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和國的腳步

  在邪馬國逐漸走向沒落，直至被濃重的歷史煙雲籠罩成一段難以訴說清楚的故事之後，公元4世紀初，在現今的奈良地區，逐漸興起了一個比邪馬台更加強大的國家。因其地處大和盆地，故得名大和國。這一時期，不知道是為了炫耀權力和財富，還是某種形式的信仰，大和國的統治者大量營建規模巨大的墳墓，因此在考古上，大和國時期也被稱為「古墳時代」。這些大墳自平地高高隆起，周圍圍繞著被稱之為「埴輪」的黏土小雕像，氣勢雄偉。


  在被歷史的塵埃掩埋千年之後，近代的一些學者重新將關注的目光投向了已經不知所蹤的邪馬台國。他們從這個古國的讀音上似乎找到了與隨後統一日本的大和國的某些關聯。他們認為，yamatai（邪馬台）即後來的yamato（大和國）。這一考證似乎為大和國在奈良地區的迅速崛起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如果先前沒有一個較為強大的文明做基礎，大和國的盛起似乎很難在短時期內得以實現。尤其令考古學者感興趣的是中國史書中記載的卑彌呼死後「大作冢，徑百餘步」，這一記錄表明，在邪馬台時期，統治者死後都會安葬於類似的大型墳墓中，而這也正是日後大和國出現的巨大墳墓的雛形。


  不過遺憾的是，由於日本列島在很長時間內都沒有出現可供記錄的文字，對於日本早期的國家歷史，總是存在著「百個人百種說法」。異議較小的一個說法是，這個被稱為「大和」的國家奠定了日本民族的主體。


  公元4世紀初，日本列島各種武裝兼并戰爭依然在曠日持久地進行，到4世紀末，大和國依靠其先進的武器以及尚武的精神，四方出征，威震列島，其勢力範圍逐步擴張到九州與關東一帶。在日本最早的史書里，這些兼并戰爭以神話的方式展現得淋漓盡致。如崇神天皇派遣大彥命征北陸，武涥川別征東海，吉備津彥征西道，丹波道主命征丹波的故事等。


  經過近百年的持續發展和向外擴張，到公元5世紀初，原本居於一隅的大和國基本完成了統一日本的大業。公元478年，大和國王致當時南朝的宋順帝的表文上對其祖先的征伐統一戰爭做了一番誇耀：「自昔祖標，躬攝甲育，跋涉山川，不逞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眾夷六十六國，渡乎海北九十五國。」


  隨著國家的統一，大和國的生產力有了進一步的發展。為了適應這一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大和國將原本在本國內實行的部民制擴大到整個日本列島。部民制產生於4世紀，部民是皇室和貴族的私有民，歸屬皇室的私有民叫作公部民，歸屬貴族的私有民叫作私部民。依照分工不同，這些私有民被分成不同的部，從事手工業的私有民稱品部民，從事農業的稱田部民。作為皇室與貴族的私有財產，這些部民的名字也被冠以主人名，或是職業名和地名，以此來表明皇室與貴族階級對他們的所有權。


  與部民制這種經濟基礎相對應的政治制度是氏姓制。氏是由貴族的直系、旁系血緣家族組成的社會集團。氏的首領為氏上，在朝廷擔任要職。他們不僅擁有田莊和部民，還擁有顯示其地位的姓。姓原來是氏人對氏上的尊稱，後來隨著大和國勢力的發展，作為一種統治手段，國王掌控了賜予或剝奪貴族姓的權力，天皇賜姓的標準是血統和職務。姓的種類有臣、連、君、別、公、直、造、首、史、村主、稻置等，其中姓臣與姓連的貴族地位最高。


  在日本列島獲得穩固的統治地位之後，大和國開始向朝鮮半島擴展它的勢力。當時的朝鮮半島正處於由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鼎立的局面。其中高句麗實力最為強大，百濟最弱。為了應對高句麗和新羅的威脅，百濟與大和國結盟，借大和國的軍事力量來對抗兩國，而大和國則利用這一契機，發動了對朝鮮半島的入侵，並佔領了其東南部的一些地區。但是由於高句麗勢力的不斷南下以及與新羅聯手，大和國在朝鮮半島的勢力被逐漸瓦解，在兩國不斷的聯合打擊下，大和國的入侵行為最終以失敗告終。


  從公元5世紀到6世紀初，大和國相繼有五位國王統治過日本列島，史稱「倭五王時代」。公元413年，即東晉安帝義熙九年，大和國王贊派遣使者來中土朝貢，公元421年，即南朝劉宋永初元年，大和國王又派使者朝貢，宋高祖劉裕下詔：「倭贊萬里修貢，遠誠宜甄，可賜除綬。」公元425年，又遣中土移民司馬曹達奉表朝。倭五王時代，大和國對中國的積極朝貢，一方面是出於對中國各種名貴稀有物品的迫切需求，另一方面也是想通過朝貢，獲得中國皇帝的冊封，以此藉助中國的權威加強對周邊小國，尤其是在朝鮮半島的影響力。隨著跟中國關係的日益加深，大陸先進的生產技術和文化或通過朝鮮半島，或通過移民大量傳播至日本列島。日本無論是冶鍊技術、制陶術，還是紡織術都有了更為迅速的發展，在這一時期，漢字、儒學及佛教也相繼傳入日本。


  漢字最初由居住在朝鮮半島的漢人傳至日本列島，這些人精通中國儒家典籍，進入日本后，受到大和朝廷的歡迎，常被委以史官或是財政方面的重要職務，並賜予姓氏，有的還擔任大和國王兒子的老師。由於漢字是隨著儒家經典的傳入而被接受的，所以儒學在日本統治階級被廣泛接受就成了極其自然的事情。據中國史書記載，當時日本的漢文已經有了非常高的水平。公元522年，中國南朝梁人司馬達來到日本，在高市郡板田原搭建了草庵，安置隨身攜帶的佛像。那時候的日本人還不知佛教為何物，便將司馬達帶來的佛像稱為異域之神，這是日本民間輸入佛教的開始。公元552年，百濟的聖明王派人到日本，向大和國送上金銅像一尊、幡蓋及經書若干，並讚頌佛的功德。對於要不要信奉佛教，大和朝廷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崇佛派的蘇我稻目說要信，排佛派的物部尾輿、中臣鐮子均說不要信。當時的大和國王採納了物部尾輿和中臣鐮子的意見，並把佛像賜給了蘇我稻目。蘇我稻目用私宅專門供奉佛像，不久以後，當地發生疫病，有很多人相繼死亡。物部尾輿認為這些怪像是因佛像的傳入而引起的，便奏請國王將佛像扔進了河裡，並且燒毀了供奉佛像的殿堂。


  公元587年，蘇我稻目的兒子蘇我馬子聯合皇室成員消滅了物部尾輿的兒子物部守屋，把持朝政，佛教才在日本全國推行開來。


  外來的文化，一點點地滲透到日本的各個領域，在與本土文明不斷撞擊、融合的過程中，逐步完善、成熟，因而，大和國的腳步走得更加穩健，腳下的路也延伸到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