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文章、報道與評論
第五章
文章、報道與評論
在媒體眼中，查理·芒格從不是一個活躍的公眾人物或常發議論的“權威”，甚而隻是作為“巴菲特的副手”出現。但正如本書所強調的，查理的智慧深藏不露，絕非“副手”。本章即匯集了近30年來媒體對他的相關報道，以及他在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重要文章。無論是石油的價格、微軟反托拉斯案，還是安然潰敗，查理皆從根源上指出了這些事件的錯誤所在，而非泛泛而談。尤其是此次增訂新收錄的兩篇文章，以特有的查理風格諷刺了美國金融衍生品的危害，揭露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本性源頭。現在，就請開始與查理一起，用“芒格思維模式”重新看待這些重要事件吧。
如果說標準石油正在試圖變得貪婪的話，那麽它的表現可不夠好
（向那些優秀的工程師致敬）
查理·芒格，《洛杉磯時報》，1978年10月1日。
（編者注：查理特別要求我們指出，他當時寫這篇文章是“為了激怒我那些偏向左傾的子女”。)
巴菲特的副手……查理·芒格和伯克希爾的主席所見略同
羅伯特·多爾，《奧馬哈世界導報》，1986年8月10日。
互助儲蓄與貸款聯盟的請辭信
查理·芒格，《西科金融公司股東大會年度報告》，1989年。
反托拉斯法的濫用
查理·芒格，《華盛頓郵報》，2000年9月1日。
芒格科學中心接近完工
《哈佛——西湖生活》，1995年春季號。
不那麽沉默的合夥人
羅伯特·倫茲納和戴維·馮狄勒爾，《福布斯》，1996年1月22日。
樂觀主義在會計中沒有容身之地
查理·芒格，《華盛頓郵報》，2002年4月4日。
貝西克蘭興衰記：關於一個國家如何陷入經濟崩潰的寓言
查理·芒格，《石板》，2010年2月1 1日。
“貪無厭”“高財技”“黑心腸”和“腦殘”國的悲劇
(查理·芒格戲說大蕭條)
查理·芒格，《石板》，201 1年7月6日。
如果說標準石油正在試圖變得貪婪的話，那麽它的表現可不夠好 向那些優秀的工程師致敬
文/查理·芒格
當前有些人大肆抨擊加州標準石油公司（以及其他“大石油”公司），這種現象讓我越來越感到困惑。在吹毛求疵者的指責看來，這些公司貪得無厭，它們的行動是反社會的，而且還謀取巨額的利潤。
我向來關注標準石油的發展，因為許多年前，我母親送給我妻子300美元當作新婚禮物。我妻子用這筆錢投資了標準石油的股票。所以我經常閱讀標準石油的年報，不過我的閱讀從來沒有促使我買進更多標準石油的股票。我的保留態度是有原因的。
如果說標準石油正在試圖成為貪婪的壟斷企業，那麽它的表現當然是很糟糕的。自從1965年以來，該公司的平均股價上漲了22%。而在此期間，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了大概102%。當然，該公司的紅利是遞增的，從1965年的每股1.03美元上漲到1978年的每股2.55美元。雖然每年的紅利增長率超過通貨膨脹率大約一個百分點，可是和同期平均工資增長率相比，它又低了很多。
查理·芒格是一名洛杉磯律師，也是藍籌印花公司的董事會主席。
一個1965年底買入標準石油股票的股東，在繳納曆年獲取紅利的40%作為所得稅之後，他的購買力實際上是下降的。通貨膨脹和所得稅共同對總體投資回報（即考慮資本價值，也考慮收入）產生了影響，使得實際回報率是負的。按照1965年的美元購買力來計算，這筆投資的年均損失超過了2％。
這本身就足夠讓人沮喪的了，但這些年來我不追加我妻子那筆小投資，是因為標準石油在美國的資產（我認為這是該公司惟一安全的資產）的盈利能力太差。
在1968年到1972年這五年之間，在歐佩克成員國將石油的價格提高了超過400%之前，標準石油那些位於美國國內的淨資產的年均回報率是非常低的。即使在1973年，該公司在美國的業務盈利大到1.84億美元，但是當年的淨資產回報率隻有6％。雖然該公司美國資產的回報率低，但其海外資產的盈利很多。在1973年，標準石油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地方控製了大量石油，盈利高達5.29億美元；按該公司在東半球的總投資16億美元計算，年度回報率超過了30％。非常高的海外利潤和非常低的美國利潤加起來，使得在1968年到1972年間，該公司在全世界的淨資產的年均回報率是大約10％——對於一家健康的公司而言，這樣的總體回報率是偏低的。
但1972年之後，情況發生了有利於標準石油的變化，當時歐佩克決定大幅提高石油價格。結果，那些位於美國的油田所有者獲得了更高的利潤。與此同時，標準石油被迫將其海外資產的大部分以很低的價格賣給當地政府。1977年，標準石油的美國淨資產回報率是10％，其海外盈利雖然大幅下降，但海外淨資產回報率仍然達到了19％。該公司在世界各地的淨資產的平均回報率是14％，和1968年到1972年間的10％相比，隻增加了4％。
作為消費者，我應該為標準石油的利潤比過去多了一點而生氣嗎？或者我應該為其美國淨資產回報率從前隻有6％現在上升到10％而生氣嗎？
我想是不應該的。標準石油公司在美國的盈利是低於正常標準的，但這種情況被其生產和銷售大量便宜的阿拉伯石油而賺取的高額利潤所掩蓋，所以該公司經常被指責為牟取暴利的奸商。過去，該公司的海外投資確實獲得了非常高的回報——但現在正逐步下降。標準石油冒著風險推行了許多石油鑽探計劃，最終在中東地區發現了大量石油。由於這種石油的生產成本很低，標準石油實現了高額的利潤，其中絕大部分來自外國人。
我雖然不經常和標準石油打交道，但這家公司給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至少跟我打過交道的其他大型企業相比起來是這樣。標準石油的產品從來沒有給我製造過麻煩。作為消費者，我每次去該公司全資擁有的加油站時都得到了迅捷和公平的服務。我在加州生活了30年，從來沒聽說標準石油有過什麽大醜聞。我年輕那會兒當律師時，曾代表其他利益方跟標準石油打過交道，當時我覺得這家公司很傲慢，而且有點官僚主義（可能為了實現內部控製和避免醜聞，它不得不這樣），但它的作風是很正派的，方方麵麵都很理性。
這幾十年來，我一直有觀察標準石油的用人政策。我發現它向來任人唯才——根據能力來提拔工人，而且很少解雇他們，就算解雇了也有經濟補償。
我妻子定期收到標準石油公司的股東委托書——管理人員征求股東投票的書麵文件。委托書表明該公司的董事會對股東、普通員工和消費者都很負責任。管理人員的薪水和補貼跟其他同等規模的企業相比也是相當低的。
就我觀察到的情況來看，標準石油的高層管理人員都是工程師出身，而該公司在工程方麵取得的成就是很出色的——作為一名公民，我希望把像油井、煉油廠、輸油管和儲油罐這樣必需但複雜而危險的資產交給這樣的公司來控製。
基於所有這些原因，我不會因為標準石油的美國資產回報率為10%而指責它。
石油行業向來需要大量的資金，盡管如此，它的資金需求很快將會極大地增長。考慮到我們未來的能源需求，再加上國內現有資源麵臨枯竭，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和開發計劃。投資這些領域是聰明的選擇。
如果不讓石油的價格稍微提高一點，石油公司將會減少它們在能源開發方麵的再投資，到頭來消費者會承受更大的損失。我個人提倡把油價提得更高，讓標準石油公司賺更多的錢，因為我相信這將會拉高再投資的資金，從而讓消費者受益。當消費者的活力需要供應商的活力來支持時，適當地提高價格當然是對消費者有利的。而且正如我妻子的投資曆史所證明的，消費者根本無需擔心標準石油的股東會利用油價上漲的機會中飽私囊。
作為一個生意人，我親身學到下麵的道理（我有某些收獲和損失可以用來證明它）：運轉良好的東西，如果得到鼓勵和支持，通常能夠表現得更好；與之相反，運轉糟糕的東西往往是無法被改正的，或者能夠被改正，但其難度比你們可能想到的要難十倍。
有些政客居然提議分拆標準石油和其他大型的石油公司，或者將它們的許多功能收歸政府。我的從商經驗使我對這種提議感到震驚。我想我們應該治理的是那些明顯處於腐敗之中的機構。就一點，我對加州標準石油公司那些優秀的工程師的工作是十分滿意的。
巴菲特的副手…… 查理·芒格和伯克希爾的主席所見略同
文/羅伯特·多爾
《奧馬哈世界導報》專職作者
洛杉磯——沃倫·巴菲特最親密的生意夥伴說他和巴菲特的想法十分相同，乃至在決定是否要作出某項大規模投資時，他們往往能夠不謀而合。
涉及數百萬美元的決定，有時候在幾分鍾之內就做出了，查理·芒格說。他是總部位於奧馬哈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董事會副主席。
想法相同並不總是好事，芒格說：“如果有個錯誤被一個人忽略了，另外一個人可能也會忽略這個錯誤。”
采訪是在芒格位於市中心的樸素的辦公室進行的。作為巴菲特的副手，芒格談起了他和那位領導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被公認為全美國最傑出的投資者之一的奧馬哈人的多年交往。
芒格是在奧馬哈長大的，他年輕時曾在安德伍德大道5015號的巴菲特父子商店為沃倫·巴菲特的祖父和叔叔打工。
但現年62歲的芒格當時並不認識巴菲特，他們兩個人在都成年之後才相遇。那時候，芒格已經以優秀畢業生的身份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在洛杉磯開始了他的律師生涯。
1959年，芒格回到奧馬哈省親，在雙方都認識的朋友的安排下，他和巴菲特相識了。當時巴菲特開設的合夥投資公司已經營了三年，並一直運轉到20世紀60年代末才關閉。
陽台
巴菲特和對投資有自己看法的芒格在約翰尼咖啡廳共進晚餐，談論證券和投資過程。
芒格說他當時覺得很好笑，因為巴菲特說他請了一名兼職記賬員幫忙，把他的投資公司“開在家裏的陽台”。
巴菲特的思維方式給芒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芒格說：“我們一見如故。”
在奧馬哈接受另外一次采訪的時候，巴菲特說最早聽到芒格的名字，是在1957年跟一對奧馬哈夫婦交談的過程中。那對夫婦便成了他的合夥公司的早期投資者。
這兩位投資者是埃德溫·戴維斯醫生夫婦，現在都已謝世。巴菲特去戴維斯醫生家，向他們解釋他的投資理念。在巴菲特的闡述過程中，戴維斯醫生隻問了幾個問題，但最後卻同意投資10萬美元。
巴菲特說他問戴維斯醫生為什麽這麽快就願意投資這麽一大筆錢。“因為你讓我想起了查理·芒格，”他回答說。
即使今天，巴菲特和芒格的說話聲聽起來都很像，盡管巴菲特比較年輕，今年55歲，但他們兩個人的外表甚至也有點相似。
在巴菲特去戴維斯夫婦家陳述投資理念的兩年後，戴維斯太太安排巴菲特和芒格相識。
投資專家
這兩個人慢慢培養出親密無間的工作關係。1965年，應巴菲特的要求，芒格放棄了他的律師生涯，全職從事投資工作。
芒格用他的親人和原來在律師事務所的客戶的錢，和巴菲特一起進行投資。
雖然他是一名律師，但他對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貢獻主要是在投資事務上，而不是在法律事務上，巴菲特說。
和巴菲特相同，在投資方麵，芒格不是專才，而是一名通才。“查理能夠比任何活著的人更快、更準確地分析任何種類的交易，”巴菲特說，“他能夠在60秒之內找出令人信服的弱點。他是一個完美的合夥人。”
這兩個合夥人認為他們沒有必要居住在同一座城市。“沃倫很喜歡他所在的地方，我也喜歡我所在的地方，”芒格說。
他們平均每周通八次電話。在需要了結一樁交易的時候，他們就約在同一個地方見麵。
如果兩個人中有一個分不開身，另外一個人有權采取行動。巴菲特說：“我們對彼此的想法十分了解，就算另外一個人不在，也能獨自處理得很漂亮。”
他們的生意關係並沒有寫進合同的條款。“那就像兄弟之間的行動，”巴菲特說。
表裏如一
大多數投資的想法來自巴菲特，芒格說。
他說巴菲特私底下跟在公開場合一樣——性格開朗、令人愉快，而且十分坦率。他毫不隱瞞自己，芒格說：“他是個表裏如一的人。”
巴菲特的天性對他的事業“有很大的幫助”，芒格說。
“當你像他那樣坦誠，人們會信任你。商學院應該教學生這個道理。”
芒格說，他認為商學院應該要求學生在學習專業課程之前，先閱讀本傑明·富蘭克林論及人類行為的著作。
基於相互仰慕的交易會帶來良好的商業結果和更少的法律糾紛，他說，“你想想看啊，你要是能夠做到這一點，那你的生活該多好。”
毫無疑問，巴菲特在工作過程中得到許多樂趣，芒格說。
“我在工作中也得到樂趣，但他比我更喜歡工作，”他說。巴菲特有個專門的詞匯用來指代自己的辦公室，芒格說，那就是“快樂的宮殿”。
這位律師說他想不起來巴菲特什麽時候發過脾氣。“甚至在我帶他去明尼蘇達釣魚，把船弄翻了，我們不得不遊泳到岸邊的時候，他也沒有朝我大呼小叫。”
芒格說他喜歡釣魚，但是巴菲特不喜歡。他們共同的愛好是打橋牌。
根據今年伯克希爾·哈撒韋在年會上向股東披露的信息，芒格擁有該公司的股份是22710股。按照星期五的收盤價每股2810美元計算，這些股份的價值大約是6380萬美元。
芒格在訪談中表示，他的財產大半是由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股票構成的。
芒格有八個年齡從18歲到30歲不等的親生子女和過繼子女。他的姐姐羅伯特·埃斯塔布魯克太太生活在奧馬哈。
他是洛杉磯的私立哈佛中學的支持者，並長年擔任洛杉磯計劃生育組織的財務總監。
伯克希爾·哈撒韋去年取得了非凡的業績，但今年的增長“肯定100%”會放慢，芒格說。巴菲特也持有相同的看法。
這家公司的業務很多元，涉足的領域包括電視、報紙、保險和家具零售。在1985年，該公司的盈利高達6億1300萬美元，淨資產收益率達到了48.2%。
巴菲特說如果他突然去世，伯克希爾·哈撒韋在芒格的管理之下，將會在很長的時間內繼續取得成功。
如果巴菲特現在去世，伯克希爾·哈撒韋和其部分擁有或全資擁有的公司之間的關係將不會發生變化，芒格說。
“過去人們把他們的企業賣給我們，是希望能夠在一種特定的文化下麵經營，這種情況將會繼續出現。”
互助儲蓄與貸款聯盟的請辭信
各位先生：
這封信是互助儲蓄和貸款聯盟退出美國儲蓄機構協會的正式辭呈。
互助儲蓄是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西科金融公司和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附屬企業，它早就不願意和貴協會有任何關係。
我們的儲蓄和貸款行業如今創造了美國金融機構曆史上最混亂的局麵。雖然這種混亂局麵有許多原因，我們在去年股東大會發布的年報上試圖予以歸納，但下麵三種因素使它變得更加糟糕：（1）多年以來，貴協會通過遊說，不斷成功地阻止政府規範少數由騙子和白癡管理的保險機構的業務；（2）許多保險機構做了假賬，以便使它們的經營狀況看起來比實際上更加健康；（3）保險機構的真實權益資本率太低，無法保障儲蓄賬戶持有者的利益。
把國會現在麵對的局勢比喻為癌症、把貴協會比喻為致癌因素並不過分。如果國會缺乏智慧和勇氣去處置那些引起當前麻煩的因素，那麽這些麻煩將會像癌症那樣複發。
此外，盡管我們的儲蓄和貸款行業現在明顯需要進行一場實實在在的改革，包括作出一些痛苦的調整，然而幅度最小的改革，也經常在貴協會的遊說之下受到抵製。例如，貴協會（1）支持修改會計準則，允許“信譽”（在金融機構的背景中，這個詞可以被翻譯成“空氣”）被記為資本；（2）隻有擁有一定的真實權益資本的保險公司，才能夠在全美國範圍內開展所有保險業務，貴協會致力於將規定的真實權益資本數額最小化。
一場由貴協會協助引發的全國性災難迫在眉睫，而貴協會冥頑不靈，堅決支持寬鬆的會計準則、不充足的資本，實際上還支持放鬆對許多保險機構的管理。貴協會對當前儲蓄和貸款行業的亂局的反應，無異於埃克森石油公司（Exxon）在瓦爾德茲號油輪（Valdez）發生原油泄露之後，繼續允許油輪的船長隨意飲用威士忌。
從前有一家製造商公開向國會道歉，這才是貴協會應該效仿的榜樣。因為貴協會明顯已經在很長的時間內誤導了政府，給納稅人造成了極大的損失。貴協會應該做的是公開道歉，而非妄圖通過加倍的努力來繼續誤導政府。
我們知道有些人認為不應該用高標準來要求行業協會，它們本應該采取貴協會目前正在采取的行動。依據這種觀點，各行各業組織協會，不是為了在犯下大錯之後提供真相、理由或者正常的人類禮儀，而隻是為了在立法會上提出一些自私自利的廢話和政見，以便和其他提出自私自利的廢話和政見的行業協會分庭抗禮。但是現在我們麵前的證據表明，這種協會行為如果在每個國會選區都得到有影響力的當選議員的公開支持，就好像貴協會的行為這樣，將會對國家造成極大的傷害。因此，貴協會的公共責任當采用另外一種完全不同的做法，應該效仿在“黑襪”醜聞（注：Black Sox Scandal，發生在1919年世界棒球大賽中八名白襪隊球員打假球的醜聞事件）之後進行改革的棒球大聯盟。除此之外，貴協會過去的短視使得這種糟糕的局麵持續惡化，從而使客戶儲蓄機構的經營每況愈下；同樣地，貴協會當前的短視，也將會使客戶機構蒙受損失。
請你們相信，沃倫·巴菲特先生和我不僅要讓互助儲蓄和貸款聯盟退出美國儲蓄機構協會，我們還將作出小小的抗議，把這封辭呈複製幾份，分派給媒體，以便引起它們的關注。
反托拉斯法的濫用
文/查理·芒格
《華盛頓郵報》，2000年9月1日我從微軟反托拉斯案得出的結論是，美國司法部認為，任何銷售商隻要滿足如下三個條件：（1）它經常以一種價格銷售包括所有配件的產品，（2）它在市場上處於優勢地位，（3）它通過添加與其他人最先推向市場的產品功能相同的新配件來參與市場競爭，那麽這家銷售商就自動侵犯了反托拉斯法，哪怕它出售的是一種不斷成熟的多配件產品，並持續地開發新的型號，增加一些新配件，以此來改善這種產品的功能。
如果上訴法庭愚蠢到認可審判法庭對微軟案的裁決，那麽美國幾乎所有在市場上取得領先地位的高科技企業將會被迫放棄世界各國的企業在受到市場上其他公司推出的更優秀技術威脅時所采取的標準競爭行為。
沒有別的國家會如此控製它最強大的企業。我們隻要看看美國自己的曆史就能夠明白原因。就以福特汽車公司為例。1912年，福特公司是美國領先的汽車製造商；當年一家小公司——通用汽車的前身——發明了自動點火裝置，讓司機在車內就能發動轎車，不用跑到車外去用曲柄搖動引擎。福特作出的回應是自己研發了自動點火裝置，安裝到它的轎車（這是福特“一價全包”的產品）上去——從而鞏固了其市場領先地位，限製了那家很小的競爭公司的入侵。我們真的想把這種行為定義為非法行為嗎？
或者以波音為例。假如波音銷售的客機占到美國市場的90%，而且每架客機隻收一次錢，盡管它不停地為這些客機增加更好的配件。我們真的僅僅因為這些配件中有部分是由其他製造商最先推向市場的，就希望波音別再試圖加強它的競爭優勢嗎？要知道的是，增加這些令人滿意的新配件不但對旅客有幫助，還能提高客機的安全性能。
微軟案提出的兩個問題是：（1）哪些將獨立的新產品“捆綁”到在市場上占優勢地位的舊產品的做法是不被允許的和違法的？（2）哪些改善在市場上占優勢地位的一價全包產品的做法是可以被允許的和合法的？
有一種輕鬆的辦法可以避免荒唐的結果和爭議。我們需要一種支持提高產品性能的簡單原則：如果經過可靠的論證，新配件確實能夠在某些方麵改善產品使用者的體驗，那麽它就應該被允許添加到產品中去。
現代社會的本質決定，最高水平的生活往往出現在有許多超級成功的公司的地方，而且這些公司狂熱地致力於改善某些一價全包的產品的性能，以此來保持很高的市場份額。
起訴微軟等於將
我們最優秀的
高科技企業置於
危險之地。
近幾年來，外國製造商開發出更好、更便宜的產品，而美國的製造商仍然能夠與它們競爭，是得力於一種微觀經濟潮流：我們的製造商學會了向少數最值得信賴的供應商采購數量更多的、包含各種配件的一價全包產品。這種重要的現代潮流現在受到司法部的威脅。
微軟的企業文化也許有些特征是許多人所不喜歡的，但優秀的軟件在這種企業文化中得到最好的開發。微軟否認它曾留意它的行動給競爭對手帶來的影響，這種做法也許是不明智的。但遇到這樣的案子，法律顧問通常會建議這麽做；再說微軟內部每個人的想法是各不相同的。正確的反托拉斯政策不應該因為被告要求政府拿出證據而對它們進行物質的懲罰。如果司法部現任的管理者放任這種處理訴訟的做法左右反托拉斯法的發展，完全不顧這種做法將會在上麵提及的案子之外造成惡劣後果，那麽他們就不適合承擔引導反托拉斯政策的重任。
雖然我從來沒買過微軟的股票，但長年以來我一直觀察著該公司軟件的發展，這跟我個人擁有的兩個職位有關。首先，我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管理人員和股東，而伯克希爾是世界圖書公司百科全書（World Book Encyclopedia）的出版人。我特別喜歡該公司的百科全書產品，因為我知道它的編撰過程很艱難，也因為我從小就看這套叢書，它在這漫長的人生中給我許多幫助。
但盡管世界圖書公司的管理人員作出了許多努力，當微軟在其軟件包裏添加一整套近乎免費的百科全書時，這家公司的百科全書業務還是受到了極大的永久性傷害。除此之外，我認為微軟這麽做，是為了進一步把其強大的業務做大，也知道這種舉措會傷害我們的公司。
即使如此，即使世界圖書公司蒙受慘重的損失，我仍然認為微軟有權利改善它的軟件；我也仍然認為當強大的企業能夠通過改善它們的產品而維持其強大的地位時，我們的社會得到了許多好處——盡管有些公司會蒙受損失。
其次，我是每日快訊集團（Daily Journal Corp）的董事會主席和股東。每日快訊出版許多備受律師和法官歡迎的小報。許多年前，這家集團受製於IBM，因為IBM有許多好用的電腦程序。後來它受製於DEC（數碼設備集團），因為它的電腦程序更加好用。現在每日快訊集團的個人電腦上使用的百分之百是那些便宜得驚人的微軟軟件，微軟的電腦程序更加好用，包括能夠接入互聯網的IE瀏覽器。
考慮到每日快訊集團原來那些供應商曾經在市場上占據優勢地位而後銷聲匿跡的曆史，微軟的行業地位在我看來也是岌岌可危的。然而，至少在短期之內，微軟產品在我們的企業和其他地方無孔不入地滲透對我們——包括那些使用我們的出版物的法院——有巨大的幫助。
但假如微軟一直以來沒有通過添加諸如IE瀏覽器之類的配件來改善它的軟件，那麽該公司的軟件對我們和法院來說將會是一種糟糕的產品。微軟給視窗操作係統增加程序，是迫於競爭的壓力，因為如果它不想後退而想前進，就不得不那麽做。
司法部現在發布的命令極其有害，它很難再發布比這更有害的命令了。如果司法部獲勝，我們國家那些表現最好的高科技企業將會陷入困境。而司法部這麽做，竟然是為了得到一些沒有人能夠理性地預測的公共利益。
英特爾公司最近已經被迫離開其原本處於領先地位的電腦芯片行業。該公司的安迪·格魯夫說過一句被廣為引用的話，他說在他的企業裏麵，“隻有偏執狂才能生存”。如果這種情況是真的，看起來很有可能是真的，那麽微軟應該得到的是一枚獎章，而不是一次反托拉斯訴訟，因為它如此害怕落後，如此熱衷於改善它的產品。
芒格科學中心接近完工
芒格科學中心計劃在1995-1996學年開學時啟用，它將在未來大約100年裏為哈佛——西湖中學北校區的科學課服務。
這座設備先進的大樓坐落在半山坡，其上方是希弗樓，俯視寒水峽穀。它包括12間定做的實驗教室、一間會議室、一個劇院風格的禮堂，禮堂的110個座位均有網線，可以連接手提電腦。所有房間都將擁有最先進的視聽設備，整棟大樓都將鋪設計算機網絡。
“大多數建築物的問題是，它們一旦建成，便沒有多少可以改造的餘地。我們想讓這個中心在未來100年裏都能發揮作用，發揮很好的作用，我認為它將來沒有理由被廢棄。”校董查理·芒格說。到目前為止，芒格和他的妻子南希捐贈了750萬美元來建設這座新樓。
哈佛禮堂原有的科學教室並沒有被棄用，校方每隔幾年就會對它們進行翻修，改變它們的布局，但是這些教室顯得太擁擠，早在10年前就應該被取代。
“在合並之前，我們就已經缺乏足夠的科學設施，合並後高年級的學生人數翻了一番，我們亟需一座新的科學中心。人們不用動腦筋也能明白，”芒格說，“如果不改善科學設施，那麽學校就是在誤人子弟。”
芒格從一開始就插手這個計劃的方方麵麵，但他和南希最早並沒有想到要這麽慷慨，可是隨著修建計劃變得越來越宏偉，所需的錢也越來越多。
“這次我們是陷進去了。”他笑著說，靠著辦公室的椅背。他的辦公室在市區的芒格、托爾斯&奧爾森律師事務所之內。不過他早已不當律師，而是在那裏監管許多業務和投資項目。
圖1：需要使用加長的混凝土泵才能將混凝土輸送到大樓的第二層。圖2：圍牆和剪力牆的夾板已經鋪到30英尺的高度，並已澆灌好混凝土。圖3：鋼構件形成的九角亭。九角亭下方是一部電梯，正處在大樓南部和北部的交界處。將來人們可以坐電梯從底樓上到屋頂，南麵的屋頂有一座天橋和希弗樓相連。圖4：芒格科學中心東部的地基清理。支撐係統使得工人能夠在現有建築物旁邊垂直開挖。
“這是我和南希最大的一次捐款。”
芒格尤其感到自豪的是，學校的科學教師參與了設計。
“這座大樓沒有哪個地方不被詳細地討論，”他說，“我認為其他中學不會像我們這樣，讓那些要在這裏教書的人參與進來。他們密切地參與了整個規劃過程。”
芒格認為，隻有偉大的建築師和聰明的業主通力合作，才能建起最好的樓房。他說校長托馬斯·胡德納特、財務總監羅伯·勒文和項目經理弗蘭克·赫德奇站在學校的立場上，表現非常好，堪稱“出色的業主”。
“我們也很幸運，建築設計師樸基瑞和營造商庫特·弗蘭森都是學生家長，”他指出。
在工程籌備階段，北校區的科學部主任約翰·福爾納被派往全國各地考察許多公立中學、私立中學和大學的科學設施。他和勒文以及赫德奇訪問的學校遍布全國，西到華盛頓州，東到新澤西州；但福爾納說看到的景象大多令他們很失望。
“我們看到大量的重複，於是決定別再考察了，我們自己來設計，”福爾納說，“在訪問期間，我們看到的大多是別人犯下的錯誤，沒什麽值得我們借鑒的。哈佛——西湖中學向來開風氣之先，所以我們決定參考我們看到的最好的設施，吸取一些經驗，然後再利用我們學校教職工的聰明才智。”
選址確定之後，建築師提出了各種想法，並因地製宜確定了建築方案。
“這棟樓很難建，因為它的選址在堅硬的山坡上，而且我們必須在學年中間開工，”芒格指出，“我們不得不在建築的過程中作出一些改變，通往工地的道路必須改變。”
在這座新大樓裏麵，福爾納說：“可供我們使用的麵積將會是現在的三倍。實驗教室區，不算準備區，將會有1700平方英尺。許多人的房子都沒這麽大。準備區的長度跟整棟大樓相同，所有化學實驗室都通往同一個準備區。其他學科的實驗室的情況也一樣。”
新大樓將會有12間實驗教室，比哈佛禮堂多四間，其中四間專供生物學實驗之用，四間供化學實驗之用，兩間供物理實驗之用，另外兩間是多學科實驗室。
福爾納指出，哈佛禮堂隻有一個通風櫃。而芒格科學中心每個化學實驗室都有兩個雙倍大的通風櫃。
“有的學校一個都沒有。”他說。
學生工作區得到了擴大，其方便性和安全性都令人滿意；所有教室都將會擁有全套的視聽和計算機係統。
教師的講台專門定做成L型，讓教師能夠同時和兩名學生一起操作。在裝備完善的計算機資源中心，那裏將會有29台電腦，而哈佛禮堂現在隻有12台。有一個實驗室將會安裝加強橫梁，以便懸掛重達1000磅的機械展示裝置，福爾納說那“真的很酷”。
許多細節都征求了教師的意見，比如電源插座該放到哪裏，他們想要什麽桌子之類的。生物學、化學和物理學實驗室中的凳子都是不同的。
“我們努力給未來改建留下餘地，我不知道該怎樣稱讚庫爾特·弗蘭森才好。我們想要什麽，他就給我們什麽，而且我們每個人之間的合作都非常愉快。”福爾納說。
“他們基本上任由我們自己去安排，不像其他學校，我看到其他學校的老師對他們需要什麽根本就沒有發言權。這裏沒有限製和約束。我們的需求總是得到滿足。我們科學部的同事感到非常激動。”
“有這樣一位希望做到盡善盡美的捐款人，我們都很激動，”福爾納說，“他總是督促我們把事情做好。”
他說芒格把科學設施的規劃留給教師，但強烈要求通風和取暖設備必須是第一流的，而且大樓必須遠遠超過現行的抗震標準。
“我們是一所建立在地震區的學校，”芒格說，“要這麽做才對。”
芒格本人是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公立學校的畢業生，他1924年1月1日出生在該市。從奧馬哈中央高中畢業之後，他就讀密歇根大學，但一年半後退學，在1943年1月份加入了空軍部隊。服役期間，他先後入讀新墨西哥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並在1944年1月以空軍少尉和氣象學家的身份畢業。退伍之後，他以優異成績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獲得了一個法學學位。
他在洛杉磯的穆西克、畢勒&加雷特律師事務所工作，並成為該所的合夥人。1962年，他離開這家事務所，創辦了芒格、托爾斯、西爾斯&瑞克斯豪瑟律師事務所，現改成芒格、托爾斯&奧爾森律師事務所。
1965年，他放棄了律師生涯，把更多的時間用於經商。他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的董事會副主席，該公司的董事會主席是他的多年老友沃倫·巴菲特。他擔任過藍籌印花公司董事會主席、新美國基金董事、《洛杉磯每日快報》董事會主席，也是《布法羅晚報》的大股東。
他還擔任了許多社會職務，包括洛杉磯計劃生育協會理事和財務總監、洛杉磯撒瑪利亞醫院理事，以及阿爾弗雷德·芒格基金會的創辦人和會長。
他和南希均熱衷於教育事業，南希是萬寶路中學和斯坦福大學的校董，芒格夫婦為基督教青年會的維托爾營地捐建了一個40英尺×80英尺的遊泳池和相關的淋浴更衣設施。多年以來，芒格太太一直是基督教青年會的理事。
查理·芒格和南希·芒格最早是以父母的身份開始和哈佛——西湖中學打交道的。他們結婚前各自有兩個孩子，婚後又生了四個。五個兒子（哈爾·博斯韋克，1966級；戴維·博斯韋克，1970級；小查理·芒格，1974級；巴裏·芒格、菲利普·芒格，1986級）全部畢業於哈佛——西湖中學。他們三個女兒就讀的是帕薩迪納的萬寶路中學和威斯特裏奇中學。
“我喜歡這個地方，我認為我們取得了很大的進步。”芒格說。他把自己對哈佛——西湖中學的感情和丹尼爾·韋伯斯特對達特茅斯學院的感情相比。丹尼爾·韋伯斯特說過：“它（達特茅斯學院）是一所小學校，但有些人就是熱愛它。”
芒格在1969年成為校董，並在1974年到1979年間擔任校董會主席。他擔任哈佛-西湖中學校董的時間超過25年，是任期最長的校董。但這對芒格本人來講並不算異常，他擔任洛杉磯計劃生育協會理事的時間也很長。
“這所學校的方方麵麵都讓我感到驕傲。它的教育質量和道德水準都很出色。這些年來它不斷地進步，教員的水平也穩定地提高，它從來沒有犯過錯誤。我認為它是全世界同類機構中最優秀的。
“許多學生沒有上過別的學校，所以他們身在福中不知福，但我們這些校董為它而驚歎。”
芒格說他認為“要想得到你要的東西，最好的辦法是讓你自己配得起那樣東西，而哈佛——西湖中學配得起這座大樓”。
不那麽沉默的合夥人
可能是美國當代曆史上最偉大投資者的沃倫·巴菲特並非單打獨鬥。他從來沒說過如此偉績是他獨立完成的，但他的公眾形象太過高大，乃至30多年來，人們忘了巴菲特擁有一位不那麽沉默的合夥人，這位合夥人不但是伯克希爾·哈撒韋投資哲學的共同締造者，而且他本人也是一位大師級人物。
查理·芒格現年72歲，這位脾氣古怪的律師和投資者生活在洛杉磯，和巴菲特的總部所在地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相隔1300英裏和兩個時區。芒格和巴菲特兩人相得益彰。芒格顯得更為傲慢和博學，巴菲特顯得謙虛和友好。但這都隻是表麵現象。實際上，這兩人的思想是異乎尋常地相似。
“我跟其他任何華爾街的人談話的次數，可能還沒有我跟查理談過的1%那麽多，”巴菲特說。查理·芒格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者，巴菲特用他來考驗自己的想法。“查理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快速思考者。他能夠一下子從A想到Z。甚至在你話沒說完之前，他就已經看到一切的本質。”1978年，芒格被任命為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董事會副主席；1983年，他擔任西科金融集團的董事會主席，西科是一家由伯克希爾控股80%的理財公司。芒格還是所羅門公司的董事。
要理解芒格對巴菲特的影響，你必須了解後者投資哲學的逐步演化。奧馬哈現象最初純粹是格拉漢姆式的——以白菜價購買便宜的股票，然後當它們不再便宜時便拋售。通過對上市公司的資產負債表進行詳細的分析來確定它們的股票是不是便宜。巴菲特仍然遵循格拉漢姆謹慎分析的投資規則，但是巴菲特大膽地買進許多股票，按照格拉漢姆的標準，和其資產、利潤或現金流比起來，這些股票的價格很低廉。他沒有依照典型的格拉漢姆做法，在股價上漲的時候拋售。
許多年後，尤其是在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巴菲特更為接近一錘定音的股票投資理念——買進一些優秀企業的股票，並永久地持有，或者至少在這些企業的根基腐朽之前持有。
伯克希爾·哈撒韋在1988年購買可口可樂的股票時，按照傳統的標準，這隻股票並不便宜。當時華爾街認為這隻股票很優秀，但是價格已經到頂了。自從1988年以來，可口可樂的股價已經上漲了600%，年均複合增長率達到了25%，但伯克希爾並沒有從利潤中取走一分錢，一股都沒有拋售過。
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也有些人持一錘定音的股票投資理念，他們追捧當時市場上被稱為“漂亮50”的50隻優秀股票，但是在1974年遭遇了大潰敗。巴菲特和芒格與這些人的不同之處在於，巴菲特和芒格真正按照本傑明·格拉漢姆的方式做了他們的作業。伯克希爾·哈撒韋一錘定音選定的股票——可口可樂、華盛頓郵報公司、政府職員保險公司、吉列、富國銀行、布法羅晚報和德克斯特鞋業——都是在經過對資產負債表、社會和經濟潮流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之後才挑選出來的。有些股票被大多數分析家認為隻是很優秀，而且價格到頂了，但巴菲特會把它們當做無價之寶：這些股票不受通貨膨脹影響，能夠持續增長——總而言之，它們是複利機器。在20年前，像雅芳、施樂之類先聲奪人然後持續走低的股票並沒有進入該公司購買並永久持有的名單。
伯克希爾·哈撒韋應該全部要迪士尼的股票嗎？或者選擇一半股票一半現金？也許等到道指5000點的時候，它會套現所有迪士尼的股票。
在逐漸糅合格拉漢姆理論和一錘定音理論的過程中，查理·芒格扮演了創造性的角色。巴菲特說：“本傑明·格拉漢姆曾經教我隻買便宜的股票，查理讓我改變了這種做法。這是查理對我真正的影響。要讓我從格拉漢姆的局限理論中走出來，需要一股強大的力量。查理的思想就是那股力量。他擴大了我的視野。”
仿佛是在補充巴菲特的想法——不過是在另外一次采訪中——芒格進一步解釋說：“我們發現，有的股票雖然價格是其賬麵價值的兩三倍，但仍然是非常便宜的，因為該公司有可能正處於增長的通道上，它的某個管理人員可能非常優秀，或者整個管理體係非常出色等等。”
可口可樂符合這個標準。喜詩糖果和華盛頓郵報公司也是。芒格說：“我們打算永遠持有可口可樂公司的股票。”永遠？在本傑明·格拉漢姆的投資詞典中可找不到這個詞。
“沃倫和我對用保證金購買股票的事情向來很謹慎。當你把自己的證券抵押給別人，總是會有發生大災難的細微可能性存在。”
傳統的智慧認為套利並不會造成損失。芒格可不這麽認為。“對於個人來講，作出幾項大的投資，然後穩坐不動，這樣能夠帶來許多好處。你付給交易員的費用更少，聽到的廢話也更少。”
最棒的是，芒格說，你不必每年都繳稅。“如果這種方法生效，稅務係統每年會給你1%到3%的額外回報。”芒格指的是一個大多數投資者理論上都知道但在實踐中忽略的道理：所謂的資本利得稅根本就不是資本利得稅。它是一種交易稅。沒有交易就不用繳稅。由於套利涉及交易，它會把美國稅務局變成你的合夥人。如果你沒有套現利潤，理論上存在一筆應繳稅款，但這筆錢仍然歸你所用。
OPM（別人的錢）因素
你可能從來沒想過這種方法，但伯克希爾·哈撒韋購買股票的方法，就是用保證金交易的方式買進沃倫·巴菲特和他的多年老友查理·芒格挑選出來的投資組合。用保證金？是的，伯克希爾·哈撒韋采用這種交易方式，既能得到杠杆的好處，又沒有續繳保證金的風險。最棒的是，伯克希爾的借貸成本差不多等於零，所以通過保證金交易獲得的利潤幾乎全部歸股東所有。因此杠杆投資給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東帶來的隻有好處，而沒有風險。該公司的股票目前以超過資產價值35%的溢價出售，表麵上看價格明顯太高。但考慮到投資杠杆的因素，其溢價其實比這個數字低得多。巴菲特說：“這隻股票的實際溢價比賬麵溢價少很多。”
芒格解釋說：“沃倫和我對用保證金購買股票的事情向來很謹慎。當你把自己的證券抵押給別人，總是會有發生大災難的細微可能性存在。最理想的做法是以一種短期內不會給你造成影響的辦法去借貸。”
這正是伯克希爾·哈撒韋采取的做法：它用來投資的資金不僅包括股東的財產，還包括134億美元——每股11700美元——近乎零利息的借款。
所以巴菲特才會說該公司股票的實際溢價比賬麵溢價少很多。根據公布的數字，這隻價值32050美元的股票平均每股的賬麵價值是23780美元。粗略地說，每擁有1000美元的伯克希爾資產，股東就能支配另外500美元OPM（別人的錢）。把OPM（參見下表）——對股東而言，這筆錢發揮的作用跟資產是完全相同的——考慮進去，該公司的股票溢價就降低了很多。
有些OPM來自巴菲特和芒格的買進並很少賣出的策略：累積了巨額的資本利得稅，但繳納的稅款很少。截至1995年10月，伯克希爾應當繳納的遞延稅款高達51億美元，但隻向美國稅務局支付了1億5500萬美元。
芒格說：“目標是購買股票，但不派紅利，如果這隻股票在30年裏每年的複合回報率是15%，並在最後支付一筆35%的利得稅；那麽在繳稅之後，平均每年的回報率是13.4%。”
接下來是保險公司的“浮存金”。浮存金是一個專門術語，它指的是賠款準備金和投保人預先繳納的保費。這筆錢當然由延後賠付的保險公司所持有並使用。
對於保險公司來說，這筆錢其實是免費的資金，不過有時候它必須提出來支付賠款。伯克希爾·哈撒韋現有的保險“浮存金”是38億美元，很快就會上漲到68億美元，因為該公司即將兼並汽車保險巨頭政府職員保險公司。
別人的錢的總部
伯克希爾·哈撒韋在1967年花了850萬美元收購了它的保險業務。現在該公司的保險業務價值190億美元。但其總部從來沒有變過。
最後是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15億美元的債務，該公司的OPM中隻有這部分需要支付利息。而且利率還很低：隻有6.5%。
“我們把我們的浮存金視為非常重要的資產，”巴菲特說，“我們的保費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浮存金，這筆浮存金可能跟某些財產保險公司的全部資產相等——我們是有意這麽做的。”
如果伯克希爾·哈撒韋不得不以當前公認的利率借錢，每年的利息是將近8億美元。
所有保險公司都有浮存金。伯克希爾·哈撒韋的浮存金與眾不同。
不同之處在於，伯克希爾的浮存金有部分是通過所謂的超級災難保單（Super-Cat）而得來的，這得從1967年說起。當年伯克希爾·哈撒韋花850萬美元收購了兩家奧馬哈的小型保險公司——國民保險公司和國民火災水難保險公司。這兩家小型的保險公司擁有1730萬美元的所謂浮存金——大概是伯克希爾收購它們的成本的兩倍。
完成這次小規模的收購之後，伯克希爾開發了一項很大的業務，就是對自然災難進行保險——這是一種對再保險進行再保險的業務。它的原理是這樣的：比如說，一個承保南加州的家庭財產險的保險公司麵臨的風險是很大的。要是一場大地震把整個地區都毀了怎麽辦？這家保險公司會把部分風險轉嫁給伯克希爾·哈撒韋或者其他公司，後者同意部分地承擔這家保險公司的賠付額——這就是再保險。有時候再保險商希望轉嫁它的部分風險。所以它會購買超級災難保險。伯克希爾·哈撒韋也把超級災難保險賣給它們。
這種業務非常講技巧，但是利潤極其豐厚。如果伯克希爾·哈撒韋簽發一張超級災難保單，它收取的保費是保單麵額的比如說15%，並把這筆保費作為第一年的準備金。等到當年結束時，如果恐怖的地震或者風暴沒有發生，“我們就能賺到這筆錢”，芒格說。伯克希爾·哈撒韋隨後就能將全部保費在賬本上記為收入。
你可以把這整個業務當作一種複雜的賭博：一場颶風就能夠掃蕩佛羅裏達南部的大部分地區。伯克希爾實際上是賭這種情況不會出現，通過收取保單麵額的15%作為保費，它讓賠率有利於自身。
如果當年天沒有塌下來，伯克希爾就贏得所有的賭注。如果天塌下來了呢？在巴菲特看來，洛杉磯盆地每年發生大地震的概率是20：1。一場造成300億美元損失的大地震將會使伯克希爾付出10億美元的代價；分散到20年，那就是每年5000萬美元。諾斯裏奇大地震使保險商付出了大約120億美元的代價，但伯克希爾幾乎毫無損失。
芒格說，在最早的情況下，超級災難保單每年給伯克希爾造成的稅後最大損失是6億美元。這將會使整年的保費收入化為烏有，但也就僅此而已。伯克希爾開出的最大一份保單是4億美元，投保人是二十世紀保險公司。這家公司由於諾斯裏奇大地震毀壞了許多房屋而損失了全部的資本金。不過伯克希爾·哈撒韋通常會將風險分散到石油鑽井平台爆炸、風暴、地震和其他自然災害等領域。它用多元化的賬本來廣泛地分散風險。
伯克希爾的保險業務如此成功，是因為它從來不接跟石棉和環境傷害有關的保單，許多保險公司就因為接了這些保單而破產。該公司有史以來最大的賠付損失是1億2000萬美元，發生在1991年。
底線：過去三年來，伯克希爾的保險業務是盈利的。所以它的資金成本低於零，這意味著浮存金的回報是純粹的利潤。
用浮存金投資的巴菲特和芒格能夠有23%的複合回報率。現在你能明白《福布斯》雜誌為何將伯克希爾稱為了不起的複利機器了。
與此同時，浮存金的增長是幾何級數的。從1990年的16億美元到1995年的38億美元，增長了兩倍有餘。伯克希爾曾經微不足道的保險業務部門現在已經變成資本額美國排名第二的保險公司。它的信用評級是A++-，保戶盈餘多達190億美元——僅次於國家農場（State Farm）保險公司的240億美元，兩倍於好事達（Allstate）保險公司或美國國際集團（AIG）保險公司的規模。
但別費力在國民保險公司的辦公室尋找豪華轎車或者古董。它的總部依然位於奧馬哈市一座不起眼的寫字樓裏，職員人數也並不多。
——羅伯特·倫茲納、戴維·馮狄勒爾
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董事會主席沃倫·巴菲特和查理·芒格
“你聽說過‘個性相反的人容易相互吸引’那句老話吧？”芒格問。
“嗯，性格相反的人其實並不相互吸引。”
“我跟其他任何華爾街的人談話的次數，可能還沒有我跟查理談過的1%那麽多。”
再說，如果你把偉大公司的股票賣掉，你去哪裏找能與之相提並論的投資項目呢？正如詩人奧馬爾迦亞謨所說的“·：釀酒商買的東西常常讓我感到奇怪，那還沒有他賣的東西一半珍貴呀。”
巴菲特和芒格都十分重視複利那種令人敬畏的神秘力量。查理·芒格喜歡引用他的偶像本傑明·富蘭克林關於複利的話。富蘭克林寫道：“……這塊石頭（複利）能把你所有的鉛塊都變成金塊……別忘了金錢擁有強大的繁殖能力，錢能生錢子，而錢子能生更多的錢孫。”
芒格很少有不隨身攜帶複利終值係數表的時候。為了說明複利的魔力，他舉了個例子：投資1美元，每年稅後回報率是13.4%，經過30年之後，這1美元將會變成43.5美元。在芒格看來，依靠複利比依靠市場時機好多了。
很少人意識到巴菲特和芒格通過使用杠杆，從複利原則得到了更多的助力。就以一美元連續30年複合增長13.4%為例。假如你在最初以8%的利率借了50美分，並把這50美分也用於投資。那麽淨效益將會把你的回報率從13.4%抬高到18.8%。重複每年的過程，經過30年，你的1美元將會變成176美元。
“理解複合回報的力量和獲取它的困難是理解許多事情的核心和靈魂，”芒格用其慣用的華麗詞匯說。（要了解伯克希爾·哈撒韋如何利用別人的錢來來撬動其資本，請參見第517頁的柱形圖。）
“理解複合回報的力量和獲取它的困難是理解許多事情的核心和靈魂。”
芒格在1972年說服巴菲特用2500萬美元現金收購喜詩糖果百分之百的股權。這並不是本傑明·格拉漢姆式的股票。但結果證明它是一台複利機器。去年喜詩糖果的稅前利潤是5000萬美元，而該公司的資產高達5億美元。也就是說，過去24年來，該公司每年的複合增長率達到13.3%。再加上這段時期所賺的稅前利潤——這些錢都被用於再投資——你得到的稅前年均回報率超過23%。
這24年裏的任何時間，伯克希爾·哈撒韋都可以通過公開發行股票的方式將喜詩糖果的全部或者部分資產變現。為何不這麽做呢？芒格回答說：“在美國，能夠產生23%的稅前利潤的並購很少。”還是讓錢在一個相對穩妥的公司裏增長比較好。
在羅傑·羅溫斯坦那本充滿睿見的、極具可讀性的傳記《巴菲特：一個美國資本家的形成》中，芒格本人所占的篇幅相對來說較少。然而巴菲特將會第一個承認，如果沒有查理·芒格，他很可能不會成為全世界屈指可數的大富豪。
羅溫斯坦並沒有忽略芒格的角色，但可能是因為它沒有巴菲特的角色那麽富於戲劇色彩，所以羅溫斯坦並沒有多加著墨。每年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年會召開當天，沃倫和芒格會坐在奧馬哈一個禮堂的主席台上。他們經常在紐約和加州見麵，最近剛剛去西雅圖找巴菲特的密友、微軟的比爾·蓋茨過周末。但每年絕大多數時間他們隻通過電話進行聯係。
在這些電話交談中，巴菲特是股票挑選者，芒格是質疑者，是懷疑論者，巴菲特通過他來測試自己的想法。一個簡單的道理是，如果你沒有考慮所有的負麵因素，你就無法判斷一個想法是否行得通。芒格也不是整天板著臉的人。他們在電話裏經常講笑話。雖然表麵上有很多差異，這兩個人的想法是相同的。“每個從事複雜工作的人都需要同事，”芒格解釋說，“和別人共事的要求是你必須把自己的想法清楚地說出來，光是這個規矩就能讓你受益匪淺。”
“你聽說過‘個性相反的人容易相互吸引’那句老話吧？”芒格問。“嗯，性格相反的人其實並不相互吸引。心理實驗證明，隻有相似的人才會相互吸引。我們的頭腦的工作方式也差不多。”
他們兩人的頭腦在什麽地方、以什麽方式共同工作呢？“就在電話裏啊。”芒格回答說。沒問題，這是一家好公司。但它的股價足夠低嗎？它的管理層是由芒格和巴菲特滿意的人組成的嗎？如果股價低到可以購買的水平，那麽它這麽便宜正常嗎？用芒格的話來說就是：“這背後有什麽蹊蹺？是否存在我現在沒看見的隱患？”
目前這兩位正在考慮如何處理伯克希爾·哈撒韋持有的2000萬股美國廣播公司的股票，這些股票價值25億美元，占到該公司總股本的13%。等到今年春天，當股東表決同意美國廣播公司被迪士尼收購的時候，芒格和巴菲特將不得不確定伯克希爾是否想要成為全國最大的娛樂企業中兩個最大的股東之一。
伯克希爾·哈撒韋應該全部要迪士尼的股票嗎？或者選擇一半股票一半現金？也許等到道指5000點的時候，它會套現所有迪士尼的股票。
如果巴菲特和芒格選擇大部分現金，請別感到意外。“我們很敬佩迪士尼所取得的成就。但是它的股價非常高，而且當前股市已經接近曆史最高水平，”芒格告訴《福布斯》雜誌。迪士尼目前的市盈率是22，而市淨率則是5。它確實是好企業，但是有這麽好嗎？芒格和巴菲特經常在電話裏長時間地討論這個問題。
當兩個人意見相持不下的時候，芒格說，巴菲特會取勝。如果雙方各執己見，他願意讓決定權交給巴菲特。“像我這種人主見很強，哪怕是在巴菲特麵前，也不會表現得很順從，盡管他比我更能幹，也比我更專注。”
最後這句話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他們兩個人之間的關係。芒格十分頑固。然而他願意屈居巴菲特之後。馴服強大的主見和倔強的性格需要高度的自律和客觀態度。在這裏，客觀態度是很重要的。它意味著做決定的時候能夠不受情感、希望、恐懼、焦躁、自欺等所有純粹主觀因素的影響。很少人能做到這一點，但芒格可以。有時候讓步給巴菲特需要——用芒格的話來說——“客觀地看待你到底算老幾”。
客觀也意味著“冷靜”。當持有的股票不斷上漲時，我們大多數普通人會感到眩暈。這時候會出現恐高症。我們害怕失去我們的賬麵利潤。所以我們拋售，然而有時候會後悔莫及。另外一種極端情況是，我們喜歡某項投資，但卻不敢去做，因為大家都說我們是錯誤的。芒格和巴菲特就努力擺脫情感的影響。同樣地，當事情開始變得糟糕的時候，我們大多數人會不停地希望它們快點好起來。巴菲特和芒格並不抱希望，他們試圖冷靜地分析各種可能性。他們最近共同作出的決定就展現了這種冷靜的客觀態度：向陷入麻煩的所羅門公司贖回價值1億4000萬美元的優先股，而不是把它們換成普通股。從感情上來講，巴菲特和芒格跟所羅門公司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從客觀的角度出發，他們可以把資金投到更好的地方。他們不得不放棄所羅門。
“查理是世界上最優秀的快速思考者。他能夠一下子從A想到Z。甚至在你話沒說完之前，他就已經看到一切的本質。”
芒格支持巴菲特在所羅門作出一個非常冷靜的決定：前董事會主席約翰·古特福倫德聲稱所羅門公司欠他一大筆薪酬，但巴菲特拒絕了他的請求，一分錢都沒給他。而時代華納公司最近被辭退的高層管理人員都得到了優厚的補償。在芒格看來，古特福倫德導致公司崩潰，根本就沒有資格得到巨額的分手費。
古特福倫德非常討厭芒格。絕大多數高層管理人員會為了息事寧人而用錢堵住古特福倫德的嘴。但在芒格看來，那不是客觀的決定。
芒格和巴菲特產生意見分歧的時候畢竟很少，他們更多的是擁有相同的看法。1989年，他們僅用三個小時就決定讓伯克希爾·哈撒韋逐步持有聯邦家庭貸款抵押集團4%的股份。伯克希爾當年為得到這些股份付出了7200萬美元，現在它們價值超過5億美元。
那是一件不用動腦筋的事情，芒格說。“隻有儲蓄公司和貸款公司才能成為它的股東。沒人能夠持有超過4%的股份。這是一個完全無效的市場。你把錢投進去肯定能賺幾億美元的。這太明顯了。”
對巴菲特和芒格來說也許確實如此，但對其他人來說則未必。
巴菲特的財富比芒格多出很多。先進入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巴菲特和他的妻子擁有該公司43.8%的股份，價值170億美元。芒格那1.6%的股份目前價值為6億1000萬美元。巴菲特說他不記得什麽時候拋售過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而芒格則曾經送出幾百股作為慈善捐款。他捐給洛杉磯的撒瑪利亞醫院大筆善款。對計劃生育協會和斯坦福大學他都曾慷慨解囊，他還是洛杉磯私立哈佛——西湖中學一座新的科學中心的主要捐款人。
這不是一個相對貪婪的問題：巴菲特並沒有過著一種特別奢華的生活，他打算把幾乎所有財產都留給他的妻子蘇珊，而蘇珊則承諾到時會把這筆財產留給世界上得到最多捐款的基金會。就這方麵而言，這兩個人似乎出現了時間差：芒格想要得到親眼看著他的錢做善事的滿足感；巴菲特則認為自己的責任是累積更多的錢財，留給他的後人去做善事。
巴菲特顯然明白，他發揮複利魔法的時間越長，他的後人就會有越多的錢可以用來做善事。雖然許多人批評巴菲特不夠慷慨，芒格卻堅定地為他的朋友辯護：“對巴菲特來說，把錢累積起來比把錢給出去更有用。”提出強製性捐贈計劃的也是芒格，而不是巴菲特：這個計劃規定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東每年按每股13美元的標準把錢捐出去做他們想做的善事。
巴菲特和芒格還有一件事不能取得一致意見，那就是政治。和第二任妻子南希養育了八名子女的芒格是一名注冊過的共和黨人。巴菲特則是民主黨人，他和克林頓夫婦都有交往。“我較為保守，但我不是那種極端保守的人。”芒格說。
雖然對民權沒有巴菲特那麽熱衷，但芒格確實同意巴菲特在人口控製和墮胎權利方麵的主張。在20世紀60年代，芒格資助一些加州婦女的旅費，幫助她們前往墨西哥墮胎。後來，在他的極力推動之下，加州高等法院終於在全美率先決定根據憲法推翻一部禁止墮胎的法律。巴菲特回憶說：“查理接下了案子。他請求各大領先的醫學院和法學院的院長聯署專家意見陳情表。查理沒日沒夜地做這件事情，甚至撰寫了那份陳情表的部分內容。”
這肯定跟奧馬哈的風土人情有關。雖然這兩個人遲至20世紀50年代末期才相識，但芒格小時候住的房子離巴菲特現在住的房子隻有200碼。芒格年輕時曾在巴菲特爺爺的雜貨店裏幹過活。芒格曾先後就讀於密歇根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但是沒有獲得學位；二戰期間，他在空軍部隊擔任氣象官。沒拿到本科學位的他後來被哈佛大學法學院錄取，並在1948年畢業。
“我曾經蹩腳地試圖模仿本傑明·富蘭克林的生活。富蘭克林在42歲那年放棄經商，專注於成為作家、政治家、慈善家、投資者和科學家。所以我也將我的興趣從生意場上移開。”
他進入哈佛大學那年才22歲，但就算按照那所驕傲的學府的標準，芒格還是被當成一個聰明然而桀驁不馴的家夥。有一天，沒做準備就去上課的他泰然自若地對教授說：“你給我事實，我就會給你法律。”
和巴菲特不同，芒格從來沒有把所有時間奉獻給投資。畢業後，他離開了家鄉，前往洛杉磯尋找更光明的前途。在洛杉磯，他加入了穆西克、畢勒&加雷特律師事務所；當地許多富裕的實業家，包括保羅·蓋蒂在內，是該事務所的客戶。
後來芒格開創了自己的律師事務所：芒格、托爾斯&奧爾森律師事務所。這家事務所現在仍把他的名字放在最前麵。該所是加州最優秀的律師事務所之一，南加州愛迪生公司、加州聯合石油公司和伯克希爾·哈撒韋都是該所的客戶。1965年，他從該所退出，不再擔任該所的合夥人，但該所保留了他的辦公室，他也仍然教給該所的合夥人一些重要的道理，比如說要選擇能夠做朋友的客戶、不要唯利是圖等等。
芒格的投資生涯最初和巴菲特無關。從1962年到1975年，他管理著惠勒芒格公司。這是一家投資顧問公司，坐落在太平洋海岸股票交易所大樓一間寒酸的辦公室裏。在那些年，芒格的投資業績跟巴菲特沒法比，但是也相當可觀，每年扣除管理成本之後，提取投資費用之前的複合回報率達到了19.8%。
芒格原本並不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大股東，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他的兩家控股公司——多元零售公司和藍籌印花公司——並入伯克希爾·哈撒韋之後，這種情況才被改變。自那之後，巴菲特和芒格彼此之間有了更深的了解——巴菲特進入了他最有收獲的時期。
這兩個人過著非常不同的生活。晚年的巴菲特開始喜歡出席公眾場合，然而並沒有忽略他的投資。芒格則一如既往地參加各種各樣的活動。“我曾經蹩腳地試圖模仿本傑明·富蘭克林的生活。富蘭克林在42歲那年放棄經商，專注於成為作家、政治家、慈善家、投資者和科學家。所以我也將我的興趣從生意場上移開。”
不尋常的是，不管是芒格，還是巴菲特，他們對華爾街的評價都不高，盡管華爾街讓他們發財。“整個投資管理業並沒有給所有股票組合的所有者們增加任何價值，”芒格說，“管道維修業的情況不是這樣的，醫療行業的情況也不是這樣的。沃倫百分之百讚同我的觀點。我們看到聰明人準備進入投資管理業就會搖頭。那是對天賦的浪費。”
芒格喜歡把股市和馬會相比。大家都知道賭馬很難贏錢，因為馬會收取所有賭注的17%作為管理費用。算上交易費、管理費、承保利潤，整個金融界向投資人收取的費用雖然沒有馬會的17%那麽高，但是也已經不少了。
“在支付大筆成本和費用之後，想要跑贏大盤是很難的；然而有少數人能夠做到，特別是那些把股市看成瘋子玩的遊戲並偶爾有一些定錯價格的良機的人。”芒格說。
他補充說：“我個人認為，如果美國的證券交易下跌80%，那麽整個文明社會的運轉會更好。如果我是上帝，我將會改變稅收製度，把現在的稅收標準降低80%——實際上，遠遠不止80%。”芒格曾經提議對那些買入賣出之間相隔不到一年的證券交易所產生的利潤征收百分之一百的稅。
巴菲特和芒格本身是傑出的投資者，可是他們又貶低投資行業，這兩者之間矛盾嗎？你可以從芒格的回答中看出來，他對這個問題進行過深思熟慮。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認為投資管理是一個下等行業，我讚同他的看法，”芒格說，“大多數投資管理人員隻會在流通股市場上進行爭奪。那隻是一個零和遊戲。你將會發現我的子女沒有一個是幹投資管理的。沃倫和我有點不同，因為我們確實管理許多企業，並將資本配置給它們。”
“凱恩斯通過為他的大學賺錢和為國家服務來贖回他的‘罪’。我的贖罪方式是參加許多和投資無關的社會活動，沃倫的贖罪方式則是用他的投資成功來充當一名偉大的導師。我們熱愛為那些早就信任我們、當我們年輕而貧窮時就信任我們的人賺錢。”
在《福布斯》雜誌看來，芒格所表達的社會良知是其投資成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巴菲特的情況也是這樣。這兩位複雜的、遲暮的天才就是這樣小心翼翼地照顧他們共同用非凡的人格創造出來的複利機器。其他人也許會試圖複製伯克希爾·哈撒韋，但他們永遠無法複製這兩位非凡的人物。
樂觀主義在會計中沒有容身之地
文/查理·芒格
《華盛頓郵報》星期四，2002年4月4日，A17版
安然的大潰敗有兩個原因：（1）變態的、將失敗描繪為進步的“金融工程”；（2）在實踐中被用於製造幻象和假賬的公認會計準則。
公眾已經注意到那些為非作歹者的錯誤，並呼籲對他們施以更嚴厲的刑事處罰。但公認會計準則的錯誤更為重要，因為改變這些會計準則，以及它們被采用的方式，能夠有效地防止未來再出現安然這樣的大災難。
白癡和騙子，比如說安然那些，將會永遠伴隨我們左右，而且他們要是看到有大錢可賺，比如說通過在年報中披露更高的利潤，就會特別活躍。
因此，會計準則必須讓白癡和騙子很難偽造利潤和淨資產。每個零售商都知道，隻有設置一個使“小偷”難以僥幸逃脫的防盜係統，他的商店因失竊而造成的“損耗率”才會下降。同樣地，合理的會計準則必須使那些將失敗偽造為成功的公司難以僥幸逃脫。
而一個讓濫用數字輕易得逞的規則製定係統就像一個沒有收款機的零售係統。在這兩種係統中，不管刑罰有多麽重，麻煩事肯定會發生，因為這兩個係統都沒有像工程學那樣設定安全邊際，用來防止不可避免的人性弱點所造成的損失。例如，麵對外科手術中許多本可避免的死亡，工程學作出的反應是，創造一些阻止操作者將氧氣輸送量降到零的麻醉機器。聰明的會計準則必須表現出同樣的精明，防止出現令人討厭的賬目。
從會計準則中得到最大安全的辦法是，強製人們在做賬的時候采用悲觀謹慎的態度。長遠來看，悲觀謹慎的會計將會給公眾帶來巨大的利益，而幾乎不會對公眾造成任何危險；而樂觀主義的會計是對公眾的一種威脅。
很少有案例能夠比安然更好地證明這個道理。安然對其衍生品交易采用樂觀的會計，對太多可疑的、尚未收回的收入進行“提前處理”，在賬本上把它們記為利潤。在這個騙局剛開始的時候，公認會計準則允許“按市價入賬”的價值評估，這種價值評估所依據的市場價格信息是不完善的，而且沒有足夠地考慮雙邊貿易的風險。後來，多達數百頁的會計準則文件被用於為那種以“按模型價格入賬”為基礎來確定盈利的做法辯護，可是那些“模型”價格恰恰是由受審計的交易員計算的，而年報中披露的利潤越高，這些交易員得到的獎金就越多。
公認會計準則的係統是有缺陷的，這是因那些會計師事務所的欲望和它們的客戶的希望使然。除此之外，因為這個係統的很大一部分已經徹底爛掉，所以遇到麻煩的將不僅僅是那些從事衍生品交易或者聘請安達信會計師事務所的公司。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熱愛誤導的會計。而證券交易委員會，即使它的領導是阿瑟·列維特這樣的改革者，也無法帶來許多革新措施，因為它受製於那些服務於既得利益集團的政客。
這樣陳述這個問題等於提出了解決方法：把對會計的控製權交給那些不受會計師事務所、企業和政客影響的機構。
因此，我們的會計管理模型應該是這樣的：首先，設立某種類似於聯邦儲蓄係統、但比它更為獨立的管理機構；其次，證券交易委員會必須被要求強製落實新規則製訂者設立的標準。
這些規則製訂者應該是一些專家，他們至少應該像保羅·沃克爾在馴服通貨膨脹時表現出來的那種堅決和正直。他們也應該比這位美聯儲主席更加堅定。那些從蠢事中獲益的人往往會對蠢事大加稱讚，而消除蠢事會讓某些人感到痛苦。
有些人認為，要糾正會計，我們隻需要某個新的委員會或者增加證券交易委員會的權力。但這種觀點已經被反複證明是錯誤的，因為那種做法無異於用小孩玩的射豆槍去影響大象。我們需要一種更強大的補救方法。
（作者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董事會副主席。）
貝西克蘭興衰記 關於一個國家如何陷入經濟崩潰的寓言
文/查理·芒格
《石板》，2010年2月11日
18世紀初，歐洲人在太平洋上發現了一個麵積頗大、但荒無人煙的孤島。島上氣候溫和，資源豐富，惟一的不足是缺少煤、油、天然氣。因島上擁有這些基本條件，卻還沒有人類文明，歐洲人便將其命名為“貝西克蘭”（“貝西克蘭”英文原意為基礎、基本或原始——譯者注）。
很快，歐洲人開始入住貝西克蘭，並創建了一個新的國家。他們設立了一套與早期美國相似的政府體係，並鼓勵貿易，沒有國內關稅或其他貿易障礙。同時，政府高度尊重與捍衛私有財產權。銀行係統的製度簡單，根據這個國家的民族精神而製定，亦即努力向信用良好的企業提供健全的通貨、高效的貿易以及充裕的貸款，而強烈反對向不具競爭力的企業或對日常消費提供貸款。
另外，國中幾乎不存在負債購買或持有股票或進行其他投資的情況——包括房地產和有形個人財產。惟一的一種例外情況是，到處都有為勤奮努力又量入而出的民眾們購買合理住房及其他房地產、汽車和家電所提供的有擔保、高首付、本息定額償還的固定利率貸款。在貝西克蘭的證券及商品市場上，投機行為總是被嚴厲禁止，因此規模很小。除了一種在嚴格限製財務杠杆作用的法律下產生的通過可靠的交易所而簽訂的“普通”商品交易合同外，沒有任何證券期權或衍生品的交易行為。
在國家創立的前150年裏，貝西克蘭政府僅需使用國內生產總值中不到7%的部分來為國民提供必要的服務，如消防、供水、汙水和垃圾處理、教育、國防、法庭，以及移民控製等。而強大的以家庭為中心、強調對親屬負責的倫理文化以及頗具規模的私人慈善行為，則是島上社會安全網的惟一保障。
此外，稅製也是非常簡單的。早年，貝西克蘭的政府收入幾乎全部來自進口稅，稅收已能完全滿足政府支出。政府的未償還債務中基本沒有以政府債券形式出現的債務。
正如亞當·斯密曾經預言的那樣，貝西克蘭的人均GDP持續增長。的確，在近代數十年以來，它事實上一直保持著3%的年增長率，最後終於領先於全世界。然而，也正在這個時候，銷售稅、收入稅、財產稅，以及工資稅等稅務辦法也陸續出現在貝西克蘭上。最後，與政府總支出相匹配的稅務總額占到了GDP的35%。逐漸增長的稅務收入被用於更多的公共教育以及公共社會安全網——比如醫療保健和退休金上。
這種基於稅收的政府支出之正常增長被看作一種促進國民平等收入的道德原則。它由一套不可被小人投機作弊的係統所束縛，並牢牢控製在全國人均GDP的增長率以下。同時，貝西克蘭也通過政策的擬定來保持進出口平衡——每項各約占GDP的25%——以努力避免出現危機。起先還有些國民心存不安，因為60%的進口品是都是煤和石油等必需品，但是隨著國家年複一年的正常發展，這種疑慮也就被漸漸打消了。
貝西克蘭政府信譽卓著，從不允許明顯的赤字，加上基於人均GDP每年3%的穩定增長，以及限製作出未備資金承諾的規定，用如今龐大的“賬外”資金承諾提供未來醫療保健和退休福利的規劃應該不成問題。貝西克蘭似乎總有一套方法來保證其國運昌隆，同時也引導別的國家追隨其成功之道——真可謂造福全人類。
然而，即便一個如貝西克蘭般謹慎、可靠、慷慨的國家，如果它沒有處理好可能由極普通的小事故所引起的危險，那麽它也免不了陷入破產的深淵。
這種危險在2012年時顯得尤其重大。那一年，貝西克蘭的繁榮導致了一個奇特的後果：隨著國民的休閑富餘時間漸多，他們開始沉湎於賭場賭博，以消磨時光。而大部分賭博的收入，則來源於特定係統下對證券價格下的賭注，這一係統是1920年美國曾使用過的，名為“投機商號係統”。
賭博業的贏資所產生的收入總量最終占到了貝西克蘭GDP的25%，而島上全部雇員收入的22%都支付給了賭博業的雇員——這些人多數是別的行業所需要的工程師。貝西克蘭公民在賭博上消耗著大量時間，平均達到每人每天5小時，而這一統計的人口基數中還包括了新生兒和年邁的老人。許多賭徒都是高智商的工程技術人員，他們一方麵是被賭博本身的樂趣所吸引，但更重要的，是被投機商號係統中所能獲得的賭資所吸引，這種賭資現在被稱為“金融衍生品”。
許多人，尤其是用積蓄來投資的海外投資者，都認為這一現象非常可恥。畢竟，他們強調，對於領導者來說，要避免沉迷於賭博這是一大常識。因而，幾乎所有海外的投資者都盡量不持有貝西克蘭的貨幣或債券。他們害怕一旦賭博上癮的貝西克蘭國民麵臨困境，這將給他們帶來巨大的麻煩。
果然，一次雙重打擊不期而至。首先，石油和煤等碳氫燃料的的價格攀至新高。隨後，在貝西克蘭的出口市場上，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低價競爭與日俱增。於是，很明顯，同樣的出口品總量，其總額原先占到貝西克蘭GDP的25%，如今卻隻有10%。然而，碳氫燃料的進口額卻增加到GDP的30%，而從前一直隻有15%。幾乎是一夜之間，貝西克蘭不得不每年撥出GDP的30%，以外匯形式支付給債權人。
貝西克蘭要如何應對這全新的殘酷現實呢？島上的政客們對此頭痛不已。他們就此谘詢了一位被公認仁厚而智慧的長者，本富蘭克林·李光耀·沃克爾，人稱“長老”。這種谘詢在平日中很少見，政客們通常不把長老放在眼裏，因為他從不給競選活動出資捐款。
長老所給出的建議如下：
第一，貝西克蘭需修訂法律，一方麵通過全麵禁止金融衍生品交易而阻止賭博業的蔓延，另一方麵鼓勵原賭博業雇員——那些靠賭場謀生的人們——從事生產或銷售外國人願意購買的產品。
第二，鑒於此項改變必定會引起極大的不適，他建議貝西克蘭的國民要抱有樂天知命的心態麵對這一改變。畢竟，他說道，一個被診斷為肺癌的人一定要願意戒煙和接受手術治療，因為隻有這樣才可能延長其壽命。
長老的觀點引來一些讚同聲，這種讚同大部分來自那些尊崇羅馬人在布匿戰爭中所遵循的財政道德的人。但其他人，包括貝西克蘭許多著名的經濟學家，則強烈反對。這些經濟學家有一個強烈的理念，他們認為在一個自由市場中產生的任何結果——哪怕是賭博業的大肆擴張——都是積極的。事實上，這些經濟學家如此忠於他們的這個基本理念，以至於他們期盼著貝西克蘭的真實證券交易規模相對於已發行證券規模之比例有一天能擴增一百倍，從而達到美國2008年經濟大蕭條衝擊之前所呈現出的投機水平。
這些貝西克蘭的經濟學家們對在證券和金融衍生品上過度投機之好處的迷信源於他們對於熟知過度投機之弊端的已逝經濟學家，偉大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的學說的絕對抗拒。凱恩斯的名言是：“如果一個國家的資本發展是產生於賭博業的副產品，那麽它想必已病入膏肓了。”但這些經濟學家們輕而易舉地就能反駁這一論斷，因為長久以來，人們已經把證券看作值得尊敬的財富來源，而金融衍生品似乎同證券如此相似。
貝西克蘭的投資銀行家與商業銀行家們也對長老提出的改變心懷敵意。就像持反對票的經濟學家們一樣，銀行家所希望的改變與長老之言恰恰相反。這些銀行家過去一直為貝西克蘭提供建設性的服務，但他們獲得的卻僅僅是中等水平的收入待遇，這是他們所不能容忍的，因為貝西克蘭的賭博業通過投機商號係統所獲得的巨額收益遠遠高於銀行業的“中等收入”，雖然他們還不能像銀行業那樣能提供有建設性的服務。而更重要的是，海外投資銀行家們在建立他們自己的投機商號係統後，也獲得了極高的收益。他們將此事實掩蓋於一堆細心編造的廢話——比如聲稱已設置了合理的風險管理係統，並由最好的管理者監管。滿懷野心的貝西克蘭銀行家們自然也渴望與海外銀行家獲得同樣的“成功”。於是他們相信，長老對於銀行家們通過創造更多投機商號所試圖達成的人類進步的重要且永久的目標缺乏任何認識。
當然，對這項改變最有力的政治反對派還是來自那些賭場。這一點都不奇怪，因為在每一個選區都有至少一家賭場。賭博業對於自己被比作癌症非常之惱火，他們將自己視為一個曆史悠久的行業，並自認為能在為顧客提供無害樂趣的同時提升他們的思維技巧。
因此，諸多反對的結果就是，政客們再一次無視了長老，貝西克蘭的銀行被允許開辦投機商號，為真實證券的購買和持有者提供負債率極高的借貸資金。幾起相應的經濟混亂接踵而來，各方都試圖將困難轉嫁給他方而避免自己陷入困境。政府采取了許多效果相反的措施，而國家信譽跌至毫無信譽可言。如今，貝西克蘭已在一種全新的管理係統下，使用全新的政府模式。而它也已經多了一個新的別名：悲愁島。
“貪無厭”“高財技”“黑心腸”和“腦殘”國的悲劇 查理·芒格戲說大蕭條
文/查理·芒格
《石板》，2011年7月6日
“腦殘”國有個人叫做“貪無厭”，他靠發行房貸為生。“貪無厭”的經營很保守。他所有的房貸利率都在百分之六以下，要求所有借款人支付高比例的首期，並提供文件證明其有足夠的收入和無懈可擊的信用記錄。“貪無厭”把他所有的貸款賣給人壽保險公司，這些保險公司在完成交易之前，仔細地核實了風險——然後持有這些貸款，直到貸款期結束。
“貪無厭”越來越有錢，終於引起了“高財技”的注意，後者是個非常大膽和精明的投資銀行家。很少有“高財技”這樣的投資銀行家，哪怕是在美國。
“高財技”還是大學生的時候，有一次他在訪問一群建在某個沙漠中並附設有賭場的酒店時想到了一個洞見，這個洞見使他成為“腦殘”國最富有的人。
“高財技”發現，雖然周邊是無盡的沙子，但這些酒店每天都能收入巨額的現金，而且完全沒有套壓在庫存、應收賬款或生產設備上的資本。他立刻意識到，如果能夠不用投入任何資本或是能夠消除酒店房間、餐館、停車場和各種娛樂設施等所有開支的話，這正是全世界最棒的商業模式。
“高財技”也想到如何做才能為他自己創造出一個具有其理想商業模式之全部特征的生意。他所做的無非是給投資銀行業增添許多類似於賭場賭博的活動，讓銀行坐擁“主場之利”。“高財技”預見，隻要給這些賭場式的活動冠以各種聽上去令人尊敬的名字，其規模可以很容易發展到讓普通賭場的全部賭博活動加在一起都相形見絀的程度。
在下定盡快創造和擁有這門理想生意的決心之後，“高財技”從大學退學，進入了投資銀行業。不到12年，“高財技”就變成了“腦殘”國最重要的投資銀行家。“高財技”能夠爬得這麽快，是因為他成功地遊說監管部門和立法機構放寬了管製。
其實等到“高財技”給“貪無厭”打電話時，“腦殘”國諸投資銀行已經能隨心所欲地發明和交易任何賭注，它們將這些賭注美其名曰“衍生品”，其結果是自動讓參賭的各方從心理上對他們所承受的全部金融風險感覺更好一些。而且，投資銀行在投資或者交易衍生品時，它所采用的金融杠杆率是沒有任何限製的。“高財技”還獲得了采用“按模型定價”（Mark-to-Model）會計準則的許可，這使得每個銀行在財報上都可以對它從衍生品獲得的利潤想報多少就報多少。結果呢，幾乎所有的投資銀行都宣稱它們的利潤不斷增長，並且它們擁有的總資產竟超過其不斷膨脹的賬麵淨資產至少30倍。盡管交易清算的風險急劇增高，但到目前為止尚未出現不可收拾的局麵。
“高財技”為自己取得的成就而高興，但並不感到滿足。現在他打算給“腦殘”國的房貸業帶來一場革命，如果獲得成功，“高財技”將會成為國民英雄。
在第一份交給“貪無厭”的商業計劃中，“高財技”並沒有表現出太多的精明。他的提議是，“貪無厭”今後把所有的房貸用比人壽保險公司更高的價格賣給他。“高財技”說他打算把所有的貸款注入一些沒有其他資產的信托公司。每家信托公司將會按照不同的貸款質量被分為五個“券次”。其中四個券次將會利用它們獲得的還款份額來支付一些複雜的新債務工具，這些叫做擔保債券憑證的債務工具載有固定的利息，也可以自由交易。第五個券次在所有貸款按期歸還後可分得很少的剩餘部分。這些擔保債券憑證由“高財技”銷售；在很高的銷售提成的激勵之下，“高財技”手下的銷售員想方設法誘使許多人來買這些憑證，甚至連資金杠杆率很高的投機分子和北極圈附近的北歐居民也上當了。
“貪無厭”起初覺得“高財技”的計劃完全不可行。那就像肉販買下1000磅普通牛肉，把它切開，然後把其中950磅做成高級牛排進行銷售，剩下的則當作狗糧賣掉。
但“貪無厭”的疑慮很快消失了，因為“高財技”給的價錢很高。按照“高財技”提供的條件，“貪無厭”可以獲得雙倍的收入。“高財技”支付這樣的價錢也很輕鬆，因為他自己得到的收入將會三倍於“貪無厭”。“貪無厭”接受“高財技”的計劃之後，一切都不出“高財技”所料，因為總體來說，擔保債券憑證的買家付出的價錢要比先前的人壽保險公司高得多。
“貪無厭”雖然得到翻倍的收入，但在了解“高財技”的興旺發達之後，他很快就不滿意了。看到“貪無厭”的胃口被吊起來，“高財技”這才把他的精明全部展現出來。
“高財技”接下來向“貪無厭”提出的是，在他的產品線上增加一個新類別，叫“次級，想付多少就付多少”的房屋貸款。所有次級貸款的利率是7.5%或以上，借款人除了可以說他們想用錢之外什麽都不許說。借款人無需支付首期款，也不用提供任何信用記錄。此外，頭三年的還款條款很友善，借款人可以隻還少量的錢，而所有尚未支付的利息將會被加到本金裏。三年過後，借款人的還款壓力會非常沉重，因為他需要在五年內償還大大增加的本金，再加上所有的利息。
如果“高財技”在第一次給“貪無厭”打電話就提出這個計劃的話，“貪無厭”肯定會覺得這簡直荒唐透頂。但這時“貪無厭”已經因為聽從“高財技”的建議而獲得了雙倍的收入。所以“貪無厭”的疑慮很快消失了，他接受了這種新的貸款產品——“高財技”預計它將會讓“貪無厭”已經翻倍的收入再增長三倍。
“貪無厭”為什麽會變成這種新貸款產品的“死忠”倒不難理解。但已經超級有錢、擁有崇高聲望的“高財技”為什麽認為他這個修改過的騙局能夠安全地運轉並給他帶來好處呢？
嗯，答案我們是知道的。正如“高財技”在他那本驕傲的自傳裏麵披露的，他的思維過程是這樣的：
1. 起初三年不會有大麻煩。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依照會計準則，“腦殘”國的會計在為新貸款做賬的時候，不會為尚未償還的本金和利息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而擔保貸款憑證在傳統市場上的估值會很高，因為涉及的貸款會被記以高得離譜的價值。盡管買房者根本沒付首期，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個人責任，而且在頭三年隻支付利息的很小一部分，但這沒有關係。盡管稍加調查便能發現大多數借款人將來完全沒有償還能力，但這也沒有關係。
2. “腦殘”國的房價不會像從前那樣一點點上漲。由於越來越多的人發現，不管他們的信用記錄有多差，他們都可以不用自己的錢而得到房子，所以房價上漲的速度會比以前快得多。
3. 所有購買這種新的擔保貸款憑證的人將會擁有一種近乎完美的投資體驗。不斷上漲的房價會促使借款人如期歸還所有的抵押貸款。擔保貸款憑證的市場將會一再擴張，因為隻要這個騙局能夠以擊鼓傳花式的失控反饋模式持續下去，投資者就能以更快的速度賺更多的錢。
4. 誠然，頭三年過去之後，那些不自量力的貸款買房者被取消贖回權之後，肯定會被迫賣掉他們的房子。這通常會讓他們失去信用，以及他們的孩子、朋友和雇主對他們的尊重。但麻煩也就僅此而已，除了那些被迫賣掉房子的人，“高財技”和其他所有人都會覺得這是可以忍受的。
5. 促使房價上漲的擊鼓傳花模式在幾十年內不會造成大的麻煩，日本的情況便是例證。在日本，房價上漲了好幾十年，直到東京皇居區的地皮總價超過整個加利福尼亞州之後才崩盤。
6. 各種經濟學原理將會為這個騙局推波助瀾，並讓其大受歡迎。“高財技”原來學過基本的經濟學，他從加爾布雷思的理論了解到，大量未敗露的撈灰金行為會強烈地刺激消費，因為不軌者變得更加有錢，而受害者的開支又一如往常，因為他尚未感覺到自己變窮了。“高財技”創造的這種商業模式，其實就等於長期不敗露、變本加厲的撈灰金。在這種模式中，不軌者會消費更多，就像常規的撈灰金現象那樣。但不僅如此，那些購買擔保貸款憑證的受害者也會消費更多，因為他們以為他們變得越來越有錢，畢竟他們投資回報率遠遠高於正常的利率，賬麵的財富變得越來越多。
7. 要知道的是，這個騙局有點像連鎖信騙局，而這些騙局的聲譽往往是很臭的，既因為這些騙局是違法的，也因為這些騙局總是很快敗露，很快就帶來刑事上的麻煩。“高財技”的騙局則與此相反，“高財技”把它設計得既合法又體麵，大家也都這麽看，因為它作為公共商品，將會刺激宏觀經濟的發展。
8. 就算這個騙局在幾十年後崩盤，就像日本的房地產泡沫那樣，誰又能責怪“高財技”呢？花無百日紅嘛。再說了，就像許多不負責任的國家和地區的情況那樣，這個騙局的崩盤會被其他許多行業的崩潰所掩蓋。
在很長一段時間裏，“高財技”這個改進過的騙局運轉得非常好。自然，小的紕漏是難免的，但“高財技”將每個紕漏變成賺大錢的良機。例如，大量混蛋銷售員受高額提成的吸引，蜂擁到“貪無厭”的公司去，爭先恐後的替他銷售那些容易買的“想付多少就付多少”的“次級”房屋貸款，這讓“貪無厭”感到很不安。這時“高財技”出手買下了“貪無厭”的企業，然後讓“黑心腸”頂替“貪無厭”出任總裁。“黑心腸”是個為了賺錢無所不用其極的人，他很快讓次級貸款的規模翻了四番。他的成功促使“高財技”又買下了五家貸款公司，並用類似“黑心腸”的人取代它們原有的總裁，促使利潤不斷攀升。甚至連“高財技”也無法找到其他為非作歹的賺錢能力可以和這幾個“黑心腸”相提並論的人。
“高財技”的騙局展開之後，要取得持續的成功，那必須要讓“腦殘”國的會計們繼續把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覺得很離譜的大量重要還款承諾都視為可靠的。然而，完全沒有必要擔心會計們不按“高財技”的心意做賬。“腦殘”國的會計不被允許有理性。他們必須使用“規則導向”的會計標準。這些標準是由“腦殘”國的會計標準製定委員會的主席“計錯數”製定的。“計錯數”規定，所有新貸款的損失準備金必須按照“貪無厭”遇到“高財技”之前的標準計提——而那時的記錄幾乎是零損失。隻要“計錯數”仍在掌權，沒有人會將對擊鼓傳花式的失控反饋模式的理解用到會計工作中去，他們隻會用“計錯數”的規則。
當然，如果“黑心腸”或者“高財技”開始遭遇貸款損失，他們將不得不開始對新貸款計提貸款損失準備金。但在非常長一段時間內，沒有人遇到實質性的貸款損失。
“計錯數”的思維非常僵化，他從來不認為他的認知是反社會的。他總是追求會計過程的簡潔，為此不惜犧牲“原則導向”的努力，而且總是認為這樣會更有利他的國家。這種信念讓他過上了好日子，現在他很為他製定的標準而驕傲，盡管“高財技”的騙局最終肯定會引發一場大災難，而“計錯數”的標準正在為這場災難的到來做出重要的貢獻。
不出“高財技”所料，“腦殘”國的經濟有了很大的發展。經濟繁榮促使“腦殘”國的監管者們對他們自己感到飄飄然，於是放任“高財技”和“黑心腸”的勾當越搞越大。
有個叫做“沒腦筋”的著名監管者特別讚賞“高財技”和“黑心腸”。他早年受古典經濟學的影響太深，所以非常熱愛一切新的衍生品，甚至連那些由複雜的擔保貸款憑證重組而成的二級擔保貸款憑證他也熱愛。他並不認為政府應該管製投資銀行家，除非那些銀行家的行為比“高財技”惡劣得多。
“高財技”促成的大繁榮隻持續了三年。他低估了大繁榮的力度和人們理解這件大蠢事的能力。這些因素縮短了大繁榮的延續。此外，“腦殘”國像日本那樣，也沒有拿出太多的辦法。
經濟泡沫破裂來臨時的情況很獨特。在“高財技”對房貸產生興趣之前，幾乎每家投資銀行都被他的發明搞得弱不禁風了。現在經濟形勢急轉直下，絕大多數大型的金融機構肯定要消失，這將會引起徹底的混亂和另一次“大蕭條”，除非政府願意通過印發鈔票來進行大規模的幹預。
幸運的是，在獲得兩個政黨支持的領袖的主導之下，“腦殘”國真的這麽幹預了。進行這場大規模幹預之後，“腦殘”國的失業率翻了一番，如果這次大繁榮和大衰退從來沒有發生過，那麽它的情況要好得多。而且它應付未來的麻煩的選擇也大大減少了，因為大量超發紙幣使得它的貨幣和信用遭遇了信任危機。
“腦殘”國的衰退現在被稱為“大蕭條”。然而，即使如此，“腦殘”國的精英也沒吸取太多的教訓。在那些為這個混亂局麵作出重大貢獻的政治領袖和袖手旁觀的官員之間，隻有一個人表達了懊悔。“沒腦筋”承認他錯得很離譜，這點還是應該給他肯定的。
會計業依然不明白它為這場大災難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它也沒有發現“計錯數”製定的標準有缺陷。人們依然覺得這些標準有很多優點，可以降低會計人員遭遇訴訟的風險，也不用惹那些付大價錢的客戶不高興。
經濟學界的專業人士向來不肯承認相對保守的會計法在宏觀和微觀經濟領域的重要性。甚至直到現在，許多經濟學教授也沒有發現“高財技”輕易發現的道理：尚未敗露的撈灰金現象能夠被放大，而且會造成重大的宏觀經濟後果，因為隻要撈灰金的現象持續很長一段時間，受害者和不軌者都會認為他們變得富裕了。
“腦殘”國的立法者有什麽反應呢？嗯，他們大多數無法理解他們最有權勢的朋友遭遇的下場，也完全沒有從加拿迪亞的情況吸取教訓。加拿迪亞這個國家和“腦殘”國的北邊接壤，它沒有“大蕭條”，因為在它那些簡單的法律和政令約束之下，該國的房貸操作跟“貪無厭”擁抱“高財技”提出的現代金融方法之前的情況差不多。
那麽監管者呢？嗯，“腦殘”國身居高位的監管者和前任監管者有很多，但隻有少數幾個認為應該對投資銀行業實施嚴厲的約束。其中有一個叫做“明眼人”，他是早已退休的前任財政部長。“明眼人”認為“高財技”對投資銀行業的所有貢獻都應該被廢除和禁止，因為現在有兩個道理大家看得很清楚：（1）在投資銀行引入賭場式的活動並不是好事；（2）如果法律禁止投資銀行利用過高的金融杠杆，規定它們隻能從事少數傳統的活動，那麽它們就不太可能給公眾帶來巨大的傷害。
現在當權的監管者似乎並不把會計製度當作一種有效的補救措施。其實“腦殘”國的會計監管體係要是更傾向於“原則導向”，由另外一群不墨守成規的人來設立一套沒有那麽多空子可鑽的會計標準，那麽“高財技”引起的災難是不可能發生的。
在大蕭條之後，有個前監管者和終身教授顯得特別明智，就是英格蘭的約翰·梅納德·凱恩斯，他早已在半個世紀前去世。凱恩斯曾經正確地預言道：“當一個國家的資本發展成為賭場式操作的副產品時，結果可能會很糟糕。”
後記：本文的宗旨並不是想用公正的方式來闡述誰該為美國的“大蕭條”負責。本文大概地指出某些人物和行業——例如“高財技”和投資銀行業——是這場混亂的罪魁禍首，其他的幫凶則略過不提。作者的用意是以這種極端的敘事方式來讓讀者記住各個人物和故事的發展，從而發現會計業、學院經濟學和過度發展的金融業中存在的各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