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農業
第二十章
晉南北朝實業
第一節 農業
後漢之末，九州雲擾，農業大喪，一時較能自立者，皆恃屯田，已見《秦漢史》第十六章第一節。晉初開創，於農業仍甚留意，蓋時勢使然也。《石苞傳》：苞為司徒，奏“州郡農桑，未有賞罰之製，宜遣掾屬巡行，均其土宜，舉其殿最，然後黜陟”。詔即使司徒督察州郡播殖。若宜有所循行者，其增置掾屬十人，聽取王官更練事業者。扶風王駿，代汝南王亮鎮關中，勸晉農桑與士卒分役。己及寮佐，並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具以表聞。詔遣普下州縣，使各務農事。此等舉措，具見一時君若臣之屬望於農。然其行之之效，終不能副其所期，何哉？官田收租大重，而民不勸，一也。（見第十九章第三節。）傅玄言：“耕夫務多種而耕暵不熟，徒喪功力而無收。”又言：“古以步百為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為畝，（《齊民要術·雜說篇》言：齊地大畝為一頃三十五畝，則當時北方畝製，亦不畫一。）所寬過倍。近魏初課田，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故百田收至十餘斛，水田收十斛。自頃以來，日增頃畝之課，田兵益甚，功不能修理，至畝數斛以還，或不能償種。”（玄為禦史中丞時陳便宜之語。）案武帝即位，段灼上疏追理鄧艾，言其為區種之法，手執未耜，率先將士，而《食貨誌》稱其屯田之效曰：東南有事，大軍出征，資食有儲。《郤詵傳》言：詵母病，苦無車。及亡，家貧無以市馬。乃於所住堂北壁假葬。養雞種蒜，竭其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匹，輿柩至塚。《隱逸傳》言：郭文，（河內軹人。）洛陽陷，步擔入吳興餘杭大滌山中窮穀無人之地，倚木於樹，苫覆其上而居焉。區種菽麥，采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食有餘穀，輒恤窮匱。皆可見耕作精者收效之宏。然土曠人希之時，農民每好多占頃畝，官家所課之田，又以頃畝多少為黜陟，督課者遂務虛張其數以為功；而甫田維莠之弊作矣，二也。又豪強占奪，屯官亦各恤其私，疆理之道，遂至不得其宜。《束晳傳》：時欲廣農，晳上議，以為“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晳又言：“昔魏氏徙三郡人在陽平、頓丘界，今者繁盛，合五六千家。二郡田地逼狹，謂可遷徙西州，以充邊土。”則當時以大體言之，雖苦土滿，而土狹人繁之弊，仍在所不免，此皆調劑之未得其宜也。）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宜悉破廢，以供無業。業少之人，雖頗割徙，在者猶多。田諸苑牧，不樂曠野，貪在人間，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不然。可悉徙諸牧，使馬、牛、豬、羊，齕草於空虛之田；遊食之人，受業於賦給之賜”。是當時曠良田以為牧場也。又言：“汲郡之吳澤，良田數千頃，濘水停洿，人不墾殖。聞其國人，皆謂通泄之功，不足為難；舄鹵成原，其利甚重；而豪強大族，惜其魚、蒲之饒，搆說官長，終於不破。謂宜複下郡縣，以詳當今之計。荊、揚、兗、豫，汙泥之土，渠塢之宜，必多此類。宜詔四州刺史，使謹按以聞。”《食貨誌》載杜預鹹寧三年疏，言：“今者水災，東南特劇。下由所在停汙，高地皆多磽塉。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又言：“諸欲修水田者，皆以火耕水耨為便，此事施於新田草萊，與百姓居相絕離者耳。往者東南草創人希，故得火田之利。自頃戶口日增，而陂堨歲決。良田變生蒲葦，人居沮澤之際，水陸失宜。放牧絕種，樹木立枯，皆陂之害也。陂多則土薄水淺，潦不下潤。故每有水雨，輒複橫流，延及陸田。言者不思其故，因雲此土不可陸種。臣計漢之戶口，以驗今之陂處，皆陸業也。其或有舊陂、舊堨，則堅完修固，非今所謂當為人害者也。臣前見尚書胡威啟宜壞陂，其言墾至。中者又見宋侯相應遵上便宜，求壞泗陂，徙運送。時下都督，度支共處。各據所見，不從遵言。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為害也。當所共恤。而都督、度支，方複執異。人心所見既不同，利害之情又有異。軍家之與郡縣，士大夫之與百姓，其意莫有同者。皆偏其利以忘其害。此理之所以未盡，而事之所以多患也。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領佃者，州郡大軍雜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餘頃耳。計三年之儲，不過二萬餘頃。以常理言之，無為多積無用之水。況於今者，水潦甕溢，大為災害？宜發明詔，敕刺史、二千石：其漢氏舊陂、舊堨，及山穀私家小陂，皆當修繕以積水。其諸魏氏以來所造立，及諸因雨決溢，蒲葦、馬腸陂之類，皆決瀝之。”觀此，而當時豪民、田官各恤其私，不顧大局之情形可見矣。利於此而害於彼，而害且餘於其利，農業安得而興？三也。傅玄言：“先帝統百揆，分河堤為四部，並本凡五謁者，以水功至大，與農事並興，非一人所周故也。今謁者一人之力，行天下諸水，無時得遍。伏見河堤謁者車誼，不知水勢。宜轉為他職，更選知水者代之。分為五部，使各精其方宜。”此在當日，實為當務之急，然未聞武帝能行之。而齊獻王言：“今地有餘羨，而不農者眾；加附業之人，複有虛假。宜嚴敕州郡，檢諸虛詐害農之事，督實南畝。考績黜陟，畢使嚴明。”傅玄言：“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征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為宜申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束晳言：“今天下千城，人多遊食，廢業占空，無田課之實。較計九州，數過萬計。可申嚴此防，令監司精察。一人失課，負及郡縣。”徒欲以操切之政，責諸守令而已。而不知勸課之效，非徒守令所能為也，亦何益哉？
東渡以後，荊、揚二州，農業大盛。此蓋社會生計自然之演進，而政府之南遷，或亦有以促之也。《宋書·孔靖傳論》曰：“江南之為國盛矣。雖南苞象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賦，內充府實，止於荊、揚二州。自漢氏以來，民戶凋耗。荊楚四戰之地，五達之郊，井邑殘亡，萬不餘一也。自元熙十一年馬休之外奔，至於元嘉末，三十有九載，兵車弗用，民不外勞，役寬務簡，氓庶繁息，至餘糧棲畝，戶不夜扃，蓋東西之極盛也。既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域，惟丹陽、會稽而已。自晉氏遷流，迄於大元之世，百許年中，無風塵之警，區域之內晏如也。及孫恩寇亂，殲亡事極。自此以至大明之季，年逾六紀，民戶繁育，將曩時一矣。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傍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荊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吳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牣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據其說，農事之最盛者，實今兩湖間沼澤之區，及江、浙間之大湖流域也。《陳書·裴忌傳》：高祖誅王僧辯，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他攻之，不能克。高祖謂忌曰：“三吳奧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為殷盛，而今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襲據吳郡。又《沈君理傳》：高祖受禪，出為吳郡大守。是時兵革未寧，百姓荒弊，軍國之用，鹹資東境。君理招集士卒，修治器械，民下悅附，深以幹理見稱。韋載之策齊軍曰：“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可急於淮南築城，以通東道運輸。”（詳見第十三章第五節。）此策於高祖之成功，所關實大。凡此，皆可見當時之財富，惟東土是資也。侯景亂後尚如此，況於平時哉？而荊楚自東渡以來，即能以其獨力，捍禦北虜；庾翼、桓溫等，且能因乘時會，震撼北方；亦必非徒以其兵甲之精也。實業之有造於國，詎不大哉？
然荊、揚雖雲殷盛，而淮南北之地，則極荒蕪，此於恢複之無成，所關亦大。《齊書·徐孝嗣傳》雲：是時（建武）。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竊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既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圖。利害之基，莫此為甚。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修，鹹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既嚴，戍卒增眾，遠資饋運，近費良疇，士多饑色，可為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辟。精尋灌溉之源，善商肥確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既晚，方事菽、麥，菽、麥二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在及時。所啟允合，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荊、雍，各當境規度，勿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台詳所給。歲終殿最，明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略不可計。”事禦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史臣論之曰：“江左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嚐宿飽。四郊嬰守，懼等鬆芻。縣兵所救，經歲引日。淩風泙水，轉漕艱長。傾窖民之儲，盡倉敖之粟。流馬木牛，尚深前弊，田積之要，惟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戍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開漕，皆輔車相依，易以待敵。孝嗣此議，殆為空陳，惜矣。”可見屯田之策，於恢複之圖，所關實大也。《魏書·薛虎子傳》：虎子以大和四年，為彭城鎮將。上表言：“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即自隨身，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徐州左右，水陸壤沃。清、汴通流，足盈激灌。其中良田，十餘萬頃。若以兵絹市牛，分減戍卒，計其牛數，足得萬頭。興力公田，必當大獲粟稻。一歲之中，且給官食。半兵非植，餘兵尚眾，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暫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惟須內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高祖納之。又《範紹傳》言：世宗時，有南討之計，發河北數州田兵二萬五千人，通緣淮戍兵，廣開屯田。八坐奏紹為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勤於勸課，頻歲大獲。虜為之能收其利，而謂我不能為之哉？
北方諸胡，知留心農事者蓋寡。惟苻堅，《晉書·載記》言其曾以境內旱，課百姓區種。又慕容皝以牧牛給貧家田苑中，已見上章第三節。案封裕言：“自永嘉喪亂，百姓流亡。中原蕭條，千裏無煙。饑寒流隕，相繼溝壑。先王以神武聖略，保全一方。故九州之人，塞表殊類，繈負萬裏，若赤子之歸慈父。流人之多舊土，十倍有餘。人殷地狹，故無田者十有四焉。”則當時流民之入遼西者甚眾。皝不能撫綏之，乃重征之以要利，亦可謂無遠略矣，然較之劉、石等之徒知虐取者，尚較愈也。《慕容寶載記》言：遼川先無桑，及廆通於晉，求種江南，平州桑悉由吳來。《馮跋載記》雲：跋勵意農桑，勤心政事。乃下書，省徭薄賦。惰農者戮之，力田者褒賞，命尚書紀達，為之條製。又下書曰：“今疆宇無虞，百姓寧業，而田畝荒穢，有司不隨時督察，欲令家給人足，不亦難乎？桑、柘之益，有生之本。此土少桑，人未見其利。可令百姓：人殖桑一百根，柘二十根。”此等皆較能留心民事者，然十六國中，殊不多見也。
魏起陘北，至道武之世，乃知留心農事。《魏書·食貨誌》言：大祖經略之先，以食為本。使東平公儀墾辟河北，自五原至於棝陽塞外為屯田。初登國六年破衛辰，收其珍寶、畜產，名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餘萬，漸增國用。既定中山，分徙吏民及徒河種人工技巧十萬餘家，以充京都。各給耕牛，計口授田。（《紀》在天興元年。案明元永興五年，亦徙二萬餘家於大寧，計口授田。蓋北方土曠，故能如是也。）天興初，製定京邑。東至代郡，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北盡參合，為畿內之田。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帥以監之。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自後比歲大熟，匹中八十餘斛。是時戎車不息，雖頻有年，猶未足以久贍矣。大宗永興中，頻有水旱。神瑞二年，又不熟。京畿之內，路有行饉。帝以饑，將遷都於鄴。用博士崔浩計，乃止。於是簡尤貧者就食山東。敕有司勸課留農者。自是民皆力勤，故歲數豐穰，畜牧滋息。世祖屢親戎駕，而委政於恭宗。真君中，恭宗下令，修農職之教。此後數年之中，軍國用足矣。《恭宗紀》言其製有司課畿內之民，使無牛家以人力相貿，墾殖鋤耨。其有牛家與無牛家一人種田二十二畝，償以私鋤功七畝，如是為差。至與小、老無牛家種田七畝，小、老者償以鋤功二畝。皆以五口下貧家為率，各列家別口數所勸種頃畝，明立簿目。所種者於地首標題姓名，以辨種殖之功。又禁飲酒、雜戲，棄本沽販者。此等煩碎之政令，安能及於閭閻而收實效？史雲“墾田大為增辟”，亦不過緣飾之辭耳。《高祖紀》：延興三年二月，詔：“牧、守、令長，勤率百姓，無令失時。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之內，終身不仕。守、宰不督察，免所居官。”大和元年正月，詔：“牧民者若輕有征發，致奪民時，以侵擅論。民有不從長教，惰於農桑，加以罪刑。”三月，詔曰：“去年牛疫，死傷大半，耕墾之利，當有虧損。今東作既興，人須肄業。其敕所在，督課田農。有牛者加勤於常歲，無牛者倍庸於餘年。一夫製治田四十畝，中男二十畝。無令人有餘力，地有遺利。”四年四月，詔：“今農時要月，百姓肆力之秋，而愚民陷罪者眾。宜隨輕重決遣，以赴耕耘。”五年五月，又詔：“農時要月，民須餘力。其敕天下，勿使留獄、久囚。”案魏本一小部落，後來雖藉兵力，竊據中原，然實不知治體，其政令亦不甚能行，故至恭宗勸農，所留意者，仍不過畿內，至高祖世，乃勤勤誥誡牧、守，然以魏吏治之壞，此等空言，又豈能有驗邪？《韓麒麟傳》：大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曰：“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三分居二。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誇，遂成侈俗。車服、第宅，奢僭無限。喪葬、婚娶，為費日多。貴富之家，童妾袨服；工商之族，玉食錦衣。農夫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裏，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以魏所兢兢留意之畿內，而其情形至於如此，虜之所謂農政者可知矣。
畜牧之利，北方確較南土為饒，此則地利為之也。《魏書·食貨誌》所言道武破劉衛辰所收馬、牛、羊之數，蓋張侈之辭。然《尒朱榮傳》，言其家世富有，牛、羊、駝、馬，色別穀量；（見第十二章第四節。《北齊書·神武帝紀》：神武初見榮，說曰：“聞公有馬十二穀，色別為群，將此竟何用也？”案此所記神武初見榮時事，皆飾說不足信，然緣飾之辭，亦必揣度當時情勢而為之，謂榮多馬，則不誣也。）又《廣陽王深傳》，言其刺恒州，多所受納，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可見北方之馬實多。《北齊書·盧潛傳》言：時敕送突厥馬數千匹於揚州管內，令土豪貴買之。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盡送官廄。由是百姓騷擾，切齒嗟怨。又可見南方之馬，多來自北方也。魏之服高車，徙諸漠南，此於魏之牧政，裨益甚大，詳見第八章第三節。《食貨誌》雲：泰常六年，詔六部民羊滿百口調戎馬一匹，亦可見北族牧利之饒。《誌》又雲：“世祖之平統萬，定秦、隴，以河西水草善，乃以為牧地。畜產滋息，馬至二百餘萬匹，槖馳將半之，牛、羊則無數。高祖即位之後，複以河陽為牧場，恒置戎馬十萬匹，以擬京師軍警之備。每歲自河西徙牧並州，以漸南轉，欲其習水土而無死傷也。而河西之牧彌滋矣。正光以後，天下喪亂，遂為群盜所盜掠焉。”案孝文南遷，主牧事者為宇文福。《福傳》言：孝文“敕其檢行牧馬之所。福規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拒黃河南北千裏為牧地，事尋施行，今之馬場是也。及從代移雜畜於牧所，福善於將養，並無損耗”。以吾民衣食所資之地，曠為異族之牧場，使得遊牝其間，厚其力以猾夏，亦可哀矣。南北兵事之利鈍，步騎之不敵，實為其大原因；南方欲圖恢複，必有精騎以與虜決勝於中原；說已見第八章第七節及第十一章第四節。《隋書·賀婁子幹傳》言：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勒民為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希，邊境未寧，不可廣為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踐暴。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隴右之民，以畜牧為事，若更屯聚，彌不獲安。隻可嚴謹斥堠，豈容集聚人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案遊牧之民，所以難於製馭者，以其遷徙易，不易根剿，而其來犯又極飄忽故也。我之所業與彼同，則不足為憚。淮上之地，既易為虜所擾，耕鑿難安，曷不製其表為牧地，養馬以備與虜馳驅乎？此古人未發之策，然言國防者似可參證也。
山澤之利，雖已不可專恃，然亦有時而相需甚殷。杜預鹹寧三年疏曰：“當今秋夏，疏食之時，而百姓已有不贍。前至冬春，野無青草，則必指仰官穀，以為生命。此乃一方之大事，不可不豫為思慮者也。臣愚謂既以水為困，當恃魚、菜、螺蜯，而洪波泛濫，貧弱者終不能得。今者宜大壞兗、豫州東界諸陂，隨其所歸而宣導之。交令饑者，盡得水草之饒。百姓不出境界之內，旦暮野食。此目下日給之益也。”《石季龍載記》言：其時眾役繁興，軍旅不息；加以久旱；穀貴，金一斤直米二鬥。使令長率丁，隨山澤采橡、捕魚，以濟老弱。《北齊書·盧潛傳》言：高元海執政，斷漁獵，而淮南人家，無以自資。可見疏食、漁、獵之利，亦與民生相關非淺矣。
喪亂之際，水利多不修舉，此與農事，所關最大。《晉書·苻堅載記》言：堅以關中水旱不時，議依鄭、白故事。發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隸三萬人，開涇水上源，鑿山起堤，通渠引瀆，以溉岡鹵之田。及暮而成，百姓賴其利。《魏書·高祖紀》：大和十二年五月，詔六鎮、雲中、河西及關內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十三年八月，詔諸州鎮有水田之處，各通溉灌，遣匠者所在指授。此等政令，其效如何不可知，然即以政令論，南北朝之世，亦不多見也。《周書·武帝紀》：保定二年正月，初於蒲州開河渠，同州開龍首渠，以廣灌溉，此事當較有實際。《魏書·崔楷傳》：楷因冀、定數州，頻遭水害，上疏曰：“自比定、冀水潦，無歲不饑；幽、瀛川河，頻年泛溢。豈是陽九厄會，百六鍾期，故以人事而然，非為運極。”欲“量其逶迤，穿鑿涓澮，分立堤堨，所在疏通，豫決其路，令無停蹙。隨其高下，必得地形。土木參功，務從便省。使地有金堤之堅，水有非常之備。鉤連相注，多置水口，從河入海，遠邇徑過，瀉其潟，泄此陂澤。九月農罷，量役計功。十月昏正，立匠表度。縣遣能工，麾畫形勢。郡發明使，籌察可不。審地推岸，辨其脈流。樹板分崖，練厥從往。別使案檢，分部是非，瞰睇川原，明審通塞。當境修治，不勞役遠。終春自罷，未須久功。即以高下營田，因於水陸，水種秔稻，陸蓺桑麻。必使室有久儲，門豐餘積。其實上葉禦災之方，亦為中古井田之利。即之近事，有可比倫。江、淮之南，地勢洿下。雲雨陰霖，動彌旬月。遙途遠運，惟有舟艫。南畝畬菑，微事未耜。而眾庶未為饉色，黔首罕有饑顏。豈天德不均，致地偏罰？故是地勢異圖，有茲豐餒”。後世論者，每謂興水利即所以除水害，故溝洫實為治水要圖，楷之所論，已先發其義矣。河域水利，不如江域之饒，而文明啟發，轉在其先者？溝洫之修舉實為之，溝洫廢而水災興，隋、唐以後，北方遂仰給於江、淮矣，此古今升降之一大端也。而其轉移，實在晉、南北朝之世，喪亂與民生之關係，豈不大哉？然南方水利，雖雲得天獨厚，人工亦未嚐廢，觀會稽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亦有丁功可知。（見第十九章第一節。）世豈有專恃天惠之事乎！又晉世水碓之利頗大。張方決千金堨，水碓皆涸，（見第三章第三節。）實為常山覆敗之因，可見其與民生相關之切。然多為豪強所擅，石崇之敗，有司簿閱其訾產，水碓至三十餘區是也。（見第十九章第二節。）《晉書·魏舒傳》，言其遲鈍質樸，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有名當世，亦不之知，使守水碓。可見豪貴之擅此者頗多，細民亦必不免受其剝削矣。南方則似無此利，故至祖衝之始創為之，而後亦不聞其推行也，見下節。
礦業，當此時代，實極衰微。南北朝之世，所以迄欲鑄錢而終不能善者，銅之乏，實為其大原，別見第四節。《齊書·劉悛傳》：悛於永明八年啟武帝，言“南廣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有燒爐四所。從蒙城渡水南百許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銅。又有古掘銅坑。其地即秦之嚴道，漢文帝賜鄧通鑄錢之處。近喚蒙山獠出，雲甚可經略。此議若立，潤利無極”。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餘萬。功費多，乃止。南朝因鑄錢而開礦之事，惟此一見而已。《宋書·良吏傳》：徐豁，於元嘉初為始興大守。三年，遣大使巡行四方，並使郡縣各言損益。豁因此表陳三事。其二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采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之中，每有死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口，皆資他食。尋台邸用米，不異於銀，謂宜準銀課米，即事為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南銀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烏語，不閑貨易之宜，每至買銀，為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奸巧，山俚愚弱，不辨自伸。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為劇。今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礦課之治累於民，及其有名無實如此。北朝礦利，亦極微末。《魏書·食貨誌》雲：世宗延昌三年，春，有司奏長安驪山有銀礦，二石得銀七兩。其年秋，桓州又上言：白登山有銀礦，八石得銀七兩，錫三百餘斤。詔並置銀官，常令采鑄。又漢中舊有金戶三千餘家，常於漢水沙淘金，年終總輸。後臨淮王彧為梁州刺史，奏罷之。又雲：熙平二年冬，尚書崔亮，奏恒農郡銅青穀有銅礦，計一鬥得銅五兩四銖。葦池穀礦，計一鬥得銅五兩。鸞帳山礦，計一鬥得銅四兩。河內郡王屋山礦，計一鬥得銅八兩。南青州苑燭山，齊州商山，並是往昔銅官，舊跡見在。謹案鑄錢方興，用銅處廣，既有冶利，並宜開鑄。詔從之。然亦徒因此而致私鑄繁興而已，見第四節。
此時農學，亦極衰微。《隋書·經籍誌》載農家之書五種：《氾勝之書》二卷，《四人月令》一卷，（後漢崔寔撰。）尚皆漢人之作。《禁苑實錄》一卷，不著撰人名字。惟《齊民要術》十卷，為後魏賈思勰撰。《春秋濟世六常擬議》五卷，楊瑾撰。瑾始末不詳，或亦此時人也。《誌》又雲：梁有《陶朱公養魚法》、《卜式養羊法》、《養豬法》、《月政畜牧栽種法》各一卷，亡。（《通誌·藝文略·食貨豢養類》：卜式《月政畜牧栽種法》一卷。姚振宗《隋書經籍誌考證》雲：此蓋承上文亦以為卜式書，未必真有依據也。）案此三書及《氾勝之書》、《四民月令》，《齊民要術》皆引之，蓋其書采摭頗博。賈思勰固當時農學一大家也。（前世農書傳於後世完好者，今亦以此書為最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