新精神。
歐洲在曆史上也曾經不發自己的燒，專發人家的燒，從印度和阿拉伯學來了數學，所以至今還使用阿拉伯數字，不是用羅馬數字。他們還從中東引入了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從中國引入了紙張、印刷術以及火藥。但他們隻是把這些外來文化當作創造性發展的資源，於是才有了他們獨特的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以及工業化，等等。歐洲在十八世紀初還曾經有一個叫做“中國風”的時期，中國的絲綢、中國的瓷器，在當時都是歐洲上流貴族的標誌，了不得。就像我們現在戴手表要戴勞力士，喝酒要喝人頭馬。富人就得有這種派！或是電視屏幕上刮“韓流”，新人類就得有這個派（眾笑）！中國的科舉製也就是在那個時代出口到西方，被《拿破侖法典》加以吸收，於是有了後來的文官製度、公務員製度，取代了他們曆史上的貴族世襲製度。但歐洲人並沒有照搬我們的科舉，比方並沒有考八股文，並沒有搞“君君臣臣”，而是融合他們希臘、羅馬時代的軍事民主製度，科舉與選舉配套，創造了他們特有的政治文明。副部長以下官員都是科舉（或者說考舉）產生的，是鐵飯碗，是穩定的；部長以上官員則取決於選舉，是輪替的，是政治任命。這一套製度設計倒是很長時間內並沒有被我們中國人看明白。“五四”運動時期，大家隻注意到一個“德先生”，Democracy，隻注意到選舉製，基本上忽視了與之配套的其他製度，更沒有注意到文官考舉製度其實是中國的出產，本來是可以“出口轉內銷”的，結果出口了就不內銷了（眾笑），甚至在原產地被千夫所指，遺臭萬年了。
“五四”新文化運動標誌著中國人放開了眼界，開始了大規模、全方位地學習西方文化，但否定本土文化資源方麵有過於簡單化和偏執化的毛病，落下了一個文化自卑的病根。胡適先生提倡“全盤西化”，魯迅先生說不要讀中國的書，對中醫、京劇，等等，也差不多一棍子打死，也說了些過頭的話。這種文化激進主義是值得我們今天來加以檢討的。其實，西方文化，包括西方知識，是西方社會特定曆史實踐的產物，有些具有普適性，有些並不具有普適性，無法照搬到中國來的。我舉個例子。馬克思主義曾經認為人類社會發展有五個階段：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然後是社會主義社會。我不知道同學們現在的教材是不是還這樣說。但蘇州出來一個大學者，叫錢穆，前些年已經病故於台灣，青年時代曾在你們這個蘇州教過中學。據他的考證，在中國的曆史上，奴隸最多的時候也不到人口的三十分之一，怎麽可以說中國就有一個“奴隸社會”呢？為什麽說西方有過奴隸社會我們中國就一定要有奴隸社會呢？沒有一個我們也要給他編出一個，有這個必要嗎？
我再舉個例子。有個法國思想家，叫福柯，是後現代主義理論奠基式的人物之一，以至有些學術圈子裏誰不談福柯，那就被人看成文盲啦。這位福柯老兄研究犯罪，認為監禁是歐洲現代社會的現象，是十六世紀以後才出現的，到後來，學校的建築，軍營的建築，其實都是按照監獄的原理建起來的，這裏麵隱含著一種內化的權利和製度，是對人的一種規限和訓練。這種說法很有創意，很有啟發性，但他說古代對待犯人不是殺頭就是流放，說監禁到十六世紀後才出現，這些說法拿到我們中國來合適嗎？我們中文中囚禁的“囚”字，很早就出現了，差不多是個象形字，一個框框把人關在裏麵，不是監禁是什麽？我們的隸書，“隸”之“書”也，在漢代是監獄裏通用的一種字體，因為那時監獄裏幹部和罪犯的文化都不高，寫不了大篆小篆，就寫這種比較簡化的隸書，後來推廣成了漢代的“今文”。隸書的普及，可以使我們想象當時的監獄是何其之多。二十四史裏關於監禁和“徒刑”的記載更是不勝枚舉。怎麽能說到十六世紀後才出現監禁呢？怎麽能把監禁的賬單算在“現代性”的頭上？
什麽是文化？文化就是實踐經驗的表達，所以中國的問題要靠中國的文化創新來解決，不能靠複製照搬走捷徑。很多發展中國家都曾經想複製西方，非洲就有個“been to族”，因為這些人一開口就喜歡說：I have been to……某個歐美國家，意思就是我去過哪個歐美國家，說得多了，人們就把這些人叫做“been to”。這些人算是精英，喝過洋水，或者還拿了洋文憑，或者恨不得把一身黑皮變成白皮。由於很多非洲國家沒有自己的大學，他們要接受高等教育，也隻能到歐美去拿洋文憑。他們從小學開始也多是直接用歐洲教材，一開篇就讀“我是高盧人”或者“我是英格蘭人”。這應該是很西化了吧？多黨製，市場化，基督教，等等，他們把這些東西都學到非洲去了。也是很西化吧？聽說最近有些中國學者提出要靠基督教救中國，其實這一點非洲早就做到了，隻是沒能夠救非洲，基督教在那裏的廣泛傳播，並沒有使非洲很好地發展起來，也沒有民主或自由起來。上帝也不是處處管用嗬。
恰恰相反，正是這些been to搞亂了非洲，用洋教條窒息了非洲的自我文化創新能力。我們中國有沒有這樣的been to？有的。社會主義的教條主義，資本主義的教條主義，還有其他各種教條主義，都有這些been to的影子。
中國人從先秦一直到盛唐，都表現出非常突出的文化創新能力，宋以後就不大行了，鴉片戰爭以來更是一個沉睡的時期，萎縮的時期，甚至是一些人恨不得把這種能力消滅的時期。八十年代有作家說“我從不看中國的書”，可以得到滿堂喝彩，好嗬，這才是真解放！才是真前衛！但九十年代以來，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隨著這種發展遭遇各種深層矛盾，這塊土地上情況有了一些變化。我這裏給大家介紹不久前關於農村問題的討論。提出這個問題的學者中有一個叫溫鐵軍，曾經以一篇關於“三農”問題的文章，獲得過“長江讀書獎”中唯一的論文獎。還有黃平，是社科院社會學所的一個副所長。他們與更多的人一起，長期在農村做調查研究，終於發現在中國農村既不能搞“公有化”，比方搞那種“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大集體”；又不能搞“私有化”，比方搞土地兼並。為什麽呢？表麵上看，如果不容許自由兼並，就沒有大農場化，就很難實現規模效益，是永遠的“小農經濟”。但一旦那樣做了，可以預見，不要多久的時間，土地就會兼並到極少數土地所有者手裏。照專家計算，為了實現最佳效益，雇用一億多農民就夠了，那麽近八億農民怎麽辦？到時候他們連一小塊土地都沒有了，就會變成真正的無產階級（眾笑）。社會怎麽麵對這個問題？能不能消化這個龐大的無業、無地甚至無家的“三無”大軍？
西方沒有碰到過這種問題，姓“社”或者姓“資”的藥方都不管用。倒是老祖宗們提供了一些經驗，從春秋時代的“井田製”，到漢代的“限田法”，北魏的“均田法”，中國曆史上任何開明皇帝和造反農民都要反兼並。這些經驗有個特點，就是“責任製”高於“所有製”。西方重“所有”，如果這個杯子是歸我所有，那麽我怎麽處置都是我的權利，我砸掉它也行。中國重“責任”，如果這個杯子歸我所有，那麽我可以享用它，但沒有權利隨意處置，比方說砸掉是不行的。這樣，中國的“所有”實際上隻是“有限所有”，是“責任”製約“所有”。錢穆先生說：這就是中國文化。我在鄉下當知青的時候，農民告訴我，清朝的土地製度很特殊：三寸表土是私人的，三寸以下的底子土是皇帝的、國家的。這是一種什麽製度呢？這是一種又公又私的製度，用現在的政策語言來說，叫做“統分結合”。這個裏麵有中國文化精神，有“中和”之道。
利用本土文化資源，並不是要轉過來“全盤中化”，照搬老祖宗的成法。恰恰相反，事情往往是這樣，隻有通透而不是皮相地了解了西方文化，隻有深入細致而不是走馬觀花地了解西方社會，才可能重新珍惜和利用中國經驗。我有一個朋友叫陳嘉映，留美多年，翻譯過《存在與時間》這本很著名的書。他最近提出要建立中國的漢語哲學，因為所有西方概念都加起來，也不足以解決我們現實所遭遇的問題，還因為每一個西方概念，都不能在漢語裏找到完全對應的詞。比方說“道理”這個詞，是logic呢？是reason？還是reasoning？恐怕都不是。還有些做法學研究的，也是“海龜（歸）派”，最近在清理我們的法與西方的法有什麽不同，進而清理隱藏在法律裏麵的曆史和文化區別，尋找新型的法治建設道路。比如“法”與“律”有什麽不同？唐代的“律”是西方的lay？或者說是一種需要另外定義與描述的東西？這樣，我們吃下了各種文化資源，吃下了西方的牛肉，還有本土的豬肉，結果長出了人肉，而不是把牛肉和豬肉直接貼滿我們全身。
我這裏當然應該提到一些作家的探索。比方說莫言，前不久出了一本小說叫《檀香刑》，采用了一種民間說唱和戲曲的文體。他在《後記》裏說：我這本書就是要大踏步地向民間文學倒退。我們還可以看看張煒，好像上半年他也在這裏做過演講？我讀過他發表在《現代作家評論》上麵的演講稿，好像他在這裏跟我們的同學大談儒家思想，談讀古書。我相信他是在深思熟慮以後，才有這種興趣的。我還想提到張承誌、史鐵生、陳村，等等。這幾個作家有一個特點，就是大概有六七年不寫小說了，準確地說是不寫歐化的小說了。其實他們以前都寫過非常歐化的小說，什麽意識流，什麽荒誕派，都玩得轟動一時。但他們突然都金盆洗手，轉而寫散文，就是中國古人說的“文章”。“文章”其實有時候也可以叫做“小說”的，明清“筆記小說”裏大部分就是這種東西。這是一個中國的傳統，至今還很有力量，包括我們現在所有的報紙，幾乎都有“副刊版”，大量發表這一類作品。這與歐美國家不一樣，他們的報紙沒有“副刊版”隻有“書評版”，再不就是“娛樂版”，與我們中國的寫作和閱讀習慣有明顯差異。我提到前麵這些作家，他們探索的角度和力度並不相同，也不代表文學寫作的唯一出路。我隻是相信，上述這些作家這樣做，不是要當國粹派，就像民俗旅遊一樣，專門做給外國人看。據我所知，漢學家對翻譯這種“文章”剛好是不感興趣的，是更願翻譯各種歐化小說的。作家們這樣做，一定是出於他們真誠和自由表達內心的需要，是擺脫陳規以求爆發創造力的需要，是尋找最適合自己的感受和表達方式。正是在這一過程中，不帶偏見地同時利用西方資源和本土資源，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在這一過程中，他們不可能再被人們指認為“中國的卡夫卡”、“中國的福克納”，或者“今天的司馬遷”、“今天的蘇東坡”。他們逐漸成為了他們自己。我們可以說，隻有當一大批中國作家都真正成為他們自己的時候，中國新文學的成熟期就真正到來了。
符號化人生的價值重建
我要講的第三個小題目就是“符號化人生的價值重建”。我得先解釋一下：什麽是符號化？
舉個例子來說：前幾年我看到有些中學生也掛著BP機，其實也沒什麽用，隻是覺得這東西挺時髦的。有時候覺得一定要用用才好，便跑到電話亭去把自己call一下（眾笑）。這是個很簡單的例子。這裏的BP機就是個符號，不實用，但有文化象征的意味。我再舉一個例子。我到新加坡去，看到有些富婆家裏掛著貂皮大衣，有的一掛十幾件。你們想想，新加坡是一個熱帶國家，緯度接近赤道，她們買這個貂皮大衣幹嗎？根本就用不著、穿不上的。但是要買啊。這個貂皮大衣就是符號，與實用沒關係，隻表示她們的身份，表示我有錢、我體麵、我趣味高雅。既然張太太有、李太太有，那我王太太也一定得有。
這種日常生活符號化的現象越來越普遍了。我們今天在座的男女同學，有時候穿衣也是穿符號吧，不一定是為了暖身防寒，而是覺得這個衣服就是好看。什麽是好看？六十年代軍裝最好看，因為當時軍人最有身份。七十年代工作服最好看，因為當時工人階級吃國家飯又是領導階級。到八十年代，可能是西裝最好看了，因為大家都在追求現代化，而現代化似乎就是西方人的那個“化”。我們還可以看看旅遊。照理說，旅遊是為了親近自然，或者緬懷曆史，但我看到一些老板，到了一個旅遊點，包下一幢別墅就關起門來打麻將，打得天昏地暗，然後睡一覺起來，開著奔馳六〇〇走了。這是旅遊嗎？這裏的山和水，草和木，他看都沒有看，但他來過這裏了，或者還留了影，表示到此一遊，有照片為證。這實際上隻是一種符號的占有。
我也有過這樣的旅遊經驗，那是在日本，一個日本朋友來導遊，很熱情，帶著我到這個寺廟那個公園。到了就請韓先生站好，啪嗒照張相，然後說走吧。我說這不是還沒看嗎。他說沒什麽好看的，就這樣了，走吧（眾笑）。接下去，到了另外一個地方又是這樣。但是傍晚回到賓館，我稍稍休息一刻，他就把照片衝印出來了，編成一冊，上麵還詳細注明拍照的時間和地點。日本人這種辦事效率，還有嚴謹的風格，你一望可知。但問題是，這一天我沒有旅遊啊，隻是偽造了照片冊上一大堆旅遊符號（眾笑）。
旅遊變成了一種符號，BP機、貂皮大衣、XO、勞力士手表、奔馳汽車等都是符號。這些文化的符號不斷的重新改寫、重新編定、重新批發，形成種種潮流。潮流在壓迫和推動著我們，規定我們吃什麽、穿什麽、住什麽、用什麽、做什麽。什麽是體麵的人生？什麽是有趣的人生？什麽是有個性的人生？這些都由符號係統規定好了，與我們的實用需求沒有關係。這是一個什麽現象呢？小康現象。按照國際標準，年人均GDP八百美金就是脫貧，就是初步小康。我們國家大概今年可以達到年人均GDP一千美金了。這個時候，吃飯的開支占收入的比重降低了，所謂恩格爾係數降到百分之五十以下。那麽人們拿多餘的錢幹什麽呢？按照報上的一個統計，現在大中城市居民的文化開支，廣義的文化包括教育、旅遊，等等，占到百分之三十以上，越來越大。這個開支用於打電話、看電視、看報紙、上網，主要是接受各種符號的傳播與灌輸。如果說在一個很窮的社會，像我現在經常居住的那個湖南偏僻山村，老百姓都活得非常實在。你要給他一瓶人頭馬，他一定不覺得怎麽樣；你要給他一個勞力士手表，他甚至會覺得一錢不值。要這些東西幹嗎？能填飽肚子嗎？能遮風擋雨嗎？但進入小康甚至大康的人們不一樣，大量的錢會用在符號的消費上。我們不是要買一個表，是要買一個什麽樣的表；不是要喝酒，是要喝什麽樣的酒。大量的社會的衝突和文化衝突會從這個方麵產生。這個新的時代和新的社會正在向我們迎麵走來。所以我首先要解釋什麽叫符號化的人生。
美國有個已故的大經濟學家，叫凱因斯，曾經寫過一本書，叫《為了子孫的經濟》。他預言經濟學將來會退出時代的聚光燈，經濟學家將來會變得用處不大，就像牙醫，偶爾用一用。他這樣預見，是因為覺得經濟的發展，很快就會滿足人們的需求，衣食住行的問題一旦解決，還要經濟學幹什麽？但這位老先生顯然估計錯了。現在反而是經濟學最牛的時候，清華大學經濟學教授出來講課，開價就是一萬，是文學教授的十多倍甚至幾十倍。什麽原因？很多人的溫飽有了，小康甚至大康了，但經濟發展得更快，什麽原因？因為現在的商品和服務主要都是為了賣，for sale！賣就是一切。賣就是GDP和利潤。為什麽能賣出去？因為符號化的消費，占有化的消費，是個無底洞。顧客們可能也說不清他們為什麽要買，隻是文化潮流告訴他們，這些東西必須占有，就像一個中學生覺得BP機必須占有，一個新加坡富婆覺得貂皮大衣必須占有。廣告、電視劇、報紙專欄文章等，都在對他們做這種宣傳。同學們可以看到，經濟學已經變了，變成生產和消費符號的經濟學了。
所以經濟領域裏的需求與滿足，繁榮與危機，都變得虛幻莫測了，都有符號在興風作浪。據報上簡單的介紹，今年得諾貝爾獎的經濟學家，其重要的貢獻就是把心理學與經濟學結合起來。我相信，人們還將進一步發現，心理學、民俗學、傳播學、語言學、文學等人文學科，都是新經濟學的重要支撐，是經濟現象後麵一隻“更加看不見的手”。
正是符號的興風作浪，使一些窮人不一定有窮困感，比如說，我剛才說到的山區老百姓，不大知道外界的事情，說現在有飯吃，有肉吃，皇帝的日子也隻是這樣吧，毛主席以前也隻能一個月吃兩斤醬油吧，我們現在也吃醬油，日子真是好到頭了（眾笑）。你覺得他應該有貧困感，但是他沒有。但我們有些人工資拿到兩三千，存款有了五萬、十萬，窮困感特別強，老認為自己是窮光蛋。南京作家蘇童有一次碰到我說，他沒覺得自己怎麽窮，但有些老板不容許他說不窮。你必須承認自己窮。你還不窮嗬？完全是不由分說。在這裏，貧困和貧困感開始分離，幸福和幸福感開始分離，成功和成功感開始分離，孤獨和孤獨感開始分離……（眾笑，鼓掌）這是一種新的現實，一種新的生活在出現。問題是：這些符號是怎麽運作的？怎麽生產又是怎麽消費的？是誰在製造這些符號？為什麽製造這些符號？這些符號如何被解讀和接受？可不可能被消解？權力、製度、組織，資本、習俗、文化傳統等在這一過程中起了什麽作用？
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賽，韓國政府一開始就著急，因為韓國人愛吃狗肉，被全世界特別是歐美的報紙大加抨擊，使韓國政府不得不妥協，下令所有的狗肉館都搬到小巷裏去。但是韓國老百姓不高興，說歐美人還講不講道理，他們吃牛肉可以，我們吃狗肉就不可以，誰規定的（眾笑）？這個就是一種符號的規定，規定者手中握有強權。又比方說麥當勞，據我所知，美國，特別是歐洲，很多有身份的人是不去麥當勞的，那種大眾食品又增肥又乏味，有什麽好吃？完全是垃圾食品。可這個符號到中國以後發生了變化，在很多人心目中，是一種高貴體麵的象征，總是說：孩子，好好讀書吧，期終考上雙百分，爸爸就帶你去麥當勞（眾笑）。同學們可以看到，這個麥當勞的符號，脫離了原來的環境，含義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再來說說“民族”、“宗教”這些符號。作家張承誌告訴我，他八十年代到新疆的時候，發現那裏的穆斯林思想很開放，有的甚至在清真寺門前抽煙喝酒，唱流行歌，穿時尚服裝，很平常的。但就是這樣的人，到九十年代可能反而“原教旨”了，教規也嚴格甚至苛刻起來了，有的甚至跑到阿富汗參加塔利班或者到車臣參加“聖戰”了。新疆的民族和宗教問題當然還不是最嚴重的。同學們可以看看中東、南亞，車臣、波黑和科索沃，北愛爾蘭、印尼和菲律賓，非洲，民族和宗教衝突到處冒煙，恐怖主義爆炸一個接一個，像放鞭炮（眾笑）。想想看，不是說全球化嗎？不是說自由、平等、博愛嗎？從什麽時候，又因為什麽，民族和宗教突然成了易燃易爆物？民族和宗教意識極度強化的後麵隱藏著什麽？世界的不平衡發展和很多地方的貧困化與這一切有沒有關係？“民族”與“宗教”，這兩個原產於西方的概念，這兩份西方重要的知識遺產，與眼下全球性的衝突又構成了什麽樣的關係？
符號化社會的出現，大概得有幾個特殊的條件：
第一，這個社會是一個傳媒社會。符號主要是靠傳媒來傳播的。在沒有電視機以前，沒有報紙以前，符號對我們的壓力要小得多。我們會感受到物質性的壓力，土地啊，野獸嗬，災害啊，貪官的剝奪嗬，但符號的壓力要小得多。眼下，至少對有些人來說，符號的壓力可能大大地超過了土地一類物質性壓力，經常讓我們焦灼不寧，讓我們感到孤獨、痛苦、仇恨、絕望，等等。傳媒技術還在繼續發展，中國的手機使用量今年就要成為世界第一，農村也在搞“村村通”工程，哪怕窮鄉僻壤的居民，現在也在電視機麵前接受關於人生的指導。我們需要繼續觀察。
第二，這個社會的傳媒技術已經市場化或者權力化，受控於資本化的權力或者權力化的資本。在很多情況下，傳媒並不是一個真正的公共領域，它生產哪些符號是由特定的投資者和特定的消費群決定的。上海大學教授王曉明先生說過，現在信息是分等級的，知識也是分等級的。投資巨大而獲取的信息，關係到巨大投資的信息，往往會占據報紙的頭條，電視的黃金時段，而有些信息會被傳媒管理者掐掉。因此生活中有些事情會沒有人關注，盡管它是非常重要而普遍的事情；有些事情會被人過分密切地關注，盡管它不是重要而普遍的事情。前不久我回到海口，海南省作家協會讓我看幾十篇小說，準備一個發言。我發現這些小說中，女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寫離婚，男作家百分之八十在寫偷情（眾笑）。難道我們生活中就隻有離婚和偷情嗎？當然不是，但作家們為什麽大多這樣寫？原因可能很多。其中有一條：這些寫作者大多屬於所謂白領階層，是受過教育，有閑心，有小錢，有時間來寫作小說的人，他們不像貧困農民和下崗工人，他們沒有吃不飽飯的痛苦，也沒有以前那些下放、坐牢、打仗的經曆，他們的生活中還有什麽？個人情感，包括離婚或偷情，確實就是他們的大事，成為他們的真實生活。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小說是怎樣的麵貌，在很多時候取決於寫作權掌握在什麽人的手裏。至於其他人，就會成為文學之外所謂“沉默的多數”。
在另一方麵，既然小說這樣生產出來了，讀小說的人就可能照著小說來理解生活，進而操作生活，於是不離婚的也離婚了，不偷情的也偷情了，生活照著這些人生藍本進一步被改造。小說與生活就出現互相複製，循環複製，由實到虛，由虛到實，最後怨男怨女滿天下，都是苦大仇深水深火熱（眾笑）。你說這不是真實的生活嗎？是的，這就是真實的生活，但很大程度上是符號運作的一種結果。
我想我的意思不會被大家誤解。我不是說偷情和離婚不能寫。我完全讚成寫，而且相信能寫出好作品、大作品。今天下午在這裏演講的方方就寫過這些題材，稱得上一個高手。但我們中國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以後我們最揪心的問題、最痛心的問題、最讓我們感動和興奮的事情就隻有離婚和偷情？是什麽東西在使文學寫作的眼光變得狹隘和封閉起來？使一心求新的文學寫作反而變得雷同和重複起來？
符號的生產和消費風雲變幻，排山倒海，盤根錯節，翻天覆地，形成一個絢麗而虛幻的旋渦，很可能使我們喪失一種價值清理和價值重建的定力。這是我們人生麵臨著的一場新考驗。剛才主持人談到了我的近作。簡單地說，我寫過一部小說叫《馬橋詞典》，主要是研究語言作為一種符號它是怎樣介入我們的人生的。今年我又出版了一本書叫《暗示》，與《馬橋詞典》有點區別，是研究具象作為符號是怎樣介入我們的人生。兩本書都是我對生活符號化的一些感受和思考，歡迎同學們批評。
最後，我想說的是，現在中國有不少優秀作家，但也有部分作家的狀態不能讓人滿意。作家們現在房子越住越大了，錢拿得越來越多了，然後，很多人滿足於在一種模式化的生活中，一種流行化的思維觀念中，舒舒服服地搓搓麻將，泡泡妞，出出鏡，開開會，保守化和庸俗化的趨勢出現，對現實的敏感性和批判力正在流失。我希望在更年輕的朋友中，出現一些更有生氣和功底的作家和批評家，給整個中國文壇增進活力。
就說到這裏吧。
附：答問（選）
問：韓先生你好，現在的作家是不是太多了？在你的心目中什麽樣的人才能真正成為作家呢，有幾部通俗的小說發表就是作家了嗎？
答：我覺得這位同學提出這個問題，已經暗示了一種態度，對作家有很高的標準。我很讚成把作家的標準抬高一點。發表幾篇通俗小說就算作家嗎？這要根據不同的情況才能做出不同的回答。比方說我曾經當海南省作家協會的主席，協會要團結廣大作家，包括發表幾篇通俗小說的作家，哪怕在報紙上發表幾個“豆腐塊”，也得承認和團結。但在我心目中一個好的作家，當然不能滿足於這樣。
問：你怎麽看待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問題？
答：中國當代小說在八十年代後，在歐美漢學界的地位迅速提高，這對小說家來說是非常幸運的，甚至比詩人、評論家更幸運，比理論界更幸運。中國的理論著作要翻譯出去，要進入西方的圖書市場，好像不是那麽容易的。但是中國小說很容易進入西方的圖書市場，而且這個勢頭越來越強。當然，不能由此就說中國當代文學的地位就很高，據實而論，還是偏低。為什麽？因為作品的質量還有缺陷，翻譯也有障礙，還需要有更多一流人才進入漢學界。西方評獎，比方說評諾貝爾獎，西方參評的很多是原本，但中國作家參評的是翻譯本。這是一種不平等競爭。中國文學地位的真正提高，還須等待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同時還須等待中國國勢強大，等待世界上有更多的人來學習中文。顯然，我們離這一天還非常遙遠。
問：韓老師，請您對此談談自己的看法。您又是如何定位你在中國文壇的定位？
答：我怎麽能定位？我隻是很多作家中的一個吧，而且我的作品既不是特別的多，也不是特別的好。同學們大可不必讀我的作品，可以讀其他更優秀的作家的作品。
問：韓先生，有人說你在汨羅縣隱居，但從你的報告看，你的思想不像在“隱居”。你為什麽要去那個地方居住呢？你的做法是否也有符號的意味？
答：這位同學活學活用嗬？把我的下鄉看作是一種行為藝術啊？我下鄉的理由很簡單。第一，我在海口雜務很多，應酬很多，必須有一個辦法逃避。第二，我從來認為人和自然的親近很重要，古人說過，仁者愛山，智者愛水。文明和自然的一種平衡，包括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一種結合，是我最向往的一種生活方式，在我看來也是最健康、最人性的生活方式。第三，我希望多接觸一些文學圈子外的人，不願意老待在這個圈子裏，交往的人都是一些同類項，互相知根知底，感受和思想上近親繁殖。我覺得農民很有智慧，看問題一針見血，很多時候遠非有些知識分子能比，是一種直接從土地裏生長出來的原生智慧。基於這三方麵的原因，我就選擇了這種生活安排：半年城市，半年農村。當然有些青年朋友也可以說，這是老韓作秀，搞行為藝術。這樣看也可以，無所謂。
問：韓老師，你在《完美的假定》中曾經說過真正的完美者是不需要理解的，甚至不在乎理解，那麽您認為您是一個真正的理想者嗎？
答：我力求自己成為一個真正的理想者，但常常做不好。我覺得一個作品裏麵一定要有感覺，最好要有感動。感動不是製造催淚彈，不是煽情，搞得眼淚嘩嘩流。感動是內心對內心的同情，是透明和溫暖的東西，可以表現為高興也可以表現為傷感。這個感動裏麵一定包含了理想的力量。不管社會演變到哪一步，理想的星光永遠在我們頭頂照耀。
問：韓老師，您一向是以比較先鋒的姿態出現，曾經一反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為主流形態的政治小說模式，試圖從文化角度使文學走向自身。九十年代，你的《馬橋詞典》和《暗示》又試圖打破傳統的文體和傳統理性視角。你認為在如今的文學已經成為一種快餐消費而日益走向通俗和膚淺的今天，你的探索意義何在？在文學已經失去了轟動效應的今天，您認為您的創作對文壇是否會產生重大的影響，而改變文壇的現狀？
答：我實在是管不了別人，隻能管管自己。我的寫作能夠改變世界嗎？小一點說，能夠改變文壇嗎？我對此毫無奢望。人類社會幾千年來，好也沒好到哪兒去，壞也沒壞到哪兒去，隻是有一些波動起伏，隻是受到文學有限的影響。我們也不能誇大文學的作用，一個作家更是十分渺小的。我隻能說，追求我認定的真理，是我的快樂，哪怕文學現在不再有轟動的效應，哪怕我是一個少數派，甚至是一個孤獨的人。這有什麽不好嗎？少數有時是一種優勢啊，競爭壓力小嗬（聽眾笑）。在黑暗中，一個螢火蟲就閃閃發亮，到陽光燦爛的時候，螢火蟲反倒不能閃光了。所以不要怕黑暗。倒是在當多數派的時候要提防著點。大家都炒股票的時候，股票可能就要狂泄了。大家都一味追求文憑的時候，這個文憑可能就離貶值不遠了。
問：韓老師，“把文學寫成理論，把理論寫成文學”，這是否過分強調了文學的社會批判作用？是否會導致文學審美性質的枯竭？
答：這個問題倒是有點意思。我們過去一般認為，理論或者思想是破壞感覺的，思想隻對改造社會有用，對個人感覺沒有用。但這個看法其實可以存疑。一個木匠對石頭可能完全沒有感覺，一個漁民對草原可能完全沒有感覺。他們的這些感覺是訓練出來的，離不開訓練過程中的理性思考。所以感覺不是天然的、天生的、一成不變的。有時候，思想可能會封閉你的感覺，“文革”中那些“假大空”的理論，把很多人都訓練成革命的機器人。但是有的時候，思想可以解放我們的感覺，開拓新的感覺空間和新的感覺通道。一個人接受了民族理論，就有所謂民族感情了。一個人接受了階級理論，就有所謂階級感情了。這裏的感情就是感覺。所以我們不能把思想與感覺、文學與理論，看成是截然對立的東西。它們總是互相蘊含、滲透、製造、控製的。我這裏說得理論化一點，回答這個同學的問題。
問：你們這一代，因為特定經曆，在寫作的時候會自覺地取一個曆史的、社會的視角，而我們這一代缺乏這種建立在個體經驗上的曆史關懷以及這種關懷上的文學理想，你希望新一代的寫作者和研究者如何朝這一方向努力？
答：我經常跟有些朋友說，即使你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也得關心社會和曆史，因為你不可能成天照鏡子。你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你能不關心我們生態環境的變化嗎？能不關心空氣和飲水的汙染嗎？你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你能不關心你的教育和就業嗎？能不關心經濟危機和社會動蕩嗎？特別是在精神上，比如說快樂吧，你一個人能快樂得起來嗎？當你的父母、情人、孩子、朋友都不快樂，都鼻子不是鼻子臉不是臉的，你能快樂嗎？所以我說，即便是一個利己主義者，也得關心他人，再往前走小半步，就是關心社會和曆史。
問：君從故鄉來，應知故鄉事。請你簡單介紹一下今日湖南文壇的情況，湘軍還成軍嗎？湖南的文學批評的情況怎樣？毛澤東文學院的成績怎樣？
答：湖南文壇的情況我不是特別了解。雖然經常住在湖南，但都在鄉下，與作家們接觸少。湖南這些年也冒出了一些新作家，宋元的作品你們讀過吧？最近還有寫《國畫》和《梅次的故事》的王躍文，寫《滄浪之水》的閻真，都是很年輕的，非常聰明靈動，書也都賣得很好。湖南文學還是後繼有人。至於建毛澤東文學院，我覺得倡議者可能是一片好心，但完全是一個失誤。我一開始就反對。因為這個項目主要是靠集資攤派建起來的，所以我曾給它列了三大“罪狀”：一是違反市場經濟的原則；二是違反企業法；三是違反藝術規律。蓋個房子就能出作品嗎？六千多萬嗬，如果設立一個基金，可以獎多少作家和評論家！這樣錢才花在了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