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 暗流涌動

  第二天早朝，駱養性把奏摺遞了上去，崇禎看到駱養性竟然為袁崇煥求情，第一反應就是他為什麼這麼做。


  駱養性貪財，這他知道，但是駱養性對他還是忠心的，基本上什麼事都是順著他的意志。


  仔細一看奏摺上的內容，內容清晰，條理分明，站在大義的角度，只說了一個道理。


  那就是留著袁崇煥，讓他對付滿人，一個活人總比死人作用大！


  可是道理他都明白，但作為帝王，總有一些心理作祟。


  袁崇煥有能力不假，但是有點太狂了，這讓他很不爽，而且他擅自殺了毛文龍，後來還「見死不救」這就有點太不把他放在眼裡，還拿不拿他這個皇帝當回事了？

  「怎麼著，有點功勞就飄了？沒了你朕還對付不了皇太極了？」


  宋溪妱不在這裡，誰也不知道崇禎心裡到底怎麼想的。


  正當他猶豫不決，想把這件事拿到朝堂上去義一義的時候，民間傳來的聲音，讓他臉色驟


  崇禎三年，七月，太和殿。


  崇禎之前的皇帝，其實都不怎麼上朝，其中最誇張的就是嘉靖皇帝，有二十年不上朝。


  這裡的原因其實有很多，有的皇帝是無能，有的皇帝是真懶，有的皇帝是荒唐，也有的是力不從心。


  朱元璋建立政權之初，許多制度都直接承襲自元朝，如中書省、御史台等，但朝會制度卻不徇元制。


  元代朝會極其簡略，「每日則宰執入延春閣及別殿奏事而已」。


  至末年尚有臣子進言：「今國家有天下百年，典章文物，悉宜粲然光於前代……惟朝儀之典，不講而行」，建議「參酌古今之宜，或三日二日一常朝」。


  因此有學者認為元朝沒有朝會，而有的學者則認為「御前奏聞」，是一種特殊的視朝，但範圍極小，時間地點都不固定。


  元代的御前會議，「得奏事者」只有中書省、御史台、宣政院、樞密院等「二三大臣」以及怯薛近侍「數人而已」。


  無疑，這樣的「朝會」很不利於擴大皇帝的信息來源，而朱元璋對元主失鹿的一個最重要經驗總結，就是權臣蒙蔽、威柄下移，他自然將其視作弊政而予以徹底改造。


  應該說，明代朝會制度設計的初衷，是直接受到元代朝會接見面過窄的反面啟示的。


  元朝朝會的特點，與其游牧民族「行國」、「行殿」的立國傳統密切相關。


  朱元璋雖反而行之，但他一手創立的朝會，與漢、唐等漢族王朝的朝會相比，仍有極大的不同，主要體現在三方面：

  首先，早朝獨重，朝會缺乏合理的功能劃分。周天子有幾朝，歷來說法不一，大體有「三朝」、「四朝」二說，蓋因理解不同之故。


  但根據不同需要——禮儀、政事、發令、商榷——分別在不同殿廷上朝，則為歷朝通例。


  明初，朝會原是有功能分佈的：禮儀性的大朝會及朔、望朝在正殿，早朝在正門，晚朝在便殿門。


  但在發展中，形成早朝獨重的局面，這主要是晚朝長期停廢造成的。


  早朝和晚朝合稱常朝，除了必要的禮儀，以處理政事為主。


  但晚朝初無定製，以致不少人誤以為國初「一日三朝」，丘浚就說：「至午復出朝，晩亦如之，此每日常朝之制也」。


  其實晚朝與午朝實為一事，稱謂不同而已。


  朱元璋時，晚朝或於奉天門，或於右順門；永樂時在右順門，宣德后在左順門。


  早朝與晚朝的政事安排是這樣的：「百司皆於早朝奏事，非警急事當奏者不須赴晚朝，聽在司理職務，惟通政司達四方奏牘，早晚須朝。」


  也就是說，晚朝以奏「警急事」為主，不需要百司都來赴朝；早、晚必朝的，只是掌管章奏進呈的通政司官。


  永樂四年，以「早朝四方所奏事多，君臣之間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可從容陳論」，命「自今凡有事當商略者，皆於晚朝來，庶得盡委曲。」


  晚朝僅奏重事，參加者有限，禮儀也較輕簡，君臣可從容展論，因此，它是早朝的重要補充。


  但晚朝自英宗即位后長期停廢，景泰及弘治初曾試圖復興，但都維持不久。


  所以君主聽政之所，實只有正門早朝，早朝乃等於常朝。


  這是明代朝會與前朝最大的不同。


  其次，明代「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早朝所理之事異常繁碎。


  《明會典》載洪武二十八年所定各府部衙門「合奏啟事目」，達184款，除了選舉、盤糧、建言、決囚、開設衙門等大事，以及災異、雨澤、囚數等類奏事項，還有許多像「收買牛支農具」、「追贓不足家屬」之類的雜事。


  凡涉及「軍中機密事情及守衛門禁關防等事」，許官旗軍人「徑奏」；民間詞訟，也往往「實封聞奏」。


  有司所守之事，亦須一一面請，就連守衛皇城官軍搜檢出被盜內府財物，也要引到朝門，由皇帝親自發落。


  可謂「煩瀆」至極。


  像明代皇帝這樣，親坐朝門，一切庶政，不分輕重大小，樣樣過目親理，這是前所未有的。


  而事豈能持久？


  但太祖定製又不準，這實際上已埋下了後世朝會走向虛應故事，「名」存而「實」亡的隱機。


  特別是宣德以後，早朝決政方面的內容不斷萎縮，上朝不過趨拜行禮，其性質便與大朝、朔望朝沒有太大的區別了。


  再次，因為凡事都要請旨，旨不發，則政不行，因此皇帝必須日日上朝。


  皇帝「日理萬機」，與天天坐朝，其實是不同的。


  以前朝為例，西漢中期以前的情況不詳，自漢宣帝始實行五日一朝的常朝制度。


  制度雖如此，但常朝之外，皇帝也於便殿辦理公務，接見大臣。一直到三國時期，「五日視朝之儀」仍被視作舊制。


  唐代，除了大朝、朔望朝外，還有「常參」，就是每日朝參。


  常參制度後為宋代所繼承。因此，明代的朝會，主要借鑒了唐宋制度。


  但每日的朝參又非常不同，如唐制，除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日參」，號「常參官」，其他官員由「九參」、「六參」降及「四時參」，而「文武官職事九品以上及二王后，則朝朔、望而已。」


  這顯示了前代朝參的一個基本特點，即官員由其地位不同，朝參日數遞減，並非不加區別，一體見君。


  即便漢代，「朝臣」與「非朝臣」之間也是有清晰界定的，在上奏文書等方面均有體現。


  但明代，常朝是大多數京官的義務，從宰輔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雜職，每日接踵趨朝，駢首門下，了無親疏輕重之別。


  就連在京「倉場衛分」小官，也「日逐隨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