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周氏家族·
故園家聲，政通人和
畢竟書生不自憐
書卷泛黃，青紙兩張，依稀是字跡間的往事遠去，杳然是空鶴獨步，書香猶在，襯得夜色溫婉，能道來娓娓舊事，能說盡前塵繁花——而故事常常有一個尋常的開篇，彷彿開頭越是平淡，就越能壓下後頭昭昭然的煊赫與不俗——如同周一良先生在自傳《畢竟是書生》里第一句便寫道：
我於1913年1月19日出生於山東青島，我名字中的「良」字是大家族的排行字，「一」字是我父親取自《說文解字》「一」字下的解說：「唯初太極，道生於一」。
周一良先生已然竭力尋常化了他的家族，這並非一種自謙，而是一種近乎本能的平和，類似於他們如此家世的人，往往溫和待人，守禮自持。君子謙謙，如玉如磨，已然是家族內部無聲的教化傳承。然而，周氏家族的赫赫聲名超然存在。
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周一良先生，是周氏家族的第四代，以他為代表的第四代周氏子弟，有的如他一樣皓首窮經，埋身書海，成為學術界的翹楚；有的接替家業，在商界舉足輕重；有的則投身政界，為此國，為此家，盡付丹心。若說世界是一片星海，那毋庸置疑，周氏家族為這片星輝，投注了一束束極深、極亮的光。
而這些星光追溯到最初的源頭，都來自晚清時期，一位名叫周馥的政客。周馥，字玉山，號蘭溪，安徽建德人氏。1862年，李鴻章組建淮軍，時年，周馥因戰亂耽擱流離於安徽的省城安慶，前往淮軍應募。他寫得一手好字，談吐文采亦不俗，很快在一幫勇夫莽人里嶄露頭角，得到李鴻章的賞識，收為文職，在往後三十餘年裡，深受李鴻章器重，委以肱股之任，淮軍以外，朝野之上，都是響噹噹的一號人物。周氏家族的發跡、傳承、延續，自此展露，星火燎原，綿延萬里。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中方慘敗，李鴻章痛定思痛，決意洋務救國，周馥深以為然。在李鴻章的支持下，他先後設立天津電報局、天津機器局等新式機構，對後世影響深遠的天津水師學堂與北洋武備學堂亦是周馥一手主持創立。他亦著過一冊《治水述要》，將自己數十年的治水經驗總結集合，這冊書，在中國治水史上，頗有地位。
早些年，初入仕途的周馥並非伊始便平步青雲，李鴻章很賞識他，曾將他舉薦給慈禧太后。慈禧最初也同意任命周馥為「授河督」，但此事在黨派傾軋中悄然作罷，周馥自己心境如何不得而知，倒是李鴻章深感氣憤。或許周馥命中注定大器晚成，中年之後，反倒官運亨通，先後被任命為山東巡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加兵部尚書銜，又遷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再遷兩廣總督，不可不謂繁花著錦，烈油烹火。清朝覆滅后，張勳曾復辟，此時，已步入晚年的周馥又被任命為協辦大學士。
為官為宦，文武兩事，周氏家族的始祖，都是一介能人。在周馥三十餘年的經營下，周氏家族隱然成形。一個家族的興起，或許一開始傾注了命運眷顧、機緣巧合諸多運氣成分，然而時光能長長久久地注視它，就不僅僅靠運氣了。顯然，周馥是一位聰明人，深諳傳家之道，雖然公務繁忙，但他十分重視六子三女的教養。
他曾給周學海、周學銘兩個孩子寄語道：
武候戒子書，淡泊與寧靜；聖人為世師，忠恕重垂警；所貴收放心，欲絕外物屏；改過如掃地，時見塵滿境；讀書如嘗食，甘苦在心領；一步一從容，即事即思省；久久心自明，豁然開萬頃；矢志金石堅，造物難為梗。
淡泊以明志，寧靜以致遠。在周馥的言傳身教下，這個剛剛步入繁榮的家族，絕無驕嬌二氣，也無紈絝子弟。宅院深深，書聲朗朗，稚子純真，少年剛直。
周馥的原配妻子吳氏，是他窮困潦倒時的患難之婦，不通文墨，一介鄉女。苟富貴，未相忘。周馥在江蘇任職時，將在鄉下伺奉雙親撫養幼子的吳氏接到金陵，榮華不易妻，這是周馥的難得；榮華不忘本，這是吳氏的難得。這個半生沒什麼見識的鄉下女子，骨子裡有最淳樸堅實的人生觀：她素喜簡樸，反對鋪張，從不以自己「飛上枝頭變鳳凰」為傲，始終保持著鄉野之間的柔韌和身為女性的慈愛。
她平素省吃儉用，卻一次性將積攢多年的大筆銀子用於購買田地，以救濟窮人，成立了建德縣的第一個慈善機構；吳氏七十歲那年，子孫孝順，打算給她辦一個盛大隆重的壽宴，吳氏執意不肯，唯恐破費太過，既鋪張浪費，又傷害生靈，最後孩子們折衷將這筆錢用到慈善事業上。
如周馥，如吳氏，這樣一雙父母教養出來的孩子，確然沒有一個，是令人失望的。長子周學海，早年潛心儒家學說，后入醫道，成了晚清時期著名的醫學家，著有《脈學四種》《脈義簡摩》8卷醫學著作；次子周學銘，繼承父業入仕，少年有才，青年時期過殿試任職翰林院；三子早夭；四子周學熙從商，是晚清到民國時期商業版圖最為繁榮的實業家之一，與張騫並稱「南張北周」，亦是周家第二代中至關重要的一位；五子周學淵繼承了父親的文人氣息，是當時有名的才子，曾與北大的辜鴻銘同組詩社，1906年曾出任山東大學校長；六子周學輝，雖然是周家備受寵愛的幼子，上有五位兄長與三位姐姐的他最有紈絝的資格，然而這一生，他與四哥周學熙一同建立了浩大的周家紡織帝國，將「打仗親兄弟」這句話，發揮到了極限，在周學熙隱退之後，他接過了旗幟，繼續奠定了周家的商業基礎，當張騫家族已經逐漸沒落之時，周家依舊鼎立。
追憶往昔，歲月崢嶸，從晦暗動蕩的晚清到群英雄起的民國，再至百業待興的新時期，直至百年之後的如今，這個家族依舊溫和而不失氣度地屹立在華夏國土上，它歷盡時光洗禮，走過血色硝火，趟過荒野枯漠，受得住折辱，經得起榮華。當晨曦再度降臨，當舊事散入晨風，後人仍不敢忘卻，先祖垂暮年月里的錚錚告誡。
1914年，為避戰亂，遷居青島已有兩年的周家，再度舉家遷往天津。1921年，周馥病逝於天津津門，這位一生報國的老者，在病逝前，依然諄諄叮囑病床前的子孫：「吾但求有益於國於民，何嘗計及一己利害？及到山東到兩江，間遇外人要挾，吾從未輕許一稍損國體，稍拂民心之事，亦從未與外人以借口之端。」——公之一生，坦坦蕩蕩，上可對日月，下可對塵土，其子其孫，莫失莫忘，莫愧己心。
陸遊曾寄語兒孫：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陸放翁沒有看到王師北定那一日，然周馥在百年後，他的家族依舊蘭桂齊芳，滿庭葳蕤；依舊根深葉茂，同氣連枝；依舊勞心家國，兼濟天下。對於這樣一位有信仰、有追求、有抱負的舊式文士而言，大約足以長笑慰懷。
植根於時代巨流
周家第二代的核心人物周學熙，是個慈眉善目的老人，他借著父輩的些微助力，打下了偌大一方江湖。
若到金庸筆下，周學熙估計是少林寺藏書閣里的掃地僧，仿若平平無奇，甫一出手，黃風落葉，劍氣摧花，橫掃一片不在話下。其實這位「掃地僧」幼年過得不算好，母親因疾未能親自哺育他，以致小時候的周學熙身體一直羸弱。
在家庭氛圍的影響下，周學熙也十分上進好學，原本也是效仿父兄走科舉，入仕途。他讀書很不賴，尤其是數學、地理兩門，格外出眾，可見他雖然身骨偏弱，卻思維靈巧，心思活絡。1895年，周學熙如願考中舉人，但在接下來的考試中他沒有脫穎而出，一連數次，都名落孫山。思索再三，他決意放棄科舉，出錢捐了一個候補道。
正是這個決定，忽然之間，如星辰並軌，如滄海逆流，改變了他的整個宿命，也改變了周家的命運。在周學熙之前，周家是傳統的官宦之家，如無意外，後人都將沿著預設的軌道走下去，讀書、考試、中舉、出仕、提攜族人、擴大影響、培養下一代，縱使轉行，也不外乎是治病救人、研究學問；而周學熙，給了這個家族另一個可能性，彷彿是感受到了時代在冥冥之中的召喚，周家自此由政從商，開始了一場悄無聲息而近乎完美的成功過渡。
而這個過渡，毫無疑問，歸功於周學熙。
1903年，周學熙出使日本，經過一段時間的考察后，他認為日本在明治維新后能夠日益強盛，不外乎致力於「練兵、興學、製造」三件事。而「製造」里的重中之重就是實業。歸國后，他被提拔為直隸工藝總局總辦，這為他「實業救國」的理想提供了極大方便。1906年，周學熙成立了新洋灰公司，公司一開業，他就大刀闊斧地革新機器，提高生產率，將原本每年只能生產18萬桶水泥的產量，躍增到每年24萬桶。四年之後，他從丹麥等國購置了新一批機器，再次實現了生產率的大幅度提升；到了1921年，新洋灰公司更名為啟新水泥，規模已經擴大了兩倍，每年能夠出產83萬桶水泥，並隨之成立了配套的機械廠。
隨著不斷的收購和強化，當時市面上的水泥幾乎被啟新壟斷，後來日本水泥進入市場，給許多民營水泥廠帶來了滅頂之災，啟新也受到波及，幸而啟新根基深，資本雄厚，技術先進，並沒傷及元氣，依舊屹立不倒。
啟新的成功，與周學熙的戰略目光和超前意識密不可分，亦是他，敏銳地注意到在一戰爆發不久后，華南地區的紡織業不斷興起，而當時華北地區紡織業還是大片空白，他意識到這是個巨大的商機。他當機立斷，尋求合作力量，選址、建廠、招工，不久之後，天津華新紡織廠成立。最初採取「包工繳辦」法，即每件紗規定工繳費用。當時，在棉賤紗貴的情況下，華新開廠以來，很快實現豐厚盈利。僅是1919年一年，就獲利高達140萬元，而華新總資本不過200萬元。從1919年到1922年，四年間華新共獲利413萬餘元，超過資本一倍以上。
周學熙的下一個計劃，是在青島開設華新二廠，籌辦期間內青島還沒什麼紗廠，因為機器被耽擱的關係，沒料到就在一年半載內，青島的紗廠大大小小，遍地開花，尤其是有日方背景的內外棉紗廠，得天獨厚，成為青島第一個棉紗廠。緊接著，四方的大康、隆興兩紗廠，滄口的公大、富士、寶來三紗廠相繼開設。當時幕僚里就有人向周學熙建議，另行選址，以規避不必要的風險——周學熙決意迎難而上，這種近乎「不要命」的勇氣，來源於他骨子裡的不服輸，也來源於他身後那個團結溫暖的家族。這勇氣可令其肋骨中生出鎧甲，血肉里長出羽翼。等到青島的華新二廠正式成立，青島所有的棉紗廠都是日資的，周學熙不懼這合圍之勢，不斷革新生產技術，雖然當時還沒人說出「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這句話，周學熙卻似乎比誰都更明白技術的力量。在他的一腔孤勇和日夜竭力下，華新二廠在眾多日資棉紗廠中生生殺出一條血路。日方當然沒有坐視不理，他們想方設法干擾華新二廠的生產，甚至威逼利誘周學熙放棄，詭計百出。周學熙巋然不動，該周旋便周旋，該強硬便強硬，日方無可奈何，到「七七事變」前夕，華新二廠已經在周學熙的領導下，發展成一個紡織印染全能廠。同時，唐山的華新三廠、河北的華新四廠都已經在籌備中。
在創辦紗廠過程中，周學熙十分注意培養技術人員，設置棉業傳習所（分紡織、植棉兩種）。植棉系畢業生一般分配到各植棉場，而紡織系畢業生多派充華新技術幹部。改良棉種，設膠縣植棉場，進行棉種試驗，培養優良品種，也是華新的一大重點。為擴大原棉生產，周學熙還組織成立長蘆棉墾局，自兼督辦，計劃利用廢鹽場開河蓄水，築堤防潮，準備大規模植棉。這些舉措在當時來說相當先進新潮，周學熙確實是中國實業發展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位大人物。
除了創辦啟新洋灰公司、華新紡織公司外，周學熙還創辦了其他在當時較為有影響力的企業，其中包括他主持的直隸工藝總局，創辦京師自來水公司、中國實業銀行、實業總匯處等實業，這些都是當時響噹噹的企業。據統計，以周學熙為核心的資本集團，涉及煤礦、金融、紡織等產業，二十餘年來創造的資本總額達4000餘萬，在1元能購買7斤豬肉的當時，這個數目不可謂不驚人。
1927年，周學熙因病隱退，龐大的商業帝國漸漸轉交到下一代手中，江山已成，打江山不易，守江山亦不易，然而，只要周家人共進退，齊心衰榮，守成無礙矣。晚年時期，周學熙曾寫詩曰：少日一心三不朽，畢生十事九成空。詩書莫繼先人業，惠澤難伸慈母衷。病茸吟看詩有崇，狂疏世態酒無功。今看雪上鴻泥跡，歷歷分明只夢中。雖然為家族搏出了另一條路，為後人創下了偌大家業，但這一生，他走得亦是戰戰兢兢，在弱肉強食、時代更迭的境地里求生尚且艱難，更何況是要負重前行，雪夜跋涉。他也經過鏖戰，也受過一番心血為他人做嫁衣的傷心，往事歷歷，卻都已在夢中。
在周學熙等周家人的盡心竭力下，周氏家族開創了官商雙管齊下的新局面——諸多產業保證他們有足夠的物質財富，支撐孩子們儘可能自由地選擇他們的人生；另一方面，有出息的子孫後人，又為他們家族添磚加瓦，令家族能夠繼續繁衍生息，深根闢土——環環相扣，因果相承，所謂「富不過三代」對於周氏家族而言，是一個不足為懼的傳言。世間紛繁亂相，隨血液流淌在他們靈魂深處的，是對家族堅貞虔誠的信念，是自幼時起不斷熏陶疊加的君子之風，亦是千秋家國擲地有聲的赤子之心。
詩書傳家 學承中西
迷津欲有向，平海夕漫漫。曾經，十分惶恐迷失方向，煙波三十六里，曲曲折折，迴環反覆，迷霧重疊，輕山繞過一帶碧水，身在其間，風決絕了流年，夢斑駁了凡世。人世的艱難又何止如此，無知世事里的浮沉，跌宕命運里的離合，匆匆數十載，就如春花掠過，乳燕沒林，而前方猶自重巒疊嶂，任由靈魂飄蕩，與花朵合唱，看一朝一朝的太陽升起沉落。
人生，不懼艱險，不畏寒霜，唯獨怕迷失了自己。所以，浮橋上神色晦暗的人們，可以停下來，想一想自己是從何方而來，先不必惦念自己要去往何方，先追回最初最原始的一縷蒙昧，藏在血緣里，刻在童年時，飄搖在年輕的母親清逸的髮絲間。那些最不易察覺，被輕易拋棄的過往，呼喚起心靈深處潛藏的眷戀和勇氣來，毫不費力。
因為「傳承」總是難以忽略，不論是社會歷史，還是人文地理，這種來自血緣、來自家族、來自地域的因素，往往很驚人。這種因素或許會在經年累月里漸漸淡去，在異國他鄉里被刻意或無意地掩去，走過灰濛濛的塔樓，伴著濤濤的寧靜河流，然而一首舊歌謠，就會牽動眼角邊罕見的潸然。
周一良先生從未忘卻過他的根本，他總是格外清晰地記得曾祖父是個瘦高的白頭髮老人，愛寫字，底蘊深厚，提筆起來就是：「天有時而傾，地有時而缺，大道千古萬古永不滅」這樣的句子；他的啟蒙是在私塾里，塾師們不按常理出牌，不以《千字文》《三字經》開蒙，反而先念《孝經》，再是《論語》，他起初以為是老師們的安排，後來才得知是父親周叔弢的授意，讓孩子們以此開啟這一生相伴的詩書文章。
說起周叔弢，整個中國教育史尤其是家庭教育上，都繞不開他。這位出身豪富巨賈之家的公子，不僅順應時勢，慧眼識人，為新中國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還為這個國家、他的家族，培養了十個優秀的孩子——是的，他的十個兒女，後來都成為了其領域內的翹楚，有八位最終留在高校，為學術和教育奉獻了一生。
長子周一良，大名鼎鼎的歷史學家、北大教授，楊聯升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說：「當時青年學者中最有希望傳先生衣缽者」便是周一良，先生則是指陳寅恪；次子珏良，長期在北京外國語學院任教；次女與良是南開大學的生物系教授，微生物學家；三子艮良則是建築設計專家；四子杲良為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神經學系教授，神經生理學家；五子以良，是東北林業大學植物研究所所長，國家森林植物學學術帶頭人；六子治良曾任北京建築設計研究院副院長，曾擔任北京亞運會工程副總指揮、總建築師；七子景良在50年代留學蘇聯，是中國大陸最早使用電子衍射進行晶體原子結構分析的專家，同時是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員，曾任北京地質學會分析測試委員會主任。
他們的成功，自然脫不開詩書傳家的家風，也脫不開父親周叔弢開明又固本的教育方式。周一良自己曾說他的父親是一個嚴於律己之人，他兄弟五個，其他都有妾侍，唯獨他潔身自好，對於子女的教養，亦是十分嚴格，同時思想非常開明，能夠順應時代潮流。周叔弢本身是接替叔父周學熙走實業這條路的，家大業大，但他從不干涉子女的興趣愛好，任憑他們追尋自己的人生，十個孩子里，有的研究人文，有的從事教育，有的作科研人員，卻沒有一個繼承父業。周一良曾笑談，他在自己家裡，連股票都沒有見過。可見，周叔弢誠然是一位相當開明的父親了。
周叔弢亦十分重視孩子們國學的教育，他沒有盲目追隨潮流，送子女到附近學校念書，而是遵循舊制讓他們在自家私塾里接受教育。先學《孝經》《論語》《四書》；接著念《左傳》《禮記》《史記》《韓非子》等古典經典，在這樣的教育下，周氏家族子弟的國學底子都格外紮實。在結束私塾教育后，孩子們才去念中學或高中，當然也有例外，周一良是大學才正式外出求學，因此剛開始難免有些不適應。不過，後來周一良成為了歷史學家，很是感謝少年時打下的厚實古典文學基礎。
兼容並包，學貫中西，周氏家族的教育是隨時代變化而與時俱進的。據說，當初周叔弢的幾個孩子在國外留學時，當他們每每寫信告知父親他們無法看到古書時，便會在不久日子裡收到周叔弢從國內寄去的諸多古書。除了常見的《三國演義》之外，還有一些比較少見的《仇注杜詩》、《智永千字文》等。周叔弢所選的書籍，一部分是孩子們學習所需的必讀物，還有一部分是他希望孩子們能涉獵的知識。對於父親的推薦，孩子們向來都來者不拒，因為在他們的心裡，父親是一個令他們敬佩的博學多才之人，能經由他推薦的書，必然有其精妙不凡之處。每每拿到，他們都能充滿期待地讀下去，品下去。
這種好讀書，願讀書的良好氛圍，自然是家庭教育的結果。1935年，周叔弢在天津舊英租界66號路購地2.7畝，建了一幢磚混結構的西式樓房，佔地約1.4畝。樓有三層，建築面積998平方米，內有住房27間，一樓是餐廳和客廳；二樓是卧室、起居室、書房；三樓就是書海，用來藏書，是周家孩子們最常流連的場所。周叔弢的幼子，周景良就是在這所桂林路的房子里長大的，他記得三樓足足有三間屋子是專門存放藏書的。父親的藏書大都裝在木製的書箱里，善本書的書箱是淺黃色的，樟木蓋子；普通書籍的書箱則是絳紅色的。除了善本書的書箱不能隨意翻閱，而其他書箱均可隨意翻看。書香、文字、詩歌、陽光和美好，像呼吸一樣，參與了他們的成長，時間越走越遠，依舊清晰明亮，恍如清晨柔亮的鶯啼，恍如被煙火拉長的脈脈草香。
周家的孩子們，不論走過多少的路程，千里萬里，重洋海外，天之高，地之闊，他們始終銘記，此時此刻此地，皆是家族的賦予，那種無聲的熏陶，已經深深地埋藏進來，教會他們寬容、自信、平和、果敢、承擔，那並非是說道式的教化，通篇的大道理，不能令人信服，而是融入日常的生活，言傳身教，耳濡目染——對於周家來說，代代傳承的不止是價值連城的寶物，更是這些真摯且更有效的教育方式。
花開兩支 文理雙全
「儒者修己治人，人道也……我家子弟，總以專重儒修為主，不可邪趨旁騖……」此語出自周馥的《負暄閑語》，這其實是一冊寫與子孫後人的寄語，一開篇就提讀書，一讀書就推儒家，確實，儒家思想里的孝道、溫敦、誠信、禮義，恰是君子之道，作為一介名臣，確然希望後人奉公克己，嚴於律己，寬厚待人。
《負暄閑語》中，提到希望子孫「行善以能興學、教人為上，周濟孤寡次之。」周馥認為，教育是首位的，哪怕是做慈善也應該排在第一位，接濟孤寡老人則排在了第二位，他的思想觀念十分明確——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因此周家曾多次給學校、學堂捐款，善名遠播。
周家對自家兒孫教育的重視，亦是難以想象的。就如周馥，四五歲時其祖父就開始教授《論語》《孟子》，暮年時周馥尚能吟誦兒時詩歌，他洋洋洒洒六萬字寫《負暄閑語》，只為告誡兒孫，立身立人，離不開讀書二字。周學熙更甚，為了家中私塾所用，甚至專門成立了一個「師古堂刻書局」，親自選定書單，交給書局細心刻印，送到家塾中給孩子們使用，此書單至今留存。而周叔弢，橫跨政商兩界，常常忙得無暇分身，卻仍舊惦念著孩子們的功課，親自給他們制定課程表，稍有閑暇，就要檢查他們的學業，孩子們外出求學，一旦他們回家，便要看成績單。
如此家風，如何能不花開葳蕤，如何能不培養出蘭芝秀樹。周家後人中成名者眾，最鼎盛的仍數第四代的周一良和周煒良，兩人恰好一文一理，一中一西，恰如並蒂雙星，清輝悠遠，令人神往。
周一良是周家長房周學海一支的，父親周叔弢極其重視教育，他在家中私塾一直念到去燕京大學修國文，一年後，轉入輔仁大學修歷史，次年，重轉回燕京大學歷史系。周一良很有語言天賦，精通數門外語，但最鍾情漢語，鍾愛漢史。作為一位歷史學家，他研究最深、最有成就的是魏晉南北朝史，著書立說，影響最廣的倒是亞洲史。
1949年以前，周一良曾講授日本史。1949年後，他在北大任教，創設亞洲各國史課程，為新中國培養了一大批亞洲史及日本史的人才。他於這個領域的著述有《日本明治維新前後的農民運動》《關於明治維新的幾個問題》《東學黨——朝鮮的反封建反帝鬥爭》，並主編了高校教材《亞洲各國古代史》。20世紀50-60年代，周一良撰寫多篇中國與朝鮮等亞洲國家關係史的文章，對中國發展和亞洲各國的友好關係作用甚深；值得一提的是，周一良對中日文化關係史上的問題，以及兩國文化的異同及其原因也頗有研究。20世紀80年代，他主編了《中外文化交流史》，首次提出狹義、廣義和深義文化的論點，使文化問題的討論達到了新的高度，為歷史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
作為當時中國首屈一指的歷史學家，周一良曾多次出國，去非洲、歐洲、美洲等地講學，進行學術交流。1981年，已是古稀之年的周一良先生應聘擔任《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的編輯委員會委員，後任常務副主任，同時兼任分支學科三國兩晉南北朝史主編。季羨林先生生前憶及周一良，曾經的北大校長如此評價：他專治魏晉南北朝史，旁及敦煌文獻，佛教研究，多有所獲，巍然大師，海內無出其右者。周一良在史學上的成就，一方面是他自身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或許也受家學影響，周家先人里曾有一位佛學研究大家，說來也當得起一句「家學淵源」。
同周一良僅僅相差兩歲的周煒良，雖然都是做學術研究的，卻不論從地域還是研究方向上，都走上了一條截然相反，背道而馳的路。他們正如同出一脈卻各自前行的河流，在碧原山川前默然道別，從此一去千里，追尋各自的繁花、星空、密林和歌謠，或許終有一日，他們會在寬容深厚的藍海里再度重逢，一笑，擁抱，殊途同歸。
周煒良亦是周家長房一支，與周一良是堂兄弟，其父周達，為清末民初著名的數學家、集郵家，被稱為「郵票大王」。1924年，周煒良赴美留學，補習了幾年後，考入肯塔基大學主修政治經濟。如無意外，歸國之後的周煒良該是在政府任職，命運的轉折卻在1931年悄然降臨。那一年，一位中國數學家勸周煒良去普林斯頓或是德國的格丁根大學（當時的數學中心）研究數學，其實此時周煒良已經對數學產生了興趣，他的父親也是一位數學家，對數學的喜歡並非沒有想過，而是一直被忽略了，直至有人一語驚醒夢中人。
1932年10月，周煒良去了格丁根。希特勒上台後，格丁根衰落了。周煒良轉到萊比錫大學隨范·德·瓦爾登研究代數幾何，兩年後周煒良因故滯留漢堡大學，隨數學家E．阿丁聽課，直至1936年初才回到萊比錫，在范·德·瓦爾登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拿到了數學博士學位。不久，他帶著他的德國妻子返回中國，在南京中央大學擔任教授，教數學。他的妻子原本出身富裕，因為戰爭的爆發，家產化為烏有，周煒良不得不承擔起了養家的責任，包括撫養兩個孩子以及贍養岳父岳母。若是二十年前的周家，這些不過是小事，只是戰爭也摧毀了周煒良父親的財富，周煒良只好自力更生，為此，他離開了數學領域。直至抗戰勝利，在友人的勸說下，他攜家人重返美國。
1947年，周煒良到達普林斯頓高級研究院，正式開始他的數學生涯，他首先撰文闡明，E．嘉當意義下的對稱齊次空間可以表示為代數簇，因而能用代數幾何的框架研究其幾何學性質。1947—1948年間，法國數學家C．謝瓦萊訪學普林斯頓，對周煒良的這篇論文做了很長的評論性摘要，發表於美國的《數學評論》。謝瓦萊曾邀請周煒良證明下列猜想：「任何代數曲線，在一個代數系統中的虧數，不會大於該系統中一般曲線的虧數」。面對質疑，周煒良使用純代數的方法給出了證明，其主要工具之一仍然是范德瓦爾登-周煒良形式。這驚艷了整個數學界，學界皆知，有一位華裔數學家，名叫周煒良。
緊接著，1949年，周煒良發表了一篇重要論文《關於緊復解析簇》，這一反映由局部性質向整體性質過渡的深刻結論，被稱為周煒良定理，在代數幾何學著作中有顯著地位，在後來的許多論文里，也常常把它作為新理論的出發點，可謂是數學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周一良和周煒良，是周氏家族第四代中郎絕獨艷的雙生花，在人才輩出的周氏家族裡，他們璀璨，但也同其他族人星輝相映，一同譜寫了一曲燦爛的家族傳奇。周氏家族的成功，固然有其特定的歷史因素，但若沒有其好學的家風，重視教育的家族傳統，想必這一曲亦是斷續不成章——傳奇之所以為傳奇，正是因為誰都沒有忘卻祖訓，誰都沒有遺忘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