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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遊世界 1991—1995年
巴菲特在國會上的證詞和他解救所羅門的行為讓他從一個富有的投資人變為國家英雄。發生在所羅門的事情並不隻是一個好人還是壞人的故事這麽簡單，巴菲特用一種反傳統的方法解決了問題：對於那些法律條文的製定者和推行者，巴菲特並沒有卑躬屈膝，而是以一種平等的方式化解了危機。這樣的做法觸動了人們心中最善良的一塊領地：誠實最終可以得到回報，罪惡可以通過善良來化解。當一切醜聞平息的時候，巴菲特的名氣也隨之飆升，隨之飆升的還有公司的股價，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突破了每股10000美元，公司的資產總值達到了44億美元。蘇珊手裏持有的股票總值達到了5億美元。那些從1957年開始對伯克希爾進行投資的人，隻要他們沒有中途退出，那麽他們當初每投入1000美元就能得到350萬美元的回報。
現在巴菲特身邊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人，隻要他走進某個房間，便立刻令其熠熠生輝。巴菲特所到之處，人們都用無比虔誠的眼神看著他，希望能和巴菲特握一下手，哪怕是碰他一下也好。在股神麵前，人們緊張得說不出話來，或者幹脆就是胡言亂語，不管巴菲特說什麽，人們都用一種仰視的眼神望著眼前的英雄。
我21歲的時候就能給人們提供投資意見了，那時的我非常擅長告訴別人怎麽做，不過當時沒有人聽我的。也許那時我說的話是充滿智慧的，即便如此，我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引來這麽多關注的目光。現在即使我說出一些最愚蠢的話，也有些人會認為我說這話或許有什麽隱含的意思。
忽然間，巴菲特開始生活在光環之下，總是有記者不斷地給他打電話，有人跟蹤他，而目標隻是為了要一張巴菲特的簽名照片，巴菲特也因此成了攝影師們的最愛。美國好萊塢老牌影星嘉寶寫信向巴菲特要一張簽名照。作家們開始著手寫關於巴菲特的書，那些天天和巴菲特一起工作的人更是見證了這種狂熱的氣氛。一天一位女士出現在了巴菲特的辦公室，她不斷地向巴菲特鞠躬，最後連格拉迪絲·凱澤都生氣了，“你不要再給他鞠躬了”。
人們把巴菲特捧上了天，但是所羅門的雇員還有之前被該公司解雇的雇員並不這麽看，他們自然不會對巴菲特心存任何感激之情。在他們看來，是巴菲特抑製了公司的發展，剝奪了他們原本自由的公司文化，破壞了公司原來發獎金日的喜慶氣氛（之前巴菲特曾下令削減員工獎金）。他們更是知道巴菲特從一開始就對進行套期交易的所羅門公司十分鄙視，這一點他們比誰都清楚。幾乎所有在所羅門工作的人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要倒，而且都是有關巴菲特的。不久，有關巴菲特在工作時極度理性甚至偏向冷血的態度與他平凡的外表之間形成巨大反差的報道開始見諸報端。人們對巴菲特的理解出現了分歧，他究竟是那個坐在走廊裏，手裏拿著一杯檸檬汁講故事的和藹老頭，還是那個深諳投資理念的傳奇富豪？作為一家投資銀行董事長的巴菲特，現在卻大肆宣揚華爾街不過是一個金融騙子聚集的是非之地，巴菲特到底在幹什麽？人們對這一切充滿了好奇。
巴菲特希望能把所羅門的員工獲得薪酬的方式與股東的利益聯係起來，但是他的重點在相關的賠償問題上。巴菲特深知幾乎所有行業都存在自身利益與客戶利益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解決好賠償問題有利於他更宏觀地把握大局，但是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所在就是全盤拋棄所羅門公司原來的經營戰略，這幾乎是對所羅門公司的顛覆。1991年，《華爾街日報》和《新共和報》都在抨擊巴菲特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一方麵，巴菲特總說自己是美國中西部的代表，出生於一個中產階級家庭，每天都要很早起床為工作而奔波，但另一方麵，巴菲特也會經常宴請那些社會名流。兩種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讓媒體咋舌，它們希望能在巴菲特身上挖出一些大新聞。《華爾街日報》在側欄版麵裏刊登了一條這樣的新聞，“巴菲特隻和有錢有勢的人交朋友”，並在文中指出巴菲特通過結交像美國大使沃爾特·安嫩伯格夫婦這樣的高官來抬高自己的身價。不過文章中被點名的幾位也在事後做出了回應，否認了報紙上的說法，這其中就包括湯姆·墨菲和比爾·蓋茨，而後者隻是巴菲特新近結交的朋友。其實墨菲是先於巴菲特認識蓋茨的，兩人就墨菲在電視廣告的製作上所費不貲一事在巴菲特集團會議上聊了很久。而在《華爾街日報》筆下，這段對話被歪曲報道為表明巴菲特集團在思考廣告價格的走勢以及正常的廣告費用應該是什麽水平，而這可能成為反壟斷的“灰色地帶”。對這一不實報道，巴菲特和朋友們曾多次找報社進行交涉，但始終沒有什麽結果。之前，蓋茨曾因微軟與IBM公司涉嫌壟斷個人電腦軟件市場而遭到了聯邦政府的調查，所以人們普遍認為蓋茨不想再次攪入有關反壟斷的事件，甚至不希望把自己放大在公眾麵前。事後，巴菲特收到了一封蓋茨親筆所寫的致歉信，後者對這一令人難堪的報道困擾到巴菲特表示了歉意。而那時他們兩個人認識還不到5個月。
1991年美國獨立日（7月4日）那個周末，巴菲特和蓋茨見麵了。這次會麵是在凱瑟琳·格雷厄姆和她所擁有的《華盛頓郵報》的主編梅格·格林菲爾德的倡議下進行的，地點選在了華盛頓州的班布裏奇島。他們希望巴菲特和蓋茨兩位巨人能在這裏過一個周末，放鬆一下他們的神經。不過對於巴菲特來說，他並不願意去：從西雅圖到班布裏奇島坐輪渡大約需要半個小時，但要離開這裏，隻有乘船、水上飛機或者搭便車三種方法，隻是這次聚會凱瑟琳等人什麽交通方式也沒有提供，要想離開，對於巴菲特來說很困難。此外，格林菲爾德建議巴菲特參觀胡德運河附近的一處四居室的建築，這是蓋茨為家人修建的小別墅。對於蓋茨，巴菲特還是非常欣賞的。巴菲特比他年長25歲，他知道蓋茨是一個非常聰明的人，更重要的是，一直以來，兩人就是《福布斯》財富榜上不斷被人們比較的對象。不過，以巴菲特對於IT業人士並不感冒的性格，他自己是肯定不會加入凱瑟琳的周末之旅的，但是在格林菲爾德的勸說下，巴菲特動搖了。格林菲爾德告訴他：“你肯定會喜歡上蓋茨的父母的，而且還有很多有意思的人也會去。”最終，巴菲特還是同意了。
凱瑟琳和巴菲特驅車趕往格林菲爾德的“度假勝地”，雖然沿途有些泥濘，但眼前的風景還是令巴菲特眼前一亮：房屋牆壁全部用玻璃打造，非常具有現代氣息，屋旁粉紅色和紫色的豌豆花在風中輕輕晃動。但是巴菲特的好心情被主人的第一句話破壞了，雖然這裏的風景很好，可以直接看到普吉特海灣，但卻隻有兩間客房，凱瑟琳和另外一名記者羅利·埃文斯及夫人住在這裏，而巴菲特則被安排在了遠處另一套房子的一間小客房休息。當巴菲特趕到自己房間的時候，看到工人們正在為他搭建臨時床位，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套房子的客房都住滿了。
事實上，巴菲特並不介意住在哪裏，他並不挑剔居住環境，而且在他入住之前，格林菲爾德已經在房間裏放滿了櫻桃可樂、喜詩糖果，還有其他的小零食，把一切布置得非常舒適。但是當巴菲特想上洗手間的時候卻發現了問題，洗手間的門上掛了一個NO TP的牌子，巴菲特一時間沒有搞懂，所以他叫來了凱瑟琳和格林菲爾德，但是兩個人也都沒有明白是什麽意思，最後他們猜測可能是洗手間裏的管道出了什麽問題所以不能使用。如果巴菲特要去洗手間，白天的話還好一些，如果他正巧在格林菲爾德的住所那邊自然沒有問題，但由於那裏和巴菲特住的地方相隔較遠，所以他隻能借用附近加油站的公共洗手間了，格林菲爾德給出了這樣的建議。
當晚，巴菲特坐在自己的房間裏，吃著格林菲爾德為他準備的零食，喝著可樂，一直在想洗手間牌子上NO TP的意思，為什麽門是鎖著的。第二天，包括格林菲爾德那邊的所有客人也沒有弄明白這究竟是什麽意思。
早飯後，格林菲爾德陪客人們一起去附近的小鎮觀看慶祝獨立日的民眾遊行。大街上很熱鬧，男人們穿著藍色的燕尾服，頭上戴著象征美國國旗的星條旗帽子，帽子上還有銅製的標牌。救火車、救護車、老爺車慵懶地等在路旁，偶爾有誰家的小狗跑過來，還穿著主人家裏自製的節日盛裝。人群中，在啦啦隊隊長的帶領下，美國國旗在人群中傳遞著。接著又過去了一輛老爺車，基瓦尼斯俱樂部（美國工商業人士的一個俱樂部）的成員們結隊走了過來。從鎮上回來，格林菲爾德在自己家裏開起了一年一度的戶外派對，客人們都穿著夏天的衣服，有幾人還在一旁打起了門球，不聽話的小球不經意間碰落了幾株小花。
第二天，巴菲特穿了一件非常休閑的開襟毛衣，還把灰色的頭發梳理得很光潔，這一天，格林菲爾德載著包括巴菲特在內的5個人去了蓋茨的家。天哪！一輛普通汽車裏坐了6個人，可以想象這會是多麽擁擠。汽車足足開了95分鍾。巴菲特不禁開始抱怨了：“我們究竟去那兒幹什麽？難道要我們守著這些人待一天嗎？我們究竟要保持高雅客氣的待人接物方式到什麽時候？”
想到要見到巴菲特等人，蓋茨的心理何嚐不是一樣呢？“我和母親談了談，而結論就是母親質問我，問我為什麽不來參加家裏的聚餐，我告訴她我太忙了，走不開，可她卻搬出了凱瑟琳·格雷厄姆和巴菲特兩個人，說他們都參加了！”其實，蓋茨是更希望見到凱瑟琳的，這位已經74歲的老人現在成了傳媒界的傳奇，不過她的脾氣並沒有因為時間而改變，依然充滿貴族氣質、非常自我，這樣的性格很容易讓人把她和伊麗莎白女王聯係在一起，但是，“我又告訴母親說，我對那個隻會拿錢選股票投資的人一點兒都不了解，我沒有什麽可以和他交流的，我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不過在母親的堅持下，我還是答應了”。
就這樣，蓋茨選擇乘坐直升機回到了班布裏奇島，以使他能在第一時間脫身。當一輛小型車停在車道上時，蓋茨十分驚訝地看到了那些名人，那些格林菲爾德請來的客人，隻是他們的裝束有點兒可笑，看起來有些像雜技團的小醜。
在格林菲爾德眾多的客人中，他最先認識了凱瑟琳。這位74歲的老人被介紹給蓋茨時，她看到了一個“剛剛畢業的小夥子”——蓋茨給人的第一印象就是這樣，他穿得很隨意，一件紅色的外套裏麵是一件高爾夫T恤，衣服的領子稍稍翻著，之後蓋茨還邀請凱瑟琳乘坐水上飛機。而那一邊，巴菲特已經和蓋茨的父母老比爾和瑪麗夫婦聊了起來。接下來自然而然，巴菲特和蓋茨就認識了。
對於兩位商業巨人的第一次會麵，很多人都在仔細觀察。至少在一點上，巴菲特和蓋茨是相似的，如果遇到不熱衷的話題，他們會盡量選擇結束。人們對於蓋茨不善隱藏自己的耐心早有耳聞，而巴菲特，雖然在遇到感覺無聊的話題時不會再提前走開轉而找本書看，但是他依然有自己的方法，他會在第一時間把自己從不感興趣的話題中解脫出來。
在與蓋茨的交流中，巴菲特還是和平常一樣，沒有過渡語言，直奔正題，他問蓋茨有關IBM公司未來走勢的問題，他還向蓋茨詢問IBM是否已經成了微軟公司不可小視的競爭對手，以及信息產業公司更迭如此之快的原因。蓋茨一一做出了回答。他告訴巴菲特去買兩隻科技類股票：英特爾和微軟。輪到蓋茨提問了，他向對方提出了有關報業經濟的問題，巴菲特直言不諱地表示報業經濟正在一步一步走向毀滅的深淵，這和其他媒體的蓬勃發展有著直接的關係。隻是幾分鍾的時間，兩個人就完全進入了深入交流的狀態。
我們一直在聊天，沒完沒了，根本沒有注意到其他人。我問了他很多關於IT行業的問題，但我從來沒有想過要理解屬於他的那個行業。蓋茨是一個很不錯的老師，我們誰都沒有結束這次交談的念頭。
隨著時間的推移，巴菲特和蓋茨的對話吸引的人越來越多，其中就包括西雅圖那些知名的權貴：眾議院議長湯姆·福利，伯靈頓北方公司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傑裏·格林斯泰因，美國環境保護署前署長比爾·拉克爾肖斯，三任州長的公子阿瑟·蘭利及其太太簡、兒子阿特，格林菲爾德的好友喬·格林蘭德，另外還有一些當地的醫生、律師、報業總裁、藝術家，他們都成了兩人談話的看客。巴菲特和蓋茨邊走邊談，從花園來到了海灘，人們也競相尾隨。“我們根本沒有注意到這些人的存在，沒有發覺周圍還有很多舉足輕重的人，最後還是蓋茨的父親看不過去了，他非常紳士地對我們說，他希望我們能融入大家的這場派對，不要總是兩個人說話。”
之後比爾開始試圖說服我購買一台電腦，但我告訴他我不知電腦能為我做些什麽，我不在意我所投項目的具體變化曲線，我不想每5分鍾就看一下結果，我告訴他我對這一切把握得很清楚。但比爾還是不死心，他說要派微軟最漂亮的銷售小姐向我推銷微軟的產品，讓她教會我如何使用電腦。他說話的方式很有趣，我告訴他：“你開出了一個讓人無法拒絕的條件，但我還是會拒絕。”
一直到太陽落山，雞尾酒會開始，兩人的談話還沒有結束。蓋茨之前過來時乘坐的飛機將在傍晚離開，隻是飛機走了，蓋茨沒有走，他依然在享受與巴菲特聊天的樂趣。
晚飯的時候，蓋茨的父親問了大家一個問題，人一生中最重要的特質是什麽？我的答案是“專注”，而比爾的答案和我的一樣！
當巴菲特說出“專注”這個詞的時候，不知道在座的人中有多少能夠體會這個詞的含義，但一直以來，專注就是巴菲特前行的重要指南。專注是什麽？是對於完美的追求，而且這種稟性是特有的，不是誰說模仿就能模仿得了的。專注是對於專業精益求精的追求。正是由於專注，才成就了托馬斯·愛迪生這個美國曆史上最偉大的發明家；正是由於專注，才誕生了沃爾特·迪士尼這位享譽世界的動畫片之父；正是由於專注，才讓大家認識了美國靈魂樂教父詹姆斯·布朗。同樣，專注還是完成偉大事業的決心，否則，人們就不會看到首位女性國會議員珍妮特·蘭金力排眾議反對美國參加兩次世界大戰，而這兩場戰爭帶給世界的除了災難就是痛苦。專注還包括對於理想的追求，即便是這位身家過億的人，也會因為一件小事，一個寫著NO TP字樣的牌子而想要探個究竟並迫切需要找到一個答案。
不過在那個周末，NO TP這個牌子的含義並沒有被哪個專注的人揭開謎底，他們後來才終於知道，它的意思是洗手間裏可以處理廁紙的管道壞了。謎底大白天下，巴菲特也解脫了，他再也不用去加油站的公共洗手間了。不過，還是有人對這件小事津津樂道，凱瑟琳、格林菲爾德就是其中兩位，至於後來他們在向蓋茨一家介紹巴菲特時，還免不了把這件事情再抖出來。
一天後，巴菲特離開班布裏奇島回到了奧馬哈。在與蓋茨的接觸中，他了解到這位微軟總裁非常聰明，而且他對自己所在行業的發展非常了解。不過巴菲特在投資過程中始終不曾對科技股抱以信心，其實從一開始他告訴嬸嬸凱蒂不要投資控製數據公司的時候，巴菲特就已經錯過了從英特爾公司身上賺錢的機會。當時英特爾公司還處於起步階段，如果投資肯定會有不錯的回報，但是巴菲特從來沒有這麽做。在他看來，信息產業公司更迭的速度太快，產品即便生產出來也都早已過時，這的確是他當初的想法。但現在，巴菲特的觀念似乎發生了變化，對於科技股的好奇讓他購買了微軟公司100股的股份，用他的話說就是通過購買股票能夠更好地了解這家公司的發展方向。早在巴菲特之前，格林奈爾學院也曾在英特爾公司身上投資，不過在賺錢後很快就把手裏的股票賣掉了。而即便買了微軟的股份，科技股依然是巴菲特不敢深入觸碰的領域，“像英特爾這樣的公司的產品對未來依賴得太過嚴重，其產品未來的價值走向直接影響產品本身，而這樣的行業是我不熟悉的”。這就是巴菲特不去選擇科技股的原因。但是在之後的巴菲特集團會議上，巴菲特卻邀請了蓋茨參加。此後不久，巴菲特接到了來自所羅門法律部經理唐·福伊爾施泰因、公司高管湯姆·斯特勞斯的電話，而之後兩個月，除了所羅門，巴菲特什麽也無暇顧及了。
所羅門公司出現的情況著實令巴菲特忙了一段時間，在與國會議員、立法人員召開了數天的會議後，巴菲特終於走出了會議廳——位於世貿大廈7層會議室的房間，那時已經是10月了，而巴菲特的下一站就是溫哥華，巴菲特集團大會正在此地召開。這次會議是由FMC董事長鮑勃·馬洛特夫婦組織的，馬洛特夫婦是北美文化的愛好者，會議期間，他們安排了宴會，並在席間穿插了北美土著舞蹈——一場舞長達數個小時。據相關人士介紹，北美土著舞蹈本來是要跳三天的，而當晚的演出是濃縮版。即便如此，這幾個小時的演出仍然讓這些金融高手備受煎熬，坐在硬硬的木質板凳上哈欠連天，但沒有一個人提前離開。同樣感覺不到土著舞蹈魅力的還有巴菲特，當坐在身邊的羅克珊·布蘭特問他舞蹈和所羅門公司哪個更讓人難以忍受時，巴菲特毫不遲疑地說：“這個舞蹈！”
也來參加會議的蓋茨並沒有去看這場土著舞蹈演出，因為觀看舞蹈不是他此行的目的，這次來到溫哥華，蓋茨隻想弄明白一件事，巴菲特集團即將從20世紀50—90年代中分別評選出每個年代最有價值的10家公司，蓋茨想知道這個榜單會不會有所變化。是什麽能讓一個行業有如此高的競爭力？這些公司得以經久不衰的優勢是什麽？為什麽其他公司沒能維持住自己的優勢？從行業競爭的大環境來看，並不是所有公司都能保住自己的優勢地位。
會議那天，蓋茨乘坐的飛機由於大霧延遲了一些，在他和女友梅琳達到達會議大廳後，他們悄悄地溜進去坐在了後排。起先，梅琳達以為蓋茨隻想聽一聽就走，但是當幻燈片播放到第四張的時候，她就知道提前離開會場是不可能的了。與會的湯姆·墨菲和丹·伯克——同時也是IBM公司的兩位董事會成員，開始討論為什麽作為硬件之王的IBM公司不能在軟件市場上大展拳腳。就在兩人發表完自己的觀點後，巴菲特說話了：“我想我們中間還有人能對這個問題做些補充。”這時人們回過頭來才注意到蓋茨的存在。討論隨後繼續：假如你是60年代紅極一時的美國西爾斯公司的老板，你為什麽不能把“發掘”最聰明、最能幹的員工以實現最大利益作為一種策略來實行？這會不會成為你繼續領導公司的潛在障礙？在討論者們給出的答案中，如果不考慮從公司角度出發的那部分，都充滿著一種驕傲、自滿的情緒，這也就是巴菲特一直以來所說的“製度性強製力”（institutional imperative）。製度性強製力是指公司或企業會為了自身利益而推行一係列的改革或者舉措，而在策略上，它們並不希望走在同行的前麵，而是站在大部隊裏。有些公司從不鼓勵年輕人開拓創新，有些公司則很少對行業進行調整，因為公司的管理層並不適應這種變革。人們都知道要想真正解決這些頑疾並不容易。過了一會兒，巴菲特出了一個題目來緩解會議室的氣氛——每人挑選一隻自己最喜歡的股票。
“柯達怎麽樣？”比爾·魯安在向蓋茨征求意見，他想看看微軟老板會怎麽說。
“柯達？柯達就是烤麵包！”蓋茨給出了答案。
在座的沒人會想到蓋茨能給出這樣的比喻，在1991年那個時候，即便是美國柯達公司本身，也難以用“烤麵包”來形容自己。
為什麽蓋茨會有這樣的論斷，時任洛斯保險公司老板的拉裏·蒂施給出了解釋，當時洛斯公司擁有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一定數量的股份：“可能是因為比爾知道電視網絡媒體注定難逃消亡的命運！”
蓋茨說：“不，不隻是這麽簡單。電視媒體和膠卷業有很大的不同，從本質上，電視媒體不會受到太大的生存威脅。當人們的選擇多元化時，收視率會有所下降，但電視媒體是內容提供商，它可以通過再加工來應對這個問題。當電視與互聯網相結合時，電視媒體麵臨著一種有意思的挑戰。然而，膠卷業就完全不同了，當攝影不再需要依靠膠卷的時候，膠卷生產技術就再也沒有什麽用武之地了！”
蓋茨發表完自己的見解後，會場的所有人都期待能和他聊上幾句，蓋茨能解釋新數字化時代會為人們帶來什麽。“之後，我們知道會場將搬到一艘遊艇上去。”蓋茨說道，這艘名為“冰熊”的遊艇是巴菲特的好朋友沃爾特·斯科特夫婦特意準備的。“凱瑟琳非常細致，她盡量調整好提問的方向，避免這成為我和沃倫兩個人的對話。”還好有凱瑟琳·格雷厄姆在，以巴菲特“黏人”的性格，他肯定不會拒絕與蓋茨深入了解的機會，所以會場上經常能看到的就是兩個人形影不離。之後，大家登上了“冰熊”遊艇，在凱瑟琳的引薦下，蓋茨認識了蒂施、墨菲和基奧等人，他和梅琳達就這樣成了巴菲特集團的一員。向蓋茨提問的人總是絡繹不絕，中間休息的時候，蓋茨還向墨菲抱怨日益高漲的電視廣告費用。一個月後，《華爾街日報》上披露了蓋茨和墨菲交談的內容，還把巴菲特描寫成了地地道道的偽君子，而不是說他具有多重性格。蓋茨和墨菲對此很抱歉，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有關廣告價格的那段對話，而是因為他們回答了一個記者的提問，這名記者當時看上去並沒有攜帶任何錄音設備，想必就是他報道了這些。
1993年，所羅門公司的收購案終於宣告結束，巴菲特在解決所羅門公司醜聞這一過程中居功至偉，這也讓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價格翻了一番。就在巴菲特以自己的方式處理古特弗羅因德仲裁案時，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價達到每股18000美元。巴菲特的身家達到了85億，蘇珊手中持有的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份累計達到7億美元。那些在1957年從一開始就在伯克希爾–哈撒韋投資的人也都成了富翁，當初投資1000美元現在就能有600萬美元的回報！巴菲特正式成為美國財富第一人！
假期過後，巴菲特和卡羅爾·盧米斯開始了每年必修的功課，撰寫並出版給股東們的信，而現在能看到這封信的並不隻是伯克希爾的股東，或者隻是美國本土的讀者，這封信已經傳播到全世界，幾乎全世界的股民現在都成了巴菲特忠實的讀者。1994年5月，就在法庭裁決古特弗羅因德得不到一分錢賠償的同一個月，伯克希爾–哈撒韋在奧芬劇院召開了一年一度的股東大會，約有2700人到場參加。早在會議召開前，巴菲特就告訴自己名下的喜詩糖果公司、鞋業公司和《世界圖書百科全書》出版公司在股東大會會場外布置展位以便於銷售。巴菲特的這個想法果然奏效，喜詩糖果累計銷售達到800磅，鞋業公司共賣出超過500雙鞋，圖書的銷量也很好，隻是那時巴菲特並沒有想到《世界圖書百科全書》出版公司會和柯達公司一樣最終也成為互聯網發展過程中的犧牲品。在股東大會會場外的成功讓巴菲特非常興奮，他先後來到了波仙珠寶店和內布拉斯加家具城。“他（巴菲特）來到家具城後直奔床墊區，”家具城總裁路易斯·布魯姆金說，“他竟在那裏幫我們推銷產品！”巴菲特開始仔細推敲在股東大會會場外兜售產品的促銷方案，所以他才堅決地把會址從劇院搬到了假日酒店，因為假日酒店的麵積更大，可以容納更多的攤位。巴菲特甚至製訂了明年的計劃，讓金廚刀具也加入股東大會促銷行列。
隨著巴菲特成為眾人敬仰的對象，身邊人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了影響。巴菲特的身家已超過80億，巴菲特基金會也躋身全世界規模最大的5家基金會之列。巴菲特和蘇珊還決定死後把遺產悉數捐獻出來，這樣在巴菲特去世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基金會將成為伯克希爾–哈撒韋最大的股東！為了這個目標，巴菲特將蘇珊，也就是巴菲特基金會的主席吸納到了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董事會裏來，雖然蘇珊對於金融、投資並不熱衷，但這代表了巴菲特的誠意。1994年以前，基金會每年大約捐出350萬美元，而在1994年巴菲特把這個數字翻了一番，700萬美元對於像他和伯克希爾–哈撒韋這樣規模的公司來說並不算多，這樣，巴菲特基金會和主席蘇珊也逐漸走進了人們的視線。
當蘇珊決定和巴菲特分居的時候，她就已經決定要過一種平淡、安靜的生活。盡管蘇珊把家搬到了舊金山，但她依然保持著與巴菲特的婚姻關係。蘇珊算不上是一個睿智的思考者，當她發現自己的丈夫一夜之間成了金融界的巨人，成了投資界人人敬仰的偶像時，她驚呆了，因為自己的生活已經牢牢地和巴菲特連在了一起。一方麵，蘇珊希望最大可能地保護自己的私人空間不受侵犯，她是一個向往自由的人。另一方麵，蘇珊也希望能取悅巴菲特，她很積極地運作基金會。然而她感覺自己被這樣的生活困住了。為了避免公眾的注意，她在舊金山的生活盡量低調，並一再解釋自己在巴菲特的投資過程中算不上重要因素，隻不過是巴菲特盛名之下的附屬品，這樣就沒有人會對她的生活感興趣，也沒有人願意費時間撰寫有關她生活的點點滴滴。為了能保護好屬於自己的隱私，蘇珊甚至開始了顛覆性的生活，盡量避免與“巴菲特”這三個字聯係在一起，她還多次在不同的人麵前表達對巴菲特的怨恨，讓人產生一種錯覺，以為是巴菲特毀掉了她原本平靜的生活。
盡量避免與巴菲特聯係在一起，並不代表蘇珊不再與之見麵。每年7月，兩人會一起出現在太陽穀的名人派對上，會一同參加每兩年舉辦一次的巴菲特集團會議。聖誕節、新年，他們和三個孩子也都會在加州拉古納海灘的住所一起度過，每年5月有兩周時間，一家人還會在紐約小聚。蘇珊也會經常看望自己的孫輩，或者把他們接到翡翠灣住上一段時間。雖然蘇珊把打理巴菲特基金會的工作都交給了女婿艾倫·格林伯格，但她也會和艾倫一起處理，兩人還曾一起遠赴越南。而蘇珊其他時間的安排是非常豐富多彩的，派對、音樂會、藝術展、水療、足部按摩，以及逛街消費是她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蘇珊還有一大嗜好，就是不停地對拉古納海灘住所進行裝修。她會向朋友寄送各種各樣的卡片和禮物，當然和朋友一同旅遊也是她非常熱衷的活動。但對於蘇珊來說，沒有哪件事能比公益活動更重要，沒有哪件事能把在病床旁照顧病人的蘇珊拉開。
但蘇珊平靜的生活還是被打亂了，這次打擾她的是疾病。1987年和1993年，蘇珊兩次經曆了膿腫切除手術，她還在1993年切除了子宮。私人助理凱瑟琳·科爾不得不一次次麵對自己的好朋友同時也是老板的蘇珊走入手術室，而且越來越頻繁。術後，科爾曾試圖說服蘇珊戒掉她喜歡吃的土特希卷、曲奇和低脂零食，並加強鍛煉，但是並沒有收到成效。蘇珊家裏的普拉提健身器械上布滿灰塵，她卻陷在照顧別人的樂趣中。每次，科爾在蘇珊生病住院後給她的子女們打電話時，所有人都表現得非常鎮定，似乎對蘇珊住院已經習以為常。“感謝上帝我還活著！”蘇珊每次都這樣說，然後繼續投身於她熱愛的慈善事業。
為了能更好地照顧病人，蘇珊把自己的公寓改成了療養院，親自照顧那些需要幫助的人。第一位被蘇珊護理的對象是她的一位藝術家朋友，由於感染了艾滋病將不久於人世，正是蘇珊陪他走完了生命的最後幾周。這段時間裏，科爾也幫了蘇珊很大的忙——當基金會的其他人員忙來忙去時，科爾隻能在病床旁邊陪伴著蘇珊的朋友，似乎人在離開人世前總是十分脆弱的，這位藝術家不停地向科爾詢問有關基金會運作、有關拉古納海灘住所裝修的問題，科爾也隻能一一作答。此後，但凡有蘇珊的朋友患上艾滋病，蘇珊都會在他們生命的最後時間把他們接到自己的家裏，或者幫助他們完成最後的心願，即便是去日本、去印度的達蘭莎拉，蘇珊也幫朋友達成了心願。在某位朋友去世後，蘇珊應朋友的要求將葬禮改成了放映法國電影《假鳳虛凰》，這些都在說明蘇珊是一個值得信賴的好朋友。
在蘇珊的三個子女中，受到母親影響最大的恐怕要數大兒子豪伊了。繼承了母親精力旺盛的優點，豪伊也親身感受到父親的名氣對於自己的影響。1989年，他成為內布拉斯加州酒業發展委員會的主席。在這期間，豪伊結識了ADM公司的首席執行官馬蒂·安德烈亞斯，兩人也成了好朋友。ADM公司是美國著名的農業公司，總部設在伊利諾伊州，公司首席執行官德韋恩·安德烈亞斯，即馬蒂的叔叔，和巴菲特同為所羅門兄弟公司的董事。兩年後的1991年，ADM公司正式邀請36歲的豪伊出任公司董事，他也成了該公司董事會裏最年輕的成員。
在1974年曝光的“水門事件”中，德韋恩·安德烈亞斯因非法發起政治鬥爭而被指控，後被判無罪免去了牢獄之災，但他並沒有因此收斂，先後向民主黨、共和黨進行捐助以期國會方麵能通過削減酒業賦稅的法令（這對ADM公司能產生直接影響），由於捐助數量巨大而頗受爭議。不過巴菲特很看不慣德韋恩的這種做法，他認為金錢和地位不應該也不能和政治混為一談，這恰恰和德韋恩的理念背道而馳。
豪伊成為ADM公司董事6個月後，德韋恩建議其出任公司公共事務發言人。對於這個涉及公共事務的職位，豪伊沒有任何經驗，也沒有人脈可以尋求幫助，但是在麵對金錢和政治問題的時候，豪伊處處流露出來的都是巴菲特風格的處世方式。在為中學生募集資金的現場，人們就見識了巴菲特家族的風采。這次募集采用銷售蛋糕的方式，這些蛋糕全都是學生們自製的，售價為每塊50美分。當有人掏出一張5美元的鈔票還要找零時，站在募集箱前的豪伊直視著人群說道：“我們沒有零錢！”隨後他又質問校長：“難道你們就是這麽進行募集的嗎？！”這之後整整一個下午，前來進行募集的人沒有一個能要走零錢，因為豪伊根本不同意，所以隻能是人們口袋裏有什麽麵值的鈔票，就投進去多大麵值的鈔票。同樣，在豪伊給父親巴菲特打電話討論工作時，他的口氣也透露著精明。豪伊知道在父親麵前根本沒有任何“想當然”的說法。“如果我接受ADM公司的工作，那麽我在舍伍德基金會募集到的善款怎麽辦？”豪伊問父親。巴菲特的建議則是不讓豪伊把善款帶走，豪伊聽從了父親的意見，沒有反駁。“那麽農場的租借費用又要怎麽算呢？”巴菲特最終決定讓豪伊繳納農場支出的7%作為租借款。在討論了其他幾個問題後，豪伊決定把家搬到伊利諾伊州的迪凱特市，也就是ADM公司總部所在地，他決定接受ADM的工作邀請，出任公司發言人，並主管分析部門的工作。
從表麵上來看，豪伊在ADM公司的工作和“巴菲特”這個響當當的姓氏沒有什麽關係，否則豪伊也不會接受ADM的工作邀請，而且ADM公司涉及乙醇的使用和豪伊之前的工作經曆相關，這更讓人覺得ADM公司吸納豪伊沒有什麽特別的念頭。況且在巴菲特的調教下，豪伊也對使用特權非常反感，一切似乎都是順理成章的。但事實證明豪伊還是太天真了！盡管他知道周圍有很多人都在覬覦父親的財富，並一直使自己遠離做棋子的角色，但豪伊對於大公司的理解還是不夠全麵，在成為公司公共事務發言人的時候，他還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一步步被ADM公司利用。
其實從巴菲特的角度出發，他肯定是不會與ADM這樣的公司或者是德韋恩·安德烈亞斯這樣的人合作的，因為巴菲特非常反感把金錢和政治聯係在一起，但他並沒有阻止兒子豪伊進入ADM公司，為什麽巴菲特會這樣做？他希望兒子能在ADM公司學到一些有關商業運作的知識，以備今後為自己、為伯克希爾–哈撒韋服務。
據豪伊回憶，安德烈亞斯是一個難纏的人，而且對任何事的要求都很高。他會讓豪伊從墨西哥購買磨粉機，還會讓其仔細研究《北美自由貿易協定》裏麵的條款。但豪伊並沒有因為安德烈亞斯的諸多要求就改變自己，他依然是一個積極向上的人，依然充滿朝氣和精力，保持著自己坦率而簡樸的風格。在家庭聚會上，豪伊還會穿著奇怪的衣服從櫥櫃裏鑽出來博大家一笑。在寫給母親蘇珊的信中，豪伊的文風依然是樸實中帶有真情。而他的辦公室看上去也極具特色——看上去就像是十幾歲小孩子的房間，ADM公司的玩具卡車、可口可樂公司的商標、飲料瓶子堆滿了整個屋子。現在的生活對於豪伊來說，就像是在最短的時間裏學會商學院幾年的課程，時間對他異常寶貴。
1992年，巴菲特邀請豪伊進入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董事會，並表示在自己去世後，豪伊將出任公司非執行董事長一職。那時的豪伊資曆尚淺，事實上他連大學都沒有讀完，與金融行業相比，豪伊更喜歡和自己的農場打交道，在進入ADM公司後他才算真正開始了自己的商業之旅。但巴菲特都表態了，別人還能說什麽呢？在伯克希爾–哈撒韋，巴菲特是最大的股東，他完全有權任命自己的接班人，而且伯克希爾更像是一個家族企業，巴菲特認為由豪伊出任非執行董事長能更好地保持公司的企業文化。而且經過了ADM公司的鍛煉，巴菲特相信兒子正在逐漸成熟，遲早有一天能得到大家的信任。
不過從現在開始，巴菲特要好好反思一下了。一直以來他都不讚成“君權神授”和世襲製度，但是現在在伯克希爾–哈撒韋，當巴菲特宣布兒子豪伊將在自己死後出任公司的非執行董事長的時候，一切開始改變了。人們關心的是豪伊能不能在成為公司非執行董事長後依然讓伯克希爾–哈撒韋保持良好的發展狀態，但這不是現在需要考慮的問題，隻要巴菲特還健在，這就不需要過早考慮。但巴菲特目前的用意很清楚，不能讓公司的權力集中在某一個人身上，種種跡象都表明巴菲特在盡全力避免這種可能，因為他深知權力的集中很可能在日後成為公司發展的絆腳石，但權力的集中至少能帶來一個好處，能將製度性強製力帶來的危害減到最低。如果在公司內部實行子承父業的製度，這最多就是壓縮公司發展的潛力，但製度性強製力的作用將是伯克希爾–哈撒韋麵對的最大難題。所以在兩者中間，巴菲特選擇了前者，任命豪伊出任公司非執行董事長隻是他計劃的第一步，他要在自己離開人世前把一切都規劃好。
接下來，巴菲特先後把女兒蘇茜和小兒子彼得安排進了巴菲特基金會董事會。人們心中都知道蘇茜將在母親蘇珊去世後接管巴菲特基金會主席一職。巴菲特一直都認為，包括基金會在內的很多事務都是由“蘇珊在統攬全局”，蘇茜要想接過母親的大權，肯定會在蘇珊離開人世後，那將是很多年之後的事情，而現在巴菲特在其他一些事務上還需要女兒幫助，蘇茜現在的職責是負責有關巴菲特在奧馬哈的所有事務。她曾應父親的要求，在奧馬哈尋找一部適合巴菲特的“便宜”轎車，為此蘇茜走了很長的路，也花了很多時間。蘇茜還幫助巴菲特籌辦奧馬哈高爾夫精英賽，並為比賽培訓誌願者。奧馬哈高爾夫精英賽是由巴菲特所倡導的，由一些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和名人參加的一項慈善活動。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巴菲特在出席各種場合時的女伴不再是凱瑟琳·格雷厄姆，後者已過七旬的高齡並不適合出現在巴菲特身邊，股神的女伴換成了蘇茜。巴菲特的女友阿斯特麗德出現在這種場合的機會並不多，通常她都是在動物園做誌願者，而且她也不喜歡這種賓客滿堂的場合。盡管身為巴菲特的女友，但阿斯特麗德的生活並沒有多少改變，和巴菲特身邊其他人相比，名氣與金錢帶給她的變化的確要少得多。
小兒子彼得也沒有因為父親蜚聲海外而為所欲為，這一點他和豪伊、蘇茜沒有區別，不過他的重點則一直在音樂上麵。搬到了東部城市密爾沃基後，彼得和妻子瑪麗購買了一處公寓，由於公寓的另外一個用途是彼得的工作室，所以室內裝潢難免有些奢華，這和巴菲特家族一貫的作風並不相符，媒體也爭相對此事進行報道。1991年5月，也就是在所羅門公司醜聞爆發前，彼得決定離婚，他和妻子瑪麗的婚姻走到了盡頭，整個離婚的過程拖了很長時間。對於兒子的這個舉動，巴菲特表示理解，他身邊的朋友、家人離異的不在少數，巴菲特已經見怪不怪了。離婚後，彼得正式收養了一對雙胞胎女兒埃麗卡和妮科爾。對於這次收養，蘇珊的態度比巴菲特要積極很多，一直以來，蘇珊就很疼愛這對雙胞胎孫女，而巴菲特卻有點冷淡。不過後來巴菲特也意識到收養能使彼得和前妻瑪麗的關係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隻是由於巴菲特沒有這種經曆，他一時之間也沒有察覺。
其實彼得是一個很內向的人，離婚事件對他的影響很大。一直以來，彼得在同行中並不是佼佼者，離婚讓他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人生。經曆了內心的沉澱，他的事業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之前，彼得已經發行了多張“新世紀”風格的單曲專輯。在閱讀了一本關於小巨角河戰役的小說《晨星之子》後，他對北美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並在創作中將其融入其中。之後，彼得參與製作了電影《與狼共舞》的配樂，並在電影首映禮上奉獻了一場精彩的演出。在參與了電影《紅字》和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一係列短片的音樂製作後，彼得開始籌辦多媒體紀錄片的相關事宜，該片再次引入了彼得喜歡的北美主題，主要描述了北美文化遺失和重塑的過程。
在音樂的道路上，彼得是受人尊敬的，但他絕對算不上成功。在人們眼中，他是一位勤奮的音樂人，但難以和巨星畫等號。“巴菲特”這個姓氏在音樂圈裏沒有任何意義，但彼得還是堅持走了下去，父親也為兒子的成績感到欣慰。外人很難把巴菲特和彼得的世界聯係在一起，試想一下，沒有激烈的商業競爭、沒有世人追捧的藝術，又怎麽能和巴菲特聯係在一起？同樣，彼得也缺乏投資的熱情和對商業的敏感，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三個孩子中，彼得和父親巴菲特最為相似，他們都保持著童年時就形成的對某項事業的投入與熱愛，都對自己的工作充滿熱情，也都希望妻子成為自己與社會聯係的紐帶和橋梁。
現在，巴菲特還有了第三個兒子——比爾·蓋茨。
其實最開始是蓋茨先說的，“我和沃倫在一起，他就是大人，我就是孩子”。久而久之，這就發展成了“嘿，我們兩個人都在學習如何適應角色”。巴菲特之所以能取得目前的成就，用芒格的話說是因為巴菲特就是一部“學習的機器”。在他們兩人的相處過程中，巴菲特並不需要學習編寫軟件，蓋茨也不需要理解金融市場裏那些晦澀難懂的術語、掌握近70年的股票數據，但是兩人的性格裏有太多相似的東西，共同的愛好和相似的思考方式拉近了他們之間的距離。巴菲特教蓋茨如何投資，並努力把蓋茨培養成自己董事會智囊團的一分子。他從不吝惜與蓋茨分享自己的成功經驗，而蓋茨也非常樂於傾聽巴菲特的教誨。
如果能發掘到可以進行的投資，巴菲特肯定不會浪費機會，他也從來沒有放棄尋找投資機會。然而隨著信奉“格雷厄姆–多德理論”的人越來越多，前來華爾街尋找投資機會的人也越來越多，而能夠投資的機會卻越來越少，不過這對於巴菲特來說可能是件好事，他能騰出更多的休閑時間，生命裏也不隻是金融與投資。現在的巴菲特對於社交越來越有興趣了，之前出席類似的活動時，他要是覺得無聊，肯定會拿出類似《美國銀行家》之類的書自己翻閱，現在巴菲特不會了，但這並不代表他對於投資的熱情有所減弱，事實上這種事情從來不會在巴菲特身上發生。進入90年代，巴菲特進行的投資雖然次數不多，但每次都肯定是大手筆。此外，另外一個事物——橋牌——也讓巴菲特的生活有了新的變化，雖然它並沒有削弱巴菲特對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興趣，但給巴菲特的生活帶來了影響，改變了他的社交圈，成為其確定行程安排的主要依據，甚至成為其結交朋友的一大標準。
閑暇時間，巴菲特最大的愛好就是打橋牌，一項在巴菲特的生命裏已經存在50年的運動。當巴菲特在紐約處理所羅門公司醜聞時，他迷上了國際橋牌，相對於巴菲特之前打的橋牌，國際橋牌更具挑戰性。1993年的一天，巴菲特正在和喬治·吉萊斯皮打牌時，遇到了卡羅爾·盧米斯，和她在一起的正是兩屆橋牌世界冠軍沙倫·奧斯伯格。
奧斯伯格幾乎就是為橋牌而生的，她從大學時代就開始玩兒橋牌，在成為橋牌選手前，她的職業是電腦程序員。現在她在美國富國銀行工作，主管公司新近開發的互聯網業務。作為兩屆橋牌世界冠軍的她40多歲，是一位身材嬌小的金發女郎。
“下次她過來時，讓她在奧馬哈停留一下，並給我打電話。”巴菲特對盧米斯說道。
“奧馬哈？奧馬哈在哪兒？”當時奧斯伯格還不知道自己麵前站著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巴菲特。在知道後，她整整花了三天的時間才鼓足勇氣給巴菲特打電話，“我都要嚇死了，從來沒有和依然健在的傳奇人物說過話”。
差不多一周的樣子，奧斯伯格從舊金山的家裏乘飛機來到了奧馬哈。“我從來沒有這麽緊張過！”到了巴菲特的辦公室門外，股神的新秘書戴比·博讚科把她領了進去。巴菲特的見麵方式很特別，他把奧斯伯格帶到了一個盒子麵前，從裏麵拿出了個色子給她，色子上麵刻著的不是平時常見的1、2、3等，而是一組奇怪的數字，好像是17、21、6和0。“現在，你可以先看一看，想看多久就看多久，然後你先選，我再選，我們兩個開始擲色子，看看誰能贏。”巴菲特說出了遊戲規則。奧斯伯格很吃驚，幾分鍾都沒有任何反應，然後，巴菲特說：“好了，我們開始吧。”三分鍾後，奧斯伯格就跪在地板上擲起色子來了。巴菲特就這樣打破了初次見麵的陌生感。
巴菲特的這個法寶叫作“非遞移色子”，秘密就在於每個色子都可能被其他色子打敗。這有點像“石頭、剪刀、布”的遊戲，除非所有玩家同時出手。誰第一個做出選擇，誰自然就會輸，因為其他玩家可以選擇擲出什麽樣的色子來打敗第一個色子。比爾·蓋茨想明白了其中的奧秘，身為哲學家的索爾·克裏普克也看透了這一點，別人，恐怕就沒有誰能想明白了。
遊戲結束後，巴菲特邀請奧斯伯格在Gorat"s牛排店共進晚餐，現在這裏已經成了巴菲特最喜歡的餐館。驅車穿過了一片住宅區後，巴菲特在一家藥房和汽車地帶的一家連鎖店旁停了下來，周圍的環境看上去和50年代的風格很像。“這裏的牛排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走進Gorat"s牛排店後，巴菲特說道。不知道對方究竟想說什麽，奧斯伯格很小心地應對著：“今天晚上您吃什麽，我就吃什麽。”幾分鍾後，奧斯伯格的牛排到了——一塊巨大的五分熟牛排，看上去足足有棒球手套那麽大。由於不想因為牛排冒犯了這位股神，奧斯伯格還是硬著頭皮吃了下去。晚飯結束後，巴菲特帶奧斯伯格到奧馬哈當地的一家橋牌俱樂部消遣，10點鍾左右，兩人從俱樂部裏走了出來，終於到了巴菲特展示自己的機會了——內布拉斯加家具城、巴菲特的家、巴菲特小時候住過的地方、波仙珠寶店，奧斯伯格感覺每個地方都充滿了巴菲特的特色。最後，汽車停在了巴菲特事先為奧斯伯格預訂的酒店門前。
第二天早上，當奧斯伯格退房時，酒店前台小姐告訴她“有人過來找您，並給您留下了一個包裹”。奧斯伯格打開一看，是巴菲特撰寫的伯克希爾–哈撒韋的年度報告，巴菲特是在早晨4點半親自給奧斯伯格送過來的，不過和平時伯克希爾股東們看到的不一樣，巴菲特已經把報告裝訂成冊，看上去非常正式。就這樣，奧斯伯格也成了巴菲特朋友圈裏的一員。
不久之後，在巴菲特的介紹下，奧斯伯格和凱瑟琳·格雷厄姆相識，這樣奧斯伯格也成了凱瑟琳的橋牌友之一。兩個人的友情就這樣建立了起來，奧斯伯格也開始在凱瑟琳的家裏小住，她還經常和桑德拉·戴·奧康納這位美國著名的大法官等名人一起切磋橋牌技藝。一次，奧斯伯格在凱瑟琳的客房裏看到了一幅畢加索的油畫，正好巴菲特當時也在，就聽見奧斯伯格大叫起來：“天哪，浴室裏居然有一張畢加索的真跡！”
“我在那裏住了30年，從來都沒有注意那兒有一幅畢加索的畫。”巴菲特說道，“我隻知道那兒有免費的洗發水。”
為了能和奧斯伯格打上幾局橋牌，巴菲特甚至調整了自己的行程時間，每次都安排在奧斯伯格到紐約公幹的時候趕往紐約與她見麵。經常是在凱瑟琳的家裏，巴菲特、奧斯伯格、卡羅爾·盧米斯、喬治·吉萊斯皮幾個牌友湊在一起。“我們都挺喜歡對方，”巴菲特評價奧斯伯格時說道，“盡管她從沒有說過，但我能看出她被我們這麽爛的橋牌技術給嚇到了。”奧斯伯格是一個很有親和力的人，如果巴菲特在打牌的時候出現錯誤，她會不留痕跡地予以糾正，她知道如果觸犯了巴菲特的威嚴，也就意味著與他的友情很難再繼續下去。所以通常是在幾手牌後，奧斯伯格才會很客氣地問巴菲特為什麽剛才那樣出牌，“現在，我們先學學橋牌吧”，奧斯伯格總會這樣說，然後她會教他一種更合理的出牌方法。
不久之後，巴菲特和奧斯伯格就成了要好的朋友。正是奧斯伯格讓巴菲特改變了對電腦的看法。她認為股神需要添置一台電腦，就這件事，兩個人爭論了幾個月的時間。“我確實覺得你應該有一台電腦了！”奧斯伯格說。“不！我真的不需要。”“其實，你可以在電腦上玩兒橋牌。”“嗯，不一定吧。”最後，奧斯伯格說：“沃倫，你至少應該去試一下，即使隻是抱著嚐試的態度。”“好吧，好吧。”巴菲特妥協了，“你來奧馬哈吧，把電腦裝好，然後你就待在房間裏。”
就這樣，橋牌和奧斯伯格完成了甚至連比爾·蓋茨都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巴菲特終於走進了電腦與互聯網時代。他讓內布拉斯加家具城布魯姆金家族的員工為他安好了電腦，然後乘私人飛機親自去接奧斯伯格。那時，奧斯伯格正在美國中西部的一座城市參加橋牌巡回賽，就這樣，巴菲特把她帶回了奧馬哈。很快，奧斯伯格就和巴菲特的女友阿斯特麗德熟悉了，而奧斯伯格在奧馬哈的主要任務就是教巴菲特如何上網及使用鼠標。“他很無畏，真的！”奧斯伯格說，“他要用電腦打橋牌。”當然，隻有橋牌才能把巴菲特拉到電腦旁邊。“幫我把在橋牌遊戲中需要知道的東西寫下來，”巴菲特對奧斯伯格說，“別的我什麽都不想知道了，而且不要試圖向我解釋電腦的工作模式。”巴菲特還給自己在橋牌遊戲中取了一個網名叫“T型骨”，奧斯伯格在網上則使用“莎洛諾”的名字，一周中有四五個晚上，巴菲特會同奧斯伯格還有其他的橋牌愛好者通過互聯網來切磋牌技。為此，阿斯特麗德特意把晚飯的時間提前了，一切活動都要以橋牌為主！
就這樣，橋牌遊戲成了巴菲特生活的全部，其他任何事情都無法吸引他的注意力。一天，一隻蝙蝠飛進房間，在屋子裏飛來飛去，後來又撞到了牆上，阿斯特麗德發出一聲尖叫：“沃倫，這裏飛進來一隻蝙蝠！”巴菲特坐在屋子裏，穿著那件磨破了的厚絨布浴袍，緊盯著他的橋牌，根本舍不得將注意力從電腦顯示器上移開：“沒有關係，它不會打擾我的橋牌遊戲的。”最終，阿斯特麗德叫來別人才把這位不速之客請了出去，而這也絲毫沒有影響到巴菲特和他的橋牌遊戲。
在奧斯伯格的指導下，巴菲特感覺到自己的橋牌技巧有了很大的進步，於是他想要向更高水平的競賽衝刺。“為什麽不從頂級賽事開始呢？”奧斯伯格說道。就這樣，兩人報名參加了世界橋牌錦標賽的男女混合雙打項目。阿布奎基賽事中心聚集了成百上千的參賽選手，他們圍坐在橋牌桌旁。外麵還圍了一圈旁觀者，他們關注著場上的每一個變化，有時也會小聲議論幾句。當美國首富沃倫·巴菲特和兩屆世界冠軍沙倫·奧斯伯格出現時，整個賽事中心震動了，早已有人認出了股神其人，瘦長的臉龐和灰白頭發是他的標誌，巴菲特的參賽引發了全場的轟動，之前還沒有哪位橋牌愛好者能出現在世界錦標賽的舞台上，曆史的改變本身就非常引人注目，再加上事件的主人公是巴菲特，轟動自然是正常的。
奧斯伯格並沒有想到和巴菲特的組合能取得好成績，在她看來，他們這對組合能取得一些積分、獲得一些比賽經驗就足夠了，但是巴菲特並不這樣以為。賽場上的他坐在桌邊，一副若有所思的樣子，似乎屋子裏根本沒有其他人存在。他的水平自然不能和專業選手相比，但是巴菲特表現得異常專注，他可以沉著冷靜地麵對對手，就好像是在自己家裏打牌一樣。“和沙倫一起搭檔，我的防守非常好！我似乎能感覺到她在做什麽，相信我，沙倫每一次出牌都能影響比賽的進程！”最終，巴菲特的專注彌補了他在技術上的不足，兩人順利地打進了決賽，這樣的結果讓奧斯伯格也感到很吃驚。“我們真的太棒了！”她說道。
但是得到這樣的成績時，巴菲特和奧斯伯格已經打了一天半的比賽，巴菲特處於一種極度疲倦和痛苦的狀態中。唯一的休息時間隻有一個小時，還要跑出去到處尋找漢堡包吃。他看起來像是剛跑完一場馬拉鬆。決賽之前，巴菲特決定放棄，他對奧斯伯格說：“我不想比賽了，我要退出！”
“什麽？！”奧斯伯格非常震驚。
“我不想繼續比賽了，我要退出！告訴組委會我們不參加決賽了，告訴他們我要急著去談一筆生意。”於是，奧斯伯格被巴菲特委派了一項艱巨的任務，向世界橋牌聯合會提出退賽申請。
在這之前還沒有人願意放棄進入決賽的比賽資格。世界橋牌聯合會的代表們感到很憤怒，巴菲特不能退出比賽！組委會當然不會不知道巴菲特的威望以及他背後的財富，正因為如此，他在取得了決賽資格卻要求退賽的要求才讓官員們感到震驚。“你們不能這麽做！”官員們眾口一詞，甚至威脅剝奪奧斯伯格的世界排名以及其參賽資格。“我不是要退賽的那個人，你們不能這麽做！”奧斯伯格說，一再解釋巴菲特退賽是因為生意的緣故。最終組委會同意兩人退賽，而且他們知道奧斯伯格並不是事件的策劃人，所以也沒有給她任何處罰。
巴菲特對橋牌的熱情也影響了比爾·蓋茨，並使後者從一個對橋牌略知一二的人成為橋牌的超級愛好者，水平甚至還在巴菲特之上。蓋茨還把奧斯伯格接到了西雅圖，讓其在自己父親的電腦裏安裝橋牌遊戲程序，這樣，奧斯伯格也逐漸和蓋茨一家熟絡了起來。
之前，巴菲特和蓋茨見麵的地點僅限於足球賽場、高爾夫球場，內容有時還涉及微軟集團的一些事務。但是在橋牌的帶動下，兩人的關係越來越近。1993年複活節的那個周末，蓋茨和女友梅琳達訂婚了。在兩人從聖迭戈回來的路上，蓋茨讓飛行員給梅琳達通報了西雅圖的天氣信息，讓她以為他們正在向回家的方向飛行。飛機著陸後，在艙門打開的瞬間，梅琳達驚呆了，看到巴菲特和阿斯特麗德正在舷梯底端的紅地毯上等著他們。巴菲特開車把蓋茨、梅琳達兩人送到波仙珠寶店，該店的首席執行官蘇珊·雅克親自幫他們挑選了訂婚戒指。
9個月後，蓋茨的婚禮在夏威夷群島拉奈島上的四季曼尼裏灣高爾夫球場舉行，這一天正好是1994年元旦，巴菲特親自前往表示祝賀。盡管妹妹伯蒂在夏威夷群島上有房子，可巴菲特以前從來沒有到過這裏。在蓋茨的婚禮上，巴菲特非常高興，好像舉行婚禮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他認為蓋茨能夠娶梅琳達為妻是蓋茨這輩子最明智的決定之一。不過蓋茨舉辦婚禮這天正好趕上巴菲特好朋友芒格70歲的生日。非常看重友情的巴菲特從來沒有缺席過老友的生日會，但是這一次，他必須要做出抉擇。在衝突發生時，巴菲特總能很巧妙地解決問題，他往往傾向於向更可能動怒的那一方妥協，所以這也就意味著他很可能輕視對他最忠誠和信任的朋友，因為他知道即便如此，自己的好朋友也不會指責他。這也許就是巴菲特矛盾的一麵，他相信愛他的人理解他，所以他們能夠容忍自己的種種做法。
作為巴菲特事業上最堅定的支持者，芒格能體諒巴菲特，也能接受巴菲特沒來參加自己70歲的生日宴會。和自己相比，芒格知道蓋茨是巴菲特的新朋友，而且蓋茨的妻子梅琳達也是巴菲特的朋友。最終，巴菲特還是出現在了蓋茨的婚禮上，並帶來了凱瑟琳·格雷厄姆作為自己的女伴。那時凱瑟琳已經76歲了，老人雖然近來很少出門，但仍會出席這樣的場合。在1993年底公布的財富榜單中，蓋茨剛剛超過巴菲特成為美國最富有的人，兩人的出現使拉奈島成為1994新年那天最富有的勝地。另一方麵，為了安撫芒格，巴菲特讓蘇珊在老朋友生日那天獻唱一曲以示慶祝。
作為巴菲特生命中最重要的女性之一，蘇珊早已習慣巴菲特委派的種種事務。對於巴菲特需要從身邊的女人身上得到什麽，蘇珊有著自己明確的定義，並且把她們劃分為不同的種類。
一天晚上，當她正在和巴菲特、阿斯特麗德，還有剛剛認識的奧斯伯格在Gorat"s牛排店共進晚餐時，蘇珊不時地環顧四周打量著身邊的同伴，發現隻有凱瑟琳和卡羅爾·盧米斯還是單身。她笑著搖搖頭，說道：“你們應該找個伴了。”對於奧斯伯格，蘇珊認為她在巴菲特的生命中隻扮演和橋牌有關的角色，其他人似乎得不到蘇珊如此的評價，不過所有在巴菲特生命中出現的女人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對巴菲特百分之百的忠誠。
不久，巴菲特與奧斯伯格的關係密切了起來，兩個人一天要打好幾通電話，巴菲特旅遊的時候也帶著她，與朋友聊天時，巴菲特也給予奧斯伯格很高的評價。不過和阿斯特麗德一樣，奧斯伯格並不是一個喜歡出風頭的人，她總是默默地站在巴菲特身後，絕對不幹擾他和其他女人的關係，這正是巴菲特希望看到的。90年代中期，人們對於巴菲特的私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好奇心，對於巴菲特如何打發時間的說法也出現了很多分歧。麵對這些，巴菲特依然選擇了自己的方式，盡量避免傷害到任何人，但是很多時候，衝突都是獲得利益的最好方法，引發衝突的一方往往能得到更多的關心和愛。
在這一點上，奧斯伯格和阿斯特麗德很相似，她不會用製造麻煩的方法吸引巴菲特或者任何人的注意。1994年感恩節這天，蘇珊邀請奧斯伯格參加她的感恩節晚宴，她還和蓋茨打了一通橋牌。蓋茨和梅琳達結婚一年後，也就是1995年1月1日這天，夫婦倆邀請好友來兩人位於聖迭戈的家中進行慶祝。之後巴菲特也邀請了蓋茨、芒格和奧斯伯格來自己的翡翠灣住所，加入“新年橋牌會”。蘇珊並沒有出席，她知道巴菲特有自己的嗜好和追求，所以整個新年假期她都和家人、朋友在一起。蓋茨、奧斯伯格和巴菲特圍著桌子等待芒格的到來。巴菲特是一個非常守時的人，時間到了，他提醒大家可以開始了，不過並沒有提及芒格的遲到，因為這並沒有打擾到大家的興致。
蓋茨心情非常好，但是聊天過程中人們發現巴菲特的情緒出現了惡化的跡象。過了一會兒，芒格仍然沒出現，在奧斯伯格的提議下，他們玩兒起了三人橋牌。
剛開始，巴菲特還一直和大家開著玩笑、聊著天，一切看上去都很平靜，但是在打了45分鍾的三人橋牌後，他變得焦躁不安，突然他從自己的椅子上跳起來說道：“我知道他在哪兒！”說著，他拿起電話撥通了洛杉磯鄉村俱樂部的號碼。
接線員放下電話去找人。幾分鍾後，他在高爾夫球場裏找到了芒格，他正和他的朋友們坐在一起，隻要沒在辦公室，芒格肯定會在這裏，高爾夫是他每天的必修課。接線員出現在他麵前的時候，芒格正要咬他手裏的三明治。
“查理，你在幹什麽呢？”巴菲特問道，“這個時間你不是應該和我們一起在玩兒橋牌嗎？”
“我幾分鍾後就到。”芒格回答說。
芒格連一句道歉的話也沒說就掛斷了電話，放下他的三明治後鑽進了汽車。
等了至少半個小時，芒格終於出現在巴菲特位於翡翠灣的家中。他好像什麽事都沒有發生過一樣坐在桌子旁的椅子上，似乎他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讓比爾·蓋茨在他的結婚一周年紀念日等了一個半小時。
“新年快樂！我們開始打牌吧。”
三個人目瞪口呆地坐著。
隨後比爾·蓋茨說道：“好，我們開始吧。”
終於他們開始打牌了。
1995年9月，巴菲特集團會議在都柏林的基爾代爾俱樂部召開，巴菲特的老朋友們也都參加了這次大會。比爾·蓋茨也作為巴菲特集團的一員參加了這次會議（巴菲特與蓋茨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很多時候都能看到兩人同時出現的身影）。由於蓋茨的到來，愛爾蘭政府將其奉為上賓，迎接他們的是愛爾蘭官方的豪華轎車，並由安全特工在直升機上對他們實行監視保護。到達愛爾蘭後的首場晚宴，健力士啤酒總裁、愛爾蘭政府總理及夫人、美國駐愛爾蘭大使等人悉數出席。巴菲特等人還遊覽了都柏林著名的三一學院、觀看位於基爾代爾郡愛爾蘭國家馬場的比賽。即使幾年前凱瑟琳·格雷厄姆在威廉斯堡籌辦的那次集團大會也沒有如此隆重、奢侈，都柏林到處都是令人讚歎的古玩和藝術品，基爾代爾俱樂部還為巴菲特等人準備了當地所有的特色食物，並由歐洲廚師精心烹調。
盡管被身邊的光澤和美麗包圍著，盡管他們都是百萬富翁，但巴菲特集團的成員們並沒有因此改變。他們中的很多人，一年也隻能與巴菲特碰麵一兩次，但是他們卻得到了巴菲特完全的信任：比爾·魯安還是喜歡和很多人住在一起，給人們帶來一個個有意思的故事；沃爾特·施洛斯還是住在自己的小公寓裏，並像往常一樣炒著股票；在眾人中間，斯坦貝克夫婦算是有錢人了，但他們最熱衷的交通方式還是長途汽車；桑迪·戈特斯曼依然對所有事物都持懷疑態度，並企圖推翻每一樁成功的交易；結束了在緬因州海岸線大量購買地皮的行為後，湯姆·納普把重點轉向了夏威夷群島；傑克·貝恩仍是精力充沛；羅伊·托爾斯固執己見的作風沒有變，不過現在他已經學會說笑話了；埃德·安德森和瓊·帕森斯開始致力於投資人類性行為的研究，不過安德森還是會在街上撿起一個便士的零錢；馬歇爾·溫伯格還是那個調情高手；盧·辛普森在挑選股票上的天賦有增無減，事實上，他是格雷厄姆和多德學派最好的投資者之一；卡羅爾·盧米斯已經賺了不少錢，足夠讓她去乘坐飛機，但是她在買東西，哪怕隻是一罐鹹菜前，也會回憶自己在經濟蕭條期的遭遇；沃爾特·斯科特從興修巨型水壩和橋梁建築崗位上退休之後，開始建築大型房屋；喬伊斯·考因在觀看完歌劇後，寧願在暴風雪的夜裏沿著百老匯的方向走到市中心，也不會選擇出租車代步；現在已經成為巴菲特俱樂部會員的阿吉特·賈殷，在會議期間還是會待在房間裏分析種種數據，因為他知道巴菲特喜歡自己這樣的作風；那個人人都喜歡的羅恩·奧爾森（至少在巴菲特認識的人裏麵，奧爾森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同，當然大法官布裏亞特除外）現在的社交圈更大了，幾乎整個大洛杉磯的人都喜歡他；比爾·斯科特、邁克·戈爾德伯格、查克·裏克肖塞爾這些人曾圍繞著溫暖的太陽（巴菲特）工作了多年，現在都退了下來，不再受裏克肖塞爾的熱力學定律的影響；比爾·蓋茨與其他人都不同，他還享受著由巴菲特集團的智慧所帶來的利益和坦誠的交往方式；凱瑟琳·格雷厄姆則保留了自己的社交圈，她也成了巴菲特集團與社會聯係的紐帶。
在眾人都沉醉於基爾代爾俱樂部奢華的享受時，巴菲特卻看起了隨身攜帶的《財富的福音》，這本書的作者是20世紀著名的實業家、慈善家安德魯·卡內基。在自己65歲生日的時候，巴菲特評估了自己的一生，所以他開始重讀卡內基。在集團內部，巴菲特就卡內基所說的“富有著死去的人死得可恥”發起了討論。作為慈善家，卡內基把自己畢生的財富都放在了慈善事業上，要知道他的財富在當時可謂獨一無二，他立誌在美國所有城市都修建一座圖書館，他的這種做法得到了社會的高度評價。但巴菲特並不這麽看，他寧願“富有著、可恥地死去”，因為他知道如果像卡內基那樣，就意味著自己要放棄很多。巴菲特堅持認為，最好的利用自己投資天賦的方法就是不斷賺錢——一直到死！而且他對那些例如圖書館的基礎設施建設也沒有興趣，在他看來，那應該是蘇珊的工作。不過巴菲特還是想聽聽身邊人的看法，也許這會給他帶來一些改變。
眾人圍坐在桌子旁邊。比爾·魯安——這個從來都不在乎錢，甚至和周圍的人相比有些寒酸的人率先發言，他表示自己正策劃一個項目，對紐約公立學校中年代久遠的校舍進行翻修，之後他將與哥倫比亞大學合作拍攝一部反映紐約學生存在心理問題和自殺隱患的紀錄片。之後，巴菲特還發現了一些自己從來都不知道的事情：斯坦貝克夫婦是美國治理環境問題的捐款名單上最重要的捐助人；墨菲是拯救兒童組織的主席；羅恩·奧爾森的妻子簡則是國際組織“人權觀察”的主席；考圖夫婦曾給美國民間藝術博物館捐贈了一批十分重要的藝術收藏品；芒格也向撒瑪利亞醫院和教育機構進行了捐贈；斯科特夫婦把捐贈地選在了奧馬哈；戈特斯曼則在愛因斯坦學院的醫藥委員會任職；溫伯格的捐贈行為更像是仗義疏財，教育基金、世界衛生組織、中東問題、教育研究，幾乎沒有他未涉及的捐贈領域。這些都隻是代表，還有很多人都在為慈善和公益事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輪到蓋茨發言的時候，他這樣說道：“我們不應該通過一個人捐出了多少錢來衡量他的成就，而是應該用這些錢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來作為判斷尺度。”蓋茨認同巴菲特的觀點——你必須先賺錢，然後才能保證有錢可以捐出去——但隻要是一個人賺到了一定數量的錢，他就應該用這些錢來拯救更多的生命，一個很重要的辦法就是把絕大部分資產捐出去。
如果用巴菲特的財富來進行衡量，那麽巴菲特基金會能支配的金錢是相當有限的，根本就是九牛一毛。其實巴菲特也早已選定了兩個主要的慈善事業方向——人口過剩問題和核擴散問題，它們的共同點就是解決起來非常困難，甚至超出了你的想象。也許金錢並不能解決核擴散問題，但是巴菲特已經在盡自己最大的努力避免核戰爭爆發。在這個問題上，巴菲特提出了非常具有代表性而且論據十足的觀點。
核戰爭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人類最終都要麵臨這個問題。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它在一年內發生的概率是10%，那麽在未來50內它發生的概率將高達99.5%，接近100%。但如果我們把這個數字調低，也就是說把一年內出現核戰爭的概率降到3%，那麽在未來50年，這個概率將下降到78%。如果我們將概率降到1%，未來50年，發生核戰爭的可能性隻有40%。從數字上看，這是一件值得嚐試的事情，毫不誇張地說，它可能會使這個世界變得完全不同！
在巴菲特眼中，另外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人口過剩。人口的不斷增長給地球造成了巨大的壓力，人們生活的這個星球已經嚴重超載。由於核問題解決乏術，巴菲特基金會的資金的主要流向就是人口控製，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這就成了巴菲特基金會的主要議題。在分析人口問題時，巴菲特也給出了足夠說明事態的數字：在1950年，世界人口大約是25億，短短20年後，世界人口已經接近37億！當時保羅·埃利希的“人口爆炸理論”剛提出不久。他在文章中大膽預言20世紀七八十年代將出現全球性的大規模饑荒，數以百萬計的人口將由於缺乏食物而死去。截至1990年，世界人口突破50億大關，但是埃利希描述的饑荒並沒有出現，所以他的這種觀點也開始被人們，特別是人口專家忽略。不過，世界人口仍然在繼續快速增長卻是不爭的事實。現在，專家們更多地關注這樣幾個焦點問題：技術增長的速度能否超過人口增長、物種滅絕以及全球變暖的速度。不過巴菲特依然對人口問題很關注，他從“安全邊際”的角度出發分析人口增長和資源減少的問題。
地球的承載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當然這已經超出了托馬斯·馬爾薩斯的想象。但另一方麵，這固定的承載能力會讓你找到打破這種平衡的臨界點，沒有人願意為失誤買單。比方說你有一艘可飛往月球的宇宙飛船，飛船的容量很大，可以容納200人，但如果你不知道路程有多長，那麽你不會安排超過150人登上飛船。宇宙飛船有許多種，並且我們不知道應該準備多少食物。而且，如果隻從幸福指數和生存環境來說，很難說究竟是生活在容納20億人口的地球更好，還是生活在月球更好。 注釋標題 Buffett，characteristically，uses both loy’ has already been exceeded. 這裏存在一個限度，如果你不清楚這個限度是什麽，那麽最好停留在安全地帶。對於地球也是一樣，如果想要我們生存的這個空間維持下去，就必須處在我們的“安全邊際”裏。
自20世紀70年代，為解決失控的人口增長問題，巴菲特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在為婦女爭取避孕和墮胎的權利上，這與蘇珊的觀點很貼近。這也是當時很多人權機構普遍接受的觀點。由於芒格–托爾斯律師事務所的介入，巴菲特也卷入了加州貝洛斯案件，該案在加州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該案的裁決對於爭取墮胎合法性具有裏程碑式的意義。芒格在法庭上據理力爭，他的激情感染了現場的很多人。他接這個案件是出於對年輕婦女在非法墮胎行為中致殘或死亡的擔心。隨後，巴菲特和芒格讚助了一家名為“基督教聯合會”的“教堂”，這裏主要用於幫助年輕婦女進行墮胎。
在閱讀了加勒特·哈丁《平民的悲劇》一文後，巴菲特被其闡述的思想深深打動。在這篇發表於1968年的文章裏，哈丁認為對於那些人類共有的東西，例如空氣、海洋等，現代人的行為就是在過度使用或者進行毀壞。作為“人口控製”運動的倡議人，哈丁的很多想法都對巴菲特產生了重要影響，但是他並沒有接受哈丁倡導的解決方案，後者擁護專製思想並采取優生學家的辦法來解決問題。哈丁曾寫道，人類不僅應該繼承謙恭溫順的性格，更應該繼承地球留給我們的資源。他的“遺傳性自殺”觀點認為：“看看你的周圍，你的鄰居裏有幾個是英雄？你的同事裏有幾個？我們之前看到的那些英雄在哪裏？斯巴達現在在哪裏？”
巴菲特認為將斯巴達帶回來的想法不是沒有被嚐試過，這個人就是阿道夫·希特勒。斯巴達人通過遺棄羸弱的子女來改善人口質量。現代優生學奠基人弗朗西斯·加爾滕借鑒了他的表兄達爾文的理論，並得出“選擇性的人類育種可以提高人口質量”的結論。這種觀點在20世紀早期得到極其廣泛的支持，納粹分子更是用實驗性的手段對此加以驗證。盡管他的設想可以非常合理地對人類進行分工以幫助其進入競爭群體，但是沒有一條絕對安全的線路可以說明哈丁想法的正確性。對此，巴菲特曾經給予否定，他讚成以公民權利為基礎的方法可以解決地球與人口之間的問題。
於是在1994年的時候，巴菲特思想的天平從“人口控製”向人類繁衍的權利傾斜，這種改變也符合世界範圍內關於人口控製運動的發展思想，婦女不再被視為通向人口控製“終點”的便利途徑。他認為通過政治手段來解決人口問題的方法都是不可控的，“即便是人口過剩，我也不會剝奪女性生產的權利，即便這個星球隻剩下兩個人，繁衍後代也是最重要的。我認為世界人口總數和新生兒數量沒有必然聯係。即使每個人都有7個孩子，我也不會按照哈丁說的做，不會把孩子的數量和人口過剩的問題扯在一起”。這樣，巴菲特基金會的觀點已經顯而易見，它支持人類繁衍的權利。
繁衍權利、公民權利還有人口控製在對墮胎的爭議中迷失了方向，錯綜複雜的關係越來越多，最終巴菲特把生育的過程定義為“卵巢彩票”。他向一個叫作“責任財富”的組織分享了自己的這個想法，對於巴菲特來說，“卵巢彩票”給他帶來了巨大的反響。
我是1930年出生的，當時我能出生在美國的概率隻有2%，我在母親子宮裏孕育的那一刻，就像中了彩票，如果不是出生在美國而是其他國家，我的生命將完全不同！試想一下，母親的子宮裏有兩個完全一樣的受精卵，一樣的聰明和精力旺盛，但是基因精靈卻告訴他們，“你們其中的一個將會出生在美國，而另外一個會出生在孟加拉國”。如果你在孟加拉國出生，你不需要繳納個人所得稅。那麽你想成為美國人的願望有多強烈？你會用收入的百分之多少來成為那個出生在美國的孩子？這就說明社會會對你的命運有一定的影響，而不僅僅影響你與生俱來的能力。相信我，和孟加拉國相比，人們更希望在美國出生！這就是“卵巢彩票”。
“卵巢彩票”成了巴菲特的政治、慈善事業觀點的向導。他的理想是創造這樣一個世界：勝者可以自由地去奮鬥，而他與失敗者之間的鴻溝也會有某種方式去彌合。巴菲特出生在公民權利受到壓抑的年代，他見到過極端的不平等，也聽說過法院騷亂、當局者被絞索勒著推到斷頭台。在某一時期或某個地方總會有人覺得自己應比別人得到的更多。很多年前，巴菲特放棄了父親的自由派傾向，但是現在他開始從精神上回歸到內布拉斯加州的民主理想上了，這不得不說是一個循環。
巴菲特，一個無論在思想還是在現實生活中都很少做出改變的人，有時也可能做出小調整，當然前提是有人不停地說服他這樣做。在他和蘇珊從愛爾蘭的集團大會回來後，他們做出了“17天穿越中國”的決定。
巴菲特這次中國之行的起因是因為蓋茨，而且為了能使巴菲特的中國之行愉快，蓋茨夫婦為他解決了相當多的麻煩，他們給巴菲特和其他客人送去了一份調查問卷，調查他們喜歡吃什麽。巴菲特可不想重複日式料理的經曆。“我不吃中國菜，”他回答說，“如果可能，把米飯放在盤子裏隨便擺弄兩下，然後我就可以回房間吃花生了。對了，我還要一份《華爾街日報》，如果哪天看不到《華爾街日報》，我會覺得很難熬！”
於是，巴菲特開始了自己的首次中國之行。
到達中國後，巴菲特住進了北京著名的王府井飯店，並與自己這次中國行的向導、亞洲協會會長安熙龍會麵。在兩人就中國發展問題交換了看法後，宴會開始了，客人們來到了飯店裏的翡翠宮，品嚐著飯店準備的地地道道的川菜：樟茶熏鴨、回鍋肉、口水雞、四川火鍋，但是蓋茨早已為巴菲特安排了他自己的美食：漢堡包和炸薯條，負責巴菲特這次中國行的A&K旅遊集團特意派人教王府井飯店的廚師製作漢堡包和薯條，這令巴菲特很高興，晚飯結束後，巴菲特鍾愛的薯條和甜點也出現在了他的麵前。
第二天早上，巴菲特一行人參觀了北京大學、故宮博物院等地。中午他們在仿膳飯莊享用午餐，緊接著下午就前往釣魚台國賓館。每次吃飯，當其他人都在盡情享用中國美食的時候，巴菲特卻隻吃漢堡包和薯條。
在北京期間，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的李鵬先生會見了他們，蓋茨還特意安排了巴菲特和一名12歲的中國乒乓球比賽冠軍進行了一場比賽。第三天，巴菲特到長城遊覽，安熙龍教授向他們講解了關於長城的曆史和民俗，人們登上頂峰的時候發現慶祝用的香檳等已經準備好了，還有專門為巴菲特準備的櫻桃可樂。眺望著長城——這個世界上最壯觀的文化遺產，這個凝聚著中國勞動人民的汗水、智慧和悠久曆史文化的偉大工程，每個人都期待巴菲特能說點什麽，確實，巴菲特也被眼前的一切深深打動了。
“朋友們，我真希望是我的公司拿下了為修建長城提供磚瓦的協議。”他開玩笑地說。
接下來的那個早上，巴菲特沒有去觀看武術表演，而是到當地的可口可樂工廠參觀了一番。第二天，他們就乘坐中國軍用運輸機飛往烏魯木齊，一座位於中國西北的城市，是中國曆史上的絲綢之路最重要的一站。在那裏，他們將坐上一列火車，這列火車並不普通，在蓋茨的安排下，巴菲特等人乘坐的是毛澤東主席當年的私人專列，這也是這列專列第一次租借給西方人使用。火車按照古絲綢之路的路線行進，穿越西北地區，沿途還設置了停靠站。人們可以在沙漠中騎駱駝，訪問古老的城市和窯洞，在西安看大熊貓、參觀秦始皇兵馬俑——這是世界公認的最大墓葬遺址。旅行途中，巴菲特和蓋茨還時不時地進行交流，為什麽一些銀行會比另外一些銀行要更好些？為什麽零售業不好經營？兩人還談到了微軟的股票價值等問題。
到達中國的第十天，他們參觀了三峽大壩工程現場，隨後登上了“東方皇後號”，這是一艘有五層甲板的遊輪，裏麵設有舞廳、理發店、按摩院等，還有一名樂手，他穿著正式，正在演奏《稻草裏的火雞》。
進入三峽的第一站是神農溪，很多人都穿上了橘紅色的救生衣上了竹筏。竹筏隨水流不停地晃動，岸上10個小夥子一組，用繩子拖曳著每條竹筏前行。旁邊，還有一些年輕美麗的女孩子用歌聲給小夥子們鼓勁。
巴菲特與那些女孩子開著玩笑，但是在那天晚上的粵式宴會上，他的注意力顯然都放在“卵巢彩票”上了，“在那些纖夫當中本會產生另外一位比爾·蓋茨，但是因為他們出生在這裏，命中注定要一輩子牽著船過日子。他們沒有像我們一樣的機遇。我們能過上現在的生活真是太幸運了”。
從神農溪出來，他們一路來到了峽穀，經過一些小村落的時候，有小學生跑出來向那些陌生的美國人鞠躬致意。兩岸都是薄霧籠罩的山峰，沿著鋪著鵝卵石的小路上去是一個古色古香的小村落，小船緩慢地沿著蜿蜒的水路進入長江。最後，他們到達了桂林。他們改乘一艘私人遊船遊覽了漓江，這個世界上風景最優美的景點。漓江是一條極具原始特色的河流，那裏的鍾乳石被罩著一層綠色的覆蓋物。唐朝詩人韓愈曾這樣讚美漓江的景色，“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巴菲特一行沿著河岸前進，他們身旁是300英尺高的史前石群。巴菲特、蓋茨父子在船上進行了一次長時間的橋牌狂歡——這次狂歡是得到他們各自妻子的許可的，此時遊船正行駛在風景秀麗的江麵，岸邊是壯觀的鬆樹林。
這次旅行的最後一站是香港，午夜時分巴菲特拖著蓋茨徑直來到麥當勞買漢堡吃。“從香港回舊金山，再加上到奧馬哈的路上，我都隻要看報紙就好了。”
但是那次中國行之後的很長時間裏，事實上是很多年之後，巴菲特的思緒總是一次又一次被拉回到那段記憶中。無論秀麗的風景，還是騎行駱駝的場麵，他都已經不在意了，那些不過是留在照片中的紀念，讓他念念不忘的是三峽大壩工程和神農溪上的那條竹筏，是那些把一生都用來拖曳竹筏的小夥子的命運。這些一直留在巴菲特的心裏，困擾著他關於一個人的命運和天數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