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洵

  蘇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號老泉,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年少不學,他自己說:「少不喜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游。」歐陽修也說他「年二十七,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辭」。但因他不擅時文,舉進士不第。慶曆五年(1045年),37 歲,因舉制策入京。正值慶曆新政失敗,范仲淹諸人多被貶逐。他很失望,在後來寫的《上歐陽內翰第一書》中說:「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嘆息,以為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為榮也。」由於目擊時艱,再加上制舉不中,蘇洵對於國家的前途和自己的仕途都頗灰心,於是且不求仕,「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乃大究六經百家之說」,以考質古今治亂成敗、聖賢窮達出處之際,得其精粹,涵蓄充溢,抑而不發久之。後為知益州張方平所賞識。


  嘉祐元年(1056年),蘇洵攜子蘇軾、蘇轍,帶著張方平的推薦書信,入京謁見韓琦、歐陽修。這時又值歐陽修等慶曆新政時期的人物用事,歐陽修立即向朝廷推薦蘇洵,在《薦布衣蘇洵狀》中說:「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於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人文行久為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此後不久,蘇洵即因妻喪而回鄉,復萌守道安貧之念。


  嘉祐三年(1058年),朝廷命蘇洵赴闕應試,他上書皇帝,表示謝絕。與此同時,他寫了《答雷簡夫書》、《與梅聖俞書》、《上歐陽內翰第四書》等,發泄自己不肯應試的情緒。在《答雷簡夫書》中說:「向者《權書》、《衡論》、《幾策》,皆仆閑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今日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叔以為可迫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在《與梅聖俞書》中說:「且以永叔之言與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今千里詔仆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這就是說,自己的識見水平,具見於《權書》、《衡論》、《幾策》三書之中,沒有必要再加策試;而朝廷竟要再加策試,等於不被信任。對此,蘇洵是頗為憤慨的。儘管蘇洵如此憤慨,而作為一介書生,要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仍然不得不向朝廷低頭,他雖然拒絕了應試,卻又寫了《上皇帝書》。說是「條為十通,以塞明詔」,實際上也是以此作為「應試」之文。在這篇上書中,蘇洵比較系統全面地闡述了自己的政治見解。其中有些觀點,等於重申慶曆新政的主張。而且總結了慶曆時期的經驗教訓。可是,此書上后,仍未引起朝廷多大重視。直到嘉祐五年(1060年),蘇洵才被任命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的卑職。治平三年(1066年),蘇洵以霸州文安縣主簿而終,時年58歲。著作有《嘉祐集》。


  蘇洵一生,以布衣而被起用,位不過縣主簿,級不過八品。居官期間,只參與修纂了《太常因革禮》100卷。他的業績不在政事而在文章。他的文章是以論兵見長的,縱論古今,指切時弊,極有深度。其中《權書·六國》,早為世人傳誦。如文中有云: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道也。或曰:六國互喪,率賂秦也?曰:不賂者以賂者喪。蓋失強援,不能獨完,故曰:弊在賂秦也。這是從「古人以往成敗之跡」講起,也即是他所謂「施之於今,無所不可」者。他又恐只講古人的成敗之跡,今人未必深曉,於是最後又點明道:夫六國與秦皆諸侯,其勢弱於秦,而猶有可以不賂而勝之之勢;苟以天下之大,下而從六國破亡之故事,是又在六國下矣。這就更明確地說到當代了。這樣的筆墨正是邵博《聞見后錄》所謂「譏時之弊」的文章。


  蘇洵是以論兵自負的,其論兵之文也確有成就,但蘇洵文章的成就卻不僅在於論兵。論兵之文也只是論政之文的一個部分。蘇洵論政,亦如論兵,不為空談,常有獨到之見。關於朝廷用人問題,蘇洵所言,亦甚激切。尤其 關於「任相」,言之最詳。在《衡論·遠慮》中,他說古之天子,必有「腹心之臣」,而「近世之君」,則未能尊重宰相。文中有云:近世之君,抗然於上,而使宰相眇然於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臣視君如天之遼然而不可親,而君亦如天之視人洎然無愛之之心也。是以社稷之憂,彼不以為憂;社稷之喜,彼不以為喜。君憂不辱,君辱不死。一人舉之則用之,一人毀之則舍之。宰相避嫌畏譏且不暇,何暇盡心以憂社稷?數遷數易,視相府如傳舍,百官治之於下,而天子恂恂於上,一旦有卒然之憂,吾未見其不顛沛而殞越也。…太祖用趙忠令也,得其道矣。近者寇萊公亦誠其人,然與之權輕,故終以見逐。而天下幾有不測之變。然則其必使之可以生人殺人而後可也。 宋時宰相之權,同歷代相比,可以說是夠重的了。但蘇洵還以為不夠,他希望天子把宰相看作「腹心之臣」,「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作到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百人譽之不加密,百人毀之不加疏」。他認為只有這樣才「可與議天下之機,慮天下之變」。文章最後舉趙普、寇準為例,以為寇準雖然得用,而失之「權輕」。結論是任用宰相,不僅要「尊其爵,厚其祿」,而且要「重其權」。要求重宰相之權,等於分天子之權。這是唐宋兩代朝政改革中,庶族文人的一種新的政治要求。儘管主觀上是要「盡心以安社稷」,而客觀上則是庶族文人爭政治權力。歐陽修曾經主張「不為宰相,必為諫官」,說宰相、諫官能在天子面前爭是非云云,實質上也是憑藉言權來左右天子的權力。蘇洵為了發揮這樣的思想,還寫了《任相》一文。其中特別指出「任相之道,與任將不同」,必須「接之以禮」。對於「人主傲然於上,不禮宰相以自尊大者」,至為不滿。此文可與《衡書·遠慮》同看。其次,關於用人問題,「任相」之外,還談到取士。關於取士,蘇洵也有專論。《廣士》一文中有云:古之取士,取於盜賊,取於夷狄。古之人非以盜賊夷狄之事可為也,以賢之所在而已矣。夫賢之所在,貴而貴取焉,賤而賤取焉,是以盜賊下人夷狄異類,雖奴隸之所恥,而往往登之朝廷,坐之郡國,而不以為怍;而繩趨尺步,華言而華服者,往往反擯棄不用。何則?天下之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者,眾也。朝廷之政,郡國之事,非特如此而可治也。彼雖不能繩趨而尺步,華言而華服,然而其才果可用於此,則居此位可也。夫古之用人無擇於勢,布衣寒士而賢則用之,公卿子弟而賢則用之,武夫健卒而賢則用之,巫醫方技而賢則用之,胥史賤吏而賢則用之。今也布衣寒士持方尺之紙,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鍾之祿,卿大夫之子弟飽食於家,一出而趨高車駕大馬以為民上,武夫健卒有洒掃之力奔走之舊,久乃領善郡執兵柄,巫醫方技一言之中,大臣且舉以為吏。若此者皆非賢也,皆非功也,是今之所以進之之途多於古也;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使老死於敲榜趨走,而賢與功者不獲一施,吾甚惑也。這是一篇對於取士、用人制度的嚴厲的批評。其中主張任用盜賊胥史,與韓愈三上宰相書中的意見是一致的。都是要求廣開才路。


  蘇洵對於朝廷用「聲病剽竊之文」取士尤為不滿,所以最後又說:夫人固有才智奇絕而不能為章句名數聲律之學者,又有不幸而不為者,苟一之以進士制策,是使奇才絕智有時而窮也。使胥吏之人得出為長吏,是使一介之才無所逃也。進士制策網之於上,此又網之於下,而曰天下有遺才者,吾不信也。唐宋以詩文取士,對於前代之僅以門第用人來說,已是一大進步,尤其是到了宋代,布衣寒士由此而得仕進者越來越多了;蘇洵的文章,反映了一些布衣寒士以及胥史賤吏的政治要求。曾鞏在《蘇明允哀辭》中對於蘇洵的文章有過全面的評論。他說蘇洵之文,「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托喻,侈能盡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這是對蘇洵文章具體的評價。蘇洵為文,確是善於「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的,所謂「煩能不亂,肆能不流」,也確是其文的特色之一。


  蘇洵的文章,尤其是政論和史論,不僅善於「指事析理」,而且兼有「溫淳」、「雄剛」和「簡切」的特點。尤其是和宋初以來柳開、石介、尹洙等人的同類文章比較,顯然達到了更高的成就。當然,蘇洵在《禮論》、《樂論》、《詩論》一類文章中,有時未免迂闊,甚至不免迂腐。例如在《田制》一文中甚且說過「井田雖不可為,而其實便於今」的話。但從全部文章看來,其「指事析理」,仍是精闢的。即使是迂闊之言,也仍然不失其個性特點。還有,蘇洵為文,常有獨到之見,但有時也不免於偏。《辨奸論》一文,雖然未必盡出蘇洵筆下,但這樣的筆調,卻也符合蘇洵的性格。心有所激,在政論、史論等篇之外,蘇洵還有另外一些文章,也有特點。曾鞏在《蘇明允哀辭》中說:「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嘆哀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意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者,未嘗不在此也。」就是說,蘇洵為文,隨遇而發,這也正如他自己所說,是「投之所向,無不如意」的。例如《木假山記》、《名二子說》等篇,茅坤、姚鼐諸家多有評論,此不多說。這裡且舉《送石昌言使北引》,以見其特點。昌言舉進士時,吾始數歲,未學也。憶與群兒戲先府君側,昌言從旁取棗栗啖我。家居相近,又以親戚故,甚狎。昌言舉進士,日有名。吾后漸長,亦稍知讀書,學句讀,屬對,聲律,未成而廢。昌言聞吾廢學,雖不言,察其意,甚恨。后十餘年,昌言及第第四人,守官四方,不相聞。吾日以壯大,乃能感悔,摧折復學。又數年,游京師,見昌言長安,相與勞苦如平生歡。出文十數首,昌言甚喜稱善。吾晚學無師,雖日為文,中甚自慚。及聞昌言說,乃頗自喜。今十餘年,又來京師,而昌言官兩制,乃為天子出使萬裡外強悍,不屈之虜,建大旆,從騎數百,送車千乘,出都門,意氣慨然。自思為兒時,見昌言先府君旁,安知其至此?富貴不足吾於昌言獨有感也!大夫生不為將,得為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這樣的文章,可以說是寫得「溫厚」、「簡切」而自然。娓娓而談,情深意婉。正是前人所謂「有感慨,有態度」的文字。蘇洵為文也是推尊韓愈的。像這樣的敘述,其「感慨」、「態度」,與韓愈行文亦頗相似。在這段敘述文字之後,文章轉入送序的主題:「谷必可以療飢,斷斷乎如藥石必可以伐病。其游談以為高、枝葉以為觀美者,先生無一言焉。」這一段話,是蘇洵評論鳧繹先生詩文的,但也可以看作「夫子自道」之辭。蘇洵贈給石昌言的這段文章,也是「有為而作,精悍確苦,言必中當世之過」的。所發議論,皆非「游談」,更無「枝葉」,簡當老練,如其為人。蘇洵為文,雖然主張「精悍確苦」,「療飢」,「伐病」,卻也並非不要文采。只是不講虛飾,而求自然。他在《仲兄字文甫說》一文中既具體地體現了這樣的文風,又明確地說明了這樣的主張。如講「風水之極觀」有云:「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水之文也,非風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此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綉,非不文矣,而不可與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唯水與風而已。將「風行水上」看作「天下之至文」,這是標榜文章的一種境界。蘇洵自己可能有意為之,但達到此境似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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