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最高榮譽
42 最高榮譽
奧馬哈，布法羅 1977—1983年
1978年初，在蘇珊的鼓勵下，阿斯特麗德·門克斯不時來法納姆大街做飯、收拾屋子。蘇珊給阿斯特麗德打電話為她鼓氣，她說：“非常感謝你照顧他。”然而，漸漸地，隨著沃倫開始接受蘇珊不會再回到他身邊這一事實，他和阿斯特麗德的關係也開始變得有些特別了。
開始，他和阿斯特麗德在她舊簡易房社區的那個小地方幽會，到5月，她搬到了他家裏，並且放棄了她業餘時間扮演奧馬哈“波希米亞人”女主人公的公寓。那年夏天彼得從斯坦福大學回到家時，她在法納姆的院子裏種西紅柿，並且到處搜尋30美分一加侖的百事可樂。“在過了那麽多年之後，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阿斯特麗德說，“但是它自然而然就發生了。”
阿斯特麗德體麵地從鬧市區“消失了”，一個熟人這樣說。知道他們的關係後，巴菲特的朋友都大吃一驚。她比他小16歲，是一個藍領婦女。然而，她卻知道巴菲特所不知道的一切東西——高級烹飪術、美酒、吃貝類食物的刀叉以及廚師的刀具。和蘇珊的消費習慣以及對時髦東西的偏愛完全不同，阿斯特麗德經常出沒於舊貨店淘一些便宜的舊東西。她很自豪能夠以最少的錢買到一個二手的衣櫃；她十分節儉，以至於使巴菲特看起來像一個敗家子。和蘇珊相比，她的家庭至上思想更重，她的興趣——烹飪、園藝、淘便宜貨——同蘇珊不斷膨脹和發展的品位相比，真是太微乎其微了。盡管阿斯特麗德很謙遜，但是她口才不好，也不是很聰明，這點同蘇珊的風趣幽默和對他人的熱切關心不同；阿斯特麗德十分務實的態度也同凱瑟琳·格雷厄姆無與倫比的貴族的高尚優雅相去甚遠。
阿斯特麗德的出現在巴菲特的親朋好友中引起了不小的騷動，這種不同尋常的三角關係違背了利拉的宗教信條和她的公共道德意識——當然她和兒子接觸很少，對他幾乎沒有什麽影響。彼得卻認為他父親隻是要找一個伴侶，對此他已經學會了從容應對，因而他很少考慮這件事。豪伊則對此困惑不已，不知所措。對蘇茜來說，這意味著要麵對傳統的繼母問題：一個她和父親之間的障礙，以及是否能夠接受除了她母親之外還有人能夠對他更好的問題。對於格拉迪絲·凱澤來說——沃倫的首席保護者，幫他守衛辦公室的大門，幫他接電話，以及處理他和蘇珊的錢財——阿斯特麗德的到來意味著又增加了壓力，這是她不願看到的。
蘇珊自己也很震驚，她從來沒有想到事情會變成這樣，她隻是向她的丈夫強調他們都有自己的需要。在她的頭腦裏，沃倫對她的依賴是絕對的；他怎麽還能和別人發生關係呢？但是這可能也是預料之中的事。沃倫一生都在尋找完美的戴茜·梅爾，並且無論他需要什麽，阿斯特麗德都可以做到：購買百事可樂、清洗衣服、收拾屋子、幫他按摩頭部、做飯、接電話、陪伴他做所有的事情。而阿斯特麗德從來都不告訴他去做什麽，並且除了要和他在一起外，也不要他的任何回報。之前的戴茜·梅爾和蘇珊之所以要逃離奧馬哈，部分原因就是為了躲避生活中無窮的瑣碎之事。隨著蘇珊不斷調整自己，她開始接受這種關係，這也使她的新生活更為容易了。然而，蘇珊天生就有一種占有欲。無論她怎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她真的不希望失去沃倫對她的關注。因此，要根據蘇珊的期望，而不是沃倫的期望來界定他們之間的角色。
巴菲特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又開始恢複了原樣。但是他十分吃驚地發現了一個真理，這就是蘇珊一直所堅持的：坐在屋子裏掙錢不是生活的全部意義。他開始發現自己已經錯過了哪些東西。盡管他對孩子們十分和藹可親，但是他真的不了解他們。有一個笑話講得十分真切——“你是誰啊？”“是你的兒子。”這就意味著在接下來的幾十年中，他要盡力去修複他們之間的關係。但是很多傷害已經是無法彌補了。在47歲時，他才剛剛開始反思自己的損失。
沃倫十分看重誠實，對於與阿斯特麗德同居一事他完全公開，一點兒也不遮遮掩掩。每個人都知道這件事（湯普森博士除外）。並且，蘇珊和阿斯特麗德對此事也不做任何表態，隻是說她們互相喜歡對方。沃倫對此事隻公開評價過一次：“如果你對我們三個人都很了解，你就會看到這對我們都很好。”確實如此，至少沒有什麽比這更好的辦法了。在這個意義上，這種情況同沃倫的偶像本傑明·格雷厄姆的生活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本傑明·格雷厄姆曾向妻子埃斯蒂提出了一個奇怪的協議，稱他要同已故兒子牛頓的女朋友瑪麗·路易絲一起生活半年，親朋好友一般都叫她“馬盧”，另外半年和埃斯蒂生活在一起。在本傑明看來，婚姻實際上是一個要不斷被打破的概念，但埃斯蒂卻不這樣認為。自從她拒絕之後，格雷厄姆夫婦就開始分居，但是卻從來沒有離婚。本傑明和瑪麗住在拉霍亞，有時會到法國普羅旺斯地區的艾克斯度假。埃斯蒂住在比弗利山莊，本傑明感覺這種生活對她而言不錯，而瑪麗對沒有婚姻的同居生活也很滿意。
本傑明·格雷厄姆僅僅在名義上成功地維持了兩種關係，然而，巴菲特卻不想效仿他。巴菲特不想要兩個妻子；對他來說，要解釋這種關係還真是不容易。很久以後他這樣分析：“蘇珊把我組成了一個整體，而阿斯特麗德則使我保存了這個整體。她們都需要給予，而我是一個偉大的接受者，因此，對她們都不錯。”但是，問題沒有結束，因為像這樣的解釋，以及稱這種安排對他們都很合適的說法，忽略了三角戀中最根本的問題：如果用天平來稱量她們兩人的重量時，肯定不會平衡。
這個三角關係的不平衡被擴大了，因為實際上這要涉及兩個三角關係——不過隻有一個人明白這一點。沃倫，出於無知，認為蘇珊受到了虧待。因此他竭盡全力去彌補她——在私下裏安撫，在公開場合盡心盡責地關愛，然而這卻把阿斯特麗德推到了尷尬之中，使她陷入了受人斥責的地步。同樣出於無知，阿斯特麗德——十分欽佩，甚至是崇拜蘇珊——也接受了沃倫不會和她結婚的現實，把奧馬哈之外所有的社會和商業活動全都讓給了蘇珊，十分不高興地接受了巴菲特的女管家和情人的角色，這樣他和蘇珊的婚姻就好像沒有什麽裂痕。巴菲特這樣解釋：“阿斯特麗德知道她在哪些方麵很適合我，她知道我很需要她，因此，這樣也還不錯。”阿斯特麗德的角色盡管不是十分明確，不過這種生活也確實給了她所一直缺乏的安全感。
對蘇珊來說，這樣做既維持了自己作為沃倫·巴菲特夫人的榮耀，同時又可以完全跳出這個角色，去尋求自己所追尋的生活，生活似乎隻是表麵上發生了改變。然而，在沃倫看來，他好像是從這兩個世界中都得到了最好的部分，盡管這種新的關係並沒有彌補他的損失。有些人會得到這種印象，蘇珊之所以要搬出去，是因為他同凱瑟琳·格雷厄姆的關係曖昧或者——有些人搞錯了對象和時間——他同阿斯特麗德的關係，對此，他不能為自己辯護。
他拚命想使剩下的部分保持完整無缺，並且竭力要在蘇珊的餘生去彌補他曾經給她造成的失望。但是，這當然不能改變“他是誰”這一事實，並且很明顯，這也不是說他就不會再和凱瑟琳見麵。巴菲特邀請格雷厄姆來奧馬哈參觀戰略空軍司令部，可能也是為了借機把阿斯特麗德介紹給她。格雷厄姆帶著她最好的朋友梅格·格林菲爾德一塊兒來了，她是《華盛頓郵報》社論版編輯。格雷厄姆在人際交往方麵極少見的一個弱點——當四周擠滿了男人時，她通常沒法和其他女人處得很好。對此，格雷厄姆並不否認。但她對梅格是個例外。同引人注目的女人見麵時，巴菲特說：“凱瑟琳的第一想法是如何把她從屋子裏轟出去。”
巴菲特帶他們和斯坦·利普西到奧馬哈俱樂部吃飯。凱瑟琳興高采烈地同沃倫交談著，梅格和斯坦偶爾插上一兩句話，而阿斯特麗德被晾在了一邊，獨自吃飯，因為她不是那種喜歡主動出擊的人，除了點菜之外，她整頓飯都沒有再說一句話。巴菲特總是被格雷厄姆迷住，因此也沒有幫她解圍。旁邊還有幾十個人，圍著一張大桌子，在亂哄哄地慶祝生日。最後，那些人站起來，圍成一圈，開始大聲歡呼，並伸出雙手當作翅膀，隨著音樂的節奏搖搖擺擺，像小雞一樣跳舞。作為一直都是一個講究禮儀的女士，格雷厄姆坐在那裏，眼睛發直，臉上露出難得一見的表情。
從那以後，巴菲特幾乎總是在奧馬哈以外見格雷厄姆。當她給沃倫家打電話時，如果是阿斯特麗德接了電話，凱瑟琳就會一言不發，好像阿斯特麗德不存在一樣，隻有一次例外，那是為了問如何用她的攝像機。
蘇珊和阿斯特麗德地位完全不同；她們彼此都感覺十分滿意，阿斯特麗德甚至還去過舊金山看望蘇珊。蘇珊在貴族山的簡陋小公寓現在看起來像一個小姑娘的閨房一樣，裏麵堆滿了布娃娃和枕頭，貼滿了海豹的照片，甚至還有一部米老鼠造型的電話。她把廚房的壁櫃當作衣櫃來存放衣服。
現在蘇珊十分感激阿斯特麗德，因為後者讓蘇珊的生活更為輕鬆，隻要阿斯特麗德接受蘇珊為她界定的“有限的公開露麵角色”就行。搬到舊金山對蘇珊而言曾經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因為她必須把許多朋友和她所關心的事業拋諸腦後。她的離去引起了劇烈的騷動。未來中央委員會、計劃生育協會、城市聯盟以及其他的民權機構都要重新改編，並且都感覺他們的核心缺了一大塊。她的朋友和追隨者也要在心態上做出不同的調整，他們有些感覺被遺棄了，有些隻是很懷念她，有些還不斷到舊金山去看望她，在某種程度上把那裏當作了第二個家。有幾個人甚至跟著她到了舊金山，並在那裏定居下來。
蘇珊對巴菲特父母的許多朋友解釋說她之所以要搬到舊金山去，是因為那裏為她提供了更為多姿多彩的生活，在那裏她可以徜徉於美術館裏，徘徊在爵士樂俱樂部內，沉浸在交響樂中。但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期，舊金山不再是美國的巴黎了。大量退伍的老兵湧入舊金山灣區的海濱，許多人在身體、精神和心理上都有問題。人行道成了藏汙納垢的地方，在海特，在吸食迷幻藥和大麻以及裸泳的嬉皮士們之後，酒鬼、吸毒犯們接踵而至。那些人之所以被吸引到舊金山，是因為這裏盛行享樂主義，性自由和性解放觀念日益在街上無家可歸的人中間蔓延。在過去的10年裏，同性戀從最初的地下狀態開始逐漸走向公開化，並且在1976年達到了高潮。這一年為了慶祝獲得自由，他們在金門公園舉行了“同誌光榮遊行”。但是一個佛羅裏達州的歌手安尼塔·布萊恩特開始了一場全國性的打壓同性戀的運動，1978年11月，舊金山的市長喬治·莫斯科尼和市督察員哈維·米爾克被一名被市政府辭退的同性戀公務員刺殺，刺殺行為標誌著該項運動的高潮。陪審團接受了刺客的精神失常辯護，並且裁定為“過失殺人罪”，之後舊金山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騷動。
在蘇珊新結交的第一批朋友中，就有一對同性戀，其中一個人以前是個麻醉醫師，後來由於一次醫療事故而離開了奧馬哈。她還結交了其他的新朋友——音樂家、畫家，以及在商店、教堂、美容店、劇院及大蘇爾的伊沙蘭學院認識的各種各樣的人。很快她的身邊就又聚集了一大群人，有許多都是同性戀。蘇珊的叛逆性格在舊金山振奮人心的氛圍中活躍起來，並且她的新生活也把她解放了出來。原來樂善好施的女主人現在投身到了各種各樣的聚會中，感覺就像是在爵士音樂會的後台一樣；她打開了自己的大門，被邀請參加各種嘉年華活動。但是，同以往一樣，她也找到了一個事業——她又一次違反了慣例——當她在施舍處工作時，她成了許多同性戀朋友默認的母親，因為好多人從來都沒有享受過母愛。
沃倫隻能通過金錢來控製她的生活。她還持有許多伯克希爾的股票，但是按照他們的約定，她一股都不能賣掉。她喜歡上了馬克·夏卡爾的一幅畫，想買回來掛到自己的小公寓裏，但是她告訴一個朋友說她不能這樣做。“這會毀了一切的。”她說。沃倫十分清楚地告訴她：“我不想讓你賣掉伯克希爾的股份。”他仍然負擔著她所有的開支。格拉迪絲監控著她的花銷，並且替她支付所有的賬單。
同樣，蘇珊也是通過沃倫才借給了朋友查爾斯·華盛頓24900美元。他是奧馬哈的一位活動家，是她的一位忠實的捍衛者，也曾經是蘇珊的堅定支持者之一，記者阿爾·佩格爾在撰寫《是什麽使蘇珊·巴菲特歌唱？》一文時采訪過他。巴菲特認為借錢是最為糟糕的想法，如果他不是十分渴望取悅他的妻子，他可能不會同意。果然，在幾個月後，華盛頓沒有按時支付幾筆還款。很少有什麽事情會讓巴菲特暴跳如雷，但是如果他感覺有人在騙他的錢，他的雙眼會閃現出痛苦和憤怒，並且會立即報複的。轉瞬之間，最多也就幾秒後，他的情緒平靜下來，同時他也開始考慮有條不紊地做出反應。這一次，他立即到法院起訴華盛頓，並且贏得了24450美元的判決。
“華盛頓事件”象征了沃倫和蘇珊的新關係：如果蘇珊保留著她所有的股票，他對支票簿的控製就會鬆一些。除了替她支付賬單外，沃倫還給她額外的零用錢：這是她捐贈的預算。當孩子們需要時，她會給他們補貼一些，而沃倫是不會這麽做的。為了給自己和瑪西婭建造一座樹屋居住，豪伊已經把他持有的伯克希爾的股份賣掉了一些。他們一邊在努力維持自己的婚姻，一邊在為生計奮鬥。“這真是太可怕了，沃倫不出錢幫他們買房，”蘇珊抱怨道，“他是打算讓屋頂塌下來，他想讓他們失去房子。”但是這是遊戲的一部分。沃倫知道蘇珊會為他們想辦法的，因為當蘇茜的婚姻出現問題時，她也照顧過她，她總是會照顧一切的。
除了錢以外，賺錢是沃倫的工作。當家裏的財富正在減少時，所有這些變化和錯綜複雜的事情，以及成堆的賬單全都同時擠在一起出現了。當蘇珊要搬到舊金山時，沃倫又被拖到了紐約州布法羅的法庭，來應對兩家報紙之間耗資巨大的鬥爭。通常遇到這種情況，他都會卷起衣袖，大幹一場，並且很喜歡這樣的鬥爭。但是現在，由於他麵臨著個人的危機，這就變成了一個昂貴而且非常有趣的小插曲，幫他排除了其他的煩擾，並緩解了痛苦。《布法羅晚報》事件將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鬥，它曾經威脅到藍籌印花公司的價值，是他職業生涯中最不愉快的經曆。這和他許多年前所應付的比阿特利斯的衝突十分相似，他曾經發誓永遠不要再重複這樣的事情。
1977年的春天，在經過多年的搜尋之後，他和芒格最終買下了這份日報。3550萬美元的開價是他們有史以來最大的並購交易。布法羅這座鋼鐵城市陳舊陰冷，滿是鐵鏽，而且不是他們所夢想的隻有一家報紙的城市，不過，在這裏能夠擁有一份報紙仍然不失為一個不錯的選擇。布法羅的工人清晨很早就到工廠上班，要到晚上下班後才有時間看報。《布法羅晚報》實際上已經占有了整個市場，把它的競爭對手《信使快報》遠遠地甩在了後麵，該報的經營十分慘淡。巴菲特在新聞報紙行業已經形成了一套十分有說服力的競爭理論。
凱瑟琳總是說競爭使它們辦得更好之類的話。我說：“看，經濟形勢不可避免地導致每個城市隻能有一家報紙。我把這稱為‘胖者生存法則’，並且你會獲勝。沒有第二的位置，也沒有仁慈的救援團。最後，不會有任何競爭，因為它不是這麽運作的。”
《信使快報》的員工和發行人也清楚在新聞報業沒有仁慈的競爭者。1920年，全美國有700座城市擁有兩家報紙；到1977年，剩下不到50座了。在平時，《布法羅晚報》的銷量是《信使快報》的兩倍，《信使快報》隻能通過周末版勉強生存下去，這構成了它收入的60%。
《布法羅晚報》最初是打算賣給《華盛頓郵報》的，但是被拒絕了。凱瑟琳·格雷厄姆不願意再接受一家工會力量強大的報紙。巴菲特倒不害怕這一點。“在我們買進之前，我們同那些工會領導者坐下來談了談：‘聽著，我們可能犯各種各樣的錯誤，但是在這個有兩份報紙的城市，隻有一件事情能夠毀掉報紙，那就是無期限的罷工。你們完全有能力對我們這樣做，但是如果你們做了，要知道，我們會兩敗俱傷的。這是一個不值得去嚐試的冒險，並且我們希望你們能夠理解，我們也在進行冒險。盡管你們握著牌，但是如果你們打出來了，我們都會失敗的。’”那些工會的人似乎理解了他所說的話。
巴菲特和芒格的企業帝國現在的價值已經超過了5億美元，他們控製著伯克希爾一半以上的股份，以及藍籌印花公司65%的股份。這兩個公司還擁有國民賠償公司、羅克福德銀行、喜詩糖果、韋斯科金融公司、《華盛頓郵報》10%的股份、皮克頓偵探公司25%的股份、GEICO15%的股份以及許多其他公司的股票——最後，還包括他們長時間搜尋後獲得的都市報。
《布法羅晚報》的執行主編默裏·萊特迅速同巴菲特討論了創辦周末版的計劃，該報先前的主人，傲慢的貴婦人凱特·羅賓遜·巴特勒一點兒也不喜歡這個計劃。已故的巴特勒夫人是一個嬌小可愛但十分專橫的人，她頂著一頭蓬鬆的白發，常常對雇員發火。她握著拳頭敲打著從法國進口的皮革麵的桌子，因為她看不出來為什麽需要增加版麵。她住在布法羅一座主要的標誌性建築裏，這是一座富麗堂皇的大廈，每天她開著那輛黑色的勞斯萊斯豪華汽車，穿過幾個街區來上班。據說，她對新聞從來都不感興趣，她更喜歡到歐洲去旅行，尋找能夠配得上她女兒的王公貴族們。
《布法羅晚報》的發行人亨利·恩本同巴特勒夫人的關係很好，他主要的工作是讓她鎮定下來，因為在許多時候她會對報紙的社論持反對意見。巴特勒夫人關注的焦點不是贏利，而恩本也是如此。“你找不到比亨利·恩本更好的人了，但是他的頭腦裏從來沒有想過和新聞紙的生產商談判。我一到那裏，新聞紙的生產商就問道，巴菲特先生喜歡釣魚嗎？我告訴他們，哦，查理喜歡釣魚，不過是我來買新聞紙。”僅僅因為穿過加拿大的一座橋，《布法羅晚報》要比其他報紙多付10%的費用，在佛羅裏達州、加利福尼亞州和達拉斯市也是如此。巴菲特想把每噸運輸費用降低30美元。“我們每年要買4萬多噸，因此每噸降低30美元，總計就是120萬美元，而整個公司還掙不到這麽多錢呢。”他把新聞紙的生產商巴菲特化了。“我告訴了所有7個商家，我們以不合適的價格和你們簽訂了不同期限的合同。你們必須對我們和其他美國的客戶一樣，收取最低的運輸費用，你們要給我們同樣的報價。我們會遵守那些合同的，但是如果你們不和他們談判的話，你們就再也別想和我們簽新聞紙合同了。”最後，他贏了。
但是僅僅通過降低運輸費用並不能扭轉《布法羅晚報》的虧損局麵。布法羅的兩份報紙是一種奇怪的平衡態勢。一份控製著工作日市場，另一份卻控製著周末市場。巴菲特和芒格同意了默裏·萊特的計劃，《布法羅晚報》別無選擇，隻能把工作日的優勢擴大到周末。“如果我們要進行有效競爭的話，我們就必須按以前的辦法來，”芒格說，“拚個你死我活。”
在《布法羅晚報》即將出版周日版的兩周之前，《信使快報》發起了一場出其不意的攻擊，控告《布法羅晚報》違反了《反托拉斯法》。他們聲稱《布法羅晚報》計劃免費發放5周的周日版，然後以折扣價出售，這就相當於非法壟斷，目的是為了讓他們破產停刊。《信使快報》的律師弗雷德裏克·福斯向巴菲特發起了巧妙的進攻，給他設置了種種圈套，想讓人們把他看成一個毫無仁慈之心的壟斷者，說他要把當地所有的競爭對手都趕出城去。
福斯提出了大量的問題，表明巴菲特和芒格都很清楚，激烈的競爭會削弱《信使快報》的實力。《信使快報》發起了一場全麵的公關戰，在頭版連續報道，詳細而充分地刊登內幕消息，連續幾周每天追蹤報道，把自己描述成為捍衛自己的生存權而與殘暴的歌利亞英勇鬥爭的小鄰居大衛。這種報道在布法羅很受歡迎，因為這個城市曾經擁有令人引以為豪的就業率，而現在到處都是失業的工人，工作機會就像鐵鏽一樣不斷剝落。
巴菲特剛剛從韋斯科金融公司事件的困擾中解脫出來，現在又被卷進了另一場痛苦的法律糾紛之中，這次還需要他親自到布法羅去，到現場接受冷酷、充滿敵意的詢問。
《布法羅晚報》開始吸幹藍籌印花公司的保險櫃了。巴菲特的律師查克·裏克肖塞爾現在已經離開了芒格–托爾斯律師事務所，成了太平洋海岸交易所的總裁。他的繼任者羅恩·奧爾森來到了布法羅，為巴菲特作為公司清算人壟斷者的控訴做辯護，同時芒格也從洛杉磯召集了一群人來協助處理該案。奧爾森提交了一份正式的陳述，聲稱他的代理人從小就十分鍾愛報業，並且強調了他在《奧馬哈太陽報》榮獲普利策獎中所做的貢獻。同時，《信使快報》刊登了一係列的人物報道，竭盡全力去討好那些可能會參與審判的每一位法官。審判結果表明他們還是失敗了，雖然如此，紐約南部地區聯邦法庭的查爾斯·布裏安特法官的判決還是對《信使快報》有利。巴菲特總是十分自豪，因為他僅僅憑借資產負債表就能迅速評估一個公司。巴菲特第一次在布法羅的法庭出庭時，《信使快報》的律師福斯把他描述成了一個對《布法羅晚報》知之甚少的人，認為他沒有到工廠實地考察過，也沒有找專業的分析師研究該報，就貿然買下。福斯指控巴菲特事先考慮過《布法羅晚報》出版周日版是否能將《信使快報》擠垮的問題，但是巴菲特否認了這一點。福斯走向法官席，手中揮舞著一份《華爾街日報》，上麵有一篇關於巴菲特的文章——這是第一次，他嚐到因出名而帶來的惡果，他的聲譽成了反對他的武器。巴菲特曾經告訴記者，如果可以從財務管理中解脫出來他會十分高興，但是，實際上，隨著他的新形象的增大，他的自我意識比以前更危險了。這篇報道中引用了他的朋友桑迪·戈特斯曼的一句話：“沃倫喜歡擁有一家具有壟斷地位或者在市場占據主導的報紙，就像擁有一座不受約束的橋梁收費站一樣，你可以隨心所欲地抬高收費，想抬多高就定多高。”
“你這樣說過嗎？”福斯在法庭上問他。
“沒有，”巴菲特回答道，“我記不清是否講過像橋梁收費站之類的比喻，隻是說這是筆好生意。也許在內布拉斯加州的弗裏蒙特比橋梁收費站還要好。我認識許多誠實的人，但是當他們開始引用別人的話時，他們就不一定了……”
福斯繼續追問：“你相信還是不相信呢？”
我不想和你爭辯……我倒是想擁有一家……我隻是說過在通貨膨脹十分嚴重的情況下，如果沒有什麽約束，能有一座橋梁收費站也是很不錯的。
“為什麽？”福斯問道。
巴菲特看看法官，他在盡力給他講經濟學。“因為你已經投入了資金，你用過去已經不太值錢的錢來建橋，而且再加上通貨膨脹，你也不用擔心要更換橋梁——你隻用建造一次。”
“你說‘沒有什麽約束’，意思是你可以隨心所欲地提高收費，對嗎？”
“沒錯。”
巴菲特現在要用自己編織的網來左右陪審團的意見。一座收費橋梁，橫跨密西西比河的道格拉斯大街的橋梁，實際上這是他少年時的一個著迷的問題。在巴菲特小的時候，奧馬哈花了十多年的時間同一位收費者鬥爭，要把唯一通往艾奧瓦的大路解放出來。他和芒格後來試圖購買底特律國際橋梁公司，該公司擁有連接底特律與溫莎橫跨安大略湖的一座大橋，最終他們隻買到了該公司24%的股份。
“這是一座天使之橋，有1000平方英尺，並且能掙到很多的錢……當我們無法得到它時我十分失望。不過查理不斷告訴我，我們沒有得到它是多麽的幸運，因為，他說，想象一下，一個家夥站在收費大橋上不斷漲價，還有什麽比這更糟糕的？”
確實如此。
“法官不喜歡我，由於種種原因，他就是不喜歡我。他也不喜歡我們的律師。許多人都喜歡羅恩·奧爾森，但是法官卻不喜歡他。”
1977年11月，法官布裏安特公布了初步的裁決，裁定《布法羅晚報》完全有權出版周日版，這樣做符合公眾的利益。但是很明顯，布裏安特受到了福斯關於收費大橋證詞的影響，在裁決時，他也考慮到了這個比喻，惋惜地說：“布法羅城的讀者和廣告商們可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他們知道如何應付唯一的一家報紙，作為他們通往外部世界不受約束的收費大橋。”他認為《布法羅晚報》的計劃具有掠奪性，並嚴格限製了它周日版的促銷、營銷和發行活動。法官禁止《布法羅晚報》發放免費報紙，打折銷售，對廣告商也做出了嚴格的限製。他的裁定中有一條十分棘手，要求每個訂戶每周都要填一張表格來訂閱《布法羅晚報》的周日版。《信使快報》刊登了大篇預先準備好的報道，吹噓自己的勝利，炫耀著自己戰勝了一個外來的惡霸，這個惡霸想把當地的小本經營者趕盡殺絕。《布法羅晚報》對此沒有做任何回應。
現在我們到了生死攸關的地步了，我們碰上了一個不喜歡我們的法官，隻能在困境中攜手應戰。
《信使快報》的雇員開始監督執行命令，並且發現《布法羅晚報》在發行周日版時有些訂戶沒有填表。布裏安特法官判定《布法羅晚報》蔑視法庭。
廣告商都跑去支持《信使快報》，5周後，《布法羅晚報》周日版的廣告隻有《信使快報》的1/4。突然間，《布法羅晚報》從微薄贏利到虧損140萬美元。獲悉此事後巴菲特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戰，他從商以來還從來沒有以這種速度損失過這麽多錢。
1977年聖誕節前一周的某一天，天空陰沉著，好像要下雨一樣，布裏安特法官宣布開庭，拉開了審判的序幕，以決定最終的判決條款。當年的深秋，巴菲特在徹夜難眠和淚流滿麵中思考著蘇珊離去的變故，雖然她並沒有完全離開他。為了分散注意力，從個人痛苦中解脫出來，他像一個金甲蟲一樣圍繞著卡羅爾·盧米斯、阿斯特麗德和凱瑟琳·格雷厄姆，在紐約、奧馬哈和華盛頓之間飛來飛去，當然，他並不希望這樣來散心。當法庭休庭時，他像往常一樣飛回翡翠灣度假，不過今年是在和蘇珊達成新協議後全家第一次一起過節，在這期間，蘇珊再一次向他保證他們的生活和以前沒什麽兩樣。巴菲特家的新年聚會一結束，沃倫和蘇珊又各奔東西了。布裏安特法官也重新召集訴訟當事人開庭審判，奧爾森和芒格不斷給巴菲特打電話，給他通報審判工作的最新進展，因為他回到奧馬哈工作去了。
1978年7月，他正和卡羅爾、喬治·吉萊斯皮在一起。“我們正在紐約凱瑟琳的家中同查理打橋牌，正在那時布裏安特法官的審判結果傳來了。我把它給了查理，讓他讀一讀，他說，‘嘿，文筆不錯啊’。我快要瘋了，我才不管它文筆是好是壞，我要接受並忍受所有這些限製，根本沒有心情去欣賞什麽文筆。”
布裏安特法官的最終判決就文筆而言是一篇毫無陳腐之氣的傑作，副標題是這樣的——“巴菲特先生來到了布法羅”，布裏安特對《布法羅晚報》規定了嚴格的限製條款，芒格和奧爾森計劃上訴。而巴菲特卻不想再同法官鬥爭下去。芒格總是開巴菲特的玩笑，稱他的管理方式是從一個公司取出所有的現金，然後提高價格。如果失敗了，巴菲特的箭筒裏就沒有一支箭了。這種方式無法解決《布法羅晚報》的問題。巴菲特被擊垮了，他根本不想再和法官對峙了，他寧願讓3550萬美元打水漂。他上次麵臨的最大的法律糾紛剛剛才算結束：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經過漫長的考慮，終於同意了伯克希爾和多元零售公司的合並交易。巴菲特迫切希望和律師了結一切，不再宣誓做證、接受傳訊以及跟法官鬥法。“我不想上訴，我隻是感覺到這會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戰鬥，並且還會激怒法官，一旦激怒了他，他就會強製我們執行禁令，我們的損失就會更大，而《信使快報》就會立即發起猛烈的攻擊，那樣隻會不斷地擴大它的影響。我聲稱，我們不去上訴，因為過個一年半載我們無論如何都會失敗停刊的。而羅恩和查理告訴我，我錯了，而我也確實錯了。”
最後，他決定同他們一起上訴。“我們必須上訴，不能屈服於這些條件，這會讓我們失去競爭優勢。因此，從根本上來說，我別無選擇。我們沒有虛張聲勢，不管怎麽說，那不是我的風格。在一個人的一生中，你可以通過虛張聲勢獲得聲譽，相反你不虛張聲勢也能獲得聲譽。因此，我想讓別人明白我不會等著被宰割。”
《布法羅晚報》是巴菲特單獨做出的最大的投資，他留出了充足的回旋餘地。它占用了藍籌印花公司近1/3的資金，在布裏安特法官的限製下，它一直在虧損，並且很容易受到罷工的打擊，這會進一步削弱它的實力，因為當時的股票市場行情正在下跌，巴菲特急需大量的現金來購買他所一直鍾愛的價值低位股。並且《布法羅晚報》潛在的失敗不僅僅威脅到了他和芒格3500多萬美元的投資；他是個連花費31500美元買一套房子居住都舍不得的人，因為他認為這些錢最終會變成100萬，因此，他們在報紙行業投資的損失會使局勢比表麵上看起來更加嚴峻。因此，巴菲特不僅做出了上訴的決定，同時他也打算讓斯坦·利普西助他一臂之力，當時利普西正在考慮著搬到舊金山去，而巴菲特卻想讓他來解救這份報紙。“你去布法羅怎麽樣？”巴菲特問道。“我的心一沉，”利普西說，“但是在任何事情上我都不想讓沃倫失望。”
利普西最後去了布法羅，臨時先幫幫忙，他是在布法羅多年不遇的暴風雪之後去那裏的，路邊堆的積雪都快要和屋頂一樣高了。他在巴菲特推薦的一家酒店住下，在巴菲特最喜歡的牛排店吃飯——他一直十分疑惑巴菲特怎麽能忍受得了這裏呢。第二天早上，當他一到《布法羅晚報》的辦公室，就立即明白巴菲特為什麽要派他來了。他們的新聞做得很好，但是管理很混亂。他在一張秘書的辦公桌旁坐下，開始在人工打字機上工作。一位經理來到了他的身邊，問道：“您想要什麽酒？”利普西問他是什麽意思。那個人說：“哦，作為一個經理，您有資格得到兩箱酒。”
利普西開始每個月在布法羅工作一周。有一次在奧馬哈時，他同沃倫和阿斯特麗德一起去感受了一下沃倫現在的生活氛圍。沃倫對這一新關係感到十分輕鬆，他讓阿斯特麗德帶他們所有人去看男扮女裝的表演。
到1979年時，利普西已經把報紙的管理工作扭轉過來，他們同《信使快報》法律訴訟的戰鬥也快要接近勝利了。1979年4月，在布裏安特初審裁決近一年半後，聯邦第二巡回上訴法庭一致同意推翻他的裁決，稱他的觀點“受到了法律和事實錯誤的影響”。“沒有明確的證據表明巴菲特先生購買《布法羅晚報》就是為了擠垮《信使快報》……《布法羅晚報》並沒有采取不正當的競爭手段來擠占《信使快報》獨占的周日報業市場，而是給市場帶來了更多的競爭。所有的證據隻能表明巴菲特先生隻是想盡可能地辦好《布法羅晚報》，而並沒有想過他的競爭會給《信使快報》帶來什麽嚴重的後果……法官們必須警惕原告利用《反托拉斯法》來保護自己，免受競爭的影響。”
雖然《布法羅晚報》獲得了勝利，布裏安特法官的禁令被撤銷，但是這有些太晚了。《信使快報》立即對此提出上訴，尋求維持原判。《布法羅晚報》的律師疲倦地舉起他們的利劍，繼續這場荒謬的戰鬥。同時，盡管利普西加強了對報紙的管理，這場官司已經給他們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不僅僅是訴訟費的開支，還包括因為法官的禁令而導致《布法羅晚報》損失的大量廣告費。據保守估計，兩年裏它損失了好幾百萬——1979年的稅前損失高達500萬美元，這是巴菲特和芒格所經曆過的任何經營活動中損失的幾倍。他們要付出艱苦的努力才能把這些錢賺回來。
“搬到布法羅去怎麽樣？”巴菲特問利普西。“我不想那麽做。”利普西回答道。巴菲特什麽也不說了，利普西繼續在兩頭奔波。
到1979年底，股票市場沉浸在一片黑暗之中，巴菲特說，股票訂單“就像擠眼藥水”。道瓊斯指數萎靡不振已經近10年了，它好像一輛破車，冒著黑煙，喘著粗氣，吃力地顛簸前行，最近剛剛跌回到了800多點。傑拉爾德·福特入主華盛頓，接著又是吉米·卡特，他穿著羅傑斯先生牌的毛衣，通過了節約能源的議案，最後卻事與願違，並且他對伊朗的外交似乎也無能為力，導致美國的徹底失敗，伊朗國王也被阿亞圖拉·霍梅尼趕下台，王後再也不能在伊朗使館的舞廳跳華爾茲了。三哩島核電站反應堆核心部分熔毀導致放射性物質泄漏；通貨膨脹率達到兩位數；加油站前排起長隊。《商業周刊》宣稱這是“股市之死”，好像沒有人再會購買股票了。極度悲觀的情緒籠罩著整個國家。
投資者們蜂擁著積蓄黃金、鑽石、鉑金、藝術品、房產、稀有金幣、礦業股票、飼養場的家畜和石油；“現金是垃圾”是當時的流行口號。高中女生戴著由南非克魯格金幣製成的項鏈。在格林奈爾學院，一個自以為是的新受托人史蒂夫·喬布斯——備受尊敬的鮑勃·諾伊斯的門徒——竭力勸說投資委員會賣掉所有的股票，買進黃金。二十五六歲的喬布斯是位精明的工程師，很顯然也是一位聰明的家夥，但是投資委員會猶豫不決，最後，格林奈爾沒有購買黃金。
巴菲特的觀點正好相反，他在《福布斯》發表文章：這是投資者購買股票的最佳時機。“未來的事永遠沒有人知道，”他寫道，“但是當大家都看好股市的時候你再入市，就不得不出高價了。那些著眼於長遠的投資者一直要學著如何與不確定性周旋。”他也是一位著眼於長遠價值的投資者——不過，他沒有現金。從10年前以來，巴菲特不斷地獲得大批現金——先是從分配合夥公司的資產中獲得了1600萬美元，接著從一家私人投資的數據文件公司的股票買賣中獲利數百萬美元，但是這些全都投入到了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股票上。巴菲特想要資金來投資，他的年薪隻有5萬美元，現在也隻是增加到了區區10萬美元，他又一次開始從銀行借錢投資。
最後，斯坦·利普西終於答應搬家了，這是沃倫一直希望的。1980年的一天，利普西從沒有上鎖的後門進入了沃倫的辦公室，他告訴沃倫他的妻子珍妮想和他離婚，並且斯坦認為她的律師要來鬧事。巴菲特用湯姆·墨菲曾經傳授給他的經驗來提醒利普西。“你明天就可以讓他們滾蛋，斯坦。”他說。他邀請對方的律師來到他的辦公室，幫著調停朋友們間的離婚案——這是他第二次這麽做了。不久之前，巴菲特還成功地促成埃德·安德森和他妻子雪莉·史密斯·安德森的和解，她也是沃倫和蘇珊的老朋友。在幫助朋友緩解矛盾、渡過難關方麵，他很有經驗。他開始告訴利普西他的生活需要改變。斯坦認為，是該改變的時候了。隨著談話的深入，巴菲特引導著利普西自己提出搬到布法羅去。“這是典型的沃倫方式，他十分想讓我自己提出來。”但是最後，就像人們投資合夥公司一樣，這也成了利普西自己的想法。
利普西搬到了布法羅，在那裏定居下來。每周五的晚上，他就給巴菲特打電話，告訴他最新的“可怕的數字”，但是每一次，無論消息多麽令人失望，巴菲特都很樂觀，還感謝利普西給他打電話。“這有點兒令人鼓舞。”利普西說。到1980年時，損失已經增加到了1000萬美元。芒格在藍籌印花公司的年度報告中警告了這種危險狀況，同時也生氣地抱怨了工會要求“大幅度提高福利待遇的要求”。芒格在1978年的報告中已經提到，這是他第二次提及：“如果《布法羅晚報》再發生罷工導致停刊，那就很有可能會被迫停業並進行破產清算。”
芒格所寫的這些話，以及他通過主導《布法羅晚報》的法律訴訟來掌控藍籌印花公司的努力，都無法挽救他惡劣的健康狀況。多年來，他一直在堅強地忍受著日益惡化的白內障的折磨，最後他的視力受到嚴重損傷，不得不進行手術。他的左眼在接受白內障手術時，引發了一種極其罕見的並發症——上眼皮內縮。一種生長在眼球外麵的特殊的初生體組織（可能是角膜細胞）進入了他的眼球中，並且開始像癌細胞一樣生長。對視神經產生的壓力和破壞引發了嚴重的疼痛，他幾近失明。當他無法忍受眼睛緩慢而猛烈發作的痛苦時，芒格安排醫生給自己做了眼球切除手術，然後安了一隻玻璃義眼。但是後來，“我就像一隻受傷多日的動物一樣”。即使在護士的輔助下，他都無法站著洗澡，因為劇烈的疼痛會導致他眩暈。他告訴巴菲特他不想活了。他十分害怕再經受一次這樣的折磨，同時也可能麵臨失明的威脅，他決定不再對右眼的白內障做切除手術了，隻采取保守治療，不再切除晶狀體了。因此，他隻好戴著一副老式、像水母一樣厚的白內障眼鏡，把它掛在他的“好”眼上。
在芒格忍受痛苦之時，《布法羅晚報》的汽車工人工會打算試試深淺——管理方在脅迫之下管理該報已經三年了，也許他們是受到了鼓勵——他們要求在不工作時也要拿加班費。《布法羅晚報》曾經在一份臨時的協議中同意支付這份錢；現在工會想讓它成為一個永久的合同。芒格和巴菲特斷然拒絕了。接著在1980年12月，卡車司機們認為巴菲特不敢在與《信使快報》鬥爭的緊要關頭鋌而走險。談判持續了一夜，最後還是失敗了，早上6點鍾，司機們開始罷工。在其他工會的幫助下，利普西、亨利·恩本和默裏·萊特穿過罷工者的糾察線，勉強印出了報紙。然而，在最後一刻，印刷工人們停止了工作，拿走了印版，工作隻好停頓下來。
巴菲特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他有著十多年的報業發行經曆，他知道即使沒有印刷工人參與罷工，僅僅汽車工人工會——總共才隻有38名成員——也有能力讓報紙停刊。其他的工會和誌願者可以操縱印刷機，但是如果沒有了司機來運送報紙，那報社很快就會垮台。考慮到安全問題，巴菲特不能使用非工會的人員來替代他們。“我不打算在寒冷的12月派我們的人摸黑到一些鄉村地區送報，有些家夥可能會在那裏用鐵棒襲擊他們。我坐在奧馬哈的辦公室裏，想派一群人去把這些家夥給痛打一頓，當然這並不是個好辦法。”他說。
《布法羅晚報》差點兒關門大吉。
巴菲特告訴這些工會，報紙“已經隻剩有限的‘幾滴血’了，如果它失血過多的話，就沒法再生存了……隻有看到切實可行的前景，我們才會起死回生。”這一轉折點很快就會來臨。
這一次，工會都害怕了。在48小時之內，《布法羅晚報》又出現在了大街小巷。到那時為止，《布法羅晚報》的周日版盡管已經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仍然同《信使快報》存在差距，不過它正在慢慢地朝著主導地位前進，同時還保持著自己工作日版的優勢。到1981年底的時候，利普西和巴菲特已經把當年的損失減少到了150萬美元，是《信使快報》的一半。在一場“胖者生存”的戰鬥中，它幾乎已經獲勝了——盡管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信使快報》一直都沒有放棄法律訴訟，它仍然想維護布裏安特法官的裁決，但是它的主人，看到了另一位法官——市場的裁決，市場正在授予《布法羅晚報》最高的榮譽。《信使快報》現在意欲售給傳媒大亨魯伯特·默多克，但是工會不同意他減薪的要求。緊接著，在1982年9月，《信使快報》隻得停刊。
《布法羅晚報》立即更名為《布法羅新聞報》，並且開始發行《晨報》。勝利在望了，巴菲特和芒格在希爾頓舉行了一次報社中層領導的會議。會上有人提出分享勝利的果實，但是巴菲特卻說“三層——編輯和記者們工作的地方——的員工都無法為公司增加利潤做出什麽貢獻”。資金承擔了風險，因而才能收獲回報。他和芒格在一係列的決定中投下了3500萬美元的賭注，那時他們可能輸得一幹二淨，因此所有的利潤都應該歸他們所有。他認為，員工付出的時間和辛勞已經得到了恰當的回報——不多也不少，正合適。員工在經曆了風風雨雨後，卻受到了他無情的對待，這出乎人們意料。
當巴菲特和芒格離開辦公室時，他們要從出版人亨利·恩本的身邊經過，而亨利“還以為他起碼會受到小小的嘉獎”，羅恩·奧爾森說。但是芒格常常在別人還在說話時就自顧自地鑽進汽車裏，好像根本就沒有聽見他們說話一樣，並且常常一講完就徑直從門口出去，根本不等別人反應過來。這一次，亨利張著嘴剛要說話，芒格就走了，把他晾在了那裏。沒有人說感謝的話。奧爾森隻好跟著他們，在屋子裏到處跟人握手，竭力去打圓場。
一年後，隨著廣告的增多以及發行量的激增，《布法羅新聞報》的稅前利潤高達1900萬美元，超過了前幾年所有的損失。其中有一半歸巴菲特所有。隨著報社日趨走上正軌，他的注意力也逐漸減弱了。不過他在每年的年報中仍然會大加稱讚《布法羅新聞報》，他的興趣已經轉移到另一個新目標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