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ppl開機，啟動，接入……
第五章 Apple I
開機，啟動，接入……
1976年，丹尼爾·科特基和喬布斯在大西洋城舉行的個人電腦節上展示Apple I
慈愛的機器
20世紀60年代末，各種文化潮流在舊金山和矽穀交匯。技術革命伴隨著軍事承包商的增加而興起，並迅速擴展到電子公司、微芯片製造商、視頻遊戲軟件設計師和計算機公司。這裏出現了黑客的亞文化群——雲集於此的有資深玩家、電話飛客、電子朋克、業餘愛好者以及純粹的極客——包括那些不願遵照惠普模式行事的工程師和他們不合群的孩子們。這裏有準學術性的團體在研究迷幻藥的效果，參與者包括來自帕洛奧圖增強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的道格·恩格爾巴特（Doug Engelbart），他後來參與發明了電腦鼠標以及圖形用戶界麵；還有肯·凱西（Ken Kesey），他為了歌頌毒品舉行了一場聲光盛宴，請來了一支樂隊表演，而這支樂隊就是後來的“感恩而死”（Grateful Dead）。在這裏，灣區垮掉的一代發起了嬉皮士運動，伯克利的言論自由運動誕生了一批叛逆的政治活躍分子。在這背景下，一係列實現自我、追求心靈啟迪的行為風靡一時——禪宗和印度教，冥想和瑜伽，原始尖叫和感覺剝奪，伊莎蘭治療法和埃哈德研討訓練。
嬉皮士信仰與計算機力量的交融，思想與科技的結合，都在史蒂夫·喬布斯的身上得到了體現。他早晨冥想，然後去斯坦福旁聽物理學課程，晚上在雅達利工作，並夢想著能創辦自己的事業。“有些奇妙的事情正在這裏上演，”回首彼時彼處，他說道，“最好的音樂來源於此——感恩而死、傑弗遜飛船樂隊（Jefferson Airplane）、瓊·貝茲（Joan Baez）、詹尼斯·喬普林（Janis Joplin），集成電路以及《全球概覽》（The Whole Earth Catalog）之類的事物也在這裏誕生。”
起初，技術人員和嬉皮士們並沒有多少交集。很多反主流文化的人認為電腦是不祥的，是奧威爾式的專製統治工具，為五角大樓和統治階層所獨有。在《機器神話》（The Myth of the Machine）一書中，曆史學家劉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警告說，電腦正在一點一點吞噬我們的自由，損害“有益人生的價值觀”。那一時期穿孔卡片上的一條警示語——“請勿折疊、卷曲或損壞”——成為了左派反戰人士的諷刺用語。
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初期，人們的想法開始轉變。“計算機一度被定義為官僚機構的控製工具，人們對此不屑一顧，後來成為個人表達與自由解放的象征，並被欣然接受。”約翰·馬爾科夫（John Markoff）在他研究反主流文化群體與計算機產業關係的書《睡鼠說了什麽》（What the Dormouse Said）中這樣寫道。理查德·布勞提根（Richard Brautigan）在他1967年創作的《慈愛的機器照看一切》（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一詩中就描繪過這樣的場景，而當蒂莫西·利裏宣稱個人電腦已經成為了新的迷幻藥，並將他那句著名言論改寫成“開機，啟動，接入”（turn on，boot up，jack in）時，電腦致幻便得到了證實。後來喬布斯與音樂人波諾結識，兩人經常討論，為什麽那些來自灣區的沉溺於搖滾樂和毒品的叛逆反主流文化分子，最終幫助創建了個人電腦產業。“那些開創了21世紀的人，都像史蒂夫一樣，他們是來自西海岸、吸著大麻、穿著涼鞋的嬉皮士，他們會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問題。”他說，“東海岸、英格蘭、德國以及日本的等級製度不鼓勵這種與眾不同的思考方式。60年代孕育的這樣一種無政府主義的思維模式，恰恰有助於人類對一個尚不存在的世界展開想象。”
有一個人在推動反主流文化人群與黑客的聯合中發揮了作用，他就是斯圖爾特·布蘭德（Ste）的開頭，他與道格·恩格爾巴特合作創造了利用聲光演示新技術的方法，並稱其為“演示之母”。“我們這一代的大多數人都將電腦看作集權控製的化身而蔑視它，”布蘭德後來寫道，“但有一小部分人——也就是後來被稱作黑客的人——欣然接受了電腦並開始將它們轉變成解放的工具。這一舉動後來被證明是通向未來的正確道路。”
布蘭德經營著一樁名為“全球卡車商店”（The Whole Earth Truck Store）的生意，剛開始隻是一輛四處遊蕩的卡車，出售各種很酷的工具和教育材料。1968年，為擴大影響範圍，他創立了《全球概覽》。創刊號的封麵就是那張著名的從太空拍攝的地球照片，副標題是“通往工具之路”。潛在的含義是科技也能成為人類的朋友。布蘭德在創刊號的第一頁上寫道：“一個關乎私密的個人力量的領域正在蓬勃發展——這樣的力量可以讓個人實現自己的教育，找到自己的靈感，塑造自己的環境，與任何感興趣的人分享自己的經曆。《全球概覽》的宗旨就是尋找和推廣可以協助這一發展進程的工具。”緊隨其後的是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寫的一首詩，開頭是這樣的：“我在那些可靠的工具和器械中看到了上帝。”
喬布斯對《全球概覽》著了迷。他尤其鍾愛的是1971年的停刊號，當時他還在上高中，之後他一直帶著這期雜誌，去了大學，去了團結農場。“在停刊號的封底上，有一幅清晨鄉間小路的照片，就是那種如果你有冒險精神，會在搭便車旅行時看到的景象。照片下麵有一行字：‘求知若饑，虛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布蘭德將喬布斯視為該雜誌致力於頌揚的那種混合文化的最完美的化身。“史蒂夫就處在反主流文化與科技的交匯處，”他說，“他看到了工具為人所用的本質。”
布蘭德出版這份雜誌得到了波托拉協會（Portola Institute）的幫助，這是一個致力於當時計算機教育這個新興領域的基金會。該基金會也幫助成立了人民電腦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這並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個出版通訊的組織，他們的口號是：“向人民傳輸計算機的力量。”該組織偶爾會在周三的晚上舉行聚餐，戈登·弗倫奇（Gordon French）和弗雷德·摩爾（Fred Moore）是兩位常客，他們決定成立一家更正式的俱樂部，大家可以在這裏分享個人電子設備的最新消息。
他們受到了《大眾機械師》雜誌（Popular Mechanics）1975年1月刊的啟發，這期雜誌的封麵圖片是第一台個人計算機——阿爾泰（Altair）。阿爾泰其實沒什麽——隻是價值495美元的一堆零部件，還必須被焊接到一塊電路板上才能執行非常少的任務，但對於業餘愛好者和黑客們來說，它預示著一個新紀元的到來。比爾·蓋茨和保羅·艾倫（Paul Allen）看了那一期雜誌後，就開始研發用於阿爾泰的BASIC語言版本。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也被這期雜誌深深吸引了。當阿爾泰的評測樣機來到人民電腦公司的時候，弗倫奇和摩爾即刻決定，阿爾泰就是俱樂部的首次會議的中心議題。
家釀計算機俱樂部
新成立的組織叫作家釀計算機俱樂部（The Homebreer Club），它如同《全球概覽》一般，融合了反主流文化與科技。這個俱樂部之於個人電腦時代，就如同土耳其人咖啡館（Turk"s Head coffee-house）之於約翰遜博士那個時代，思想在其間得以交流和傳播。1975年3月5日，會議在弗倫奇位於門洛帕克的車庫中舉行，摩爾為此做了傳單。“你想搭建自己的計算機嗎？抑或是終端機，電視機，打印機？”傳單上這麽寫著，“如果是的話，來參加與你誌趣相投的人們的聚會吧！”
艾倫·鮑姆在惠普的公告欄上看到了這張傳單，然後打電話告訴了沃茲尼亞克，沃茲同意跟他一起參加。“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夜晚之一。”沃茲尼亞克回憶道。另外還有差不多30人出現在當晚的聚會上，弗倫奇的車庫都被擠爆了，大家輪流介紹自己的興趣愛好。摩爾的會議記錄顯示，沃茲尼亞克說他喜歡“視頻遊戲、酒店裏的收費電影、科學計算器設計以及電視機設計”，後來，沃茲坦承自己當時極度緊張。會上演示了阿爾泰計算機，但對於沃茲來說，更重要的是他見到了一枚微處理器的規格表。
當他想到微處理器（帶有一整塊中央處理單元的芯片）時，他有了一個想法。他一直在設計一台終端機，帶有鍵盤和顯示器，可以連接到一台小型機上。利用一枚微處理器，他就可以將小型機的一部分性能轉移到終端機上，這樣終端機就可以變成一台獨立的小型台式機。這個主意在他腦海中縈繞了很久：鍵盤、屏幕、計算機整合在一套個人裝置中。“我腦子裏突然就冒出來這個關於個人電腦的設想，”他說，“那天晚上，我開始設計後來成為Apple I計算機的草圖。”
起初他打算使用與阿爾泰相同的微處理器——英特爾8080，但每一枚芯片“比我一個月的房租還貴”，所以他就開始尋找替代品。他找到了摩托羅拉6800，一位惠普的同事能以40美元一枚的價格搞到。之後他又找到了MOS科技公司（MOS Technologies）製造的一款芯片，在電子特性上與摩托羅拉6800是一樣的，但每枚隻要20美元。這樣一來，他的機器的價格就會更低廉，人們買得起，但也為此付出了一個長期的代價——英特爾的芯片後來成為了行業標準，而蘋果的電腦因為與之不兼容而飽受困擾。
每天下班以後，沃茲尼亞克就回到家，一邊看電視一邊吃晚飯，然後就回到惠普公司連夜研究他的計算機。他把零件散布在他的小隔間裏，搞清楚它們放置的部位，然後焊到主板上去。之後他開始編寫軟件程序，能夠讓微處理器在屏幕上顯示圖像。因為承擔不起使用電腦的花費，他所有的代碼都是手寫的。幾個月之後，他準備好測試了。“我在鍵盤上按了幾個鍵，然後就震驚了！那些字母都顯示在了屏幕上。”那天是1975年6月29日，一個星期天，個人電腦曆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時刻。“那是曆史上第一次，”沃茲尼亞克後來說，“一個人在鍵盤上按下幾個鍵，然後在麵前的屏幕上看到對應的字符立刻被顯示了出來。”
喬布斯也大吃一驚。他連問了沃茲尼亞克好幾個問題：這台電腦能交換信息嗎？是否有可能添加一塊磁盤作為存儲器？他還開始幫沃茲尼亞克找來零件。最為重要的就是DRAM（動態隨機存取存儲芯片）。喬布斯打了幾個電話，就免費從英特爾得到了一些芯片。“史蒂夫就是那樣的人，”沃茲尼亞克說，“他知道怎麽跟銷售代表說話。我就不行，我太靦腆了。”
喬布斯開始跟隨沃茲尼亞克一起參加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會議，他背著顯示器幫忙組裝。這個會議已經吸引了100多個狂熱愛好者，會議地點也轉移到了斯坦福線性加速器中心的大禮堂。會議由另一位反主流文化與計算機產業融合的代表人物李·費爾森施泰因（Lee Felsenstein）主持，他手拿指示器，態度隨意自由。他是工程學院的輟學生，曾經參加過言論自由運動，也是一名反戰分子。他也曾為地下報紙《伯克利芒刺報》（Berkeley Barb）寫過文章，之後又幹回老本行，成了一名電腦工程師。
每次會議開場，費爾森施泰因都會進行一個“映射”環節，發表一些簡短的評論，然後由一名指定的愛好者進行正式的演示，最後是“隨機存取”環節，大家隨意走動，互相交流。沃茲由於太害羞，通常不會在會上發言，但大家在會議結束後會聚集在他的機器旁，他就會很自豪地演示他的進展。摩爾為這個俱樂部灌輸的精神就是交換與分享，而不是做買賣。沃茲說：“這個俱樂部的主題就是樂於奉獻，幫助他人。”這是黑客倫理的一種體現：信息應該是免費的，也不能迷信權威。“我之所以設計Apple I，就是因為我想把它免費貢獻給別人。”沃茲尼亞克說。
但比爾·蓋茨不是這麽想的。他和保羅·艾倫完成了阿爾泰電腦的BASIC語言編譯器後，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成員複製了該編譯器並且在沒有付費給他的情況下相互分享，這讓蓋茨很是驚訝。於是他給俱樂部寫了那封著名的信：“請大多數業餘愛好者們意識到，你們的軟件都是偷來的。這公平嗎？……你們這樣做隻會讓別人不再願意編寫好的軟件。誰能承受得起無償進行專業的工作？……如果有誰願意付錢的話，給我來信，我會很感激。”
與蓋茨類似，史蒂夫·喬布斯也不希望沃茲尼亞克的發明——不管是藍盒子還是電腦——是免費的。所以他說服了沃茲，讓他不要再免費送出他的設計原理圖。反正大多數人也沒時間來自己搭一台電腦，這是喬布斯的理由。“我們為什麽不做好主板然後賣給他們呢？”這就是他們合作關係的一個寫照。“每次我設計出一樣很棒的東西，史蒂夫就會找到辦法來賺錢。”沃茲說。他承認，他自己絕不會有賺錢的想法。“我心裏從沒有想過要賣電腦，”沃茲回憶道，“是史蒂夫說的，我們把這些拿出來給大家看看，賣出去一些。”
喬布斯想到了一個計劃，付錢給雅達利公司的一個熟人，讓他幫忙繪製電路板，然後製作50張左右。這樣的花費是1 000美元上下，另外還有給設計者的酬勞。他們可以把每塊電路板賣40美元，利潤大概是700美元。沃茲不相信他們能把電路板都賣掉。“我甚至看不出怎麽收回成本。”他回憶說。因為銀行拒付他的支票，他已經惹惱了房東，現在每個月隻能用現金付房租。
喬布斯知道怎樣說服沃茲。他沒有爭辯說他們一定能賺錢，而是說這一定會是一次有趣的經曆。“即使我們賠了錢，我們也能擁有一家公司。”喬布斯說，當時他們正開著他的大眾汽車轉悠，“在我們的一生中，至少有這麽一次，我們會擁有一家公司。”這句話對沃茲尼亞克的誘惑太大了，比變成富人的誘惑還要大。沃茲尼亞克回憶道：“想象一下那種情景我就興奮，兩個最要好的朋友創辦一家公司！天哪！我立刻就同意了，我怎麽可能拒絕？”
為了籌集所需資金，沃茲尼亞克以500美元的價格賣掉了自己的惠普65計算器，但是最後買家隻給了一半的錢。喬布斯則把自己的大眾汽車賣了1 500美元。當初他父親就反對他買這輛車，喬布斯也必須承認父親是對的。事實證明那輛車的確讓人頭疼。實際上，買下這輛車的人兩個星期之後就回來找喬布斯，說引擎壞掉了。喬布斯同意支付一半的維修費用。雖然有這些小挫折，但在把各自微薄的積蓄投入之後，他們現在已經擁有了1 300美元的運營資本，還有產品設計以及一個計劃。他們就要創立自己的電腦公司了。
蘋果誕生
既然決定開公司，就要給公司起個名字。喬布斯之前又去了一次團結農場，在那裏給格拉文施泰因蘋果樹剪了枝，沃茲去機場接他。在回洛斯阿爾托斯的路上，兩人討論了好幾個名字。他們考慮過一些典型的技術詞匯，比如“矩陣”（Matrix）；或者自己創一個新詞，像“Executek”，融合了“執行”與“科技”的意思；又或者幹脆用個直白又無趣的名字，比方說“個人電腦股份有限公司”（Personal Computer Inc.）。決定名字的截止日期是第二天，因為喬布斯準備遞交申請文件了。最後，喬布斯提議叫“蘋果電腦公司”。“我那段時間正在吃水果餐，”他解釋說，“我剛剛從一個蘋果農場回來。這名字聽上去有意思，有活力，不嚇人。‘蘋果’削弱了‘電腦’這個詞的銳氣。還有，這能讓我們在電話簿上排在雅達利之前。”他告訴沃茲，如果到第二天下午還想不到更好的名字，那就用“蘋果”。結果，他們真的用了。
“蘋果”——這是個明智的選擇。這個詞立刻釋放出友好而簡潔的信號。這個名字既有一點兒標新立異，又不會讓人覺得古怪。名字裏帶有一點點反主流文化、返璞歸真的氣息，又十分美國化。這兩個詞放在一起——蘋果電腦——製造了一種有趣的分裂感。“這個名字有點兒無厘頭，”邁克·馬庫拉（Mike Markkula）說，他後來成了這家新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長，“它會讓你仔細回味。蘋果和電腦，這兩者根本扯不上關係啊！如此一來，就增加了我們的品牌知名度。”
沃茲尼亞克還沒有準備好全身心加入蘋果。他骨子裏還是惠普的人，至少他是這麽想的，他還想保留自己在那兒的工作。喬布斯意識到，自己需要一個盟友，一來是要幫助說服沃茲，二來是在自己和沃茲有意見分歧的時候打破僵局。所以他請來了朋友羅恩·韋恩，那個曾經開過老虎機公司後來又在雅達利供職的中年工程師。
韋恩知道，要讓沃茲尼亞克離開惠普很困難，當下也沒有必要讓他離開那兒。當前的關鍵問題是說服他將他的電腦設計歸為蘋果公司所有。“沃茲對自己設計的電路有一種家長情結，他希望這些電路能有其他應用，或者也可以讓惠普使用，”韋恩說，“喬布斯和我意識到，這些電路將會是蘋果公司的核心。我們在我的公寓裏討論了兩個小時，終於讓沃茲接受了這個條件。”他的理由是，一個偉大的工程師，隻有和一個偉大的營銷人員合作，才有可能被世人所銘記，這就要求沃茲的設計全部專屬於這家新公司。喬布斯很高興，也很感激，因此他將新公司10%的股份贈予了韋恩，讓他成了蘋果公司的皮特·貝斯特（Pete Best）。更為關鍵的是，當喬布斯和沃茲在某個問題上有分歧時，韋恩可以決定最後的結果。
“他們兩個很不一樣，卻組成了一支強大的隊伍。”韋恩說。喬布斯有時候像惡魔附身一般，而沃茲則像個被天使控製著的孩子。喬布斯有虛張聲勢的本事，這讓他可以做成事情，雖然有時候要操縱別人。他有時候極富魅力，甚至讓你著迷，但他也可以冷酷、殘忍。而沃茲尼亞克卻很害羞，有點兒社交障礙，這讓他顯得如同孩子般可愛。“沃茲在某些方麵十分聰明，但他就像個天才白癡一樣，跟陌生人打交道的時候就會手足無措。”喬布斯說，“我們是最佳拍檔。”喬布斯敬畏沃茲在技術設計方麵的才華，沃茲則佩服喬布斯的商業能力，這樣相得益彰。“我從來都不願意跟別人打交道，也不想觸怒別人，但史蒂夫就有這個本事，給陌生人打電話還能讓人家幫他做事，”沃茲尼亞克說，“他對他認為不聰明的人會很粗暴，但他從沒有粗魯地對待過我，即使到了後來，有些問題我給不出讓他滿意的答案的時候，他也沒有粗魯地對待我。”
在沃茲尼亞克同意讓他的新電腦設計成為蘋果公司的財產之後，他還是覺得這些設計應該首先提供給惠普，因為那是他工作的地方。“我覺得，在我還供職於惠普的情況下，把我做出的設計告知他們是我的責任，”沃茲尼亞克說，“這是正確的，也是符合倫理標準的。”於是，在1976年的春天，他向惠普公司的經理們展示了自己的成果。會上的高級主管對這個設計印象頗佳——也有些難以取舍——但最後他還是說這不是惠普所能開發的。至少就現階段而言，它還隻是業餘愛好者的玩具，無法融入公司的高品質細分市場。“我很失望，”沃茲回憶道，“但這也意味著我可以自由地投入到蘋果公司的合作關係中去了。”
1976年4月1日，喬布斯和沃茲去韋恩在山景城的公寓起草合作協議。韋恩說他有“用法律術語書寫文件”的經驗，所以這份三頁紙的協議是由他完成的。他的“法律術語”確實運用得很好，各個段落都是以這樣華麗的辭藻開頭的：“在此注意……在此進一步注意……據此，考慮到各方利益分配……”但對於股權和利潤的分配是簡單明了的——45%——45%——10%，協議中還規定，任何超過100美元的支出，都需要得到至少兩名合夥人的同意。此外，各方的責任也都劃分明確。“沃茲尼亞克主要負責電子工程的執行，喬布斯負責電子工程和市場營銷，韋恩負責機械工程以及文書工作。”喬布斯用小寫字母簽上了自己的名字，沃茲小心翼翼簽上了草體字，韋恩的簽名是難以辨認的潦草字體。
之後韋恩就退縮了。喬布斯開始計劃借入並花掉更多的錢，韋恩便想起了以前自己公司失敗的教訓，他不想再經曆一次那樣的過程。喬布斯和沃茲都沒有個人資產，但韋恩在他的床墊裏藏了金幣（他擔心世界經濟崩潰）。因為蘋果公司是非常簡單的合夥人關係，而不是公司體係，所以合夥人個人需要對債務負責任，因此韋恩擔心潛在的債權人會向自己追債。所以11天之後，他就回到了聖克拉拉的辦公室裏，帶著一份“退出聲明”和一份合作協議修正案。修正案開頭寫道：“經過協議各方的重新評估，韋恩將不再以‘合夥人’身份參與公司運作。”文件中提到，作為對他持有的10%公司股份的回購，他得到了800美元，此後不久又得到了1 500美元。
如果當初他留在了蘋果公司並繼續持有這10%的股份，那麽到2010年底，這些股票的價值大約是26億美元。然而，現在他住在內華達州帕朗市的一座小房子裏，玩玩老虎機，靠社會保險金度日。他宣稱自己毫不後悔。“我做了當時對我最有利的選擇。”他說，“他們兩個都是瘋狂的家夥，我知道自己的承受能力，我不準備冒那樣的險。”
蘋果公司正式成立之後不久，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就共同登台，在家釀計算機俱樂部進行了一次演示。沃茲展示了他們最新生產出來的一塊電路板，描述了上麵使用的微處理器、8kb的內存，以及他編寫的BASIC語言的程序版本。他還強調了“關鍵部件”是人性化的鍵盤，而不再是笨重的、讓人困惑的由大堆燈泡和開關組成的麵板。然後輪到喬布斯講話。他指出蘋果的產品與阿爾泰不同，所有的關鍵元部件都已經內置在機器中了。然後他問了大家一個問題：人們願意花多少錢來購買這麽一台完美的機器？他是在努力讓大家看到蘋果電腦的驚人價值。這是他在後來幾十年的產品發布會上一直沿用的華麗辭藻。
然而觀眾並不是很感興趣。蘋果電腦使用的是二流的微處理器，而不是英特爾8080，但是有一個重要人物留了下來，想要獲得更多信息。他的名字叫保羅·特雷爾（Paul Terrell）。1975年，他開了一家叫Byte Shop的電腦商店，就在門洛帕克的國王大道上。一年之後，他已經有了三家店，並且計劃將其發展為全國連鎖。喬布斯非常興奮能給他私下做演示。“看看吧，”他說，“你會喜歡上你看到的東西。”特雷爾看後印象深刻，把自己的名片給了喬布斯和沃茲。他說：“保持聯係。”
“我來跟你聯係了。”第二天，喬布斯光著腳興衝衝地走進了Byte Shop。他做成了買賣。特雷爾同意訂購50台電腦，但是有一個條件。特雷爾並不想要隻值50美元的印刷電路板，因為顧客買了這個之後還要再去買芯片，然後自己組裝。這也許能吸引一些狂熱的愛好者，但大多數顧客不願意這麽麻煩。他要的是完全組裝好的產品，為此他願意每台出價500美元，貨到付款，現金結賬。
喬布斯立刻給還在惠普上班的沃茲打了電話。“你現在坐著嗎？”他問。沃茲回答說沒有。不管怎樣，喬布斯還是把消息告訴了他。“我被震驚了，完全震驚了。”沃茲尼亞克回憶說，“我永遠都忘不了那一刻。”
為了完成訂單，他們需要價值15 000美元的零部件。在家園高中和他們一起搞惡作劇的艾倫·鮑姆以及他的父親，願意借給他們5 000美元。喬布斯想從洛斯阿爾托斯的一家銀行借一些錢，但銀行經理看了看他——不出所料，拒絕了。他去了哈爾泰克商店，提出拿蘋果公司的股權換取一些零部件，但商店老板認為他們隻是“兩個年輕的邋遢小子”，也拒絕了。雅達利的奧爾康願意賣給他們芯片，但必須預付現金。最終，喬布斯說服克拉默電子公司（Cramer Electronics）的經理親自打電話給保羅·特雷爾，確認對方是否真的下了一個25 000美元的訂單。當時特雷爾正在開會，他聽到廣播裏在叫他，說有緊急來電（喬布斯不停地打電話）。克拉默公司的經理對他說，兩個衣著邋遢的小子走進自己的店裏，揮舞著一張Byte Shop的訂單。訂單是真的嗎？特雷爾確認了訂單的真實性，克拉默商店同意將零件預支給他們，賬期為30天。
車庫工廠
喬布斯一家位於洛斯阿爾托斯的房子，成了這50塊Apple I主板的組裝車間。主板必須在30天內送到Byte Shop，因為零件的付款期限就是30天。所有人都加入了——喬布斯和沃茲，還有丹尼爾·科特基和他的前女友伊麗莎白·霍姆斯（她已經脫離了之前加入的邪教組織），以及喬布斯懷孕了的妹妹帕蒂。帕蒂空出來的臥室，以及廚房的桌子，還有車庫都變成了工作地點。霍姆斯曾經上過珠寶課程，所以她被安排焊接芯片。“大多數我都做得不錯，可是有幾個被我滴上了助焊劑。”她說。這讓喬布斯很不高興，他埋怨道：“我們可沒有多餘的芯片。”事實的確如此。他把霍姆斯調到廚房桌子上去負責記賬和文書工作，他自己負責焊接。他們做完一塊電路板後，就交到沃茲尼亞克手中。“我會把裝好的主板連接上電視機和鍵盤進行測試，看看能不能工作。”他說，“如果能工作的話，我就把它裝進盒子裏，如果不能的話，我還要找出哪隻管腳沒插好。”
保羅·喬布斯也停下了自己修理汽車的副業，這樣一來，蘋果公司的一幫人就能占用整個車庫了。他在車庫裏放了一張長長的舊工作台，在他剛弄好的石膏板牆上掛了一張電腦示意圖，還裝了一排貼好標簽的抽屜用來放零件。他還用好幾台加熱燈搭了一個高溫箱，這樣就可以測試主板在高溫下連夜運轉的狀態。每當他的兒子脾氣爆發的時候（這是很常見的現象），保羅·喬布斯就會把自己的冷靜傳輸給他一些。“怎麽啦？”他會說，“火燒屁股了？”作為交換，他偶爾會把電視機借走，因為這是家中唯一的一台，他要看橄欖球比賽的終場。這時候，喬布斯和科特基就會到外麵的草坪上彈吉他。
喬布斯的母親並不介意自己的家被一大堆零件和客人占領，但是兒子越來越怪異的飲食習慣讓她很受挫。“史蒂夫的飲食強迫症總是招來她的白眼，”霍姆斯回憶說，“她隻想要兒子健康，而史蒂夫卻會發表一些奇怪的宣言，比如，‘我是個果食主義者，我隻吃由處女在月光下采摘的葉子。’”
12塊組裝好的主板經過沃茲尼亞克檢驗合格後，被喬布斯送到了Byte Shop。特雷爾有點兒吃驚——沒有電源，沒有外殼，沒有顯示器也沒有鍵盤——他期待的可不是這樣的產品。但喬布斯死死盯著他，他隻好同意收貨付錢。
30天之後，蘋果公司已經接近贏利狀態了。“這些主板的實際造價比我們預想的要低，因為我買的零件價格很劃算，”喬布斯回憶道，“所以我們賣給Byte Shop 50塊主板收回的錢，足夠支付100塊主板的材料費。”通過把剩下的50塊賣給朋友和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同仁，他們可以真正實現贏利了。
伊麗莎白·霍姆斯正式成了蘋果的兼職記賬員，時薪4美元，她每周從舊金山回來一次，想辦法把喬布斯支票簿上的數目移入總賬。為了看上去像一家正規公司，喬布斯租用了接聽電話服務，所有的留言都會被轉給他母親。羅恩·韋恩為公司設計了商標，他使用維多利亞時代插圖小說風格的華麗線描，畫的是牛頓坐在一棵樹下，邊框上還引用了華茲華斯的一句詩：“一個靈魂，永遠孤獨地航行在陌生的思想海洋。”（A mind forever voyaging through strange seas of thought, alone.）這是略顯古怪的一句格言，它其實更加符合羅恩·韋恩的自身形象，而不是蘋果公司。也許更加貼切的詩句來自華茲華斯對法國大革命發起者的描述：“能活在黎明時光是何等幸福/但風華正茂就是人在天堂！”（Bliss o be young was very heaven！）正如後來沃茲欣喜談到的：“我想我們參與了曆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我很高興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
沃茲已經開始思考下一代機器了，所以他們把當時的機型稱為Apple I（蘋果I型）。喬布斯和沃茲不停地奔走於國王大道，希望電子商店能夠出售自己的電腦。除了賣給Byte Shop的50台以及賣給朋友的50台，他們又開始生產100台供給零售商店。果然，他們兩人之間又有了矛盾：沃茲想以成本價出售，而喬布斯想好好賺上一筆。喬布斯贏了。他設定了一個零售價，差不多是成本的三倍，在特雷爾和其他商店支付的500美元批發價的基礎上又上漲了33%，也就是666.66美元。“我一直都很喜歡重複的數字，”沃茲尼亞克說，“我的‘打電話聽笑話’服務的號碼是255-6666。”他們兩個都不知道，666是《聖經·啟示錄》中“惡魔的數字”。很快他們就遭到了抗議，特別是在當年大熱的電影《凶兆》（The Omen）重點突出了數字666之後。（2010年，一台原版Apple I在佳士得的一場拍賣中以213 000美元售出。）
這台新機器的第一次專題報道出現在1976年7月的《界麵》雜誌（Interface）上，這是一本麵向業餘愛好者的雜誌，現在已經停刊。喬布斯和朋友們還在家中動手組裝機器，但報道文章中已經稱他為“市場總監”和“前雅達利的私人顧問”了。這讓蘋果聽上去像個真正的公司。報道中稱，“史蒂夫與許多電腦俱樂部進行交流，以掌握這一新興產業的脈搏”，並且還引用了喬布斯的解釋，“如果我們可以了解他們的需求、感受和動機，我們就可以作出正確的回應，生產出他們所需要的產品。”
那個時候，除了阿爾泰，他們已經有了新的競爭者，其中最著名的是IMSAI 8080和處理器科技公司（Processor Technology Corporation）的SOL–20。後者是由家釀計算機俱樂部的李·費爾森施泰因和戈登·弗倫奇設計的。1976年的勞工節周末，第一屆年度個人電腦節在新澤西州大西洋城，一座陳舊的酒店裏舉辦，酒店位於當時已經開始破敗的木板路上。所有人都有機會展示自己的產品。喬布斯和沃茲尼亞克搭乘環球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費城，他們將Apple I放在一隻雪茄箱子裏，沃茲正在開發的第二代樣機放在另一隻箱子裏。費爾森施泰因就坐在他們後麵一排，他看到Apple I後，稱之“十分平庸”。這番評論讓沃茲失去了信心。“我們聽見他們在用很高深的商業術語講話，”他回憶說，“用的都是我們從沒有聽過的類似商業術語的縮略詞。”
沃茲大多數時間都待在酒店房間裏，研究他的新樣機。展覽大廳的後麵有一張桌子被安排給蘋果公司，沃茲太害羞了，根本沒勇氣站在那裏介紹產品。當時在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的科特基，從曼哈頓搭乘火車來到了這裏，他堅守在桌旁，喬布斯則四處走動觀察競爭對手的情況。他看到的東西並不能打動他。他確信，沃茲尼亞克是最好的電路工程師，Apple I（當然也包括它的第二代）在功能上絕對可以擊敗所有對手。然而，SOL–20擁有更加迷人的外觀。它有一個造型優美的金屬盒子，附帶鍵盤、電源以及線纜。看上去，這才是成年人設計的產品。相比之下，Apple I就顯得和它的發明者一樣邋遢不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