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查理·芒格傳略
第一章
查理·芒格傳略
邁克爾·布洛基
最接近把一個人的生活重新過一遍的事情是回憶那種生活，並用文字記錄下來，讓這種回憶盡可能地長久。
——本傑明·富蘭克林
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輝煌故事背後，是兩位金融界的天才：廣受讚譽的沃倫·巴菲特和他的“沉默夥伴”，以低調為樂的查理·芒格。
查理是沃倫的朋友、律師、顧問、“死對頭”（沃倫曾經稱他為可惡的“說不大師”），也是美國商業史上最成功的上市公司的最大股東之一。沃倫1964年接管了伯克希爾，幾年後，查理也加入了管理層，自那以來，該公司的市值令人震驚地增長了13500倍，從1000萬美元猛增到1350億美元，而且該公司的流通股並沒有增加多少。如此非凡的增長是這兩位美國中西部人取得的傑出成就，他們齊心協力，發現和抓住了許多其他商人不斷錯過的機會。
這個場景注定了在查理隨後的歲月裏將會無數次地重複：在明尼蘇達州卡斯湖成功地釣到大魚。
沃倫是美國最受尊敬和知名度最高的商界領袖之一，而查理則有意地避開鎂光燈，選擇了相對默默無聞的生活。為了更好地理解這位複雜和極其低調的商人，我們必須從頭開始。1924年1月1日，查理·托馬斯·芒格生於美國中部的內布拉斯加州奧馬哈市。許多知名人士都是他的中西部老鄉：威爾·羅傑斯、亨利·方達、約翰·佩爾辛、哈裏·杜魯門、沃爾特·迪士尼、安·蘭德斯、傑拉德·福特——當然還有沃倫·巴菲特。
查理最初和巴菲特家產生交集，是在他成長的那些年，當時他在巴菲特父子商店工作。那是奧馬哈市一家高檔雜貨店，與芒格家相隔六個街區。老板是沃倫的祖父恩尼斯特，他擁有這家商店的部分所有權。恩尼斯特是嚴格的紀律執行者，他安排手下的年輕工人每天上班12個小時，期間既不能進食，也不能休息。按照查理的說法，他的老板的反社會主義的態度可以從其設定的規矩看出來：老板要求孩子們下班時上繳兩分錢，那是新的社會安全法案規定的費用。他們得到的是兩美元的日薪和一句忠告：社會主義是有問題的。
巴菲特雜貨店的艱苦工作讓查理和沃倫受益終生。在他未來的生意合夥人離開幾年之後，年輕六歲的沃倫也在恩尼斯特爺爺手下艱苦地工作過。
查理的正式教育始於鄧迪小學，他的兩位妹妹瑪麗和卡蘿爾也是該校的學生，他們在那裏得到了正統的道德教育。老師們記得查理當年是個聰明的小孩，也表現得有點目中無人。他喜歡用通過閱讀各種圖書（尤其是傳記）所獲得的與日俱增的知識來質疑老師和同學們的世俗智慧。如今，他已想不起最早接觸本傑明·富蘭克林的那些格言警句是在什麽時候，但它們讓查理對這位兼收並蓄的古怪政治家和發明家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崇拜之情。查理的雙親埃爾·芒格和弗羅倫斯·芒格夫婦鼓勵閱讀，聖誕節會給每個孩子送幾本書當禮物；那些書通常在當天晚上就被狼吞虎咽地看完。
查理和他的太太南希在駛離聖塔巴巴拉海岸的Channel Cat號遊艇上。
“我這輩子遇到的聰明人（來自各行各業的聰明人）沒有不每天閱讀的——沒有，一個都沒有。沃倫讀書之多，我讀書之多，可能會讓你感到吃驚。我的孩子們都笑話我。他們覺得我是一本長了兩條腿的書。”
戴維斯家是芒格家的世交，兩家離得很近，芒格經常去他們家翻閱埃德·戴維斯醫生的各種醫學期刊。埃德是他父親最好的朋友，也是他們的家庭醫生。由於早年接觸了戴維斯醫生的醫學藏書，查理養成了終生對科學的興趣。到了14歲那年，這個早熟的好學少年也變成了醫生的好朋友。查理當年對醫學特別感興趣，他觀看過戴維斯醫生進行泌尿科手術的錄像，並對類似手術的統計結果感到著迷。
查理在家有飼養倉鼠的愛好，偶爾會拿它們跟其他孩子進行交易。查理敏銳的談判能力甚至在小時候就已經鋒芒畢露，他通常能夠換來更大的或者有少見顏色的倉鼠。當他養的倉鼠達到35隻時，他母親勒令他停止這種愛好，因為他在地下室給倉鼠蓋的窩實在太臭了。事隔多年之後，他的妹妹還記得，在查理放學回家喂倉鼠吃東西之前，家裏人不得不忍受它們因為饑餓而發出的無窮無盡的尖叫。
查理上的是中央高中，它是一所規模非常大的公立學校，被認為是很好的大學預科學校。老師大多數是女性，他們對工作和學生都很認真負責。中央高中提供了傳統的經典教育課程，查理當然學得很出色，因為他的邏輯思維能力很強，又很好學。
倉鼠飼養員和交易員
在媽媽教會他讀字母之後，查理就上學了，所以在小學和初中時，查理是班上年紀和個子最小的學生。由於身材實在太小，查理在常規的高中體育項目中毫無競爭力，所以他參加了射擊隊；因表現優異獲得了傑出代表隊員獎，最終還成了隊長。他那件代表隊毛衣（查理回憶說“在很小的襟部上繡著很大的字母”）引起許多校友的矚目，他們很奇怪這個弱不禁風的小家夥怎麽能得到優異獎。那是查理運氣好，他父親熱愛戶外活動，喜歡獵野鴨，而且很高興他兒子的槍法神準。
20世紀20年代的奧馬哈是一個民族熔爐；不同種族和宗教的人們相安無事，生意上也互有往來，犯罪幾乎是聞所未聞的事情。該市的居民既不鎖家門也不鎖車門，人們相互信任。孩子們在溫暖的夏夜玩“踢罐子”遊戲，在星期六的午後去看最新的“有聲電影”，比如說《金剛》，那是查理八歲時的最愛。
中央高中校徽
20世紀30年代是艱難時世，奧馬哈受到大蕭條的嚴重影響。查理親眼看到貧苦大眾的窘境，那讓他終生難忘。他看到流浪漢在街上遊蕩，乞討人們的施舍；也看到有人願意清掃車道或者走廊，以便換取一個三明治。借助家人的社會關係，查理找到一份成天看馬路上人來人往的無聊工作，每小時能賺40美分。查理喜歡這份工作多過在雜貨店搬運沉重的貨箱。
查理的爺爺是一位受尊敬的聯邦法官，他的父親也踏上法律的道路，成了一名成功的律師。查理的近親受到大蕭條的影響並不嚴重，但有些遠親深受其害。這個時代為年輕的查理提供了真正的學習經驗。他爺爺伸出援手，拯救了查理的叔叔湯姆開設在內布拉斯加州斯特朗姆斯伯格市的一家小銀行，查理從中領教到了爺爺的慷慨仗義和精明的商業頭腦。由於經濟形勢很糟糕，加上莊稼因為幹旱而歉收，該銀行的農民客戶無力償還貸款。湯姆累積了35000美元無法收回的貸款憑證，前來懇求芒格爺爺相助。這位法官拿出一半的身家來冒險，花了35000美元的第一抵押貸款來交換銀行的那些不良貸款，從而使得湯姆能夠在羅斯福的銀行整頓期過後重新開門營業。法官最終收回了他的絕大部分投資，但那是很多年以後的事情了。
大蕭條期間，奧馬哈也未能幸免於難。查理的近親並沒有遭到太大的影響，但他的一些遠親深受其害。
芒格法官還送他的音樂家女婿去上製藥學校，並資助他買下一家位置上佳、因為大蕭條而倒閉的藥店。該藥店後來財源廣進，讓查理的姑媽過上了有保障的日子。查理學到這樣的道理：隻要相互支持，芒格家族就能渡過美國曆史上最糟糕的經濟崩潰。
幸運的是，埃爾·芒格的律師事務所在大蕭條期間生意興隆，當時美國最高法院同意複審一樁涉及由他代理的某家小型肥皂製造公司的稅務案件，這給他帶來了一筆橫財。碰巧，最高法院的審理結果也會影響到行業巨頭高露潔——棕欖公司。高露潔公司認為，這位中西部的律師缺乏必要的經驗，根本無法在最高法院打贏官司，所以他們付錢請埃爾讓賢，由某個著名的紐約律師來取代他的位子。這位大城市的律師輸掉了官司，埃爾則把一筆可觀的費用裝進了口袋。後來他開玩笑地說，他要是接手這個案子，也有可能打輸，而且賺到的錢更少。這筆錢的具體數目並沒有被披露，但它和埃爾從其他客戶那裏賺到的錢加起來，足夠讓芒格一家在大蕭條期間繼續過著舒服的日子。查理也幫家庭分憂，他通過工作賺取自己的零用錢，從而親身體會到了財務獨立的價值。
“由於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各種因素的刺激，我曾短暫地鑽研過基礎物理學。這次鑽研極大地提高了我的智慧。結果我得到了更多的思維模式，所以我更不會成為寓言中那個‘拿著鐵錘的人’。”
1941年，大西洋彼岸戰火正酣，查理從中央高中畢業，離開了奧馬哈，前往密歇根大學就讀。查理選擇了數學作為他的專業，因為他被數學邏輯和推理所吸引。上了一門理科必修的基礎課程之後，他也喜歡上了物理學。查理為物理學的魅力和廣闊的研究範圍而著迷，尤其讓他印象深刻的是阿爾伯特·愛因斯坦這樣的物理學家研究未知事物的過程。查理後來熱衷於用物理學的方式來解決問題，他認為這是處理各種生活問題的有效技巧。他常常說，任何人要想獲得成功，都應該學習物理學，因為它的概念和公式十分美麗地展現了正確理論的力量。
當時部隊急需上大學那個年齡段的人應征入伍。19歲生日之後不久，在密歇根完成大二學業的查理加入了美國陸軍空軍兵團的一個軍官培養計劃，完成該計劃之後，他將成為一名少尉。他被派往新墨西哥大學的阿爾布開克校區，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程學，後來又被送到加利福尼亞州帕薩迪納市，入讀了聲譽很高的加州理工學院。他專攻熱力學和氣象學——這是兩門對當時的飛行員來說很重要的學科——被培養成一名氣象學家。完成加州理工的學業之後，查理被分配到位於阿拉斯加州諾姆市的永久軍事基地。
“我在加州理工隻讀了九個月，那是二戰期間，空軍安排我在那裏進修氣象學。當年，甚至是現在，預測天氣就像利用賽馬的資料來預測賽馬的結果。如果不是戰爭的壓力，我對氣象的興趣是零。”
服役期間，他和年輕的南希·哈金斯結了婚。南希原籍帕薩迪納，是他妹妹瑪麗在斯克裏普斯學院的好朋友。他們先後在阿爾布開克和聖安東尼奧安家，直到1946年查理從美國陸軍空軍兵團退役。查理和南希婚後不久便生下了他們的第一個孩子，那是一個男孩，他們給他起名叫泰迪。
雖然在幾個大學念過書，但查理仍然沒有學士學位。盡管如此，他借“複員軍人安置法案”，申請了哈佛法學院，他父親也是該校畢業的。他沒有本科學位，申請時處於劣勢，但哈佛法學院的前院長羅斯克·龐德是他家的世交，他親自為查理說情。查理被錄取了，不過招生辦決定讓他先修本科的課程。
結果，查理輕而易舉地在哈佛取得了成功，盡管在此期間他得罪了少數幾個人。因為聰明過人（空軍的測試表明他的智商極高），查理的行事往往出人意表，這通常被視為唐突魯莽。實際上，查理隻是有點毛躁，也不太喜歡在教室裏跟同學玩笑嬉鬧。盡管如此，他還是受到大多數同齡人的喜愛，也完全享受在哈佛豐富多彩的學生生活。
1948年，查理從哈佛法學院畢業，同屆學生有335人，他是12名優秀畢業生之一。他原本想加入父親的律師事務所，但和父親商量之後，他們兩人都認為查理應該去更大的城市發展。於是，他啟程前往南加州，當年還是加州理工學院的學生時，他就喜歡這個地方。通過加利福尼亞州的律師執業考試之後，他供職於賴特&加雷特律師事務所，該公司後來更名為穆西克、畢勒&加雷特律師事務所。查理在南帕薩迪納修建了一座房子，房子是由他的建築師姨父弗雷德裏克·斯托特設計的；他、南希和他們的三個孩子——泰迪、莫莉和溫蒂——就住在那座房子裏。
哈佛法學院院長羅斯克·龐德親自出麵，讓查理被哈佛錄取。
“說起來挺傷心的，但確實不是每個人都喜歡我。”
雖然外表風光無限，但查理的世界並非陽光普照。他的婚姻遇到了問題，他和他的妻子最終在1953年離婚。在那之後不久，查理得知他深愛的兒子泰迪罹患了致命的白血病。這對29歲的查理而言是難以承受的打擊。當年骨髓移植尚未出現，白血病是沒有希望治愈的絕症。有個朋友記得，那時查理會到醫院探望垂死的兒子，然後痛哭著走在帕薩迪納的街頭。
在這段傷心的日子裏，他的好友和律師事務所合夥人羅伊·托爾斯通過朋友搭線，安排查理和住在洛杉磯的南希·巴裏·博斯韋克見麵。她是斯坦福的畢業生，離了婚並有兩個兒子，他們的年齡和查理的兩個女兒差不多大。查理和南希有很多共同的愛好，相處得很快樂；在幾個月的約會之後，他們訂婚了。他們在1956年舉辦了一個小型的家庭婚禮，四個從四歲到七歲的孩子（男方的兩個女兒和女方的兩個兒子）參加了婚禮。
查理和南希在南希位於洛杉磯西部丘陵地帶的房子住了好幾年。後來為了縮短查理上下班的距離並加上其他原因，他們搬到漢考克公園，現在他們還住在那裏。他們修建的房子很大，足以容納這個人數不斷增加的家庭：他們後來又生了三個兒子和一個女兒，總共擁有八個子女。幸運的是，他們兩人都喜歡孩子！他們還喜歡高爾夫、海灘和社交俱樂部。查理和南希很快加入了大學俱樂部、加州俱樂部、洛杉磯鄉村俱樂部和海灘俱樂部。
查理終生對倫敦街頭的建築物極感興趣。
由於背起了許多新的責任，查理在他的律師事務所賣命工作。即使是這樣，他的收入仍然不能讓他滿意，因為律師的收入是按小時收費的，而且跟年資有關。他想要擁有相比資深律師更多的收入。查理想要成為他的律師事務所客戶中一些大資本家那樣的人物，尤其是哈維·馬德——他後來創辦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大學。在南希的支持下，他進行了律師業務之外的投資，尋求別的賺錢辦法。然而，他並沒有忘記他祖父教導的鐵律：專注於當前的任務，控製支出。
1956年1月27日，查理和南希·巴裏·博斯韋克結婚。
應用這種保守的方法，查理抓住了許多發財致富的機會。他開始投資股市，並且獲得了某個客戶幾家電器企業的股權——這種做法在20世紀50年代中期和60年代的美國律師中很常見。這項投資對雙方都有利：查理獲得了寶貴的經商知識，而他的客戶則享受到了一位精通領域不僅限於法律的律師的先見之明。
1961年，查理第一次涉足房地產業，投資夥伴是他的客戶和朋友奧蒂斯·布思。他們在加州理工學院附近的空地修建了分戶式產權公寓，這項投資大獲成功，兩位合夥人投入了10萬美元，得到了30萬美元的可觀利潤。查理和奧蒂斯接著在帕薩迪納成功地開發了另外一個項目。查理後來還在加州阿罕布拉市參與了一些相同的項目。在不斷地談判和簽約的過程中，他的商業觸覺變得更加敏銳了。他把從上述投資賺到的錢都用於房地產開發，這樣一來，他所做的項目就變得越來越大。等到1964年他收手的時候，光是房地產開發就給他帶來了高達140萬美元的收益。
“我想你要是在為心愛的女人購買珠寶，你可能就不會計較花了多少錢。”
查理論吸引客戶：“關鍵是把手頭的事情做好……把手頭的事情做好。把已經擁有的客戶照顧好，其他的自然會來找你。”
1962年2月，他和四個來自穆西克、畢勒&加雷特的同事合夥成立了新的律師事務所。最初的五位合夥人分別是羅伊·托爾斯、羅德裏克·希爾斯、狄克·艾斯本思赫德、弗雷德·沃爾德和查理。後來成為合夥人的還有羅德的太太卡爾拉，以及詹姆斯·伍德，他是一個獨立的執業律師，也是希爾斯家的好友，而且重要的是他有一位客戶。他們把律師事務所命名為芒格、托爾斯&希爾斯。多年以來，這個事務所更改了幾次名字，但總是以芒格、托爾斯開頭。隨著羅恩·奧爾森的加入，它最終變成了芒格、托爾斯&奧爾森，簡稱“芒格托爾斯”或者“MTO”。
對於當年的芒格來說，在律師業的成功隻是事業的起點，而非最終的目標。差不多在創辦新的律師事務所的時候，他同時也在仔細地設計退出該行業的方案。查理和傑克·惠勒一起建立了一個投資合夥公司，後來艾爾·馬歇爾也加入他們。幾年之前查理有了這個投資合夥公司的想法，當時查理的父親去世了，查理必須返回奧馬哈料理後事。為了歡迎查理回家，查理的朋友兼醫師埃德·戴維斯醫生的子女們安排了一個晚宴。戴維斯的兩個兒子埃迪和尼爾都是查理童年的死黨，那個時候他們已經成了醫生，而他們的妹妹薇拉則嫁給了奧馬哈的商人李希曼。出席晚宴的有薇拉和李希曼、尼爾和他的妻子瓊，以及一個叫做沃倫·巴菲特的小夥子。
查理的父親阿爾弗雷德·芒格
查理正是因為回家料理父親的後事，才會遇到沃倫·巴菲特。
查理認識沃倫的家人，因為他早年曾在巴菲特父子商店工作過；沃倫也聽說過查理，那是幾年前他在奧馬哈募集投資資本金的時候。有一次，沃倫遇到戴維斯醫生和他的太太多蘿西，向他們解釋自己的投資哲學，他們同意把畢生積蓄的很大一部分——10萬美元——交給他。為什麽呢？醫生解釋說沃倫讓他想起了查理·芒格。沃倫並不認識查理，但至少已經有了一個喜歡他的理由。
在這次回家的晚宴上，查理和沃倫發現他們有很多相同的想法。餐桌上其他人也明顯地看出來這將會是一次惺惺相惜的交談。那天晚上，兩位年輕人——沃倫29歲，查理35歲——相談甚歡，他們無所不談，話題包括商業、金融和曆史的許多方麵。如果其中一方在某個方麵的知識比較豐富，另外一方就會很興奮地洗耳恭聽。
沃倫對查理繼續從事律師職業不以為然。他說查理固然可以把當律師作為一種愛好，可是當律師賺的錢沒有沃倫正在做的事情賺得多。沃倫的邏輯幫助查理在經濟條件許可的時候第一時間放棄了律師生涯。
查理返回洛杉磯之後，他們的交流還在繼續，通過電話和長長的信件，有時他們的信長達九頁。他們都明白兩個人注定要一起做生意。他們之間不存在正式的合夥關係或契約關係——這種紐帶是由兩個相互理解、相互信賴的中西部人的一次握手和擁抱創造出來的。
他們的夥伴關係帶來了許多好處：友誼、投資機會，以及那種理解彼此的思想和言語的獨特能力。後來，他們各自領導的兩家機構也開始互利互惠。沃倫投資或者收購企業的時候，會請芒格托爾斯律師事務所當法律顧問，他能隨時享有全國頂尖的律師事務所，這給他帶來了很多收益。與此同時，芒格托爾斯除了獲得巴菲特的顧問費之外，也有其他收獲，因為巴菲特的聲譽給律師事務所帶來了更多的高端客戶。
但芒格托爾斯律師事務所並非唯利是圖。芒格個人的生活原則在這個律師事務所也有所體現，該所不事聲張地為洛杉磯地區的貧困人民和弱勢群體提供了大量的法律援助服務。時至今日，查理對該所的律師仍有影響，他總是提醒他們，“別隻看到錢”，要“選擇那些你願意與他交朋友的客戶”。雖然芒格早在1965年就離開了這個律師事務所，隻在那裏幹了三年，但他對該所的影響仍然是不可磨滅的，這可以從下麵這點看出來：他的名字依舊排在該所175名律師的前列。離開的時候，他並沒有撤出他在該公司的股份。相反地，他主動將他的股份劃給他的年輕合夥人弗雷德·沃爾德——他死於癌症，留下了一個妻子和幾個子女。
查理追求財務獨立的計劃很快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和傑克·惠勒合夥投資創立了惠勒芒格公司，他花了許多時間來打造該公司的資產基礎。他也花時間參與了各種房地產開發項目。所有投資都是一帆風順，沒有遇到重大的波折。在惠勒芒格公司，查理用他自己的錢和其他人的錢來投資股票。查理更專注於讓他的資本運轉起來，而不是吸引新的客戶。因為傑克·惠勒在太平洋海岸股票交易所擁有兩個席位，惠勒芒格公司隻需支付很低的交易費用，同時惠勒和芒格將行政開銷一直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上。
太過相似？
查理對兩個人太過相似的“擔心”在2005年接受《基普林格個人理財雜誌》的訪談中顯露無遺：“沃倫·巴菲特和你在投資及決策方麵的分歧多嗎？”“不多。這就是問題所在：如果我們之中有一個人看好某件事情，往往意味著兩個人都會看好。”
隨著時間的流逝，查理和沃倫繼續給對方打電話和寫信，分享他們的想法和投資理念。有時候他們會同意投資同一家公司。有時候他們的意見產生了分歧。慢慢地，他們各自獨立的投資產生了交集。沃倫投資了藍籌印花公司，變成最大的個人股東。查理變成了第二大股東，最終，伯克希爾公司將其收歸旗下。
《福布斯》400富豪榜
查理·芒格
16億美元。
投資業。洛杉磯。
80歲。離異，再婚；8個子女。
與合夥人沃倫·巴菲特相比，他得到的讚美沒那麽多，財富更是少得多，但仍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重要人物。自1978年以來擔任該公司的副董事長，擅長複雜的投資分析。1959年與巴菲特相識，隨後開始投資伯克希爾。其他投資：持有好市多公司（Costco Wholesale，零售業）、每日快訊（Daily Journal，法律報紙）和傳家地產（Price Legacy，地產投資）的表決權股。熱衷教育事業，捐贈了帕薩迪納市亨廷頓圖書館的新樓；是哈佛——西湖中學的校董。
《福布斯》，2004年10月11日
答題人
伯克希爾年會有20000人參加，西科年會有將近500人出席。在大約六個小時的伯克希爾年會和三個小時的西科年會上，查理無需彩排，也無需把問題顯示在屏幕上，他隻用鉛筆和白紙，回答各種各樣的提問。下麵這個例子來自2004年西科年會：
問：下星期五晚上我想要去明尼蘇達州的鷹湖釣鼓眼魚。你有什麽技巧或魚餌推薦嗎？
答：我不釣鼓眼魚啦，年紀大了之後，我隻釣鱸魚了。但在我的湖裏，鼓眼魚在晚上比較好釣。
查理和惠勒的合夥關係從1962年持續到1975年。惠勒芒格公司的前11年表現非常優異，年均複合毛收益率為28.3%（淨收益率為20%），同期道指年均複合增長隻有6.7%，而且沒有出現收益下滑的年份。但這家合夥公司在1973年和1974年的大熊市中遭到了沉重的打擊，這兩年的虧損率分別為31.9%和31.5%，因為該公司的主力重倉股藍籌印花公司和新美國基金下跌得很厲害。該公司的業績出現了下滑，盡管用查理的話來說，他“那些主要的投資最終肯定能以高於市場報價的價格售出”。不過這家合夥公司在1975年強勁反彈，年度收益猛增73.2%，將14年的年均複合回報率提高到19.8%（淨回報率13.7%），而同期道指的年均複合增長隻有5%。
在這段艱難經曆之後，查理效法巴菲特，最終決定不再直接為投資者管理基金（沃倫在1969年關閉了他自己的合夥公司）。他們決定通過控股一家股份公司來建立財富。惠勒芒格公司清算的時候，它的股東得到了藍籌印花公司和多元零售公司的股份。這些股份後來被轉為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1975年底的收市價是38美元。如今，每股價格超過85000美元（2005年本書英文版首次出版的時候），使查理成為《福布斯》400富豪榜上的一員。雖然查理對錢多錢少其實無所謂，但他為自己的名字出現在這樣的榜單上而感到懊惱。盡管個人形象很健康，查理還是喜歡低調。
伯克希爾·哈撒韋在沃倫和查理的領導下獲得非凡成功的故事已經在其他地方被講述過很多次，所以這裏就不贅述了。總而言之，在挑選價值被低估的公司、然後從公開市場上購買大量的股票或者直接將它們收購方麵，他們的業績是無與倫比的。他們收購了各種各樣的企業，包括約翰斯·曼維爾公司、布法羅晚報、飛行安全國際公司、Netjets飛機租賃公司、邵牌地毯、本傑明·摩爾油漆公司、政府職員保險公司和牛奶皇後公司等。此外，他們還在公開市場上收購許多上市公司的大量股票，這些公司包括華盛頓郵報、可口可樂、吉列和美國運通。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主要投資都是長期的——實際上，他們仍然擁有幾乎每一家他們直接收購的企業。
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職業生涯橫跨政府、商業、金融業和工業多個部門；每當公開發表演講或找到聽眾的時候，不管何時也無論聽眾是多是少，查理總是流露出對他的仰慕。在喜詩糖果公司75周年慶典上，查理說：“我本人是個傳記愛好者。我認為當你試圖讓人們學到有用的偉大概念時，最好是將這些概念和提出它們的偉人的生活與個性聯係起來。我想你要是能夠和亞當·斯密交朋友，那你的經濟學肯定可以學得更好。和‘已逝的偉人’交朋友，這聽起來很好玩，但如果你確實在生活中與那些有傑出思想的已逝的偉人成為朋友，那麽我認為你會過上更好的生活，得到更好的教育。這種方法比簡單地給出一些基本概念好得多。”
富蘭克林用他自己賺到的錢達到了財政獨立的目標，所以他能夠專注於社會改良。查理仰慕他的精神導師的這種品質，努力效仿富蘭克林。他長年參與管理撒瑪利亞醫院和哈佛——西湖中學，這兩家機構都在洛杉磯，他擔任過各自的董事會主席。多年以來，他和南希一直資助斯坦福大學、亨廷頓圖書館，以及加利福尼亞州聖馬力諾市的藝術收藏中心和植物園。他們最近捐建了亨廷頓圖書館的一座大樓，該樓名叫芒格研究中心。雖然查理自稱是保守的共和黨人，但他卻大力提倡計劃生育。他認為女性隻有熱愛孩子才能生育。他還資助各種旨在改善教育環境和教育質量的活動。身為8個孩子的父親和16個孫輩的祖父，查理認為他的財富應該用於幫助子孫繼承一個更美好的世界。
查理論當合夥人
“合夥人最好能夠獨立工作。你可以當一名指揮型的合夥人、服從型的合夥人，或者一名總是平等協作的合夥人。我三種都當過。
"人們無法相信我突然讓自己變成沃倫的一名服從型合夥人，但有些人很好，你成為他的服從型合夥人也挺好的。我並沒有妄自尊大，對此無法接受。總是會有人在某些方麵比你優秀。你必須先成為下屬，然後才能成為領導。人們應該學會扮演各種角色。”
認為不做好人也可以成為偉人的想法真是大錯特錯，我敢保證，人世間真正的偉人同時也必定是真正道德高尚的人。
——本傑明·富蘭克林
聰明絕頂的查理·芒格如今仍是他最好的朋友沃倫·巴菲特的寶貴合夥人，也仍是更廣闊的商業世界的導師。他們聯手創建了曆史上最成功和受到最廣泛尊敬的公司之一。
沃倫·巴菲特答問錄
好啊，第一個問題是，你是在什麽時候、什麽地方第一次見到查理·芒格的？你們怎麽會認識？
嗯，我最早遇到查理，是在1959年，當時戴維斯家的人介紹我認識他。戴維斯醫生之前總是說我很像芒格，我想知道那到底是恭維還是侮辱。所以，當1959年查理返回奧馬哈的時候，戴維斯家的人安排我們去吃晚飯；當時應該是在一個小包廂裏，就我們兩個和戴維斯家的幾位。那天夜裏某個時刻，當查理為自己講的笑話而笑得前俯後仰時，我知道我遇到氣味相投的人了。
你對他的第一印象是什麽？
我的第一印象是，我遇到了某個和我有很多相同之處的人。我也經常為自己講的笑話而笑得前俯後仰，也喜歡掌控對話的主動權。那天晚上，查理在這方麵做得比我成功一點，但我從他那裏學到很多東西。
那很好啊。喏，現在要提個大問題啦，他成功的秘密是什麽？
嗯，有一次，有位漂亮的女士坐在查理身邊，問是什麽因素促成了他的成功，而且不幸的是，這位女士非要查理用一個詞來回答。他當時準備了一通幾個小時的長篇大論，但是女士強迫他用一個詞來概括，於是他說他很“理性”。你知道的，他天生就是很理性的人，並把它用在做生意上。在其他方麵，他倒不是一直都很理性，但在生意場上絕對是，那讓他取得了巨大的商業成績。
你認為還有哪些道德品質為他的成功作出貢獻嗎？
實際上，我認為他那些道德品質真的來自他十分敬佩的本傑明·富蘭克林。我是說，他為人誠實正直，他做的總是比他的分內事要多，而且從來不抱怨其他人做了什麽。我們合夥了40年，他從來不對我做的事情放馬後炮。我們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次爭執。我們對許多事物的看法有時會有分歧，但他是個完美的合夥人。
你覺得他最異乎尋常的特點是哪些？
要我說的話，查理的一切都是異乎尋常的。我花了40年在他身上找尋常的東西，現在還沒找到呢。查理譜寫了他自己的樂曲，那是真的沒有人聽過的樂曲。所以，我想說的是，我想不到有誰可以和查理歸為一類。他是獨一無二的。
最後一個問題，你認為南希給他的生活造成了什麽影響？
我必須指出的是，查理並不尋找任何人來影響他，但盡管如此，南希還是幹得很漂亮。如果我是婚姻介紹所的人，我可不願意查理成為我的客戶。
蘇絲·巴菲特答問錄
告訴我們沃倫和查理第一次相遇的情況吧。
他們最早相遇的那天晚上，尼爾·戴維斯把他們都請到這家餐廳來，我看著這兩個人，心裏想，尼爾把他們倆帶到一起，是想要看這兩個自負的人相互較勁吧？因為這是兩個強勢、愛說話、極其聰明的家夥。讓我吃驚的是，沃倫居然肯安靜下來，讓查理掌握話語權。我還從來沒有看到過那樣的情況。沃倫總是掌控對話的一方，我從來沒見到有誰能把這個角色搶走，那天晚上他把它讓給了查理。這太少見了，我永遠不會忘記那個晚上。
那種情況很少見嗎？
溫蒂·芒格在1998年11月對沃倫·巴菲特和蘇絲·巴菲特進行了這兩次訪談。蘇絲·巴菲特於2004年7月去世。
嗯，沃倫的才思通常比其他人敏捷得多，他就是比誰都聰明得多，敏捷得多。我是說，他總是情不自禁地掌控話語權。你知道的，當時是查理“主導”。我真的感到很好奇。在那之後發生的事情已經是傳奇啦。
我想當時沃倫覺得查理是他遇到的人中最聰明的，查理也覺得沃倫是他遇到的人中最聰明的。他們都隻對對方有這種感覺，後來也是這樣，所以我想，他們對彼此的智力的尊敬是起點。你知道的，後來他們發現彼此還有很多共同點，比如說都很正直，等等。他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
那是很令人興奮的。他們在相處時，我總是能夠看到他們之間的化學反應，他們的熱情都被點燃了。那真的、真的很棒。我認為沃倫是他們家的怪胎，查理在他們家或許也是，他們就是那麽幸運地相互認識了。
你認為南希給查理的生活帶來了什麽影響？
我認為查理生活的方方麵麵都因為南希而變得更好了，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她做事是那麽優雅、幽默和莊重。和其他所有認識這位了不起的女性的人一樣，我也很喜歡她——我尊重她，愛戴她，她是個非常重要的人物。查理一生中有很多幸運的事情，我想他最幸運的就是遇到南希吧。
芒格、托爾斯&奧爾森律師事務所是1962年芒格和其他六位合夥人創辦的，是當今美國一流商業律師事務所之一，在洛杉磯和舊金山設有辦事處。它的訴訟律師和非訟律師專注於替客戶解決最重要的問題。查理的威望和那些樸素的箴言對該所產生了深遠而持續的影響，促使該所的律師不知疲倦地致力於理解和解決客戶的問題。這個律師事務所基本上不采用傳統的律師事務所營銷方式，而是聽從查理的建議：“帶來新客戶的最佳辦法就是把案頭工作做好。”該所的律師和沃倫、查理緊密合作，處理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各種事務。羅恩·奧爾森曾經負責解決所羅門兄弟債券公司拍賣問題的一係列談判。鮑勃·鄧漢姆1991年離開該所，出任所羅門的總顧問（當時巴菲特是臨時首席執行官），並在巴菲特辭職之後擔任所羅門的董事長和首席執行官。1998年，在所羅門被現在的花旗集團收購之後，鄧漢姆回到了芒格、托爾斯&奧爾森。該所的律師繼續處理伯克希爾的並購業務和其相對而言極少的重要訴訟。
查理·芒格在他的從業生涯中一直在研究那些獲得成功的人生和其他那些留下遺憾或者遭遇失敗的人生。這種研究讓我們明白他為什麽擁有那麽淵博的知識，為什麽仍舊是芒格、托爾斯&奧爾森最重要的精神導師。
——羅納德·奧爾森
羅伯特·鄧漢姆，芒格、托爾斯&奧爾森律師事務所合夥人，西科公司董事
羅納德·奧爾森，芒格、托爾斯&奧爾森律師事務所合夥人，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董事
查理·芒格的投資合夥公司的投資業績
表5的業績屬於我的一位朋友，他是哈佛法學院的畢業生，也是一家大型律師事務所的創辦人。我認識他是在1960年前後，當時我告訴他，當律師作為愛好不錯，但他可以做得更好。他成立的合夥公司和沃爾特（沃爾特·史洛斯，該文提到的另一位超級投資者）的完全不同。他的投資組合集中在非常少的幾隻股票上，因而，他的投資業績波動要大得多，但也是基於同樣的價值投資策略。從曆年的結果可以看出，他願意接受業績出現更大的起伏，他恰好是一個心理結構傾向集中的人，業績顯示也是如此。碰巧的是，這份業績屬於查理·芒格，他是我的合夥人，多年來和我共同管理伯克希爾·哈撒韋。然而，當他運作他的合夥公司時，他的投資組合和我以及前麵提到的幾位幾乎完全不同。
（摘錄自沃倫·巴菲特的文章“格拉漢姆——多德斯維爾式的超級投資者”）
沃倫和瑞克談“船長查理”
“沃倫，你說查理為什麽要造這艘巨大的遊艇啊？”
“嗯，整個航海界一直都有這個疑問，實際上，我們兩人知道答案。瑞克·格倫和我曾經在明尼蘇達遇到一件事，當時風和日麗，湖麵上波平如鏡，查理在沒有任何外力的幫助下，硬是把一艘船弄沉了。當瑞克和我就要第三次沉到水裏的時候，我們大聲地對查理說，下次他應該搞一艘比較穩定的船。我們認為，有了這艘甲板麵積達3400平方英尺的Channel Cat號遊艇，查理終於找到了一艘他能夠駕駛、並且不容易隻憑他一個人的力量就可以弄沉的船。”
Channel Cat號遊艇 聖塔巴巴拉，加利福尼亞
瑞克·格倫補充說：“第一次從水底冒出來的時候，我發現我正好和沃倫麵對麵。他的眼睛變得像碟子那麽大。把他救起來之後，我才意識到我錯過一個巨大的機會，你應該在救某人之前和他談報酬，而不是把他救起來之後再談。誰知道呢，我當時要是頭腦清醒一點，現在說不定，隻是說不定啦，已經是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董事長啦。順便說一聲，我管查理那艘遊艇叫‘芒格的蠢事’。那是查理唯一做過的完全非理性的事情。”
查理的結語是：“設計和建造那艘船是很好玩的事，怎麽就非理性了呢？”
查理·芒格的慈善課程
查理·芒格曾經對一群基金會的財務官員發表過題為“一流慈善基金的投資實踐”的演講，在演講快結束的時候，他說：
……現在出現了一種有害的趨勢，美國越來越多有道德感的青年才俊醉心於收益豐厚的資產管理及其隨之而來的現代摩擦，而對那些能夠給別人帶來更多價值的工作則不屑一顧……從前的查理·芒格（他說起他自己）為這些年輕人提供了一種可怕的職業榜樣，因為與他從資本主義得到的好處相比，他對文明作出的回報還不夠多。
我能夠用切身的體會來證明“後來”的查理·芒格已經變成一個令人欽佩的模範，給文明作出了許多回報。南希·芒格和查理·芒格總是穩定地、慷慨地捐款給許多教育機構和研究機構，但是他們從不張揚；後來他們資助了一些重要的新建築物的建設，這才使他們的善舉為世人所知。他們最初捐建的是位於加州北好萊塢的哈佛——西湖中學的科學中心，查理是該校的校董。後來他們又在這裏為亨廷頓圖書館修建了新樓，該樓被命名為南希·芒格和查理·芒格研究中心；現在他們又繼續捐資為斯坦福大學法學院興建新的研究生宿舍樓，落成之後將會供法學院、商學院和其他學院的研究生入住。
亨廷頓是一所獨立的研究型圖書館，位於加利福尼亞州聖馬力諾市，是由鐵路大亨亨利·亨廷頓在1919年設立的。它的主要功能是支持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麵的高級研究。該館的館藏強項是英美曆史、文學、科學史、醫學和技術方麵的圖書。圖書館藏書總量超過600萬冊，每年接待大約1800名進行博士後研究的學者。南希·芒格曾經擔任該館理事十年之久，現在仍是名譽理事。退而不休的她和查理希望送給這家機構一份厚禮，這家研究型圖書館的設施亟需擴建，於是他們決定捐款資助。
他們捐贈的建築物在2004年9月份舉行了命名儀式，同年11月中旬完全向學者開放。這是一座9萬平方英尺的樓宇，新添巨大的藏書空間、一個用於查閱罕見資料的寬敞瀏覽室、供駐館學者使用的辦公室、新的會議室和攝影室，還有一套供圖書館管理人員使用的辦公室。
和芒格夫婦一起工作，尤其是和查理共同確定芒格研究中心的布局和功能，是一種非常美妙的體驗。查理對該建築的外觀有許多具體的想法，他設計了新古典式的外立麵，使得這座房子和亨廷頓圖書館那些曆史悠久的建築相得益彰。不過查理把新樓內部的功能規劃留給我的職員和我去完成。這是個複雜的過程，因為我們的預算不能超過他們捐款的數目，而且還必須考慮到已有的圖書館建築，從1929年到1984年，這座圖書館增加了五幢樓宇。在項目施工期間，我意識到查理提出了一個精妙的數學問題讓我們來解決，而且就像他參與其中的每件事一樣，他期待得到合理的結果。我們雇用了帕薩迪納的伯爵公司，這家兼營設計與施工的公司是查理向我們推薦的，最終我們擁有了一座寬敞的、功能齊全的建築，它將在整個21世紀服務於我們的館藏和學者。我們不但按時完工，而且預算還略有節餘，但就在這座建築成型期間，芒格夫婦的一些朋友和幾家基金會也捐了款，作為裝修和運作所需的費用。結果，我們得到了一個漂亮的、精裝修的、功能齊全的研究中心，以及四年的運轉資金，這讓我們有時間來募集更多的經費。
上麵提到查理的演講，那次演講另外一個重要的部分是“……能夠給別人帶來更多價值的工作”。南希·芒格和查理·芒格饋贈給亨廷頓圖書館的芒格研究中心使我們能夠成功地為這個世紀的學者提供價值。從資金中創造價值，這無論在慈善業還是投資業都同樣重要。這是查理·芒格另外一堂重要的課程的結束語。
——戴維·齊德伯格
亨廷頓圖書館斯坦頓·艾維裏分館負責人
歌頌長者： 芒格論晚年 受西塞羅《論老年》啟發
1744年，本傑明·富蘭克林尚未成名，他是費城一個從事印刷業的默默無聞的商人。出於和商業無關的愛好，他在當年出版了一本書，書中包括了西塞羅《論老年》的譯文，這是美國第一次有人將其從拉丁文翻譯成英文。西塞羅在大約60歲的時候寫下了這部歌頌老年的作品。
馬爾庫斯·圖盧斯·西塞羅
（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年——公元前43年）
馬爾庫斯·圖盧斯·西塞羅活到63歲，在那個年代算是長壽的羅馬人。公元前43年，馬克·安東尼派人暗殺西塞羅，因為西塞羅反對繼續沿用前幾年愷撒登基之後用於取代民主製度的獨裁製度。這位羅馬最偉大的作家、演說家、律師和頂尖政治家的生命就此結束。
我最早聽說這本書，是在2006年，當時我的朋友安格斯·麥克拜恩夫婦送給我一本富蘭克林1744年譯文的重印版，那本書名叫《西塞羅論美好人生》（Cicero，On a Life Well Spent，Levenger Press，2005）。我想不起來之前是否聽說過這本書，但一看到西塞羅這部充滿了對老年的歌頌的作品時，我就高興到幾乎上天了。也許麥克拜恩夫婦琢磨著我需要一本權威的書，以便讓我明白82歲的老人仍舊可以得到許多機會和安慰。不管他們是怎麽想的，麥克拜恩夫婦啟發了我如下的反思。
希臘——羅馬風格
加利福尼亞州馬裏布市的蓋蒂別墅是典型的受希臘影響的羅馬風格建築。蓋蒂別墅於2006年重新開放，其展品包括許多希臘、羅馬和其他地方的古董。
公元前8世紀到公元5世紀是希臘文化和羅馬文化的繁榮期，“希臘——羅馬”風格反映了當時地中海世界本質上的統一性。
我第一次聽說西塞羅這個人，是在大蕭條快結束的時候，我正在奧馬哈中央高中學習拉丁語。那時候我並不覺得西塞羅在他熱愛的共和政體終結之後不久喪命有什麽值得悲傷的。畢竟，他就算當時不死，也會很快由於其他原因而去世。而且所有我身邊的事物讓我明白，從某種重要意義上來講，西塞羅並沒有完全死去。事實上，死後的西塞羅顯然比生前的西塞羅對更多的人造成了正麵的影響。這種結果並非由他的殉道產生，而是由這位如此偉大的作家流傳於世的文字引起。
他深愛的共和政體也沒有徹底地消失。實際上，就以我所處的內布拉斯加州而言，這裏的政治製度正是西塞羅所描繪的那樣。此外，這裏不但有西塞羅式的政府體製，還有西塞羅式的政府建築。中央高中的建築和雕塑本質上是希臘——羅馬風格的，反映了早年內布拉斯加州人將當今的幸福歸功於古代模式的可敬的願望。
我在中央高中時並沒有完全領略由西塞羅提出、內布拉斯加州采用的特殊政治體製的全部優點，因為我在那兒並沒有機會研究西塞羅對這種體製的論述。但後來我也讚同西塞羅的政府觀。他認為好的政府製度應該將有限選舉民主製、寡頭政治和臨時君主製三種製度的某些方麵綜合起來，形成一套縝密的權力製衡係統，以便防止任何一個政客造成不可容忍的破壞。他背後的基本哲學觀點是一種深刻而現實的對人本性的懷疑精神，包括了對多數暴政及蠱惑人心的政治宣傳的厭惡。當然，與這種懷疑精神相輔相成的另一麵是他對公民責任的信仰，他認為全體公民，尤其是社會中最優秀最傑出的公民，有責任機智地、勤勞地為國家及其價值觀奮鬥，即使這種奮鬥需要他們作出很大的犧牲。所有時代的人都會發現，他的處方中那味叫做責任的藥最難以下咽。確實，西塞羅在當年就發現這種情況，所以他生造了拉丁文單詞“moralis”，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道德這個詞的詞根，用它來鞭策他的羅馬同胞走上正確的道路。
持有和西塞羅相同的政治觀點之後，我曾多次暗中以為，我提倡這種政治製度，是為我的同胞著想。但現在我覺得，一個人很少完全清楚他自己的動機。因此，我現在認為，我之所以讚同這種觀點，在很大意義上是因為認識到在西塞羅的價值係統中，我將很有可能飛黃騰達。
安東尼·特羅洛普
（Anthony Trollope，1815——1882）
安東尼·特羅洛普是維多利亞時代最成功、最多產、最受尊敬的英國小說家之一。特羅洛普寫了許多小說，尖銳地反映了他那個時代有關政治、社會和性別問題的衝突。他偶爾——有時花很大精力——也寫傳記，記錄西塞羅和帕爾摩斯頓爵士等人的生活。特羅洛普在今天依然備受歡迎。
事實果然如此，我在生活中得到的比我應得的要多。如果某個人的思維模式在生活中給他帶來好處，那麽這種模式往往會變成他最堅定不移的信念。所以，隨著時光的流逝，我越來越喜歡西塞羅。有一次我翻閱了特羅洛普撰寫的西塞羅傳記，看完之後，我甚至決定千萬不要向那些尚未對西塞羅入迷的人推薦它。
喀提林陰謀
呂西烏斯·舍爾基烏斯·喀提林納（公元前108年——公元前62年），別名喀提林，羅馬政治家。他最廣為人知的事情是曾經謀圖顛覆羅馬共和國，尤其是推翻當權的貴族議員。西塞羅是他最大的政敵，在“喀提林演說”中，西塞羅對他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喀提林陰謀是羅馬共和國風雨飄搖的最後數十年中最著名的事件之一。
盡管麥克拜恩夫婦送給一位老人一本論衰老的圖書這種社會策略並不怎麽高明，但他們整體的判斷是絲毫不錯的。西塞羅的談話對身處奧馬哈中央高中的我毫無用處，因為當時我的雄心壯誌是給某位大美女留下更好的印象。但在2006年，西塞羅關於老年的討論受到了我的熱烈歡迎。
例如，該書的第一頁就減輕了我的精神負擔。西塞羅如是報告：“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所產生的種種想法……既輕鬆又有趣……以至於它們已經使老年生活顯得美好而舒適。”顯然，說這種話的人是我的同道中人，對自己說的話堅信不疑並為之洋洋自得。長久以來，我總是很熱心地想要告訴別人他們應該知道些什麽。我覺得這是一種社交缺陷。畢竟，我引起的往往是別人的反感，而且我隻能通過大度到有時會讓人生厭的慷慨來抵消這種反感。讓我高興的是，在西塞羅筆下，這種好為人師的性格是有益的，有助於在世界上傳播知識。但是中央高中怎麽會讓這位偉人隻向我提供兩段有關喀提林陰謀的文字，而不是讓他告訴我應該對自己說的話更有自信呢？我想答案是這樣的：要麽中央高中是那個時代的一所非常好的學校，無需教學生們自信；要麽我那些校友們自信心極強，根本不像年輕的我那樣需要鼓勵。
在我繼續閱讀西塞羅這部作品的時候，我發現更多稱讚我這種生活方式的內容。隨著年歲的增長，我受到越來越多的批評，說別人和我談話時，我常常因為深陷於自己的思維而表現得無動於衷。這種行為也被西塞羅視為優點，他在稱讚天文學家伽魯斯和與他類似的人時表達了這樣的看法：“當他專注於整夜都沒解決的數學題目時，如何還會為初升的朝陽而驚喜呢？我們見過多少睿智而可敬的老年人在他們的書房裏表現得興高采烈呢？”
西塞羅的話還增添了我的個人滿足感，因為它支持我長久以來對一個正統觀點的抵製。我向來拒絕接受人們對基督教《聖經》中法利賽人和稅吏寓言的解釋。依照這種解釋，法利賽人既有學問，又很虔誠，終生循規蹈矩，卻因為他慶幸自己最後沒有像為非作歹的稅吏那樣墮入不道德的世俗境況而反遭指責。和我一樣，西塞羅也不認為人們因這樣的反差而欣喜有什麽不對。在他看來，把工作做好的自豪感是非常有建設性的。例如，它能夠激發年輕時的鬥誌，因為當年老時，你回想起來會感到更加快樂。對於他這種看法，我想用現代知識來補充一句：“此外，當你為自己表現得很好而感到滿意時，你會在未來做得更好。”
為了證明進入晚年的人也有能力做好各種事情，西塞羅不惜長篇大論地引用許多在戰場、治國和文學方麵取得偉大成就的傑出老者作為例子，並指出這些老者為自己長期的優異表現而感到幸福。例如，他提到某位偉大的將軍：“要是他能夠再活一百年，你以為他會覺得打仗是一種負擔嗎？”
在描述這些老年人取得成功的例子時，西塞羅也提到了羅馬政治體係許多有趣的方麵。他通過老加圖之口說道：“就任審查官之後，我把呂西烏斯·弗拉米尼努斯請出了參議院。他已經當了七年參議員，我為此感到非常不好意思。但他為了博取錯過觀看羅馬鬥劍比賽的心愛妓女一笑，竟然親手殺害了一名高盧人，我無法坐視他為非作歹而不受懲罰。”天哪，這就是那個年代！要是美國的參議員也有這樣的權力，現在還有哪個聰明人會高興地走向參議院呢？也許會有人出版一份待審查的參議員名錄？
《路加福音》18：9——14
（和合本）
耶穌向那些仗著自己是義人，藐視別人的，設一個比喻，說：“有兩個人上殿裏去禱告：一個是法利賽人，一個是稅吏。法利賽人站著，自言自語地禱告說：‘神啊，我感謝你，我不像別人勒索、不義、奸淫，也不像這個稅吏。我一個禮拜禁食兩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稅吏遠遠地站著，連舉目望天也不敢，隻捶著胸說：‘神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我告訴你們：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為義了。因為，凡自高的，必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
西塞羅不光讚美了老年人的美德，他還批評了年輕人的不足和愚蠢。有一次，他將某個偉大政府的垮台歸咎於下述的原因：“幾個開始表現得像政治家、並通過各種辦法暗示他們能夠管理人民的幼稚而無知的年輕演說家。”
克羅頓的米洛
（公元前6世紀晚期）
米洛曾六次在奧運會的摔跤比賽中獲勝，是古代最著名的希臘運動員之一。甚至在過了奧運會運動員的黃金年齡之後許多年，他依然保持了很強的競爭力。按照古人的說法，米洛會通過平伸手臂、五指張開來展示他的力量，沒有人能夠弄彎他的小指頭。在另外一個傳說中，米洛在奧運會休賽的那些年每天會背著一頭初生的牛犢進行訓練。等到奧運會召開時，他就會背著一頭四歲的牛進入奧林匹克競技場。
西塞羅認為，年輕人的平均優勢比不上老年人的。為了證明這一點，他指出，在特洛伊戰爭中，阿伽門農“從來不曾指望再擁有十個像埃阿斯那麽孔武有力的猛將，而是希望能夠再得到十個像內斯特那麽聰明睿智的謀士”。
西塞羅的年齡偏好很明顯來自他對智力和體力的看法，他認為前者的價值遠遠高於後者。他在書中寫道：“據說米洛進入奧林匹克競技場時背著一頭牛。現在如果讓你選擇，你是願意選擇米洛的體力呢，還是選擇畢達哥拉斯的智力？”對於西塞羅來說，這是隻有一個答案的反問句。
西塞羅雖然知識淵博，但他還是認為，隻要一息尚存，就應該不斷學習，自我提高。他舉了蘇格拉底晚年學習演奏提琴和某位羅馬老人學習希臘語這兩個例子。實際上，西塞羅認為，最令人傷心的噩耗是那些你正在向其學習的人的死亡。所以他在書中讓老加圖這樣談論昆圖斯·法比烏斯·馬克西姆斯：“我非常喜歡聽他的教導，真擔心他會撒手離我們而去，到時我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個這樣的人來提高自己了。”西塞羅兩次意味深長地引用了早期雅典偉人梭倫經常說的話：“活到老，學到老。”
西塞羅指出，試圖解決基本問題的哲學研究是一種理想活動，適合所有年紀的人，哪怕是行將就木的老年人。
阿基米德
（Archimedes，公元前287年——公元前212年）
阿基米德是古希臘的數學家、物理學家、工程師、天文學家和哲學家，他是古代最偉大的思想家之一。他發現了眾多有關密度、浮力和光學的原理，以及最著名的杠杆原理。關於杠杆原理阿基米德曾經說：“給我一根足夠長的杠杆和一個支點，我能撬動整個地球。”
他對這種形式的學習讚不絕口：“我們再怎麽仰慕哲學的出色都是不夠的；人們隻要獻身於哲學，就永遠不會在任何人生階段或境況中迷失自我。”適才我回頭去看上麵描述西塞羅熱愛知識的文字，正好想起他不用一個字就對羅馬作出的我認為最明智、最尖銳的批評：在擔任西西裏的大法官之後，他找到古代最偉大的數學家阿基米德的墳塋，看到一片墓草萋萋的荒涼景象——對數學和科學毫無興趣的羅馬文明的缺陷在此表露無遺。
所以不難想像，在這本由本傑明·富蘭克林最早在美國出版的書中，西塞羅的論述也包括各種各樣的行動建議；有時候這些建議還得到有說服力的理由的支持。例如，西塞羅反對富裕老人的貪婪行為，他說：“我們越來越接近人生的終點，有什麽比在這時候仍然財迷心竅更加荒唐和沒有意義的事嗎？”
在這位羅馬人看來，害怕死亡是愚蠢和不可接受的。因為他認為，人死後隻有兩種可能：1. 你將在陰間過上更好的、永恒的生活；2. 就算得不到這樣的結果，你也將不再保留任何人間痛苦。
在西塞羅看來，老年人不應該隻追求生前的享受。他認為有價值的生活方式是努力為後人造福，哪怕自己可能看不到這種努力的結果。
西塞羅批評了提前退休的做法，他認為這是不可思議的。他同意畢達哥拉斯的道德觀，認為：“如果沒有得到他的將軍——也就是上帝——的命令，沒有人應該放棄自己的崗位。”
總而言之，西塞羅並不認為晚年是人生較差的那一部分，是年輕時美好生活的殘留。西塞羅也不讚同切斯特菲爾德爵士的態度，後者“先把人生這杯美酒喝掉四分之三，然後才願意和一些貴夫人分享杯中的殘留”。在西塞羅看來，如果你的生活方式是正確的，那麽你到了晚年隻會比年輕時更加幸福。
西塞羅認為人們應該給予長者高度的尊重。從這方麵來講，他的看法倒是和孔子相同。此外，他建議老年人保護他們的權利：“老年人更應該保護他們的正當權利，不應軟弱地放棄它們，而是應該堅持到最後。”
畢達哥拉斯的哲學
畢達哥拉斯的幾何學解決了那個年代最偉大的問題之一——乘方的算法。這個解決方法被稱為勾股定理，或者畢達哥拉斯定理。畢達哥拉斯的哲學與西塞羅的思想也有相似之處，他認為人可以分為三種：愛智慧的人、愛名譽的人，以及愛私利的人。
西塞羅一向不喜歡抱怨個人的不幸，而且總有理由。例如，他認為老年人不應該抱怨性能力的減退，而是應該為此而高興，因為他們因性醜聞蒙羞或者感染性病的幾率大大地降低了。西塞羅在變老過程中找到的這些優點，我有個朋友也曾發現過。在這裏姑且稱這位朋友為“格羅茲”。就在去世之前，75歲的格羅茲告訴我：“從前我很苦惱，因為總是對朋友的妻子有非分之想，但謝天謝地，現在我終於沒有這種念頭了。”然而，西塞羅並不滿意人們像格羅茲那樣到了75歲才覺悟。60歲剛出頭的西塞羅如此誇耀他的思想境界：他認為“感官的愉悅”比“演說和訴訟辯護”差遠了。這位偉人在推己及人的路上未免走得太遠了，作為當時全世界最好的律師，他可能被自己的特長給誤導了，我們其他人在60來歲的時候當然不太可能像西塞羅那樣更喜歡打官司。
西塞羅一貫反對抱怨，他認為抱怨年紀變老是很愚蠢的。依照西塞羅的說法，年輕人最大的希望應該是不要未死先老，而且呢，抱怨你得到了可以合理預期的最好結果顯然是不太合適的。
和在他之前的老加圖一樣，西塞羅也承認幾個誌同道合的好友歡笑暢飲能夠改善生活。偶爾到收拾整潔的鄉間別墅小住也是如此；傑弗遜也喜歡這麽幹，他和西塞羅持有相同的觀念，認為到僻靜的鄉間居住有助於培養合理的價值觀。
西塞羅就像個法官，心中有一杆公平的秤，所以他能夠客觀地看待問題。他讓某個人去問老加圖，晚年生活幸福美滿的老加圖是否更多地受益於他的道德態度、他的智慧，也就是說，老加圖的晚年幸福是否跟他的極大財富無關。老加圖回答說：可能跟他的財富也有一些關係。
西塞羅也從反麵說明了這個道理。西塞羅說，如果一個人正直而又勤奮，那麽他就算最終得到貧困潦倒的結果，也跟那些獲得巨大成功的人一樣值得尊敬；但他也承認，太過貧窮會讓晚年的生活變得很艱難。
但西塞羅並不認為財富能夠使那些道德水平低下而又缺乏信仰的人避開悲慘的遭遇。在西塞羅看來，富人如果缺乏良心和信仰，那一定會遭受痛苦。
《論老年》最著名的段落當屬下麵這段了不起的總結：“晚年的最佳保護鎧甲是一段在它之前被悉心度過的生活，一段被用於追求有益的知識、光榮的功績和高尚的舉止的生活；過著這種生活的人從青年時代就致力於提升他自己，而且將會在晚年收獲它們產生的最幸福的果實；這不僅是因為有益的知識、光榮的功績和高尚的舉止將會陪伴他終生，甚至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也會因為見證了正直的人生的良心和對過往美好功績的回憶將會給靈魂帶來無上的安慰。”
如果完全聽從西塞羅的這些忠告，我們真的能夠改善生活嗎？嗯，非常碰巧的是，率先在美國出版《論老年》的本傑明·富蘭克林盡他的最大努力去遵守這些忠告，結果他很長壽，謝世時萬流景仰，他的晚年是有史以來最富有建設性和最幸福的。而且這還是在他飽受疾病等不利因素折磨的情況下發生的。
如同往常一樣，本傑明·富蘭克林改進了西塞羅的發現。富蘭克林並不滿足於隻是快樂地接受老年的生活，他還快樂地將這個角色演繹得淋漓盡致，並為子孫後代造福。因此，西塞羅的這些思想對富蘭克林來說很有用。毫無疑問的是，對於許多其他人而言，它們也仍是有用的。出於這個特殊的原因，再加上西塞羅在政治科學上的貢獻，於是我們在公共場合擺放那麽多西塞羅的塑像。從這個方麵來看，雖然馬克·安東尼曾試圖將西塞羅的影響從人世間清除，但直到兩千多年後的今天，西塞羅依然能夠給人們以幫助。
老加圖
（Marcus Porcius Cato，公元前234年——公元前149年）
“耐心是最偉大的美德。”馬爾庫斯·博爾西烏斯·加圖是羅馬政治家，綽號“審查官”，史書稱其為“老加圖”，以區別於他的曾孫“小加圖”。他出身於豪門望族，是聲譽卓著的學者，在羅馬帝國擔任過數個不同的官職。在擔任羅馬審查官期間，老加圖非常嚴格地審查參議員和騎士的名單，拒絕了許多他認為品德惡劣或者能力不足的候選人。老加圖鐵麵無私的例子之一是，他曾拒絕了荒淫無度的呂西烏斯·昆克提烏斯·弗拉米尼努斯。
此外，作為西塞羅思想的現代傳人，沃倫·巴菲特現在正很好地師法了晚年的西塞羅和富蘭克林。巴菲特很像老加圖，他堅守崗位，毫無退休的計劃。他快樂地工作著，為那些耐心地信任他的人提供很好的回報。在一個由塵世的成功堆砌而成的高高講台之上，他模仿西塞羅、老加圖和富蘭克林，不厭其煩地告訴其他人應該如何思考和行動。他的話語往往睿智而又幽默，讓人非常樂於接受。
馬克·安東尼
（公元前83年——公元前30年）
在公元前44年3月15日愷撒遇刺身亡之後，愷撒的兩個大臣西塞羅和馬克·安東尼變成了羅馬帝國的領袖：西塞羅是參議院的發言人，安東尼是愷撒遺囑的監護人和執行人。這兩人本來就相處不睦，在西塞羅認為安東尼肆意篡改愷撒的政治主張和願望之後，他們間的關係變得更加糟糕。西塞羅發表了一係列名為“腓力比克”的演講，大肆攻擊安東尼，並抬高安東尼的政敵。借助“腓力比克”係列演講和他眾所周知的智慧，西塞羅成了一名廣受歡迎的領袖。安東尼最終召集了一支軍隊，擊敗了西塞羅，重新控製了羅馬。上台之後，安東尼宣布西塞羅是國家公敵，在公元前43年將其處死。
我認為巴菲特是個異數，其他人沒有必要像他那樣努力遵從西塞羅的所有忠告。在現代社會，盡管財富與日俱增，人均壽命也很長，但有許多人在晚年會遭遇重大的疾病，而且有些人就算依然健康，還有很多年可活，也會被迫離開世俗的高位。所以呢，如果老年人沒有像巴菲特那樣工作一輩子，而是對他們失去的世俗角色稍作愉快的調整，那通常也是明智的選擇。最後，那些好為人師者最好記住蕭伯納之死留下的教訓：牛虻式的人物很少受到世人的歡迎，有少數例外者，是因為他們和蕭伯納一樣，都將智慧和道德說教結合在一起。
古羅馬將軍馬克·安東尼
富蘭克林論衰老
“我想除了又老又胖，我並不那麽介意變老。我應該不會拒絕從頭到尾把生活再過一遍：隻是希望獲得唯有作家才有的特權，在再版的生活中修正初版的錯誤。生活的悲哀之處在於，我們總是老得太快，而又聰明得太慢。等到你不再修正的時候，你也就不在了。”
富蘭克林以求知欲強、心靈手巧和興趣廣泛而聞名。他在發明、寫作和從政方麵均有所建樹。而且晚年的他涉足的範圍更廣：62歲時，他發明了一套音標字母係統；5年之後，他出版了他最著名的兩篇支持美國獨立的諷刺文章——“使泱泱大國淪為蕞爾小國的方法”和“普魯士國王之詔書”；1776年，70歲的富蘭克林參與《獨立宣言》的定稿，大刀闊斧地編輯了傑弗遜的草稿；同年稍後，他以合眾國大使的身份前往法國，並擔任該職位到1785年；回國之後，富蘭克林成了廢奴主義者，解放了他的兩個奴隸，並最終成為“釋放遭到非法禁錮的自由黑人協會”的會長；1787年，81歲的富蘭克林作為代表參加了製憲會議，參與製定了取代《聯邦條例》的《美利堅合眾國憲法》。他是惟一同時參與製定三份為美國奠定基礎的重要文件——《獨立宣言》《巴黎和約》和《美利堅合眾國憲法》——的開國元勳。1790年4月17日，84歲高齡的富蘭克林於費城家中與世長辭，留下了那部尚未完稿的著名自傳。由於隻寫到1757年，富蘭克林許多為後世銘記的功勳並沒有出現在他的自傳中。
晚年的最佳保護鎧甲是一段在它之前被悉心度過的生活。
——查理·芒格
薩克拉門托河畔，2005年
憶念： 晚輩談芒格
小查理·芒格如是說
大約在我15歲的時候，我們全家去太陽穀滑雪；假期的最後那天，爸爸和我冒著風雪開車出去，他繞了十分鍾的路去給我們開的那輛紅色吉普車加油。當時他正爭分奪秒地讓我們全家能趕得上回家的飛機呢，所以到加油站後當我發現油箱裏還有半箱油時，我感到很吃驚。我問爸爸，還有那麽多汽油，我們為什麽要停下來；他教導我說：“查理，你要是借了別人的車，別忘了加滿油再還給人家。”
我在斯坦福念大一時，有個熟人把車借給我。倒不是因為他跟我關係很好，而是因為一個我們都認識的朋友迫使他這麽做。那輛奧迪佛克斯是紅色的，油箱裏還有一半油。所以我想起了吉普車的事，先把油加滿了，再將車還回去。他發現了。自那以後，我們共同度過了很多美好的時光，我結婚的時候，他是我的伴郎。
從斯坦福畢業之後，我才知道當年度假時我們住的是瑞克·格倫的房子，開的是瑞克·格倫的吉普。瑞克是爸爸的朋友，當他回到太陽穀，就算吉普車的汽油比他離開的時候少，他也自然不會介意，甚至可能都不會發現。但爸爸無論什麽事情都做得公平和周到。所以那天我不僅學到了如何交朋友，還學到了如何維護友誼。
芒格餐桌上的家庭價值觀 ——溫蒂·芒格如是說
爸爸從前經常利用家庭餐桌這個講壇來教育他的子女。他最喜歡的教育工具是德育故事，講的是某個人麵臨道德難題，並作出了正確的選擇；還有反麵教材，講的是某個人作出了錯誤的選擇，最終遭遇一係列不可避免的災難，生活和事業都損失慘重。
利用反麵教材是他的特長。他真的很喜歡講那些結局很悲慘的故事。他講的故事非常極端，非常可怕，每當他講完之後，我們通常會一邊尖叫一邊大笑。就描繪各種悲慘後果和教導我們能夠從這些後果中吸取什麽教訓而言，爸爸是無人可比的。
他的德育故事更淺顯直白一些。我記得爸爸曾經講過一個故事，當時我們兄弟姐妹幾個從5歲到25歲不等。在故事裏，他旗下某家公司的財務負責人犯了錯誤，給公司造成了幾十萬美元的損失。那人發現錯誤之後，馬上向該公司的董事長匯報。爸爸告訴我們，當時董事長說：“這是個可怕的錯誤，我們不希望你再犯同樣的錯誤。但人孰無過呢，我們可以不追究這件事。你做了正確的事情，就是承認你的錯誤。如果你試圖掩蓋錯誤，或者拖延一段時間再坦白，你將會離開這家公司。不過現在我們希望你留下來。”每當我聽到又一個政府官員犯錯之後試圖掩蓋事實而不是誠實地坦白時，我就會想起這個故事。
我不知道剛才為什麽要用“從前”這兩個字來形容爸爸在餐桌上的教育課。如今，他年紀最大的孩子接近60歲了，仍在聽取他的教導，那張餐桌現在坐滿了他的孫子孫女，他仍然用他獨特的講故事方式來讓我們繼續和天使站在一邊。有他坐在餐桌的主位上，我們真是非常幸運。
威廉·哈爾·博斯韋克如是說
查理和媽媽結婚已將近50年，在這段迷人而美好的時光裏，我曾經給過查理許多好好教育我的機會。下麵舉兩個例子。
“藍色海盜號”
1. 把工作一次就做好
這個故事發生的時候我們還住在明尼蘇達州。當時我已到了可以開車的年紀，去卡斯湖鎮接送女傭是我的一項任務。這項任務不是光開車就可以完成的，我必須先開船越過卡斯湖，到了對岸的碼頭再開車去鎮上，然後沿原路返回。我每天早晨的任務還包括在鎮上買報紙。嗯，有一天風雨交加，湖麵上的浪很大。經過所有的驚險和困難，我終於去鎮上把女傭接了回家，可是忘了買報紙。查理問我：“報紙在哪？”我說沒買。他停頓了一秒鍾之後說：“再去一次，把報紙買回來，以後別忘記了！”所以我隻好冒著風雨回鎮上買報紙，湖麵上波濤洶湧，風雨撲打著小船，當時我告訴自己，我再也不會讓這樣的事情發生了。
2. 承擔責任
每年夏天，查理的母親都會從奧馬哈開車到明尼蘇達。她在明尼蘇達的時候，我們有事可以用她的車。但車的鑰匙隻有一套。有一次，我和幾個朋友在帆船上玩，車鑰匙從我口袋裏掉進了五英尺深的渾水。我回家坦白了。那裏是明尼蘇達北部的大森林地區，根本就沒幾個鎖匠，而且查理也無法容忍如此愚蠢的行為。同樣不到一秒鍾之後，他提出了解決方法：“和你的朋友們潛到水底去找鑰匙，沒找到別回家。”在水底找了差不多兩個小時之後，太陽快要下山了，我看到前麵的水草叢中奇跡般地閃耀著金屬的光芒，我終於可以回家了。
在明尼蘇達那些年還有許多這樣寶貴的小故事，因為當時查理工作太忙了，這是我們唯一可以真正同他在一起度過的時光。平時工作的時候，他總是天沒亮就出門，吃晚飯時才回家，接著研究標準普爾指數，然後跟沃倫通一兩個小時電話。
戴維·博斯韋克如是說
許多年前，我們家在明尼蘇達州的房子位於湖畔，父親決意為早幾年修建的網球場添置一台發球機。他固然是希望孩子們能夠提高球技，但他的用意不僅於此。因為父親比任何人更常去球場，擺好發球機之後，他就能無休止地練習網前截擊。不久之後，他就掌握了網前截擊的技術，這類球每個人都本能地想要扣殺，但通常會把球擊到網上，或者打出球場之外十英尺遠。這種練網球的方法就像高爾夫球的打短杆，其他人很少願意采用，然而父親卻樂此不疲，由此他在生活的其他方麵也擁有了令別人抓狂的競爭優勢。我真的很怕跟他做對手，尤其是在雙打比賽中，因為在雙打比賽中，網前截擊是取勝的關鍵。幸好我和父親是網球場而不是生意場上的對手。
想到父親就讓我回憶起很久之前一個很幽默的啤酒廣告。廣告裏有個穿著時髦的男人，坐在桌子旁邊，聚精會神地凝望著手中的啤酒，完全無視身前一頭咆哮的公牛正準備頂一個鬥牛士。當公牛把桌子撞得粉碎時，他的眼睛連眨都不眨一下。旁白的聲音好像是“品嚐某某牌啤酒，享有獨特感受”之類的話。
把啤酒拿走，換成上市公司的年報、建築設計圖紙，或者一本學術性的凱恩斯傳記，你就會看到父親和電視上的情景一模一樣：夜複一夜，他總是坐在心愛的椅子上，研讀某些東西，充耳不聞身邊孩子們的打鬧、電視機的喧嘩和媽媽喊他吃飯的聲音。
即使不在閱讀，爸爸在開車送莫莉和溫蒂去帕薩迪納的途中，也常常陷入沉思，要不是媽媽大聲提醒他正確的高速公路出口，他就會把車開到聖伯納蒂諾。我不知道他腦中在想什麽，但肯定不是某場橄欖球比賽的結果或者一次打得很糟糕的高爾夫球。父親思考時能夠抵製絕大多數的外界幹擾，如果你試圖在此時引起他的注意，你會覺得他讓人又好氣又好笑。但正是有了這種能力，他才會如此成功。
莫莉·芒格如是說
我是1966年上的大學，非常幸運的是，那時我已經深受爸爸的影響。在那個憤怒和激進的年代，我會穿著牛津裝，在學校門口外麵的地鐵站書報亭買《華爾街日報》或者《財富》雜誌，然後把它塞到腋下，大步流星地去上經濟和商業課程。當年的學生若不是正在霸占院長辦公室，就是在去往監獄的路上。而我則在拉蒙特圖書館的地下室學習如何閱讀財務報表。
爸爸教導我們遇事要抱懷疑態度，甚至逆其道而行，這種思維方式在麵對20世紀60年代末期的混亂局麵時特別有幫助。許多年來，在我們位於六月街的家裏，他經常坐在書房裏，跟我們講一些有趣的故事，故事中的人要麽盲目地隨大流，要麽太過自以為是。“瘋狂”、“茫然”、“傲慢”、“自滿”——我們知道這是他認為我們應該避免的形容詞。
水上飛機
在明尼蘇達，他找到一種方法把同樣的信息灌輸給我們。他請原來的拉爾森造船公司為我們製作了“水上飛機”；那是一片厚實的木板，他開船拖著它，讓我們站在它上麵。他會突然拐彎，看我們是否還能站穩；唯一能夠避免掉進水裏而出醜的方法是不停地調節力道來抵消角度變化引起的失衡。從那時起，直到現在和將來，如果有任何念頭或者行動似乎將要朝這個或者那個方向離開我的控製，我就會感到深深的恐懼。
我上大學時，爸爸還得撫養其他七個子女。當時他隻擁有一家小公司，位於破舊的春天街，地方又小又髒，專門生產汽油添加劑。但他認為那是個混亂的年代。他給了我一個富裕得多的父親才能付得起的生活費，讓我能夠穿著經過專業熨燙的襯衣，感到自己衣著光鮮。他在3000英裏之外繼續幫我把握自己的平衡。
我可以繼續再說下去，但我無需多說，我隻想指出，我們的父親總是很好地盡到他的義務，無論是作為父親的義務還是其他義務。從前我就非常感激，現在我仍然感激不盡。
艾米莉·歐格登如是說
“你的手長得很像你父親。”我們正在分享一杯葡萄酒時，我的丈夫突然這麽說。我看著他，有點震驚，倒不是因為他拿我的手和父親的手作比較，而是因為他和我心有靈犀。我之前在構思一篇關於我父親的文章，腦中想著的恰好是他提到的這點。
我早已發現，我大兒子的手很像他外公，都是手指頭有點方，甲床不是渾圓的，而是像茶杯。但最相似的地方是我們的手擺放的方式。父親、我和兒子在邊散步邊想事情的時候，都會把手放到身後，而且都會如出一轍地用左手握住右腕。
“我的手到底哪裏像我父親的手啊？”我問。“就是你的食指和大拇指形成的那個U型，”他說著做樣子給我看，“好像你們拿著東西一樣。”
父親在我頭頂上伸出他的雙手。他的手指收了起來，兩個大拇指相互對著，像自行車的把手。年幼的我伸直手臂，抓住他的兩個拇指，讓他把我吊離地麵。我高興地懸掛著，直到力氣用完。當某個孩子長大了不適合玩“拇指”遊戲，總會有另外一個孩子能玩，現在他的孫子孫女也還在玩。
有時候我們會讓他放下《華爾街日報》，跟我們玩“三明治”。他坐在書房的綠色扶手椅上，我們像BLT三明治中的培根、生菜和番茄那樣依次疊起來，然後他伸手將我們幾個緊緊抱住。
父親手裏拿著的雞蛋是完好的。我們贏得了父女扔雞蛋大賽，得到了我很喜愛的獎品：裝飾著茛苕葉的大理石底座，上麵是實物大小的金色雞蛋複製品。這座獎杯擺在我的書桌上，時刻讓我想起那個陽光燦爛的日子，爸爸是那麽細心、那麽溫柔地不讓雞蛋在我們兩個人的手裏破裂。
父親的手能夠感知不同釣魚線的拉力。魚線係著草綠色釣鉤或者普通的老式魚鉤。他的手伸到嘴邊，用牙齒把結拉緊，然後咬斷多餘的線。他的手伸進裝魚餌的鐵桶，濕淋淋地捏住黑色的水蛭或者著名的勒羅伊牌魚餌，就是那種“保證釣到魚”的活餌。他手裏拿著黃綠色包裝的辛格爾牌點心，辣得咬一口就會帶來一陣笑聲的泡菜，以及芥末花生醬三明治。
我父親的手和他身體的其他部位一樣，很早就起床，然後出現在報紙財經版的邊緣。當我們還住在明尼蘇達州時，他會把這份報紙揉成幾個蓬鬆的紙團，把它們扔進本傑明·富蘭克林發明的木製火爐，劃火柴將其點燃，按壓扁桃狀的鼓風器。把火生起來之後，他就會用一把紅漆已經剝落的舊木柄刮鏟在爐子上烤藍莓蕎麥麵餅。
但如果你玩猜謎遊戲，謎麵是“查理·芒格的雙手”，多數人給出的第一個謎底都是“書籍”。無論他在什麽地方，他的雙手總是捧著一本打開的書，通常是本傑明·富蘭克林的傳記，或者最新的遺傳學著作。也有人會給出“圖紙”這個謎底，因為他曾經設計過許多建築。
當我想起父親的手，我還能看到它們每年在奧馬哈數千人前的舞台上舉起。他的手指抓住健怡可樂，拿著花生糖或者巧克力脆皮香草冰淇淋，或者離開人們的視線，伸進喜詩糖果盒，去摸索酒心杏仁巧克力。他雙手抱胸，搖著頭說：“我沒有什麽要補充的。”他的雙手隨著一次充滿哲理的漫長回答而有節奏地起伏，讓體育館裏所有的手都鼓起掌來。
父親的手伴隨每個有趣的笑話和每個具有教育意義的故事而做出各種手勢，它們像雕塑家的手那樣塑造了我。我和我兒子的手很像我父親，這讓我既高興又感激。
巴裏·芒格如是說
幾年前，我看過加爾文·特裏林寫的《父親的密信》。那是一本關於他父親艾比·特裏林的回憶錄。艾比生於烏克蘭，在密蘇裏州長大，他的職業生涯大半花在打理堪薩斯市幾家相鄰的雜貨店上。艾比·特裏林認為節儉是美德，收到賬單當天便去付費，每周六天淩晨四點就起床，去為他的商店挑選新鮮的水果和蔬菜。他話很少，然而天性開朗而且詼諧，跟孩子們說話從不裝腔作勢。他打牌打得很好。他喜歡說風涼話，但始終樂觀地認為，隻要有良好的表現和性格，人們就能過上好日子。
盡管不以懂得挑選水果和蔬菜聞名，我父親和艾比有很多相似之處，但這並不是我喜歡這本輕鬆、活潑而有趣的小書的全部原因。讀這本書的時候，我總是想起我的父親，雖然他走過的人生經曆和艾比·特裏林大相徑庭，唯一的共同點是我父親曾經在一家中西部的雜貨店——奧馬哈的巴菲特父子商店——做過兼職。
就像我父親，艾比·特裏林也有一種和他的個性不符的老派作風，這部分是由於他也在中西部生活吧。他從來不認為駕駛轎車長途奔襲或者釣魚是“與時俱進”的機會。他也不愛打電話。他的兒子最終驚歎道：“我聽說有些父親會在書房或者劃艇或者轎車中和兒子進行真心的交流，我父親從來沒做過這樣的事情，但他依然對我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作者采用《父親的密信》這個書名，是因為覺得他父親肯定借由某種經過加密的信息來傳達他的期望。“有可能我父親使用的密碼太過微妙，乃至我根本察覺不到它的存在”，他寫道。
所有認識我父親的人都知道他的表達方式並不總是微妙的，但他有許多發送信息的方法。例如，打橋牌的時候，假設他不喜歡對家總是出昏招，便會直截了當地說：“你打牌打得像個水管工人。”但如果想要向他的孩子們提供嚴肅的建議，他更有可能將他要傳達的意思編進某個故事，讓孩子們坐下來，講給他們聽，這樣就不會顯得是專門責怪一個人。在這兩個例子中，他都表現得既坦誠又和藹——那就是無與倫比的查理——在牌桌上，他並不拐彎抹角，而是直接不帶惡意地挖苦對方；在餐桌上，他則用旁敲側擊來顧及孩子們的感受。他實際比表麵看上去微妙多了。
我有個朋友最近談起我父親時這麽說：“你爸爸坐在他的椅子上，看上去就像總統山……”我完全清楚他的意思。很少有人隻需坐在靠背椅上就能讓人想起5700英尺的高山和四位總統的臉孔，但我父親就是這麽令人高山仰止。芒格家的孩子們都曾向這座總統山提出要求，感覺就像《綠野仙蹤》裏的桃樂絲請求奧茲女巫一樣，隻不過奧茲女巫更為饒舌。這座總統山並非有求必應。父親有時候從喉嚨裏發出低沉的聲音，仿佛總統山剛剛經曆了火山噴發，讓人很難弄清楚他的意思。還有什麽比沉默更微妙費解的嗎？
也許不同於艾比·特裏林的是，我父親確實通過他寫下的講稿、收發的信件，以及許多有關社會政策、心理學、商業倫理、法律和其他領域的文章傳達信息。本書收錄了許多這樣的講稿、信件和文章。沒有收錄在內的是我父親寫的便條。便條一般非常簡短，隻是一份“收件人”名單，但偶爾會出現一些風趣的言語，比如1996年他貼在伯克希爾·哈撒韋某個瑞典股東所寫的長篇感謝信後麵的便條——“我希望你們覺得這封信很好玩，”我父親寫道，“要是我對我的太太和子女的影響，也像我對其他某些人的影響那樣就好了。”
看完特裏林那本書之後，我把它寄給我爸爸。我想他就算在書中看不到自己的影子，也應該會喜歡書中描寫的中西部風情、特裏林家的移民奮鬥史和幽默的文筆。作者在字裏行間流露出深厚的感情，我想我可以用這本書向我父親表達這些感情，雖然不夠直接，但我喜歡這樣的表達方式。至少，我想這本書可以讓父親感到欣慰：他的信息已被收到，盡管我們並沒有總是牢牢記住。
大約一個星期後，書被寄回來了，信封上的地址條是他的秘書貼上去的。信封裏沒有字條，所以我不知道他是把它看完了呢，還是拒絕這本書。那本書光潔如新，所以我認為我的用意就像散落在總統山的紙張，並沒有被領會。然而，沒有太多東西能逃過我父親的眼睛。原來他隻是告訴秘書，給家裏的每個人都寄上一本。
菲利普·芒格如是說
最令我感動的記憶是關於我和父親去布魯克斯兄弟商店和馬莎百貨購買衣服。大多數人已經知道，父親並不是一個時髦的人。他曾說過，他的行為和觀點足夠離經叛道了，所以在穿衣上應該循規蹈矩。他說，雖然他有時候脾氣暴躁，但他對正統社會風俗的遵從和他的幽默感使他能夠和其他人和睦相處。
我記憶猶新地回想起父親帶我去布魯克斯兄弟商店給我買第一套正裝的情形。當時這家商店仍在洛杉磯市區那座漂亮的木板建築中營業。那時我肯定是11歲或者12歲。我至今依然能看見該店電梯兩扇光亮的銅門正在打開，我們在貨架上挑選。父親選了一套深灰色的細條紋西裝。16歲那年，我們去買了另一套西裝，這次是三件套；在我參加辯論隊期間，我始終穿著這套衣服。參加巡回賽的時候，它在碼頭幫我擋住了西北的湖泊吹來的寒風。我們同時還買了一雙休閑皮鞋，那是給我暑假到《每日快訊》實習（這是父親為我們兄弟安排的成年禮）穿的，這雙鞋直到今天還能穿。這就引起另外一個話題了。我們曾在倫敦的馬莎百貨購買一件棕色的粗花呢外套，當時父親說：“這件衣服的麵料很耐磨。”他欽佩這兩家商店，因為它們都曆史悠久，也因為它們的商品價格比較公道。在我父親看來，經久耐用永遠是排在首位的優點，此外還有莊重和正統。和富蘭克林相同，一旦養成習慣之後，無論是穿衣服的習慣還是其他習慣，他便不想去改變。
我仍然還在布魯克斯兄弟商店買衣服，部分原因是每年聖誕節，父親會給所有子女每人一張購物卡，那時候正好是冬天換季打折的時機。但我總是去不隻這麽一次。有一年，我用他送的購物卡買了一條帶縱褶的西褲。我父親瞟了我幾眼說：“你想穿得像個爵士鼓手嗎？”在紐約，布魯克斯仍在那座美麗的老樓營業。我每次去都會想起父親；我非常喜歡那個地方。1988年冬天，我去牛津上學，父親把他一件舊的布魯克斯外套送給我，它是暗綠色的，有帶拉鏈的襯裏，我想它可能是父親在1940年代買的。我每天晚上從博德萊安圖書館回家時，它幫我擋住了英國那潮濕刺骨的寒冷。回到美國之後，我發現我把這件外套忘在公交車上了。這次損失讓我非常難過。時至今日，我仍在想，要是這件衣服還在就好了。
2001年8月，芒格夫婦和家人在英國肯特郡慶祝他們結婚45周年。
朋友們如是說：“查理聰明、好奇、專注……而且有點心不在焉。”
我們都有一些小毛病——我的親友說我有時候會心不在焉和固執己見。也許他們說得沒錯。
——查理·芒格
羅伊·托爾斯，1946年以來的朋友和生意上的夥伴
查理有把事情徹底弄清楚的欲望。他遇事喜歡窮根究底，無論該事跟他有密切關係與否。任何引起他注意的事情，他都想對其有更多的認識，更多的了解，弄清楚那到底是怎麽回事。
（注：羅伊·托爾斯在2008年2月1日去世）
格倫·米切爾，1957年以來的朋友
他知道如何聚精會神、全神貫注地鑽研一個問題而不受外界的幹擾。就算有人走進房間，拍拍他的後背，給他端另一杯咖啡或者別的東西，查理也不會察覺到他們的存在，因為他那過人的聰明才智全都被用上了。
鮑勃·伯德，西科金融公司總裁，1969年以來的朋友和合夥人
當查理陷入沉思的時候，他往往對周遭的一切視若無睹，甚至會忽略社交禮儀。我記得當時我們去跟森費德（CenFed）金融集團談判，請他們接管我們的儲蓄和貸款業務，查理和我去他們的辦公樓找他們的總裁塔德·羅威利。我們的洽談很成功——查理隻要用心，就能夠顯出魅力——我們雙方對談判的結果都非常滿意。
塔德送我們到電梯口。我們剛走到那裏，電梯門就開了，查理直接走了進去。他沒有道別，沒有握手，什麽也沒有。留下塔德和我站在外麵，微笑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沃倫·巴菲特，1959年以來的朋友和合夥人
我曾經和查理去紐約市參加所羅門兄弟公司的董事會。我們走出該公司的大樓，站在人行道上，討論早先會談的結果。反正我認為我們當時正在交談，突然間，我發現我自說自話有一會了。我四處張望查理，隻見他爬上一輛出租車的後座，直接去機場了。沒有道別，什麽也沒有。
人們認為使查理看不到某些事情的是他的眼睛（許多年前，查理做過白內障手術，在手術中他失去了一隻眼的視力）。但那其實並不在於他的眼睛，而是他的頭腦！查理曾經把車停在十字路口，跟我討論一個複雜問題，紅綠燈都變了三次，許多車在我們後麵按喇叭，而查理隻顧說個不停。
狄克·艾斯本思赫德，1959年以來的朋友和合夥人
說到好奇和專注，如果查理對某樣東西感興趣，他就會真的用心去鑽研。我記得他在我們的事務所發表過三次演講，說的是他在廣泛的閱讀中遇到的“已逝的偉人”：艾薩克·牛頓、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和西蒙·馬克斯。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他在關於西蒙·馬克斯（馬莎百貨的第二任掌門人）的演講中那句畫龍點睛的評語：“找出你最擅長的事情，然後持之以恒、樂此不疲地去把它做好。”當然，這也是查理一貫的生活方式。
霍華德·巴菲特，沃倫·巴菲特之子，1959年以來的朋友
多年以來，查理常常到我們位於南加利福尼亞海濱的家裏做客。我記得跟他“交談”時其實隻有他一個人在說話。我覺得我應該隨身帶本詞典，查閱他說的話中那些我不認識的單詞。我記得我很少開口，因為我怕問了不該問的問題會顯得像個傻子。他太聰明啦，跟我父親一樣，是個聰明絕頂的人。
從前有人引用我的話（當然是斷章取義了），說我父親是我認識的人裏麵第二聰明的，最聰明的那人是查理。為了家庭和睦，對這樣的報道我就不予評價啦。
比爾·蓋茨如是說
本傑明·富蘭克林曾經說過：“天父並不需要我們的崇拜或讚美，因為他的偉大，更在我們的讚美之上，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別的理由。”
我想這句話也適用於查理·芒格——不管我或其他人在這本書中給予他什麽樣的讚美，他仍是那個最善於自嘲和最欣賞自己的笑話的人。
認識查理之前，沃倫告訴我，查理是生意場上的最佳拍檔。他還警告我，跟查理說話的時候，別指望能插上嘴，因為在雞尾酒會上，查理連喝酒的空當也會舉起手來，阻止別人開始說話。
他還警告我，說如果我要找一個船長，查理可能不是最佳人選。他講了一個故事：查理曾經將船舵打到急轉彎的方位，然後全速倒退，在波平如鏡，也沒有其他船隻的湖麵上，硬是把船給弄沉了。
查理甚至超越了沃倫給予我的高度期望。他確實是我遇到過的最淵博的思想家。從經商原則到經濟規律，從學生宿舍的設計到遊艇的設計，他都沒有對手。
我們最值得紀念的一次通信談論的是股票期權及其扭曲商業結果的力量。我們最長的一次通信詳細地討論了裸鼢鼠的擇偶習慣以及它們對人類的啟示。
查理擁有用簡單的描述來抓住要點的本領。在討論後代的智力時，他說那就像購買“基因彩票”。當說起那些為股票期權辯護的風險投資家時，他稱他們為“連在妓院裏彈鋼琴的人都不如”。當談起成本補償合同對效率的有害效應時，他喜歡說“就算是蠢驢也知道要慢下來”。
這本展現查理智慧的書早就該出版啦！
我們的經驗往往會驗證一個長久以來的觀念：隻要做好準備，在人生中抓住幾個機會，迅速地采取適當的行動，去做簡單而合乎邏輯的事情，這輩子的財富就會得到極大的增長。
上麵提到的這種機會很少，它們通常會落在不斷地尋找和等待、充滿求知欲望而又熱衷於對各種不同的可能性作出分析的人頭上。
這樣的機會來臨之後，如果獲勝的幾率極高，那麽動用過去的謹慎和耐心得來的資源，重重地壓下賭注就可以了。
——查理·芒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