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瑗
胡瑗(993年～1059年)，中國北宋學者、教育家。字翼之。泰州海陵郡如皋縣人。原籍陝西安定堡，門人學者稱他為安定先生。他在如皋和湖州的藏書講學處稱做安定書院。20歲起北上泰山，同孫復(992年～1057年)、石介(1005年～1045年)一起讀書，專心致志，各有成就。學者稱做「三先生」，而以胡瑗的學生最盛。苦讀十年後，胡瑗南歸，私設講壇，傳授經學。從43歲起，先後在蘇州郡學和湖州州學，堅持教育工作20多年。44歲時，曾到開封參與更定雅樂。研究鐘律，製成鐘磬等樂器，一度充任秘書省校書郎。晚年曾任國子監直講和主持太學。
十年苦讀
胡瑗自幼聰敏好學，7歲能文，13歲通曉五經。鄉鄰視為奇才，對胡訥說：「此子乃偉器，非常兒也！」胡瑗讀書勤奮，好學上進，且志向遠大，常以聖賢自任，曾與孫復、石介等同學在山東泰山棲真觀求學深造，一心只讀聖賢書，十年不歸。他為了不讓心志受到干擾，每當拆開家書，見有「平安」二字即投入山澗不再展讀。在此期間，他「食不甘味，宿不安枕」 ，刻苦鑽研學問，為以後從事教育打下堅實基礎。30歲開外的胡瑗從山東回到家鄉，當上了一名塾師，並在泰州城內華佗廟旁的經武祠（今江蘇省泰州中學民營初中部內）講學。
景祐元年（1034年），42歲的胡瑗開始到蘇州一帶傳授經術。二年，蘇州郡守范仲淹奏請創建蘇州郡學，聘請胡瑗擔任郡學教授。三年二月，朝廷詔人校定鐘律，經范仲淹推薦，胡瑗赴京師開封，更定雅樂，撰寫《景祐樂府奏議》。45歲～47歲，胡瑗在任蘇州府學教授期間，嚴立學規，「蘇學為諸郡倡」。康定元年（1040年）八月，宋仁宗派范仲淹守西北邊陲延州（今陝西延安市），時年48歲的胡瑗又由范仲淹推薦任陝西丹州(今陝西宜川縣)軍事推官，參與幕府軍事謀划，並撰《武學規矩》，建議國家大興武學，以抵禦外部侵略。慶曆元年（1041年），胡瑗父親去世，遂辭密州（今山東諸城）觀察推官，回家鄉奔喪。二年，他又出任保寧（今浙江金華）節度推官。同年，又就湖州知州滕宗諒聘請，主持湖州州學。四年，朝廷在京師開封建立太學，派專人赴湖州總結胡瑗教學經驗，后取先生「蘇湖教法」為太學令。此時胡瑗被征為太子中舍，不久，便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二年（1050年）十一月，朝廷更定雅樂，仍詔胡瑗參與其事。他與阮逸等同心協力，在司馬光和范景仁的支持下，花三年時間完成。五年，他和阮逸合作撰就《皇祐新樂圖記》三卷。在此期間，胡瑗又被朝廷任命為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主持太學講壇。嘉祐元年（1056年），64歲的胡瑗晉陞為太子中允、天章閣侍學、管勾太學。四年，胡瑗雖年事已高，但仍堅持刻苦讀書，勤奮教學。他不僅主持太學教務，兼任國子監直講，還輔導皇上「日侍啟沃萬言」，終因積勞成疾，卧床不起，難以上朝，經仁宗皇帝恩准，以太常博士官銜東歸，赴杭州長子胡康任所養病。臨行時送行隊伍「百里不絕，時以為榮」。不久病故，終年67歲，賜謚「文昭」。
從事教育
胡瑗畢生從事教育，先後在泰州、蘇州、湖州和京師太學執教三十年左右，受教育者不下數千人，對教育事業作出了很大貢獻。胡瑗的教育思想和教學方法，很有特色和首創精神，不愧為一代宗師。他的教育理論和教育實踐成就，經受了千年歷史檢驗，依然熠熠生輝。概言之，大致有以下八個方面：
㈠注重教育，培養人才
胡瑗在《松滋縣學記》中開宗明義地說：「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學校。」他從 「致天下之治」的政治目的出發，揭示了人才、教化、學校之間的內在聯繫，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一是為什麼要重視教育。胡瑗認為，治理好國家關鍵在人才，人才要通過教育培養。二是如何辦教育的問題。他認為，一要「師儒」，就是以孔孟之道管理和從事教育；二要普及教育於「民」；三要地方行政長官興辦學校。
在封建社會中，人民處於無權狀態，封建政權內部的監督機制有名無實，各級官吏的政治道德、文化素質對於吏治的好壞、人民負擔的輕重有著密切的關係，因此培養真正的人才對封建社會的長治久安有著現實意義。北宋初期，教化不興，風俗偷薄，當時的科舉制度崇尚聲律浮華，以詩賦取土，社會上普遍存在著「苟趨祿利」、輕「教化」、重「取土」的風氣，且各地又沒有建立學校。為了培養真正合格的致治之才，胡瑗認為必須建立「敦尚行實」的學校，這種「立學教人」的主張在當時是有進步意義的。
㈡力糾時弊，以體為本
在宋仁宗明道、寶元時期，為了糾正取士不以「體用為本」，只講究詩詞歌賦、學校教育思想，主張以培養通經致用的人才作為教育的根本目的。胡瑗在答宋神宗問時說：「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文、有用。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於皇極者，其用也。」很清楚，「體」是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是封建社會的基本道德標準；「用」是指掌握運用這個基本道德標準去治理國家。也就是說，教育不能只是為了科舉考試，獲取功名，而是培養出既精通儒學經典，又能在實踐中運用的人才。胡瑗為貫徹「明體達用」思想，作出很大努力並取得成功，開創了宋代理學先河。同時他又將「明體達用」的思想，滲透到教育改革之中，成為他從事教育改革和實踐的理論基礎。
㈢改革教育，分科教學
胡瑗為了貫徹「明體達用」的教育思想，在中國教育史上首先創立了分齋教學的制度。他設立經義和治事二齋，依據學生的才能、興趣志向施教。經義主要學習六經；治事又分為治民、講武、堰水（水利）和歷算等科。凡人治事齋的學生每人選一個主科，同時加選一個副科。另外還附設小學。這種大膽嘗試，即使學生能領悟聖人經典義理，又能學到實際應用的本領，勝任行政、軍事、水利等專門性工作。實踐證明，這種教育內容和教學方法的改革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培養了一批學有專長的人才。如長於經義之學的孫覺、朱臨、倪天隱等，長於政事的范純仁（范仲淹之子）、錢公輔等，長於文藝的錢藻、騰元發等，長於軍事的苗授、盧秉等，還有長於水利的劉彝等人。
㈣普及教育，主張辦學
面對宋初「輕教育」學風不正的狀況，胡瑗還運用歷史對比的方法，著重闡述了「師儒」和「興校」的重要性。他說： 「學校之興莫過於三代，而三代之興莫過於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藝教萬民而賓興之。糾其有言異者誅，行異者禁。其所言者皆法言，所行者皆德行。」當時宋代官學有兩種：一是中央官學，二是地方官學（即州縣二學）。慶曆四年（1044年），在第一次興學運動之前，中央官學生員很少，絕大多數為官宦子弟；地方官學，只有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宋真宗准允曲阜先聖廟立學，並賜額「應天府書院」，是為州縣辦學之始，余則寥若晨星。於是胡瑗大聲疾呼「弘教化而致之民者在郡邑之任」，不僅是對地方行政官員的強烈呼籲，也是對宋朝統治者的忠告。胡瑗主張「廣設庠序之教」，大興地方官學，它不僅可以使人才「繼踵而出」，更為重要的可以「正以民心」，維護封建統治秩序，以達到太平盛世之目的。故慶曆四年四月，宋仁宗採納范仲淹的建議，開天章閣，與大臣們討論扶 振興的良策，慨然下詔全國，要各州、縣都要興辦學校。這與胡瑗倡導的「以仁義禮樂為學」、「致天下之治」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㈤探索新路，言傳身教
胡瑗在蘇、湖執教的二十年間，親手制訂了一系列教育規章制度。如學校作息規定：一般上午講解經義，課後復讀500遍；下午講解歷史，復讀100遍；晚上講解子書，復讀300遍。他對學生既嚴格要求，又注意言傳身教，並規定師生之間的禮節，自己常常「以身先之」，盛夏之季，他也整天公服端坐堂上，決不稍懈。有一次，學生徐積初次見胡瑗，頭稍稍有些偏了，他就直呼「頭容直」。這使徐積從中受到教育，時刻警示自己不僅要儀態端莊，更應該注意自己的心也要正直。同時，他又十分關心學生的生活，如學生安濤患了痼疾，他慈父般地給予關照，學生非常感動，說先生之愛如同冬天的太陽。
在規章明、要求嚴的情況下，胡瑗的弟子「皆循循循雅飭」，「衣冠容止，往往相類」，外人一看就知道是胡瑗的弟子。據統計，他的學生有1700多名。胡氏這種獨特的學風與校風，先施行於蘇、湖，后旅行於太學，並使此規章制度經皇上批准，在全國推廣，可見其影響之大，效果之好。他的這套教學規章，與後來朱熹所訂的《白鹿洞學規》前後輝映，同是中國古代教育史上的重要文獻。
㈥注意教育，提高素質
胡瑗十分強調學生要有一個好的身體。他經常教導學生在吃飽飯以後，不要立即伏案讀書，這樣做將有害於身體健康。他要求學生要適當參加體育鍛煉，平時要學會「射箭」、「 投壺」和其他各項遊樂活動。在重視德育、智育的前提下，他也注重音樂教育，注意用音樂來陶冶學生的精神情操。如在各種考試之後，他常與學生們會於「肯善堂」歌詩奏樂，至夜始散。在平時，諸齋亦常有弦歌聲達於戶外，致使路人也駐足傾聽。胡瑗提倡體、美、音樂教育，這在中國古代教育史上，不能不算是一大開拓創新。
㈦提倡社會實踐，開展遊歷考察活動胡瑗在教學中除重視書本教育外，同時還組織學生到外野外、到各地遊歷名山大川，並把此項活動列入教程之中，做到讓教育理論與教育實踐相統一。他認為：「學者只守一鄉，則滯於一曲，隘吝卑陋。必游四方，盡見人情物態，南北風俗，山川氣象，以廣其聞見，則有益於學者矣。」故他曾親率諸弟子自湖州游關中，上至陝西潼關關門，回顧黃河抱潼關，委蛇洶湧，而太華、中條環擁其前，一覽數千里，形勢雄張。他慨然曰：「此可以言山川矣。學者其可不見之哉！」由此證明胡瑗反對閉戶讀書，主張接觸實踐，了解社會，瀏覽名山大川，以開拓胸襟視野，讓書本知識與客觀實際相結合，有利於實現他的教育目的——真培養出「明體達用」的致治之才。同時也一語道破了知識來源於直接經驗和間接經驗的真諦。
㈧實行太學「寄宿制」
宋代起初規定太學學生不能住宿，主要因為太學右側是御書閣，消防工作特別重要，每到夜半時分，宿舍里的燈燭要全部熄滅，實行「火禁」。嘉祐元年（1056年），胡瑗與孫復主持太學，他們為了讓學生有較多的時間過集體生活，請求有關部門放寬火禁，如發生意外，概由他倆負責。此後太學就實行「寄宿制」。每晚由師生輪流值班，督促火燭小心。同時規定學生每月放假四次，其餘時間皆留校住宿。每日起身、就寢以鳴鼓為號，進出校門必須請假，平時也不準隨意會客和離校。這種寄宿生制度在有條件的地方延伸到州、縣之學，在今日的學校中還直沿襲使用，且日臻完備。綜觀胡瑗教育生涯，他的確留下了豐富且可行的教育制度和教學經驗，並作出了巨大貢獻。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自強不息、艱苦創業、以苦為樂、終身教育的敬業奉獻精神，而且可以看到他勤勉好學、求真務實、力糾時弊、銳意改革的創新勇氣。同時，還可以看到他淡泊名利、憂國憂民、躬行力踐、誨人不倦的高尚品質。
思想傾向
胡瑗不僅是著名的古代教育家，而且是傑出的思想家。他獨特的教育理論和豐富的社會實踐皆源於其學術思想的深厚造詣。他的學術思想內涵豐富，主要根源於《周易》一書。
易學為講天人之道、講萬物變易法則的學問。胡瑗的《周易口義》是他的學生倪天隱根據先生口述整理而顧。其特點是大膽疑經，自立新解。據統計，胡瑗僅在《周易口義》一書中，疑經的地方就有10多處；在《洪範口義》中，也糾正了許多不合理的註解。據《宋元學案》記載，胡瑗「日升堂講《易》，音韻高朗，旨意明白，眾皆大服」。丁寶書在《安定言行錄》中引用胡瑗學生王得臣的話說：胡瑗為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時千餘士，日講《易》，予執經在諸生列，先生每引當世之事明之。」毫無疑問，胡瑗是宋初易學的權威，是一位開源發矇、鼓動風氣的人物，也是宋代義理易學的創立者。清人全祖望亦在《宋元學案》中追根溯源地說：「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為之先河。」
胡瑗的安民之道，一在求賢用賢，二在養民教民。他以為，君王再能幹賢明，若無賢臣輔佐，則「倡而無知，令而無從」，雖有仁義愛民的慾望，亦無法施行仁政於天下。因此，胡瑗說，「天下之廣，生靈之眾，一賢不可獨治，故必群賢並進於朝廷，則可大行其道。」廣納天下群賢，一可佐君施行仁政，二可輔君增廣視聽，三可致君無為而治。當然，這裡所說之「民」，不過是統治階級的左臣右相。但他倡導在州縣辦官員學，則是從教育培養地方基層民眾入手，努力提高他們素質。尤其胡瑗在《周易口義》中「論民本」時說：「不以一己為憂樂，所憂者天下，所樂者天下。」這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其實是一致的。
胡瑗還提倡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他在講授「三禮」（《周禮》、《儀禮》、《禮記》）時，因其中所記載的禮儀器物久已失傳，無形象教學之具供學生觀摩，就自製挂圖，懸於講堂之上，讓學生直觀，以增強學生的記憶力和理解力。另外，還組織學生走出課堂，到遠近地區去遊歷考察，觀名山大川，開闊學生視野，做到書本知識和社會實踐的統一。
宋代著名思想家朱熹把古代聖賢名流的「嘉言善行」彙集起來，編成《小學》一書，作為兒童讀本，其中就詳細記錄了胡瑗一生的教學活動和事迹，認為可作「百世之法」。南宋書院舉起，宋寶慶二年（1226年），泰州在胡瑗講學之處，亦創辦了「安定講堂」。明代學士程敏政斷言：「自秦漢以來，師道之立，未有過瑗者。」明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正式以胡瑗從祀，尊稱為「先儒鬍子」。泰州亦在「安定講堂」之地，建立胡公祠，紀念胡瑗先賢，清乾隆五年（1740年）改稱「胡公書院」。嘉慶二年（1797年），胡公祠移至泰州岳墩南麓，現存祠三間，列為泰州市文物保護單位。清初學者黃宗羲直接繼承了胡瑗「明體達用」的衣缽，開創學貴踐履的經世致用新學風，其實質就是胡瑗倡導的「實學論」。胡瑗的教育理論與實踐，不僅示範於當時，而且也垂法於後世，在中國教育史上樹起了一座豐碑。無怪乎他的名字和「蘇湖教法」為人們所熟知，且享有很高的聲譽。當代研究胡瑗及其教育方法的不乏其人，國外如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家的學者均涉足此領域，當代出版的《中外著名教育家小傳》、《中國歷史大辭典》、《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歷代思想家》、《中國大百科全書》、《辭海》、《辭源》等權威性著作，對胡瑗都列有專條，翔實介紹。當然，胡瑗畢竟是封建社會的學者和教育家，其思想與行為不可能不打上封建統治階級的烙印。然而，歷史地、公允地評價，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誠可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服務。
胡瑗一生著作不少，有由門人編錄的《周易口義》、《洪範口義》、《論語說》和《春秋說》；有他同阮逸合著的《皇□新樂圖記》，還有丁寶書輯的《安定言行錄》。其他著作如《尚書全書》、《春秋意義》、《中庸義》、《景□樂府奏議》、《皇□樂府奏議》等，都已散失。《學政條約》和《武學規矩》等兩部教育專著，也都失傳。（沈灌群）飲，醉倒不去眠君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