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6章
尹秀珍被常州警方帶走後，深圳鵬遠集團便陷入一片混亂之中。大家的心裏都惶惶不安，首先大家並不知道，究竟常州分公司的副總，用鵬遠的集團的名義，到底向社會各界集資了多少錢？又轉借給跑路的無錫鋼構企業的老總多少錢，雖然依目前暴露出來的數據可能是幾千萬元，但這消息是籠統的，具體的數額，涉及到多少人，涉及到哪些人？警方以在偵察階段，不便向外界透露，也沒有向社會作進一步的說明，這讓大家都可能超出一個億或者更多的猜想，覺得這肯定像個無底洞一樣。其次，鵬遠集團的項目，都是處在那種開工不久，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階段，這讓集團公司本來就資金不寬裕靠著集資推進項目建設的資金鏈運轉，更加緊崩一線。
而各分公司的運作，也在知悉鵬遠集團董事長被帶走後，高層軍心動搖。按說尹秀珍被帶走後，公司副總裁楊超應當回到深圳，履行起尹秀珍的職務。但楊超副總裁卻回不了深圳，是由於常州工地由於集資的對象紛紛找上門來，讓工地根本開不了動，隻得請了二十多名民工，和工地的六名保安一起，弄上了棍棒上，組成了工地臨時的特別強大的護衛隊，以抵禦那些狗急跳牆的投資者衝進工地，將工地的物質拉走抵債，他熟悉常州工地的人和事，便與那邊同事一起，先將那工地的狀況穩住再說，免得和到時候有債主衝擊工地，或者發生群歐事件，到時候就收不了場了。
楊超副總裁回不到深圳，深圳這邊的工作，隻得由蕭夢岩和我一起主持。蕭夢岩將我、韓三哥、阿勝找來，四個人坐在羅湖愛晶茶室的一間茶室裏，泡著一壺龍井，整整討論了一個通宵的事務。麵對企業的出現的困難，麵對董事長因為涉嫌非法集資被警方帶走，這對鵬遠集團甚至是我們每個人，都是一種考驗。這四個人，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是涉過歲月的風雨，我們已經締結著一種比親情更加穩固的感情。蕭夢岩是我的前妻，韓三哥是我多年從光明新區的元亞電子帶出來的兄弟，而阿勝以前都是在尹秀珍所在的銷售部帶出來的。越是這時候，很多人就指望不上了，有些股東，就知道無端地謾罵與指責，甚至嚷嚷著要拿個工地與鵬遠集團撇清關係了。隻有他們的不離不棄，才築成了心底溫暖的所在。
我們四人的會議，從尹秀珍所帶走的下午，直接商量到第二天曙光初露。這茶室要不是阿勝與他們老板認識，也是非趕走我們不可，但正因為平時捧場較多，這老板的中央空調都一宿未關，想想這深圳人做個生意，有時候也不僅僅為了賺多少錢，而是很有情義的，這讓我們感動。四人會議商議的初步安排，就是我和蕭夢岩當前的主要工作，就是想辦法“營救”尹秀珍的事。
而韓三哥則全麵主管分公司的各項工作，大家的思路，是一致的，一方麵就穩住公司的經營，將董事長被帶走的消息，在公司的高管層麵全部封所起來，不讓外人或者客戶，甚至是投資地的政府或銀行，看出一絲端倪。同時，叫停所有分公司的集資活動，同時，在建工地爭取盡可能地少作進一步的投資建設，將廣西北海，湛江正在看的地皮，暫停投標工作；將在天津濱海新區著力建設的地皮，先停止一切工作，不行的話，那地皮可以降價轉手給別的地產公司來進行開發。阿勝則主要坐鎮深圳，負責公司的財務和人事工作，在當前特別時段，財務工作一定要緊抓起來。分公司集資的款項，要有序地進行清退或者轉為公司股份，與投資者簽訂參股合同，以逃避法律在打擊非法集資上的條款，免得進一步坐實鵬遠集團非法集資的證據。
每個人的工作都很繁重，像韓三哥，就要在二三天之內，飛遍大江南北。從天津，到西安，到潮州，到北海。這一路，任務艱巨，因為分公司能否穩定下來，就全靠他一張嘴皮。晨光微露他連行李都沒有拿，用這茶室的網絡在網絡上訂了紙機票，便從福田坐出租車到寶安機場飛天津。推門而出的時候，我不覺將他拉著，說三哥，情況你也是知道的，你去各公司之後，便按商量的那樣，及時有序地清退集資款，至於賬目，該銷毀的一定要毀掉，同時，這集資款付出去之後，分公司將會陷入一段時間的資金緊張，你要想辦法，動員所有管理層，一方麵穩住供應商，對他們的貨款，作一個延期的處理；二來工地快要封頂的，要求他們加快進程，爭取早銷售，早讓資金回籠……韓三哥將我的手握了握，說，望哥，相信兄弟我吧！這事兒搞不定，我就不回來了！……說完，他出門攔車，走人。我望著他，恍然覺得這個曾經吊兒郎當的兄弟，在那一刻成熟了。
為了營救尹秀珍，我和蕭夢岩在深圳提了50萬元現金，拜會了深圳某知名律師事務所的劉律師。劉律師是北京某律師事務所深圳辦事處的合夥人，也是尹秀珍前夫上市公司的法律顧問。對我們來說，他也是如朋友一樣。但朋友在這時候，如果一味地隻有求於人家，也覺得不好，而且這其中的工作量特別大，花銷也多，我們這才提著錢去。但他沒有收錢，而是答應先期調查和業內一些律師朋友討論一下，這事兒該怎麽辦，從哪些方麵辦！隨後第二天早上，他打電話給我們，讓我們將50萬元送到深圳某賓館去，同時要求我和蕭夢岩如實去講敘一直實際情況。到了那裏，我們才知道，劉律師之所以讓我們拿錢，並不是他要，而是另外幾位權威的勞務費。由於他拿不定這案件的性質，便由他出麵，連夜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律研究所的研究員，廣東省司法廳法學會的一位專家，江蘇省某廳的副廳長（劉律師的大學的同學），還有深圳兩位執業律師共同這案件作一個初步的定性和辨護方向，當然，同時進行的，是為尹秀珍盡早能出來出謀劃策。
因為幾個高人通宵達旦的指點，對“營救”我妻子的尹秀珍方案已經漸漸明晰，而且具體攻關的人，單位，單位的負責人，由這些律師和劉律師在江蘇那位副廳同學的指點下，在相對應的單位和部門作了標注。而且在法律支持方麵，來自北京的研究員和司法廳的專家，也給了我們理性的建議供參考……
為了妻子尹秀珍的事兒，我基本沒有管過公司，也沒有再去公司，甚至連家也沒有回。三個孩子知道他們的媽媽尹秀珍和我幾天都沒有回家。開始兩天，我還在電話中騙他們，去出差了。但現在的孩子，都精得很。我這樣騙他們，他們想尹秀珍的時候，卻給她打電話，這樣就露餡了。因為尹秀珍的電話已經打不通，越打不通，他們就更加想念尹秀珍，他們就讓保姆打，甚至壯壯不知從哪兒找來公司前台的電話，打到前台問尹秀珍的去向。沒有辦法，我隻得讓蕭夢岩在我與她一起呆在賓館整理材料的時候，讓她去看望過一次孩子，對孩子們進行安撫。
為了早日讓尹秀珍出來，我和劉律師、謝律師，還有蕭夢岩，連夜整理相關材料，寫上訴報告，希望江蘇省有關方麵，以“民生呼聲與民生責任”的角度，讓尹秀珍的先出來整理工作，隨時可以實施法律方麵的監管。同時，我還找到了尹秀珍的前夫李XX，李XX這幾年在深圳已經沒有前幾年那樣牛鼻了，緣於省裏邊的某個得勢要員被查了，他變得小心翼翼，聽我說起尹秀珍的事兒，他到是也答應幫著活動活動，但兩天過去，我打電話問他，他還是沒有一個詳細的答複，仍然含糊不清。
在深圳整理出一份翔實的材料之後，我與蕭夢岩，與兩位律師一起奔赴常州與江蘇省有關方麵進行接洽。劉律師和謝律師要去拘留所會見尹秀珍，而我與蕭夢岩沒有資格，自然隻能幹等。兩位律師通過幾天的工作，也明白我們三人之間的關係，他要進拘留所的時候，便問我有什麽話要對妻子說，我對他們說，嗯，也沒有什麽說的，現在就是讓她放心，我們一定盡全力地做好工作，同時，一定想辦法讓她早點出來……兩位律師進去又出來後，也沒有說什麽，隻說尹秀珍的在裏邊的條件還好，人還蠻有精神的……他們說完，便根據尹秀珍的情況，回賓館去了。
我和蕭夢岩則打算，根據劉律師同學的指點，去拜訪一位領導。此時已經深秋，與蕭夢岩奔走在常州法國梧桐的樹下，有風吹來，樹葉涮涮地飄落下來。蕭夢岩不知什麽時候，走在我的左側，將我的胳膊挽起來。然後輕聲地說：“蔣望，我餓了”。聽她這一說，我才記得，時近中午，竟忙得連早餐都沒有吃。回頭望望她，才發現，這幾天以後，她跟著我奔跑，跟著熬夜，臉色特別地蒼白，一時之間，竟有些對個女人心疼，將她擁到懷裏，我說，走吧，不管怎麽說，不能將你餓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