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章 21世紀的 蘋果脫穎而出
第三十四章 21世紀的Mac
蘋果脫穎而出
蛤、冰塊和向日葵
自從1998年推出iMac後，喬布斯和喬尼·艾夫將誘人的設計變成了蘋果電腦的招牌。他們推出了橙色蛤殼式筆記本電腦，以及標榜“禪意”、外觀如冰塊般的專業台式電腦。有些產品就好比你從衣櫥角落裏翻出的喇叭牛仔褲，當時看起來比現在回想起來要更好；這些產品體現出蘋果對設計的熱愛，這種熱愛有時過於強烈。但是，蘋果因此脫穎而出，並獲得了在“Windows世界”中生存所需要的名氣。
蘋果公司於2000年推出的Power Mac G4 Cube非常迷人，最終進入紐約現代藝術博物館。該產品是一台邊長隻有8英寸的完美立方體，跟舒潔麵巾紙盒一般大小。它是喬布斯審美觀的純粹表達，它的精密源於極簡主義風格。該機器從外部看不到按鈕；沒有CD托盤，隻有一個微小的插槽。同早期的Mac一樣，該款產品也沒有風扇。這裏表達的是純粹的禪意。“當看到一個外表如此貼心的東西時，你會想，‘噢，哇，這裏麵也一定超出想象。’”喬布斯在接受《新聞周刊》采訪時說道，“我們通過簡化去除多餘的東西，取得進步。”
G4 Cube並非虛有其表，其功能也很強大。但是，該產品並不成功。它已然被設計成一款高端台式電腦，但是喬布斯想要將其推向大眾市場，就像他的幾乎所有產品一樣。結果，Cube在兩個市場的表現都不好。普通的專業人士並不追求在自己的桌上放一台寶石般的雕塑，而大眾市場消費者寧可購買一款平淡無奇的台式機，也不願花兩倍的價錢買這款產品。喬布斯曾預計，蘋果公司每季度將賣出20萬台Cube。但在其銷售的第一季度，隻賣出了預計的一半。第二季度，銷量低於3萬台。喬布斯後來承認，Cube設計過度且定價過高，就像當年的NeXT電腦一樣。但是，漸漸地，喬布斯吸取了自己的教訓。在製造iPod這類設備時，他會控製成本並做出必要的權衡，讓產品能夠在預算內按照預定時間發布。
2000年9月，蘋果公司的營收不佳，部分原因是Cube的銷售業績太差。當時，科技泡沫開始破裂，蘋果公司在教育市場正處於衰落狀態。蘋果公司的股價之前一直處於60美元以上，在一天之內下跌50%；至同年12月初，其股價已低於15美元。
但這些都沒能阻止喬布斯繼續推動個性鮮明，甚至是喧賓奪主的新設計。當純平顯示器具備了商業可行性後，他決定用新產品取代iMac；iMac是一款半透明的台式電腦，就像《傑森一家》裏的東西。艾夫想出了一個有些傳統的模型，將電腦主機和純平顯示器合而為一。喬布斯不喜歡這個提議，一如在皮克斯和蘋果常做的那樣，他立即決定重新思考方案。他覺得艾夫提出的設計缺少純粹性。“如果你要把所有東西都塞到顯示器後麵，那幹嗎要純平的顯示器？”喬布斯向艾夫發問道，“我們應該讓每個元素都忠於它本身。”
當天，喬布斯早早回到家，開始仔細考慮這個問題，並把艾夫也叫來了。他們漫步至花園，喬布斯的妻子在花園裏種了許多向日葵。“每年我都在花園裏做些瘋狂的事兒，當時就是種了很多向日葵，給孩子們一個滿是向日葵的家。”她回憶道，“喬尼和史蒂夫當時正在思考產品的設計問題，然後喬尼問，‘把屏幕像向日葵的構造那樣和底座分離開來怎樣？’他感到很興奮，並開始畫起了草圖。”艾夫很喜歡用自己的設計來表達一個故事，他意識到，向日葵造型能傳達出純平顯示器的流暢性和出色的響應功能，仿佛隨時可以迎著太陽轉動。
在艾夫的新設計中，Mac的屏幕連著一個鉻合金活動支頸，這樣整個顯示器不僅看上去像向日葵，也讓人聯想到《頑皮跳跳燈》中小台燈的俏皮個性，該動畫片是約翰·拉塞特為皮克斯製作的第一部短片。蘋果為這一設計申請了許多專利，大多數都計入艾夫名下，但就其中一項設計——“平板顯示器和底座之間由一個活動組件連接”，喬布斯將自己列為主要發明者。
現在回想起來，蘋果Mac的一些設計似乎有點兒太過可愛了。然而其他電腦製造商處於另一個極端。人們以為計算機行業應該充滿創新，但實際上，這一行業充斥著設計粗糙的通用型電腦。戴爾、康柏和惠普這些公司，曾經貿然地嚐試過新造型並把電腦噴塗成藍色，後來也都將電腦製造外包出去，並展開價格競爭。蘋果憑借大膽的設計和開創性的應用，如iTunes和iMovie，成為唯一有所創新的企業。
英特爾芯片
蘋果公司的創新並非流於表麵。1994年起，該公司就一直在使用PoarMax電腦，而喬布斯則開始暗中計劃拋棄摩托羅拉/IBM的PowerPC芯片，轉而投向英特爾的懷抱。換芯片並不容易，這相當於要重新編寫整個操作係統。
喬布斯並沒有給予董事會任何實質性權力，但他還是秘密地同董事會成員一起從各個角度討論想法，並仔細思考戰略。會議中，他會站在白板前，主導自由討論。就是否應該轉移至英特爾架構，董事們討論了18個月。“我們就這個事情進行辯論，提出了很多問題，最終一致決定有必要這麽做。”董事會成員亞瑟·萊文森回憶道。
保羅·歐德寧（Paul Otellini）時任英特爾公司總裁，後來成為該公司CEO；他開始與喬布斯私下碰頭。兩人相識於喬布斯努力保全NeXT公司的時候，歐德寧後來回憶：“他的傲慢態度那時還算有所收斂。”歐德寧性格冷靜幽默，2000年過後的最初幾年，他和喬布斯談生意的時候，發現喬布斯“暴躁脾氣又回來了，不像當初那樣謙恭”，但歐德寧並不生氣，反而覺得很有趣。英特爾公司與其他電腦製造商也有合作，喬布斯希望拿到比那些公司更好的價格。“我們必須用有創造性的方式來談攏數字。”歐德寧說。兩人的大多數談判都在長距離散步時完成，這是喬布斯喜歡的方式。有時他們會走到斯坦福校園上麵架設被稱作“盤子”的電子望遠鏡的山丘上。散步開始時，喬布斯會以一個故事開頭，闡述自己如何看待計算機演進的曆史，而散步結束時，已經在就具體數字討價還價了。
“人們都覺得英特爾是個難對付的合作夥伴，這是安迪·格魯夫和克雷格·巴雷特（Craig Barrett）掌管英特爾時給人的印象。”歐德寧說，“而我想要告訴大家，英特爾是一家可以合作的公司。”於是，英特爾派出一支精幹團隊與蘋果公司合作，在6個月的期限內成功完成了芯片轉換。喬布斯邀請歐德寧參加蘋果公司百傑集思會。歐德寧身著兔子裝一樣的英特爾實驗室外套，擁抱了喬布斯。2005年兩家公司就合作發表了公開聲明，一向矜持的歐德寧又一次做出了同樣的舉動，大屏幕上閃爍著“蘋果和英特爾終於走到了一起”的字樣。
比爾·蓋茨對此感到十分驚奇。他對於設計色彩花哨的電腦機箱並無興趣，但是秘密換掉電腦內部的CPU，並能按時無縫完成，這是他真正欽佩的壯舉。多年後我采訪蓋茨，提起喬布斯的成就，他告訴我：“如果你說，好，我們現在要換掉微處理器芯片，但是一拍都不能落下，這聽起來是不可能的，但他們基本做到了。”
期權
喬布斯的怪癖之一便是對於金錢的態度。1997年重回蘋果時，他聲稱自己是這樣一種人：可以為1美元的年薪工作，為的是公司的利益，而非個人利益。但是，對於不受常規的董事會審查和業績考核約束的巨額期權激勵政策（即授予大量以一個既定價格購買蘋果股票的權利），他卻推崇備至。
當他於2000年初甩掉了頭銜中的“臨時”二字，正式成為CEO，他從埃德·伍拉德和董事會那裏得到了一大筆期權（還有那架飛機）。有悖於他一直以來所表現出的那種不貪財的形象，他索要的期權數量甚至比董事會最初的提議還要多，這令伍拉德大跌眼鏡。不過就在喬布斯將這些期權收入囊中後沒多久，這一切都變得毫無價值。受累於Cube令人失望的銷量，加之互聯網泡沫的破裂，蘋果股價於2000年9月一瀉千裏，令這些期權變得一錢不值。
雪上加霜的是，《財富》雜誌2001年6月刊登了一篇題為“天價CEO：巧奪豪取”的封麵報道，直指CEO薪酬過高的問題。那期雜誌的封麵上就是揚揚得意的喬布斯。雖然他所持有的期權此時並無價值，但在這些期權被授予的當時，技術估值方法（被稱為“布萊克–斯科爾斯估值法”）給它們的定價高達8.72億美元。《財富》聲稱這“絕對是”有史以來給予CEO的最高報酬。真是悲慘至極。用4年的艱辛工作帶領蘋果起死回生的喬布斯兜裏幾乎沒有一分錢，此時卻成了貪婪CEO的典型代表，這讓他看起來像是一個偽君子，也損害了他的自我形象。他給編輯寫了一封言辭激烈的信，表示自己的期權實際上“價值為零”，既然《財富》報道的價值是8.72億美元，他願意打個五折把這些期權賣給《財富》。
與此同時，鑒於舊的期權基本上已經一文不值，喬布斯希望董事會能授予他另外一大筆期權。他對董事會堅稱，這樣做更多的是為了讓自己獲得應有的認可，而不是發大財，也許這也是他內心的一種信念。“這跟錢並沒有多大的關係。”後來在證券交易委員會就這些期權提起的一起訴訟中，喬布斯在作證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每一個人都希望得到其他人的認可……我覺得董事會當時並沒有真正地認可我。”由於他的期權已經沒有價值，他認為董事會應該主動向他提出新的股權激勵，而不是等他開口索要。“我認為我的工作很出色，期權會讓我感覺好一些。”
事實上，喬布斯親手選定的董事們並沒有虧待他。他們於2001年8月決定授予他另外一大筆期權，當時公司的股權略低於18美元。問題在於，喬布斯還擔心個人形象問題，特別是在《財富》發表那篇文章之後。除非董事會同時取消舊的那筆期權，他不想接受這些新的期權。但這樣做在財務上會有負麵的影響，因為這實際上等於期權的重新定價，會導致衝減當期利潤。避免這個“可變會計”問題的唯一方法就是在新期權授予至少6個月後再取消舊的期權。此外，喬布斯開始就新期權的授予速度問題與董事會討價還價。
直至2001年12月中旬，喬布斯才接受了新的期權，而且又等待了6個月之後才取消了舊的期權。但那個時候，蘋果股價（經過分股後的調整）已經上漲了3美元，達到了21美元。如果行權價定在這個新的水平，那麽每一份期權的價值便會下降3美元。於是蘋果的法律顧問南希·海寧（Nancy Heinen）在分析了近期的股價之後，幫著選定了10月份的某一天為基準，那一天的股價是18.30美元。她還簽批了一係列的會議記錄，刻意顯示董事會是在這一天批準這個期權計劃的。對喬布斯來說，這一倒簽行為可能價值2 000萬美元。
最終，喬布斯又一次在分文未得的情況下遭到了公眾的惡評。蘋果股價持續下跌，到2003年3月，即使是新的期權都已經一錢不值，喬布斯索性把期權全部賣出，得到了7 500萬美元——從他1997年返回蘋果公司直至2006年新期權授予完畢，這相當於他每年入賬830萬美元。
如果《華爾街日報》沒有在2006年就期權的日期倒簽現象刊登那個影響巨大的係列報道，這一切本來算不了什麽。報道中並沒有提到蘋果公司的名字，但蘋果的董事會委派了一個三人委員會（阿爾·戈爾、穀歌的埃裏克·施密特，以及曾在IBM和克萊斯勒任職的傑裏·約克）對公司的內部行為展開了調查。“一開始我們就決定，如果史蒂夫確實負有責任，我們不會姑息遷就。”戈爾回憶說。委員會發現了喬布斯以及其他一些高管的期權激勵中的違規之處，並立即向證券交易委員會遞交了調查結果。報告中說，喬布斯對日期倒簽行為是知情的，但他最終並沒有從中獲得經濟利益。（迪士尼公司董事會的一個委員會也發現，皮克斯公司在喬布斯主政期間也曾有過類似的倒簽行為。）
針對這類倒簽行為的法律模糊不清，特別是，蘋果公司最終並沒有一個人因此而獲益。證券交易委員會用了8個月的時間完成了調查，並於2007年4月宣布不追究蘋果，這“部分是基於公司對委員會調查工作迅捷、全麵、出色的配合以及（它）及時的主動匯報”。盡管證券交易委員會發現喬布斯對倒簽行為確實知情，但撇清了他有任何不當行為的嫌疑，因為他“對會計上的影響並不知情”。
但證券交易委員會控告了當時擔任董事的前首席財務官弗雷德·安德森以及公司法律顧問南希·海寧。退役空軍上尉安德森長著一個方方的下巴，為人極度正直，曾以他的機智與平和在公司具有影響力，以擅長控製喬布斯的臭脾氣而聞名。證券交易委員會僅控之以“疏忽”責任，無非涉及某些期權政策（不是給喬布斯的那些）中的文書工作，而且允許他繼續出任企業的董事。但是，他最終辭去了蘋果董事一職。
安德森認為自己成了替罪羊。當他與證券交易委員會達成和解，他的律師發布了一份聲明，將某些罪責加到了喬布斯的頭上。聲明說，安德森已經“提醒過喬布斯先生，期權應該按照董事會實際批準的日期定價，或者進行會計定價”。而喬布斯回答說“董事會之前已經批準了”。
海寧最初奮起反擊對她的指控，最終同意和解，交了一筆220萬美元的罰金了事。類似的，蘋果公司本身也同意支付1 400萬美元的損失賠償金，了結了一起股東訴訟。
“為了一個人的麵子，發生了這麽多本可避免的問題，這很罕見。”喬·諾塞拉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我們現在說的依然是喬布斯。”無視規則與製度，他製造的風氣讓海寧這樣的人難以違背其意願。有時，他有偉大的創新，但其身邊的人卻因此而付出代價。尤其是在補償問題上，由於難以違背他一時的怪念頭，許多聰明人犯了嚴重的錯誤。
在某些方麵，喬布斯在薪酬問題上的立場與他的停車怪癖有異曲同工之處。他拒絕使用CEO專有車位，卻霸占了殘疾人停車位。他希望被（他自己和其他人）看成一個願意為1美元年薪工作的人，卻又希望得到大筆的期權。從一名反主流文化的叛逆者變為一名商業創業者，他自身充滿了矛盾。他希望在心靈上得到的啟迪和感悟，與他通過股票和期權獲得的財富並無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