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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二章 走別人的路 讓別人無路可走

  本來,載洸並不想當著光緒的麵駁了翁同龢的麵子,此人最重視名節,這樣容易遭來忌恨打擊,因此,長期以來,對翁同龢,載洸總是避之唯恐不及。


  但是此刻,載洸已經到了不得不出來據理力爭的時候了。既然上麵那位皇帝已經把劇本寫好了,那演不演,就不是他這個臣子說了算了的,便站出來,義正言辭地說道:


  “回皇上,所謂洋務,並非全是翁師傅口中的奇巧淫技,鐵路、輪船、機器等物,皆是生產勞作的利器,能極大提高國家的產出效率,至於先進的槍炮器械,那更是護國重器。


  倘若太平時節,則嗤外國之利器為奇技淫巧,以為不必學;


  等到戰事一起,國家蒙難,朝廷蒙羞,則驚外國之利器變怪神奇,感歎他人之利器不能為己所用,導致軍隊羸弱而不能戰,這才是真正地誤國誤民,還望皇上明鑒。”


  短短幾句話,便攻守交易,言語陳詞,慷慨激昂而又邏輯縝密。


  將洋務搬到國之大計的台麵上來,既避免了與清流派的利益直接衝突,又強調了洋務運動的重要性,畢竟抵禦外敵,振興中華,都是二者共同的目標。


  光緒聽完,內心也是暗暗稱奇。避其鋒芒,求同存異,不愧是當世辯才。


  載洸步入朝堂多年,年紀輕輕便已是朝廷依仗的重臣,身上攜帶的重要利器,便是他那詭異而又老道的辯術。


  每每禦前議事,爭論不休,各執一詞的時候,載洸總是能在適當的時候果斷出擊,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出口便是出其不意,縱橫捭闔。


  既引經據典,以史論今,又能立足當下,經世致用,立意簡直無懈可擊,堪稱辯論鬼才。


  光緒知道自己辯不過載洸,也不想親自與他爭辯,這種髒活累活還是交給下麵的人去幹,因此,聽完之後,也隻是若有所思,稍稍地點了點頭,並不做正麵的回應。


  主子坐山觀虎鬥,做臣子的當然得扛起槍炮,提攜玉龍為君死。


  翁同龢又站出來說:“剛才貝勒所言,說的是頭頭是道,實則避重就輕,漏洞百出。


  自古以來便是農本商末,如今肆意擴張洋務,致使農者無心務農,故民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貧民雖賜田,猶賤賣以賈,棄農從商、從工之風日漸盛行。


  自古以來,各朝各代無不以農為本,若如商業淩駕於農業之上,便是主次顛倒,秩序混亂。


  倘若因此流民四起,而商人富可敵國,勢必挾巨資以自立,真到了那一步,朝廷將不可控,不可管,不可治,天下將出現無數個洪秀全、楊秀清這般的亂賊。


  泱泱華夏,絕不會亡於洋人,但倘若禍起蕭牆,必定亡於洋務!”


  聽到翁同龢的一番言論,光緒點了點頭,滿意地說著:“說得好。”


  接著,他又將手掌指向載洸,示意他繼續,就好像看完了一出戲,覺得不過癮,又著急地想要看另外一出爽劇一樣。


  載洸麵對翁同龢的一番放言高論,也是不慌不忙,逐個擊破;

  “翁師傅所說的流民,是指棄農務商者,或棄農務工者;此二者,皆是認為商業有利可圖,遂將農田變賣,或從商,或為工,可稱之為商人,亦或是工人,翁師傅稱為流民,則有歧義。


  隻要耕耘者有其田,務工者有其職,經商者有其利,天下便可太平,臣以為,三者皆因一視同仁,並沒有貴賤之分。”


  翁同龢回道:“流民也好,工商也罷,二者隻可作社稷之輔,士子與農者,才是社稷之本,若本末倒置,天下人對工商之事趨之若鶩,必定天下大亂。”


  載洸輕笑了下,接著說道:“無論是商人工人,還是學子農民,隻要能安分守己,忠君愛國,便是我大清的子民。


  若做出不利於國家之事,那便是罪人。四者皆是我朝百姓,皆是國之根本,隻有相輔相成,才能造就太平盛世。所謂士農工商,不過是過時的論斷。


  當下,中國最大的敵人,是對我國覬覦已久的列強和日本,且洋人的科技已遠勝我大清,若不奮起直追,取長補短,恐日後備受列強所害。


  而工人和商人,正是發展科學技術的關鍵之所在,斷不能輕易貶低。


  正所謂窮則變,變則通,我輩若不思變,等到大變之時,悔之晚矣。”


  聽到前麵兩個觀點被載洸輕易駁倒了,翁同龢有些惱羞成怒地說:

  “若天下百姓個個勢利,不安守本分,有利可圖則為之,無利可圖則棄之,形成貪婪萎靡之風,朝廷又將如何自處?

  正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洋務盛行,致使土地、礦場、人民日益受製於商賈。


  若朝廷將天下讓給了那些唯利是圖的商人,隻怕是養寇為患,自取滅亡!

  商人為了搜刮錢財無所不用其極,哄抬物價,巧立名目,最後銀子都會流到那些無良奸商口袋裏麵去,導致國家積貧積弱。


  貝勒爺口中的思變,隻怕白白斷送了大清的江山社稷!”


  載洸神色沉穩,大有風雨不動安如山的氣勢。


  既然那些高談闊論的士子喜歡引經據典,那就用他們引以為傲的東西打敗他們;走別人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


  載洸短暫地思考了片刻,隨即又說:“《史記》有雲,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


  普天之下,芸芸眾生,為了各自的利益而奔波,此乃人欲,斷不能絕,也不可絕之。


  所謂‘存天理滅人欲’,隻會扼殺人的創造力,對於這個日新月異、內憂外患的世道,已經不再適用。


  農不出則乏其乏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


  物以稀為貴,貨物若流通於市井,則是民之所需;既然需要,便可產生利潤,民眾從事於能獲取利潤的事業,是人之常情,也是良好的跡象,並不是什麽大禍。


  民富則國強,若天下人人皆有利可圖,不必拘泥於一方田土,而能追求更加富足的生活,則百姓安居樂業,國泰民安。


  古往今來,下官還未曾聽聞,有有哪個聖君畏懼民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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