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一章 第三回合 暮色下的抗爭
第四十一章 第三回合
暮色下的抗爭
家庭紐帶
喬布斯一直熱切盼望著參加2010年6月兒子的高中畢業典禮。“當我被診斷出患有癌症時，我跟上帝做了筆交易——無論如何，我一定要看到裏德畢業，這個信念支撐我挺過了2009年。”他說。已經讀高中四年級的裏德，跟他父親18歲的時候驚人地相似——那洞察一切又略帶叛逆的微笑、那專注的眼神，還有那一頭濃密的深色頭發。但裏德也從母親那兒繼承了對人友善和極富同情心的特質，而這卻是他父親所不具備的。他感情豐富，願意與人為善。每當喬布斯身體不適時，常常悶悶不樂地坐在廚房的餐桌前盯著地板發呆，這時，唯一能讓他眼前一亮的就是看見裏德走進來。
裏德深愛著他的父親。就在我開始寫作本書不久，他來到我的住處，像他父親經常做的那樣，提議我們出去散步。他熱切地告訴我，他父親不是一個唯利是圖的冷酷商人，他的動力來源於他對事業的熱愛和對蘋果產品的自豪。
在喬布斯被診斷出患有癌症後，裏德開始去斯坦福的腫瘤學實驗室做暑期實習，通過DNA測序去尋找結腸癌的基因標誌。在一次實驗中，他追蹤到了基因變異如何在家庭成員間傳播。“我病了以後，能讓我感到一絲安慰的極少事情之一，就是裏德可以有很多時間跟一些優秀的醫生一起做研究。”喬布斯說，“他對此表現出的熱情正像我在他這個年齡時對計算機的那種熱情。我認為21世紀最大的創新將是生物學與技術的結合。一個新的時代正拉開序幕，就像我在他的年齡時，數字時代正拉開序幕一樣。”
裏德以他的癌症研究為基礎，在他水晶泉高地中學（Crystal Springs Uplands School）的班級做了畢業報告。當他描述著如何用離心機和染色法做腫瘤的DNA測序時，他的父親和其他家人一起坐在觀眾席中，麵帶微笑。“我幻想著將來裏德和他的家人住在帕洛奧圖這兒的一棟房子裏，他在斯坦福做醫生，每天騎著自行車去上班。”喬布斯後來說。
2009年，當喬布斯看似不久於人世時，裏德迅速成熟起來。父母在孟菲斯時，他照顧著兩個妹妹，已經頗具家長風範。不過等到2010年春天他父親的健康狀況穩定下來後，他就又恢複了愛打趣調侃的個性。一天吃晚飯時，他跟家人討論帶女朋友去哪兒共進晚餐。他父親建議去伊爾弗納奧餐廳（Il Fornaio），那是帕洛奧圖高級餐廳的代表，但是裏德說他沒訂到位子。“你想讓我試試嗎？”他父親問。裏德拒絕了，他想自己解決。生性有點兒羞澀、在家排行老二的埃琳建議說她可以在家裏花園中搭一個帳篷，她和妹妹伊芙可以在那兒為他們奉上一頓浪漫的晚餐。裏德站起來擁抱了她，承諾說改天一定要享用一下。
一個周六，裏德作為學校“神童”（Quiz Kids）團隊的四名選手之一，參加了一家當地電視台舉行的比賽。除了去參加馬術表演的伊芙，全家人都來給他加油。在電視台的工作人員亂糟糟地做準備時，他父親努力控製著自己不耐煩的情緒，坐在擺著一排排折疊椅的家長席中，盡量不引人注意。但是他穿著標誌性的牛仔褲和黑色高領衫，很容易被認出來，一個女人直接拉了把椅子坐到他旁邊開始給他拍照。喬布斯沒有看她，站起身挪到了那排座位的另一端。當裏德上場時，他的姓名牌上寫的名字是“裏德·鮑威爾”。主持人問他們長大以後想做什麽。“癌症研究者。”裏德回答說。
比賽結束後，喬布斯開著他的雙人座奔馳SL55，帶著裏德，妻子鮑威爾開著自己的車，帶著埃琳緊隨其後。在回家路上，鮑威爾問埃琳對爸爸拒絕給他自己的車掛牌照怎麽想。“叛逆唄。”埃琳回答說。後來我問了喬布斯這個問題。“因為人們有時候會跟蹤我，如果我有牌照，他們會跟到我家來，”他回答說，“但現在有了穀歌地圖，這種說法也就不成立了。所以我想，實際上，隻是因為我沒有牌照。”
在裏德的高中畢業典禮上，喬布斯用iPhone給我寫了一封郵件，得意地說，“今天是我最快樂的一天。裏德就要高中畢業了，就是現在。我把一切雜務都拋開了，我就在現場。”當晚一些好朋友和家人在他家舉行了派對。裏德跟每個家庭成員都跳了舞，包括他父親。之後，喬布斯把兒子帶到倉庫，讓兒子從他的兩輛自行車裏挑一輛，他覺得自己不會再騎了。裏德開玩笑說那輛意大利的看起來有點兒顏色太鮮豔，所以喬布斯讓他選旁邊那輛結實的8速自行車。當裏德說他很感激時，喬布斯回答說：“你不用感激，因為你有我的DNA。”不久以後，《玩具總動員3》公映。對於皮克斯的這一三部曲，喬布斯從一開始就精心培育，而最後這一部是圍繞著安迪離開家去上大學的種種感情故事。“我真希望我能永遠和你在一起。”安迪的媽媽說。“你永遠都在。”安迪回答。
喬布斯跟他兩個小女兒的關係就稍顯疏遠。他對埃琳的關注更少，埃琳比較安靜內向，似乎不知該怎麽跟他相處，尤其是當他語出傷人的時候。她是個淡定而有魅力的少女，有種比她父親更成熟的敏感。她認為自己想要成為一名建築師，也許是因為她父親對這個領域的興趣使然，而且她對設計有很好的感覺。但是當她父親給裏德看新蘋果園區的設計圖時，她就坐在廚房的另一邊，似乎她父親並沒有想到要叫她過去一起看。2010年春天她最大的願望是讓父親帶自己去參加奧斯卡頒獎典禮。她熱愛電影。不僅如此，她還想跟父親一道乘他的私人飛機去，而且跟他一起走紅地毯。鮑威爾自己願意放棄這次奧斯卡之旅，並試圖說服喬布斯帶埃琳去，但是他否決了這個想法。
就在我的寫作快要完成的時候，鮑威爾告訴我埃琳想讓我對她進行采訪。我本來自己是不會提出這種要求的，因為她那時剛滿16歲，但是我同意了。埃琳強調的觀點是，她理解為什麽她父親不能經常給予她關注，而且她也能接受。“他既要做父親又要做蘋果公司的CEO，已經盡了全力，而且還兼顧得不錯。”她說，“有時候我也希望能得到他更多的關注，但是我知道他的工作非常重要，而且我覺得那很酷，所以我沒問題。我也不太需要更多的關心。”
喬布斯曾許諾，在每個孩子13歲以後都會帶他們去他們自己選擇的地方旅行一次。裏德選擇了京都，他知道他父親對那座美麗的城市散發出來的禪意有多麽迷戀。在埃琳2008年滿13歲時，她同樣選擇了京都。然而喬布斯的病情迫使他取消了那次旅行，他答應等他好一些，2010年再帶她去。但是等到2010年6月他又不想去了。埃琳為此垂頭喪氣，但並沒有抗議。取而代之的是，她母親帶她跟一些朋友一起去了法國，把京都的旅行改到了7月。
鮑威爾擔心丈夫會再次取消，所以當全家在7月初飛到夏威夷康娜度假村時，她激動不已，因為這是去京都旅行的第一步。可是在夏威夷喬布斯患上嚴重的牙痛，他沒在意，就好像他單憑意誌就能讓齲齒消失一樣。結果那顆牙壞掉了，必須要補。再之後就發生了iPhone 4的天線危機，他決定帶著裏德趕回庫比蒂諾。鮑威爾和埃琳留在了夏威夷，希望喬布斯能回來繼續按計劃帶她們去京都。
讓大家都鬆了一口氣但又略為驚訝的是，喬布斯在新聞發布會後真的回到了夏威夷，接上她們一起去了日本。“這真是個奇跡。”鮑威爾跟一個朋友說。裏德在帕洛奧圖家裏照顧伊芙，埃琳跟父母一起住在俵屋旅館（Tawaraya Ryokan），喬布斯喜歡這家酒店的極簡風格。“那兒真是美妙極了。”埃琳回憶說。
20年前，喬布斯曾帶著埃琳同父異母的姐姐莉薩·布倫南–喬布斯來到日本，當時她差不多就是埃琳這個年齡。最讓莉薩難忘的就是跟父親一起分享美食，看著這個以往對食物那麽挑剔的人品嚐鰻魚壽司和其他佳肴。看到他吃的那麽快樂，莉薩第一次感覺到跟他在一起很放鬆。埃琳也回憶了類似的經曆：“爸爸確切地知道他每天中午想去哪兒吃午飯。他告訴我他知道一家超級美味的蕎麥麵館，他帶我去那兒，真是太好吃了，結果後來就很難再吃蕎麥麵，因為其他地方都做不出那種味道。”他們還發現附近有一家小小的壽司店，喬布斯在他的iPhone上給它加的標簽是“我吃過的最棒的壽司”。埃琳也有同感。
他們還參觀了京都有名的佛教禪宗寺廟。埃琳最喜歡的是西芳寺（Saihoji），也被稱為“苔寺”，因為在它金色池塘周圍的花園裏生長著100多種苔蘚。“埃琳真的非常高興，這讓人倍感欣慰，也幫助改善了她和她爸爸之間的關係。”鮑威爾回憶說，“那是她應得的。”
他們的小女兒伊芙則有著不同的個性。她有勇氣、有自信，絕不會被她父親嚇倒。她熱愛騎馬，而且決心要騎到奧運會上去。當一個教練告訴她那將需要很多努力時，她回答說：“準確地告訴我我需要做些什麽。我會去做。”教練告訴了她後，她就開始勤奮地遵照課程去訓練。
要搞定她父親很難，但伊芙精於此道。她常常給他的助理直接打電話，確保把某件事記入他的日程。她還是個相當不錯的談判專家。2010年的一個周末，一家人正在規劃一次旅行，埃琳希望推遲半天出發，但又不敢跟父親講。當時隻有12歲的伊芙自告奮勇承擔了這個任務。晚餐時，她有條有理地向父親提出這個請求，儼然一位正在最高法院陳辭申辯的律師。喬布斯打斷了她說：“不行，我不想那樣。”但是很顯然，他更多是覺得好玩而不是厭煩。晚上伊芙還跟媽媽一起分析了多種可以促成她的提案的方法。
喬布斯開始欣賞伊芙的這種精神——而且在她身上看到了很多自己的影子。“她是個炮筒子，比我見過的任何孩子都要倔強。”他說，“像是報應一樣。”他非常理解她的個性，可能因為跟他自己很相像。“伊芙要比很多人想象的敏感得多。”他解釋說，“她太聰明了，她比別人強，不知不覺中就會疏遠別人，結果發現自己沒什麽朋友。她還在學習怎樣做她自己，但同時也需要磨磨棱角，這樣才能得到她需要的朋友。”
喬布斯跟妻子的關係有時很複雜，但彼此忠誠。勞倫·鮑威爾是個善解人意、富有同情心的人，對喬布斯而言，她是一個穩定的力量，這也說明喬布斯可以通過在自己周圍集結一些意誌堅定、通情達理的人來彌補他的自私衝動。她靜靜地參與公事，堅定地照顧家事，犀利地處理醫療事務。在他們剛結婚的時候，她和別人一起創辦了一個全國性的校外項目——“直通大學”（College Track），幫助家境困難的孩子讀完高中考入大學。從那時起，她就成了教育改革運動的領導力量。喬布斯很欣賞妻子的工作：“她在直通大學做的事情讓我印象深刻。”但他總體上還是不太看得上慈善事業，也從未去過她的校外活動中心。
2010年2月，喬布斯跟家人一起慶祝了55歲生日。廚房裝飾了彩帶和氣球，孩子們給了他一頂紅絲絨的玩具王冠，他真的戴上了。既然他已經從折磨了他一年的病痛中康複了，鮑威爾希望他能對家庭更加關心。但是在很大程度上，他又恢複了對工作的關注。“我覺得那對家人來說，尤其是對女兒們來說，很難以接受。”她告訴我，“病了兩年之後，他終於好了一點兒，孩子們期待他能夠更關注他們，但是他沒有。”她說她希望，他性格的兩方麵都能夠在本書中得到反映，而且不能斷章取義。“跟很多有非凡天分的人一樣，他並不是在所有方麵都同樣優秀。”她說，“他沒有社交風度，不會設身處地替別人著想，但是他高度關注如何發揮人性的作用、讓人們獲得力量，如何使人類進步，並給人類創造正確的工具去追求進步。”
奧巴馬總統
2010年初秋，在去華盛頓的一次旅行中，鮑威爾見到了白宮的一些朋友，他們告訴她，奧巴馬總統將於10月訪問矽穀。鮑威爾建議，總統或許願意跟她丈夫見上一麵。奧巴馬的助手們喜歡這個想法，認為這種安排也跟總統新近對競爭力的關注很契合。另外，風險投資家、喬布斯的好朋友約翰·杜爾之前曾經在總統經濟複蘇顧問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談到了喬布斯關於為什麽美國在失去競爭優勢的觀點。他也建議奧巴馬應該跟喬布斯會麵。所以，總統的行程上被留出了半個小時的時間，並安排二人在舊金山機場的威斯汀酒店見麵。
然而問題是，當鮑威爾告訴丈夫這個安排時，他卻說不想去。喬布斯對她背著他安排了這件事感到不悅。“我不想被安插進一個象征性的會談，就為了他能在行程表上記錄他見了一個CEO。”他告訴她。鮑威爾堅持說奧巴馬“真的很想見到你”。喬布斯回答說如果真是那樣，奧巴馬應該親自打電話來提出邀請。這個僵局持續了5天。她把在斯坦福上學的裏德叫回家來吃飯，試圖讓他勸說父親。喬布斯最後態度軟了下來。
這次會談實際上持續了45分鍾，喬布斯說話絲毫不留情麵。“看你的架勢，你就想當一屆總統吧。”一開場喬布斯就這樣對奧巴馬說。否則，他說，奧巴馬政府應該對企業更友好一些。他描述了在中國建一家工廠有多麽容易，而這在現在的美國幾乎是不可能的，主要是由於監管和不必要的成本。
喬布斯還抨擊了美國的教育體係，說它陳舊得毫無希望，而且被工會製度掣肘。在教師工會瓦解前，幾乎沒有希望進行教育改革。他說，教師應該被當作專業人員對待，而不是工廠組裝生產線上的工人。校長應該有權力根據教師的水平決定聘用或解雇他們。學校每天應至少開放到下午6點，一年的開課時間應為11個月。他還說，他非常奇怪美國的教室裏依然是老師站在講台上用教科書講課。所有的書、學習資料和測試都應該是數字化的，而且是互動的，為每個學生專門定製，並提供實時反饋。
喬布斯主動提出要組織一個會議，找六七個真正能解讀美國所麵臨的創新挑戰的CEO來，總統接受了這個建議。因此喬布斯起草了一份名單，計劃12月在華盛頓開會。不巧，在瓦萊麗·賈勒特（Valerie Jarrett）和總統的其他助理添加了一些人名後，這個名單就擴充到了20多人，這些人以通用電氣總裁傑弗裏·伊梅爾特（Jeffery Immelt）為首。喬布斯給賈勒特發了封郵件說，這個名單過於冗長，他不打算去了。事實上他的健康狀況那時又突然出現問題了，因此他當然也無法參加，杜爾也私下裏向總統做出了解釋。
2011年2月，杜爾開始籌備在矽穀為奧巴馬總統舉行一個小型晚宴。他跟喬布斯以及夫人們一起去帕洛奧圖一家希臘餐廳埃維亞（Evvia）吃飯，並為這場晚宴擬定了一個小範圍的來賓名單。被選中的科技巨頭包括穀歌的埃裏克·施密特、雅虎的卡羅爾·巴茨（Carol Bartz）、Facebook的馬克·紮克伯格、思科的約翰·錢伯斯（John Chambers）、甲骨文的拉裏·埃利森、基因泰克的亞瑟·萊文森和網飛公司（Net?ix）的裏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喬布斯對這次晚宴細節的關注延伸到了食物。杜爾給他發了建議的菜單，他回複說餐廳建議的幾道菜——蝦、鱈魚、扁豆沙拉——太過花哨，“而且不是你的風格啊，約翰”。他尤其反對菜單中的甜點——用鬆露巧克力裝飾的奶油派，但是白宮的先遣人員駁回了他的意見，告訴餐廳總統喜歡奶油派。由於喬布斯過於消瘦，很怕冷，杜爾把室溫調得很高，以致紮克伯格大汗淋漓。
喬布斯坐在總統旁邊，做了如下開場白：“無論我們的政治理念是什麽，我希望你了解，我們來這兒是為了做任何你要求的事情來幫助我們的國家。”盡管如此，晚宴從一開始就變成CEO們沒完沒了地建議總統可以為他們的企業做些什麽。比如錢伯斯就強烈建議推行海外報稅優惠政策——大型企業如果在某個時期內把在海外獲取的利潤拿回美國投資，就可以免稅。總統聽得很煩，紮克伯格也是，他轉身跟坐在他右邊的瓦萊麗·賈勒特小聲說：“我們應該討論什麽對國家是重要的。為什麽他隻是說什麽對他有利？”
杜爾把討論拉回到主題，讓每人都建議一些切實可行的方案。輪到喬布斯時，他強調需要有更多訓練有素的工程師，建議對任何在美國拿到工程學位的外國留學生都應該頒發簽證，讓他們留在美國。奧巴馬說那隻有在《夢想法案》（Dream Act）的範圍內才會實現。該法案允許小時候非法移民到美國的外國人在高中畢業後成為合法居民——這曾經是共和黨政府禁止的。喬布斯覺得這正體現了政治是如何導致社會癱瘓的。“總統是個聰明人，可是他一直在向我們解釋為什麽事情做不成。”他回憶說，“把我氣壞了。”
喬布斯繼續敦促要找到一種方式培養更多的美國工程師。他說，蘋果在中國的工廠雇用了70萬名工人，這就是為什麽需要3萬名工程師去支持這些工人。“你在美國雇不到那麽多工程師。”他說。這些工廠的工程師不必是博士或天才，他們隻需要掌握基本的製造業工程技術。技術學校、社區大學或貿易學校都可以培養。“如果你能培養出這些工程師，”他說，“我們可以把更多的製造廠搬回來。”這個觀點給總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接下來的一個月裏，總統跟助手們提到了兩三次：“我們必須找到方法，把喬布斯告訴我們的那3萬名製造工程師培養出來。”
喬布斯很高興奧巴馬在跟進這個想法，那次會後他們還通過幾次電話。他還主動提出幫奧巴馬做2012年總統競選的政治廣告。（他2008年就提出過同樣的建議，但後來奧巴馬的策略師戴維·阿克塞爾羅德不夠聽話，他就煩了。）“我認為政治廣告糟糕透了。我願意請李·克勞重新出山，我們可以給他做出非常棒的廣告。”那次晚宴後過了幾周，喬布斯這樣告訴我。喬布斯一直在跟疼痛奮戰，但是關於政治的討論讓他興奮不已。“每過一段時間，就會有一個真正的廣告大師參與進來，就像哈爾·賴尼（Hal Riney）在1984年為裏根競選連任製作的‘美國的早晨’（It"s morning in America）。那正是我想為奧巴馬做的。”
2011年，第三次病休
癌症複發時總會發出些信號，喬布斯對此已了然於心。他會失去食欲，並開始全身疼痛。他的醫生們會給他做一些檢查，但什麽都查不到，就讓他安心，說他看起來一切正常，但是他心裏清楚。癌症有它的信號通路，在他感受到那些跡象幾個月以後，醫生們就會發現癌症果然複發了。
2010年11月初，這樣的身體不適狀態又開始了。他渾身疼痛，吃不了東西，隻能靠一個護士來家裏給他靜脈注射補充營養。醫生們沒發現有更多腫瘤的跡象，他們以為這隻是另一次周期性的對抗感染和消化不良的反應。喬布斯從來都不是一個能默默忍受疼痛的人，所以他的醫生們和家人對他的抱怨早已習以為常。
他和家人一起去康娜度假村過感恩節，但是進食情況並未改善。在那裏，客人們是在同一個房間進餐的，其他客人都假裝沒有注意到消瘦憔悴的喬布斯在吃飯時坐立不安、抱怨不止、對他的食物碰都不碰一下。他的健康狀況絲毫沒有泄露，也算是該度假村及其客人們品質的一個有力證明。回到帕洛奧圖以後，喬布斯變得越發情緒化和難以相處。他認為自己快要死了，他告訴孩子們，一想到他可能再也不能為他們慶祝生日了，他就會哽咽。
到聖誕節時，他的體重下降到115磅，比正常時的體重低了50多磅。莫娜·辛普森隨前夫——電視喜劇作家理查德·阿佩爾——以及孩子們一起來帕洛奧圖度假，氣氛活躍了一些。兩家人會一起在室內玩遊戲，例如Novel，遊戲中，參與者看誰能炮製出一本書中最讓人信服的第一句話，以此互相愚弄。喬布斯低落的情況一度似乎有了轉機。聖誕節後幾天，他甚至能跟鮑威爾一起出去吃晚飯。新年假期時，孩子們去滑雪度假，鮑威爾和莫娜·辛普森輪班在帕洛奧圖的家裏陪著喬布斯。
然而，到了2011年初，他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已經不再是另一個簡單的不適狀態了。醫生們查出了新腫瘤的證據。癌症加劇了他的食欲不振。醫生們要努力確定在他目前的瘦弱狀態下，他的身體能承受多少藥物治療。他有時候疼得彎下腰，呻吟著告訴朋友們，他身體的每一寸都像挨了打一樣。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癌症的早期症狀會引起疼痛，而嗎啡和其他止痛藥又讓他食欲不振。他的一部分胰髒被切除了，並移植了新的肝髒，所以他的消化係統有缺陷，不能很好地吸收蛋白質。體重下降使得積極的藥物治療更加困難。他的虛弱，以及有時要用免疫抑製劑來防止身體排斥移植的肝髒，都使他更容易受到感染。體重下降也導致疼痛感覺神經周圍的油脂層變薄，加劇了他的疼痛感。而且他會有極端的情緒波動，生氣和抑鬱的回合都被拉長，進一步抑製他的食欲。
多年來喬布斯對食物的態度使得他的進食問題更加嚴重。年輕時，他學到可以通過禁食獲得一種快感和愉悅。因此盡管他知道應該吃東西——他的醫生們請求他攝入高質量的蛋白質，但他承認在他潛意識裏仍然本能地想要禁食、想要像他十幾歲時就學到的阿諾德·埃雷特水果養生法那樣節食。鮑威爾一直告訴他那是種瘋狂的舉動，甚至指出埃雷特56歲時絆了一跤，撞到了頭就死了。當看到喬布斯在飯桌前沉默地低著頭發呆時，鮑威爾會非常憤怒。“我想讓他逼著自己吃東西，”她說，“家裏的氣氛真是太緊張了。”他們的兼職廚師布裏亞·布朗還是每天下午來家裏做一桌健康美食，但是喬布斯會用舌尖嚐一兩種就說所有的都沒法兒吃。有一天晚上他宣布說，“我也許能吃一點南瓜派。”好脾氣的布朗居然一個小時就做出了一個漂亮的派。雖然喬布斯隻吃了一小口，但布朗還是備受鼓舞。
鮑威爾谘詢了很多研究進食失調問題的專家和精神病學家，但是喬布斯卻一直回避他們。他拒絕為他的消沉接受任何藥物或其他方式的治療。“當你有某種感受時，”他說，“例如對你的癌症或困境感到悲傷或憤怒，試圖掩飾這些感受就是在虛偽地過日子。”事實上他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他變得難以相處、愛哭，激動地向身邊所有人哀歎他快要死了。消沉的情緒讓他更不愛吃東西，這也成了惡性循環的一部分。
網上開始出現喬布斯形容枯槁的照片和視頻，很快，關於他病重的傳言四起。鮑威爾意識到，問題在於那些傳言是真的，而且不會散去。喬布斯兩年前肝髒出問題時，就是猶豫再三才休了病假，這次他同樣抗拒這個休病假的想法。這就像要離開他的故土，不知道還能不能回來。2011年1月，當他最後不得不接受這個無可回避的現實時，董事會成員都已有心理準備。在電話中他告訴他們，自己希望再次休病假。會議隻開了三分鍾。以前他經常跟董事會討論，如果他出了什麽事，他認為誰可以接替他，還提供了短期和長期的各種選擇。但是在當前的情況下，毋庸置疑，蒂姆·庫克要再次接管日常的運營工作。
接下來一個周六的下午，喬布斯讓妻子召集他的醫生們開會。他發現，自己正麵臨著一個從不允許在蘋果發生的問題——他的治療是零零散散的，而不是綜合全麵的。他有多種多樣的疾病，每一種都是由不同的專家治療的——腫瘤學家、疼痛專家、營養學家、肝髒病學家和血液學家——但是他們並沒有以一種有序的方式被緊密地協調起來，就像詹姆斯·伊森在孟菲斯所做的那樣。“醫療行業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缺少個案服務專員或協調人，他們的作用就像是橄欖球隊裏的四分衛一樣。”鮑威爾說。在斯坦福尤其如此，似乎沒有人負責研究營養跟止痛以及腫瘤學之間的關係。因此，鮑威爾把斯坦福的各種專家請到家裏開會，也從其他地方請來一些治療理念更前衛或更綜合的醫生，例如南加州大學的戴維·阿古斯（David Agus）。他們一起擬定了對付疼痛並協調其他治療的新方案。
有賴於尖端科學的發展，醫生們得以讓喬布斯總是比癌症的蔓延快上一步。他是世界上最早接受癌症腫瘤基因和正常基因做測序治療的20個人之一。當時這項治療耗資超過10萬美元。
基因測序和分析由斯坦福、約翰·霍普金斯和哈佛–麻省理工博德研究所的研究團隊合作完成。了解喬布斯體內腫瘤的特殊基因和分子特征後，他的醫生們就可以挑選特定的藥品，直接針對導致他的癌細胞異常生長、有缺陷的分子位點進行治療。這種方法，稱為定位靶向治療法，比傳統的化療方法更為有效，化療會破壞身體裏所有細胞的分裂過程，無論是癌細胞還是健康細胞。這種定位靶向治療並非藥到病除，但時常效果顯著：它使醫生可以篩選大量的藥品——常見或不常見的，已經上市的或還在研製的——從中選出三四種可能最有效的。當他的癌細胞變異、一種藥物不再有效時，醫生們就可以換下一種藥物繼續治療。
雖然鮑威爾謹慎地監管著丈夫的醫護手段，但喬布斯是對每種新的治療方案最後拍板的人。2011年5月發生了典型的一幕，喬布斯跟喬治·費希爾和其他斯坦福的醫生、博德研究所的基因測序分析師，以及他的外部顧問戴維·阿古斯一起開了個會。他們都聚集在帕洛奧圖四季酒店的一個套間裏。鮑威爾沒有來，但是兒子裏德在場。在三個小時的會議中，斯坦福和博德的研究人員介紹了他們發現的他體內癌症基因特征的新信息。喬布斯如往常一樣情緒不安。博德研究所的一個分析師誤用了Poe演示軟件更好，甚至說要教他怎麽用。會議結束時，喬布斯和他的團隊已經了解了所有的分子數據，評估了每種潛在治療方案的原理，並列出了要確定每種治療方案優先級所需要做的測試。
他的一位醫生告訴他，有可能他的癌症和其他相似的癌症很快會被歸為可控製的慢性疾病，可以一直被遏製，直到他死於其他問題。“我要麽就是最先這樣跑贏癌症的人之一，要麽就是最後死於這種癌症的人之一。”一次喬布斯在跟醫生們開會後這樣告訴我，“不是最先上岸的，就是最後被淹死的。”
來訪者
在喬布斯2011年宣布病休時，情況看起來很緊急，連一年多沒有聯係的莉薩·布倫南–喬布斯都安排一周後從紐約飛了回來。她跟父親的關係建立在層層疊疊的怨恨之上。在她人生前10年，喬布斯基本上對她棄之不顧，可以理解這帶給她怎樣的創傷。雪上加霜的是，她還繼承了父親渾身是刺的性格，以及在他看來她母親的憤世嫉俗。“我跟她說過很多次，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希望在她5歲的時候我曾是個更好的爸爸，但是現在她應該放下過去，而不是一輩子都記恨在心。”就在莉薩回來前，喬布斯這樣回憶說。
莉薩的這次來訪很順利。喬布斯開始感覺好一些，他有心情去彌補傷害，並對周圍的人表達他的感情。32歲的莉薩平生第一次在認真地談戀愛。她的男朋友是來自加利福尼亞的一位正在打拚的年輕的電影製作人，而喬布斯居然心情好到建議她結婚後搬回帕洛奧圖來。“你瞧，我不知道我還能在這個世上活多久。”他告訴她，“醫生們也無法告訴我。如果你想更多時間見到我，你就得搬到這邊來。為什麽不考慮一下呢？”雖然莉薩沒有搬到西海岸來，但是喬布斯還是為與女兒的和解感到高興。“我原來並不肯定我想讓她來，因為我病著，不想再有更多複雜的事情。但是我很高興她來了。這幫我解決了壓在心底的很多問題。”
喬布斯那個月還接待了另一個想要修繕關係的來訪者。住在不到3個街區外的穀歌聯合創始人拉裏·佩奇，當時他剛剛宣布計劃從埃裏克·施密特手裏接管公司的控製權。他知道如何取悅喬布斯：他詢問是否可以過來請教一下做一個好CEO有什麽秘訣。喬布斯仍然對穀歌感到氣憤。“我的第一個想法是，‘去你媽的。’”他回憶說，“但是後來我想了想，意識到在我年輕的時候每個人都幫助過我，從比爾·休利特到在惠普工作的鄰居。所以我給他回電話說沒問題。”佩奇來到他家，在喬布斯的客廳裏，聽他講如何創造偉大的產品和生命力持久的公司。喬布斯回憶道：
關於專注和人的選擇，我們談了很多。如何知道應該信任誰，以及他如何打造一支可以依賴的團隊。我給他講了阻礙以及必須采用什麽樣的攔截戰術去防止公司變得鬆散或充斥著二流選手。我強調的主要事項就是專注。要想清楚，穀歌成熟以後想成為什麽樣的公司。現在攤子鋪得到處都是，那麽，你想專注去做的5個產品又是什麽？把其他的都扔掉吧，因為它們會拖你的後腿，它們會把你變成微軟，導致你生產的產品雖符合要求但不偉大。我盡量做了我能做的。我會繼續與像馬克·紮克伯格一樣的人做這樣的事。我餘生的一部分時間會用來做這個。我可以幫助下一代記住當下偉大企業的血統，以及如何把這些傳統發揚光大。矽穀一直非常支持我。我應該盡我所能做出回報。
喬布斯2011年病休的公告也引發了其他人到帕洛奧圖的朝聖之旅。例如，比爾·克林頓就曾登門拜訪，討論從中東到美國政治的所有事情。但最令人感動的來訪者是另一位生於1955年的天才，那個30多年來作為喬布斯的對手和夥伴、共同定義了個人電腦時代的人——比爾·蓋茨。
比爾·蓋茨對喬布斯的癡迷從未消減過。2011年春天我跟蓋茨在華盛頓共進晚餐，他到華盛頓是為了談他的基金會的全球健康項目。他驚訝於iPad的成功，以及喬布斯即使在生病期間都那麽專注於尋找方法去加以改進。“我現在隻不過是在把全世界的人從瘧疾這類災病中解救出來，而史蒂夫仍然在創造驚人的新產品。”他有些傷感地說，“也許我應該留在那場遊戲裏。”他衝我微笑，以確認我感覺到他在開玩笑，或至少是半開玩笑。
通過兩人共同的朋友邁克·斯萊德，蓋茨安排了5月來看喬布斯。在原計劃的前一天，喬布斯的助理打電話說喬布斯的狀態不夠好。於是他們重新定了日程。一天下午，蓋茨開車來到了喬布斯家，他從後門走到敞開的廚房門口，看到伊芙正在餐桌上學習。“史蒂夫在嗎？”他問。伊芙指向了客廳。
他們在一起待了三個多小時，追憶過去。隻有他們兩個。“我們就像這個行業裏的兩個老家夥在回首過去。”喬布斯回憶說，“他比以往我看到的任何時候都開心，我一直在想，他看起來真健康。”蓋茨也同樣驚訝於喬布斯雖然瘦得嚇人，但還是比他預想的要精力充沛。喬布斯對自己的健康問題毫不避諱，至少在那一天，感覺他很樂觀。他告訴蓋茨，他的一係列靶向藥物治療方法就像“從一片荷葉跳到另一片”，試圖總是比癌症快上一步。
喬布斯問了些關於教育的問題，蓋茨描述了他對未來學校的設想——學生們自己觀看講座和視頻課程，而課堂時間用來討論和解決問題。他們一致認為，迄今為止，計算機對學校的影響小得令人吃驚——比對諸如媒體、醫藥和法律等其他社會領域的影響小得多。蓋茨說，要改變這一點，計算機和移動設備必須致力於提供更多個性化的課程並提供有啟發性的反饋。
他們也談了很多關於家庭樂趣的話題，包括他們多麽幸運，娶了適合的女人，也有了很好的孩子。“我們大笑著說，他能遇到勞倫是多麽的幸運，是勞倫讓他保持了一半的心智健全。而我能遇到梅琳達，讓我保持一半的心智健全，也很幸運。”蓋茨回憶說，“我們也討論了做我們的孩子是多麽富有挑戰的事情，以及我們如何能減輕他們的壓力。這次談話比較私密。”其間，伊芙晃到了客廳，她跟蓋茨的女兒詹妮弗一起參加過馬術表演，蓋茨向她詢問了她的馬術訓練情況。
在談話接近尾聲時，蓋茨稱讚喬布斯創造了“那些令人難以置信的東西”，以及在20世紀90年代末從那些差點兒毀了蘋果的家夥手裏把它拯救了出來。他甚至還做了個有趣的讓步。縱觀他們的職業生涯，彼此對於數字世界最根本的一個問題都抱有對立的理念——硬件和軟件應該緊密整合還是應該更加開放。“我曾經相信那種開放的、橫向的模式會勝出。”蓋茨告訴他，“但是你證明了一體化的、垂直的模式同樣也可以很出色。”喬布斯也承認說：“你的模式也成功了。”
他們都是正確的。他們各自的模式都在個人電腦領域取得了成功，Mac跟多種使用Windows係統的機器同時存在，可能在移動設備領域也會是如此。但是，在跟我追溯完他們的討論後，蓋茨補充了一條警告性的說明：“一體化的模式之所以成功，是因為有史蒂夫在掌舵。但那並不意味著它將在未來的多個回合中獲勝。”在描述了他們的會麵後，喬布斯也感覺有必要加上一句對蓋茨的警告：“當然，他的分散模式可行，但並沒有製造出真正偉大的產品。這是問題的所在，並是最大問題。至少在一段時間內是。”
這一天來了
喬布斯還有很多想法和項目要付諸實施。他想顛覆教科書產業，通過為iPad開發電子教材和課程資料，拯救那些背著沉重的書包蹣跚而行的學生們的脊柱。他還想跟最早的Mac團隊的朋友比爾·阿特金森合作，設計新的數碼技術，改善像素水平，讓人們即使在光線不足的情況下也可以用iPhone拍攝出出色的照片。他還想把自己在電腦、音樂播放器和電話方麵所做的創新也應用到電視機上，讓它們變得簡潔高雅。“我想發明一種非常簡單易用的一體化電視機，”他告訴我，“它將可以跟你所有的電子設備以及iCloud無縫同步，”用戶將無須再擺弄複雜的DVD和有線電視的遙控器，“它將具有你能想象到的最簡單的用戶界麵。我終於開始著手做這件事了。”
但是到2011年7月，他的癌細胞已經擴散到骨骼和身體的其他部位，而醫生們難以找到對症的藥物進行治療。他很疼，睡眠不規律，筋疲力盡，不得不停下工作。他和鮑威爾之前還預訂了一艘帆船，準備那個月底全家去航海，但是這些計劃都擱淺了。那段時間，他已經基本上不能吃固體食物了，每天大部分時間都在臥室看電視。
8月，我接到消息說他希望我去一下。我在一個周六的上午來到他家，他還在睡覺，我跟他的妻子和孩子們坐在滿是黃玫瑰和各種雛菊的花園裏，直到他派人來叫我進去。我看到他蜷縮在床上，穿著卡其色的短褲和白色套頭衫。他的腿瘦骨嶙峋，但是笑容很輕鬆，思路依然敏捷。“咱們得抓緊，我隻有一點兒力氣了。”他說。
他想給我看一些私人照片，讓我選幾張用在這本書裏。因為他太虛弱了，下不了床，所以指點我去房間的各個抽屜裏找，我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拿給他。我坐在床邊，一張一張地舉起來給他看。有些照片會讓他講出許多故事，而有些，他隻是嘟囔一聲或是微微一笑。我從未見過他養父保羅·喬布斯的照片，所以當看到一張照片上一個帥氣而貧窮的20世紀50年代的父親抱著個剛會走路的孩子時，我非常驚訝。“沒錯，那是他，”喬布斯說，“你可以用這張。”然後他指示我打開窗邊的一個盒子，裏麵有一張照片是他父親在他的婚禮上慈愛地望著他。“他是個偉大的人。”喬布斯靜靜地說。我低聲嘀咕了一句“他應該為你感到驕傲”之類的話。喬布斯糾正我說：“他確實為我感到驕傲。”
有那麽一會兒，這些照片似乎讓他精神為之一振。我們談到了他一生中很多人對他的看法，從蒂娜·萊德斯到邁克·馬庫拉，再到比爾·蓋茨。我想起蓋茨上次來看喬布斯之後說的話，就是關於蘋果雖然證明了一體化的策略可行，但前提是“因為有史蒂夫在掌舵”。喬布斯認為這麽說很愚蠢。“任何人都可以用這種方式創造出更好的產品，不隻是我。”他說。於是我問他能不能說出另一家公司，它們也因堅持端到端一體化的策略而做出了偉大的產品。他思索了一會兒，努力想找出個例子來。“那些汽車公司，”他最後說，但是又加了一句，“或者至少它們曾經是。”
當我們的討論轉移到當前經濟和政治的糟糕局麵時，他提出了一些尖銳的觀點，說全世界都缺少強有力的領導。“我對奧巴馬感到失望。”他說，“他的領導力出現問題是因為他不願意得罪別人或讓那些人滾蛋。”他猜到了我在想什麽，會心地笑著說：“是的，我就從來沒有這種問題。”
兩個小時以後，他話少了，所以我站起身準備告辭。“等等，”他又示意我坐下。過了一兩分鍾他才有足夠的力氣講話。“當初，我對這個項目有很多恐懼，”他最後說，他指的是決定跟我合作寫這本書的事，“我真的很憂慮。”
“那你當初為什麽要這麽做呢？”我問。
“我想讓我的孩子們了解我。”他說，“我不經常在他們身邊，我希望他們知道這是為什麽，並理解我做的事情。另外，在我生病以後，我意識到如果我死了，其他人肯定會寫我，而他們根本不了解我。他們會全都搞錯。所以我想確保有人能聽到我想說的話。”
兩年以來，他從未問過我在這本書裏寫了些什麽或我得出了哪些結論。但是此時此刻他看著我說：“我知道在你的書裏會有很多我不喜歡的內容。”這句話更多的是提問而不是陳述。他盯著我，等待一個答複，我笑著點了點頭，說肯定會是那樣。“很好。”他說，“這樣它就不會看起來像是本內部著作。我一時半會兒不會讀它，因為我不想被氣瘋。可能我一年後會讀——如果我還活著的話。”說到這兒，他閉上了眼睛，已經沒有力氣了，於是我悄悄地離開了。
整個夏天，他的健康狀況不斷惡化，喬布斯開始慢慢地麵對一個不可回避的現實：他不會再回蘋果做CEO了。他辭職的時間到了。他為這個決定斟酌了幾個星期，其間跟他妻子、比爾·坎貝爾、喬尼·艾夫和喬治·萊利都討論過這個問題。“我期望為蘋果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為如何正確地移交權力做出一個榜樣。”他告訴我。他拿公司過去35年間曆次艱難的過渡開著玩笑。“這一切充滿了戲劇性，像是在第三世界國家一樣。我的一個目標就是把蘋果建設成全球最好的公司，而一個有序的過渡對此非常關鍵。”
他決定做出這一過渡的最佳時機，就是8月24日公司董事會的例會。他非常想親自到場宣布，而不是發封電子郵件或電話接入會議，所以之前他一直強迫自己吃東西以恢複體力。會議前一天，他決定可以參加，但是需要輪椅的幫助。公司做好安排，把他接到總部，然後盡量秘密地用輪椅把他推到董事會的會議室。
他在11點前到達，董事會正在對各種委員會報告和其他例行事宜進行收尾。大多數人都知道要發生什麽事情。但是大家並沒有直入主題，而是由蒂姆·庫克和首席財務官彼得·奧本海默先介紹了本季度業績和未來一年的展望。之後，喬布斯平靜地說，他有些個人的事情要宣布。庫克問，自己和其他高管是否應該離開，喬布斯停頓了30多秒鍾，最後決定讓他們離開。會議室裏隻剩下6位外部董事，他開始大聲朗讀由他口授寫並反複修改了幾星期的一封信。“我總是說，假如某天自己無法繼續履行蘋果CEO的義務、無法滿足大家對這一職位的期待，我會第一個告訴你們。”信這樣開頭，“不幸的是，這一天來了。”
這封信的內容簡單直接，隻有8句。信中，他建議由庫克接替他，並提出自己繼續擔任董事長。“我相信蘋果最燦爛、最有創造力的日子還在前方。我期待著以一個新的角色注視著它的成功，並為之做出貢獻。”
現場長時間的沉默。阿爾·戈爾第一個講話，他曆數了喬布斯在任期間的種種成就。米基·德雷克斯勒補充說，看著喬布斯對蘋果的變革是“我在商界看到的最不可思議的事情”。亞瑟·萊文森稱讚了喬布斯為平穩過渡做出的努力。坎貝爾什麽都沒說，但在移交權力的正式決議通過後，他眼睛裏閃著淚光。
吃午飯時，斯科特·福斯托和菲爾·席勒進來展示一些正在開發中的產品的模型。喬布斯不斷提出問題和想法質疑他們，尤其是關於第四代無線網絡的容量以及未來的電話需要有什麽功能。其間福斯托展示了一個語音識別軟件。正如他所擔心的，喬布斯在演示過程中抓過手機，開始試驗他能不能把它搞暈。“帕洛奧圖是什麽天氣？”他問道。軟件回答正確。問了一些問題之後，喬布斯突然挑戰它說：“你是男的還是女的？”令人驚奇的是，那個軟件用它的機器人聲音回答說，“他們沒有給我分配性別。”現場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
但話題轉到平板電腦時，有人以勝利的口吻說惠普突然放棄了這個領域，因為無法跟iPad競爭。但是喬布斯卻神情嚴肅，說這其實是個悲傷的時刻。“休利特和帕卡德創建了一家偉大的公司，他們以為把它交到了可靠的人手裏。”他說，“可是現在這家公司正處於分裂和毀滅之中，太悲哀了。真希望我能留下更強大的遺產，這樣的話，那樣的事就永遠不會發生在蘋果身上。”他準備離開時，董事會成員都聚過來跟他擁抱告別。
在跟高管團隊開會宣布了這個消息之後，喬布斯跟喬治·萊利一起乘車回家。他們到家時，鮑威爾正在後院的蜂房采集蜂蜜，伊芙在幫她。她們脫掉防護服，把蜂蜜罐拿進廚房，裏德和埃琳也都在那兒，大家要一起慶祝這次優雅的交接。喬布斯嚐了一勺蜂蜜，誇讚說甜美無比。
那晚，他向我強調說，他希望在健康狀況允許的情況下繼續積極工作。“我會參與新產品的開發和營銷，以及我喜歡做的事情。”他說。但是，當我問到放棄他親手創建的公司的控製權感覺如何時，他的語氣充滿留戀，開始使用過去時。“我有過很幸運的事業，有過很幸運的人生。”他回答說，“我已經做了我能做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