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志高才疏——清宣宗道光
年號:道光
廟號:宣宗
謚號:成皇帝
名諱:愛新覺羅.旻寧
承襲關係:仁宗第二子
生母:孝淑睿(喜塔臘氏)
出生日期及地點:1782年,乾隆四十七擷芳殿中所
登極日期:嘉慶二十五年八月二十七日
稱帝年齡:39
在位時間:1821-1850
在位年數:30
享年:69
生子:9
生女:10
死亡日期及地點:1850年,道光三十年圓明園慎德堂
陵墓名稱:慕陵
陵寢所在地:河北,易縣,清西陵.龍泉峪
1、生平小傳
道光帝旻寧是清朝入關后的第六代皇帝，生於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9月16日），卒於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在位30年，終年69歲。廟號宣宗，葬慕陵。
道光帝柄政30年。朝綱獨斷，事必躬親，但內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運，禁煙等均無起色。勤政圖治而鮮有作為，正是他一生的悲劇所在。
道光皇帝是清代唯一一位以嫡長子身份即位的皇帝。雖然嘉慶皇帝很早就決定傳位給旻寧，但嘉慶十八年發生的一件事，更堅定了他的決心。當時反清復明的組織天理教在京畿非常活躍，一部分義軍準備趁嘉慶皇帝出宮之際，拿下北京，他們的主攻目標是紫禁城，而且已經買通了幾個太監做內應，義軍按計劃混入城中，準備從東，西華門沖入紫禁城。但東華門的義軍過早暴露了身份，不得已總攻提前開始。義軍在太監的帶領下迅速衝進了宮中，此時嘉慶皇帝正在避暑山莊，宮內一切由旻寧掌管，正在乾清宮上書房讀書的旻寧得到報告后，帶著另兩位親王沖了出去，當時內宮的大門已經關上，但還是有幾個義軍爬上了牆頭。旻寧臨危不亂，當場擊斃了兩個義軍，這時援兵到了，衝進紫禁城的義軍被全部殺死。由於旻寧的機智勇敢，保住了內宮女眷沒有受到傷害。事後，得到了嘉慶皇帝的高度評價，並封他為智親王，旻寧嗣皇帝的位子也就更加穩固了。
道光即位之初，中國正面臨最重的內外危機。在內清王朝經「康乾盛世」后已經走下坡，史稱「嘉道中衰」，其突出表現在吏治腐敗，武備張弛，國庫空虛，民眾反清鬥爭頻頻；在外，西方列強勢力東侵，鴉片荼毒國民。道光頗想有一番作為，也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企圖中興。他雖然朝綱獨斷，事必躬親，以儉德著稱。但內政事物，如吏治，河工，漕運，禁煙等均無起色。勤政圖治而鮮有作為。
道光處於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守其常而不知其變」。來自東南海上的鴉片流毒使他寢食不安。最後下決心嚴厲禁煙，道光十九年（1839年）初，道光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到廣東禁煙。林則徐將收繳的鴉片，共19179 箱、2119 袋，總計2376254斤，在虎門當眾銷毀。是歷史上規模最大、銷毒數量最多的一次。
虎門銷煙也引發了中英之間的緊張關係。道光二十年（1840年）年六月，英國遠征軍到達中國海面，鴉片戰爭爆發。戰爭伊始，道光帝認為英軍不堪一擊，但隨著戰事的發展，英軍圍困珠江口、攻佔浙江定海、直逼天津大沽，使得道光帝大為震驚，忙派琦善等人與英軍談判。最後對外妥協，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二十九日清政府與英國簽下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此後，清政府又與法美等國簽定了中法《黃埔條約》和中美《望夏條約》，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社會。
公元1849年正月，道光在內外交迫中憂愁成疾。開始還勉強支撐著臨朝辦理政事。到第二年正月丙午日，病情加重。他知道沒有康復希望，忙宣召宗人府宗令載銓、大臣載恆、端華、僧格林沁，軍機大臣穆彰阿、賽尚阿、何汝霖，內務府大臣文慶等進宮，命令他們隨同總管太監從正大光明匾額后取下錦合，宣讀詔書，詔書上只有皇四子奕濘五字。中午，道光死於圓明園慎德堂內。
道光死後廟號為宣宗成皇帝，史稱道光皇帝。
2、文治
1)、改革漕運、鹽政，開禁採礦
道光四年(1824)，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宣洩過多，高寶至清江浦一帶，河道節節淺阻，船隻不能暢行，漕運再度緊張。有人奏請引黃入運，添築閘壩，終因黃河水夾帶大量泥沙淤積於河床，漕船仍不能通行。道光帝決計革除漕政積弊，有效地解決漕運問題。自元至明，海運之法，行之有效。清代嘉慶時，也曾試行。後來由於部分廷臣及主持漕運的胥吏以風濤、「海賊」等理由加以反對而一直不能實行。道光帝在廷臣「有謂可以試行者，亦有謂斷不可行者，迄無定見」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江蘇、松、常、鎮，浙江杭、嘉、湖等府屬，濱臨大海，商船裝載貨物駛至北洋，在山東、直隸、奉天各口岸卸運售賣，一歲中乘風開放，每每往來數次，「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令兩江總督魏元浩、漕運總督嚴檢、江蘇巡撫張師誠、浙江巡撫黃鳴傑等各就所屬地方情形，「廣諮博採，通盤經划，悉心計議，勿存成見」，將海運之事「一一熟籌」。但是，這些官員不願承擔海運風險，均以為海運窒礙難行，仍主張採用「引黃濟運」，盤壩接運的辦法。這種辦法實行的結果，不僅無法從根本上解決漕運問題，還虛耗了大量資金。道光五年六月，道光帝分別給阻撓海運、又拿不出漕運辦法的大學士孫玉庭及江浙有關地方官員以革職、降級、調用等處分，改派琦善為兩江總督，並任命富有改革精神、政績卓著的安徽布政使陶澍為江蘇巡撫，命他們切實籌措海運事宜。
然後上奏，主張海運漕糧。道光帝同意試行，並於上海設立海運總局，由江蘇派遣官員管理，在天津設立分局，由朝廷派遣官員驗收。海運計劃確定以後，陶澍再次親赴上海督辦。道光六年二月初一日，第一批海運船隻，裝載漕米一百二十三萬三千餘石揚帆出海了。海船自吳淞口出駛，東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鐵槎山，歷成山，西轉芝罘島，稍北抵天津，總計水程四千餘里。道光帝派遣朝廷重臣赴津驗米，米色瀅潔，且時間縮短，運費低廉。此後，繼續由海路運送漕糧。至六月初，江南漕米全部運完。道光帝實行海運漕糧，當時不失為明智之舉，但後來，由於各種保守勢力的反對，他並沒有能堅持實行下去。
清代鹽法，大率因明制，各省行鹽循用綱法，招商認窩(產鹽地)，領引辦課，引從部發，遂使鹽業之利盡歸鹽商。各鹽商層層盤剝，兼之各省官紳皆視鹽務為利藪，或藉口辦公巧為侵蝕，私取規費。積習成弊，積弊成例，致使私鹽充斥，官引滯銷，國與民交受其困。道光時，鹽業困頓凋蔽，愈益嚴重，而當時兩淮之鹽，銷區最廣，商疲課絀，積弊亦最深。道光十年，兩江總督陶澍以淮鹽疲蔽已極，屢陳積弊情形，並請刪減浮費，停緩攤補。不久，道光帝批准實施了革新鹽政的措施，將兩淮鹽政裁撤，其鹽務改歸兩江總督管理，以一事權。進而在道光十三年，推廣實行票鹽制。
所謂票鹽制，即於場區適中地點，設局收稅。無論什麼人，只要照章繳納稅課，即可領票運鹽，在限定的地域範圍及規定的期限內自行販賣。票鹽製革除了專商專岸之弊，改變了過去鹽商壟斷鹽利的局面，國家則可收化私為官之益。由於票鹽制手續簡單，官吏無由侵擾，成本減輕，商人因而爭相經營。票鹽法於道光十二年首先在准北地區三十一個州縣實行，效果十分顯著，不到四個月，清運三十餘萬引(一引為四百斤)場鹽運銷一空。票鹽制廣為推行后，私鹽不禁自絕，官鹽暢銷無阻，鹽課成為國家財政一大收入。由於票鹽法行之有效，時論皆以改引行票為救弊良策。
票鹽法行之有效，實為利國利民之舉，但此舉受到和過去行鹽之法利害相關的各種勢力的反對，導致道光帝推行票鹽法阻力重重，最後不得不使鹽政的改革半途而廢。
道光六年，他曾以畿輔重地，有礙地脈風水為由，禁止商人於宛平等五州縣開採銀礦。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對開礦有了些新認識，在一道上諭中明確地指出：「自古足國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國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萬民之用。」
道光二十八年，他又在另一道上諭中稱：「開礦之舉，以天地自然之利，還之天下，仍是藏富於民。「足國之道，首在足民」，「藏富於民」，這種觀點的提出，表明道光帝在治國之道上的一種真知灼見。道光帝同時以實際措施鼓勵開礦。他對藉口辦礦「累民擾民」，「人眾易聚難散」而反對開放礦禁的官員進行勸導，告誡他們不能「因噎廢食」。他嚴飭地方官員不得「畏難苟安，託詞觀望，游移不辦」。他又根據過去官辦礦政，「官吏因緣為奸，久之而國與民俱受其累」的弊病，提出「官為經理，不如任民自為開採」。由此可見，道光帝對開礦一事，提倡頗力，措施亦得當，這對當時礦政建設大有裨益，百姓生活亦稱方便。
2)、矯正奢靡風尚
為了挽救清朝統治危機，道光帝在即位之後，力圖遏止奢靡之風，使整個社會能黜華崇實。
他一即位，便頒發聲色貨利論，力圖說明聲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的嚴重危害，表示要謹遵嘉慶帝不邇聲色之諭，力崇節儉，返樸還淳，告誡皇室子孫身體力行，概從樸實，勿尚虛文，竭力倡導在皇族、滿族貴族中恢復滿洲淳樸舊俗。
3)、整頓吏治
道光帝即位后，深知吏治腐敗所帶來的嚴重後果，感到有必要加以整飭。道光二年(1822)，他下達諭旨：「嗣後現任官員不準加捐職銜，著為例。」這表明道光帝起初是打算廢除捐納弊政的。然而，後來由於國勢的衰弱，尤其是國家財政的匱乏，他又無法擺脫財政困境，不得不仍舊求助於捐納制度。自道光七年始，捐例大開，二十二年後，各省遍開捐例。至末年，兩粵用兵，軍需浩繁，於是，各省又遍設捐局，紳民凡納銀者，本人皆可補官銓選，而國家也得到一點財政補貼。從此捐納泛濫成災。道光帝雖迫於財源緊張大開捐例，但他對通過捐納取得官職的人，內心深為厭惡，對其戒備尤深。
清代京官和地方府廳州縣各級官員各有生財之道。京官依賴外官之饋贈，外官則以俸廉不敷辦公為辭，依賴種種陋規，浮收勒折，科斂民財。一些膏腴之地，每歲陋規多至二十萬。各級官員「箕斂溢取之風日甚一日，而閭閻之蓋藏概耗於官司之剝削，民生困蔽」。道光帝希冀對各地陋規加以整頓，首先從直隸開始。道光元年，他命令直隸督撫督率藩司，「將所屬陋規逐一清查，應存者存，應革者革」，「奏定之後，通行飭諭，如再有以賠累為詞，於此外多取於民者，一經發覺，即行從重治罪，不稍寬貸」。但是，此諭下達不久，即「朝有諍臣」，「連章入告」，道光帝只好明降諭旨，停止清查直隸陋規，使得這一措施半途而廢。
為了整頓吏治，道光帝還對那些年邁體弱、諸疾纏身而又戀棧不肯退位者加以罷斥。雲貴總督伯麟，年逾七旬，素患骨疾。道光帝將其調離總督任所，授以協辦大學士銜，供職京師。回京不久，伯麟即要求外放，隨即遭到道光帝嚴厲申斥：「知總督之養尊處優，而不知任大責重。以伊衰暮之年，使加以簡任，尚安望其稱職?」他認為伯麟「欲以要君之舉，堅其戀棧之心」，故毫不留情地勒令伯麟休致。
4)、禁止鴉片走私與貿易
清中葉以後，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鴉片躉船攬儲於外洋，快蟹、扒龍等艇飛棹走私，吸食大小窯口潛藏於內地，吸食者遍布城鄉各地，上自官府縉紳，下至工商優隸，以及婦女、僧尼、道士，在鄉吸食。鴉片煙毒，危害生靈，「勢將胥天下之編氓丁壯，盡為萎靡不振之徒」，野有遊民，國無勁旅，這是多麼令人可怕的情景!為此，道光帝即位伊始，連連發布嚴禁鴉片的命令，查拿煙販，禁民吸食，對地方官查拿鴉片不力者，訂立議處失察條例，嚴飭地方官曉諭居民，不準私種罌粟，防止鴉片蔓延。
道光十一年，他又命兩廣總督李鴻賓等「確加查核，如何使煙土不能私人，洋麵不能私售……務將來源杜絕，以盡根株，勿令流入內地，以除後患」。十二年八月，又諭令各省督撫提鎮嚴禁陸路水師將弁兵丁吸食鴉片。但是，這些禁煙措施並未能遏止鴉片流毒的洶湧泛濫。清統治集團內部禁煙、反禁煙的鬥爭日益激化。
道光帝採納嚴禁主張之後所採取的最具決定性的步驟，是干十二月三十一日，任命林則徐為欽差大臣，令他「馳赴粵省，查辦海口事件，所有該省水師兼歸節制」。他申明派遣林則徐馳赴廣東的目的，是為了「積習永除，根株斷絕……為中國祛此一大患」。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林則徐在次年即道光十九年三月至六月禁煙期間的一切行為，都得到道光帝的首肯和支持。他對於林則徐向外商宣示的「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誓與此事相始終」的決心尤為讚賞，稱譽林則徐「忠君愛國，皎然於域中化外矣」。道光帝屢次指示林則徐，應於各國船隻出入經由要道的廣東海口水陸嚴查，「務使外海夷船，不得駛進口門，妄生覬覦，內地匪船，不敢潛赴外洋，私行勾結……要期除惡凈盡」。林則徐不負皇上重託，採取果斷措施，終於迫使外國鴉片煙商繳出鴉片二百多萬斤。道光帝對此十分滿意，將林則徐、鄧廷楨等交部從優議敘。並諭令林則徐等查明實在箱數，派委明幹員弁解京以憑核驗。一些官員認為不值以國家有利之財，糜之於無用之物，同時廣州至北京行程幾千里，最易被人偷換。道光帝接受了正確的建議，改變了主意，令林則徐等「毋庸解送來京……即於收繳完竣后，即在該處督率文武員弁，公同查核，目擊銷毀。俾沿海居民及在粵夷人，共見共聞，成知震懾」。林則徐遵照諭令，於六月三日開始，把繳獲的鴉片於虎門太平鎮當眾銷毀，至二十五日才徹底銷完，共銷毀鴉片二百三十七萬斤。
道光帝接到林則徐虎門銷煙的奏報，攬奏興奮之極，提筆批日：「大快人心一事!」從道光十八年年末開始，在道光皇帝的敦促下，一場轟轟烈烈的禁煙運動在全國展開。在廣州，二百多萬斤鴉片煙渣隨海浪沖入大海，傾刻間無影無蹤．在沿海各省，鴉片走私船被緝獲，走私煙販被緝拿；在內地各省，罌粟的種植被嚴令禁止，鴉片煙、煙槍、煙具被收繳、銷毀，各種戒煙藥丸被分發，吸食者被處以刑法。誠然，在全國各地，禁煙措施在貫徹的程度上有很大差異，有的省份因弛禁派遷延觀望、敷衍塞責而使禁煙成效大打折扣。但道光帝是決心在全國切實實行禁煙的，其效果也是顯著的，於國於民都有利。英國人衛三畏在《中國總論》一書中，對道光帝的禁煙、銷煙給予了這樣的評價：「鴉片是在最徹底的手段下被銷毀了 在世界史中，一個非基督教的君主寧願銷毀損害他的臣民的東西，而不願出售它來裝滿自己的腰包，這是唯一的一個實例。全部事務的處理，在人類歷史上也必將永遠是一個最為卓越的事件。」這種評論並非過分。
3、武功
1)、鴉片烽火
道光皇帝開始決定支持林則徐嚴禁鴉片的主張，派他為欽差大臣、兩廣總督，到廣州禁煙。林則徐堅稱：「若鴉片一日未絕，本大臣一日不回!」林則徐嚴禁鴉片，必然損害一些人的不法利益，也必然損害英國殖民者的不法利益，因而必會遭到他們的反抗。道光皇帝作為一朝君主、一代政治家，他應該看到或預見到這一點。對英國殖民者可能由此而產生的反應一一政治的、軍事的、外交的、貿易的，應該預先採取防範措施。可惜，他沒有做到。結果，鴉片戰爭兵敗，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清朝失敗，以下兩點，值得思考：首先，鴉片戰爭中清朝的失敗是必然還是偶然?
誠然，當時英國的確比較先進，處於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而清朝經濟落後、君主專制、吏冶腐敗、軍備廢弛。「落後就要挨打」，這是事物的普遍性。但事物還有特殊性，要對具體歷史事件進行具體歷史分析。中英鴉片戰爭，從戰略和戰術兩個方面，可做如下思考：從戰略來說：
其一，國力——道光時清朝人口4萬萬，儼然是東方一個大國，英國當時還沒有成為「日不落國」；且英國遠涉重洋，長途奔襲，以動對靜，以勞對逸。清朝有可能打敗英國的侵略。
其二，軍事——英國進攻，而清朝防禦；英國兵少，而清軍兵多；英軍後方太遠，而清軍在本土作戰。
其三，民心——英國是侵略的一方，清朝是反侵略的一方，並得到國民的支持。林則徐、鄧廷楨發出告示：「如果英夷兵船進入內河，許以人人持刀痛殺。」
從戰術來說：
其一，兵力——1840年6月，由英國全權代表懿律統帶的侵略軍4000人，乘艦船40餘艘到達澳門。這支軍隊，數量有限，只要認真抵抗，完全有把握取得勝利。
其二，後方——當時歐亞交通極為不便，英軍戰線太長。7月初，侵略軍進犯廈門，遭到鄧廷楨率福建軍民英勇抗擊，就北駛浙江定海，定海總兵葛雲飛等壯烈犧牲，定海失陷。這時，清朝也只是小的失利。8月，英國派船到白河口投書，向清政府直接威脅恫嚇。清軍在總體上完全佔有優勢。
其三，武器——當時英軍使用的武器裝備，海軍雖用蒸汽機裝備，但很多還是帆船；陸軍雖使用後膛裝彈的火槍和火炮，比清軍稍先進一些，但並不像後來差距拉得那麼大。
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例子，歷史上不勝枚舉。道光皇帝的祖先，當年薩爾滸之戰、松錦之戰，八旗軍都是以弱勝強、以少勝多的。
因而，從戰略、戰術分析，清朝有可能打勝這一仗，但清朝卻打敗了。
其次，鴉片戰爭失敗的主要歷史責任是在大臣穆彰阿還是在道光帝？
認識鴉片戰爭失敗原因有一個過程。開始一些人認為責任在嚴禁派與主戰派，其代表是林則徐。道光皇帝罷了林則徐的官，並將他遣戍新疆伊犁。後來一些人認為責任在弛禁派和主和派，其代表是穆彰阿、琦善等。應當說，後者的認識比前者進了一步，但還有深入探討的空間。下面對朝廷軍機大臣和大學士的構成做一個分析：道光二十年（1840年），朝廷的軍機大臣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隆文、何汝霖5人，大學士有穆彰阿、潘世恩、琦善、王鼎、伊裡布（差往浙江）、湯金釗6人。在京的軍機大臣和大學士共8人，其中軍機大臣兼大學士的有：穆彰阿、潘世恩、王鼎3人。其中潘世恩狀元出身，遇事觀望退讓，僅為「伴食」而已。這三個人，穆彰阿為領班軍機大臣、首輔大學士，潘世恩是穆彰阿的阿附者，琦善是大學士兼直隸總督，后署兩廣總督。所以，朝廷實際分為兩派：以穆彰阿等為一派，王鼎等為另一派。因此，主和派的代表是穆彰阿，主戰派的代表是王鼎。
《清史稿·穆彰阿傳》記載：穆彰阿，滿洲鑲藍旗人，嘉慶進士，任內務府大臣、直上書房、翰林院掌院學士、大學士、軍機大臣。「穆彰阿當國，主和議，為海內所叢詬。上既厭兵，從其策，終道光朝，恩眷不衰」。穆彰阿是揣摩道光皇帝的心理，觀察道光皇帝的意向，才主張和議的。《清史稿·穆彰阿傳》明確記載：「穆彰阿窺帝意移，乃贊和議，罷則徐，以琦善代之。」
以上就是說：第一，穆彰阿主和是窺伺道光皇帝旨意而秉承的；第二，因為道光主和，穆彰阿乃跟著贊成主和，這裡的主從關係不能顛倒；第三，罷免林則徐是穆彰阿根據道光皇帝意圖行事的。像林則徐這樣的封疆大吏，欽差大臣，沒有道光的「諭旨」，穆彰阿再專權也是搬不倒的；第四，琦善身任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其替代林則徐，沒有道光皇帝諭准同樣也是不能的。在大敵當前之時，林則徐被斥責、革職並謫戍伊犁，這和當年崇禎皇帝在皇太極兵臨北京城下逮捕並事後凌遲袁崇煥一樣，都是「自毀長城」！歷史的悲劇又一次重演。
總之，穆彰阿窺出道光之所思，說出道光之所欲言，做出道光之所欲為，所以穆彰阿始終得到道光的支持與信任。因此，鴉片戰爭的責任主要應由道光皇帝來負。
此外，道光過於無知。道光皇帝曾問道：「英吉利至新疆各部，有旱路可通？」這是早在康熙時候已經明確的常識問題。道光皇帝對西方的政治、經濟、軍事、地理一無所知，卻無知者無畏，對英國的堅船利炮，依然不屑一顧！
還有，道光過於無勇。他如有當年努爾哈赤親自指揮薩爾滸大戰的精神，有皇太極抱病親自指揮松錦大戰的意志，有康熙三次親征噶爾丹的氣魄，率軍御駕親征，調動天下「勤王」，等侵略軍在天津大沽登岸后聚而殲之，這場戰爭是絕對不會打輸的，當然也不會有《南京條約》之恥。
由上可見，穆彰阿、琦善是體會道光的旨意、按照道光意旨行事的。穆彰阿賣國、誤國，最後的總根源是道光皇帝。
在鴉片戰爭期間，大學士、軍機大臣王鼎，演出了一場「尸諫」的悲壯史劇。「王鼎尸諫」與穆彰阿得勢，這是道光皇帝的兩面鏡子，它反映出：「君子消沉，小人猖獗！」道光皇帝在位時期，清朝的危機更加嚴重。道光雖有「恭儉之德，寬仁之量」,卻不能採納忠言，不能在重大時刻做出正確決策，所以，「國步之瀕，肇端於此」。孟森先生認為：「宣宗之庸暗，亦為清朝入關以來所未有。」
從此，西方侵略者用武力打破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國策。道光是中國兩千年帝制史上，第一個同西方殖民者簽訂喪權辱國條約的皇帝。鴉片戰爭的失敗，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的簽訂，道光皇帝應負主要歷史責任。
2）、平定張格爾叛亂
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清軍在新疆發起了殲滅張格爾叛亂集團的作戰。
乾隆年間，清軍平定大、小叛亂、統一天山南北(參見清平天山南路之戰)后，大和卓博羅尼都之子薩木克逃至浩罕(新疆西浩罕國，今屬吉爾吉斯)。其次子張格爾，在英國侵略勢力策動支持下，企圖恢復和卓家族昔日在南疆(新疆南部)的統治。
嘉慶二十五年，張格爾利用南疆維吾爾族人民對清參贊大臣靜斌殘暴壓迫的不滿情緒，於八月間率數百人潛入南疆，煽動當地民眾叛亂。清領隊大臣色普徵額率兵進擊，將其全殲，張格爾僅率殘部二三十人逃往浩罕。張格爾在浩罕，由英國殖民主義者提供裝備，組織訓練軍隊，積極準備再次進入南疆。道光五年，張格爾叛軍屢以小股襲擾邊境，作試探性進攻。六年六月，張格爾與其英國教官乘機率叛軍300人，由開齊山進至喀什噶爾(今喀什)城北約60里之阿爾圖什(今阿圖什)，以禮拜祖墓為名，煽動當地群眾反清。新任喀什噶爾參贊大臣慶祥，命協辦大臣舒爾哈善、領隊大臣烏凌阿率兵1000人進擊。叛軍大部被殲，張格爾率百餘人突圍后，裹脅大批群眾叛亂。因恐北疆清軍來援，竟以出賣祖國權益為條件向浩罕求兵。七月，浩罕穆罕默德·阿里汗親率萬人入侵南疆，攻打喀什噶爾城。后因與張格爾發生矛盾，恐腹背受敵，引兵退走。但有3000人被張格爾誘留，助其攻城。經70餘日激戰，清守軍力竭，八月二十日城破，慶祥自殺。張格爾自稱賽亦德·張格爾蘇丹，宣布為南疆統治者。英吉沙爾(今英吉沙)、葉爾羌(今莎車)、和闐(今和田)三城，相繼為叛軍攻佔。張格爾控制南疆后，「殘害生靈，淫虐婦女，搜索財物，其暴虐甚於前和卓千倍萬倍」，與其入疆之宣傳完全悖離。廣大維吾爾族人民強烈反對，轉而支持清軍。佔領葉爾羌之叛軍五六千人，進攻阿克蘇(今屬新疆)。阿克蘇辦事大臣長清，派參將王鴻儀率兵600人阻擊，在都爾特(今阿瓦提北)被殲，王鴻儀戰死。當叛軍進至距阿克蘇僅80里處，企圖強渡渾巴什河時，由庫車及喀喇沙爾(今焉耆)來援之達凌河、巴哈布兩部清軍到達。在當地維吾爾族人民自發組織的數百抗叛部隊協助下，擊退渡河叛軍，並進至南岸立營。叛軍多次進攻，均被擊退，被俘斬千餘人。叛軍不敢東進，東部局勢趨於穩定。道光帝命伊犁將軍長齡為揚威將軍，署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阿為參贊大臣，調集吉林、黑龍江、陝西、甘肅、四川5省兵3萬會攻叛軍。十月間，陝西等地清軍萬餘到達阿克蘇，開始轉為攻勢作戰。時叛軍3000人據守阿克蘇西南約250里之柯爾坪(今柯坪)，該地西南通巴爾楚克(今巴楚)、喀什噶爾，為清軍進軍必經之路。長齡派陝西提督楊芳，以突襲攻佔該地，打開了西進的通道。此時，和闐伯克伊敏亦率當地群眾2000餘人擊敗叛軍，收復和闐。但因大雪封路，清軍不能馳援，又為叛軍奪占。
七年二月六日，清軍主力開始西進。二十二日在大河拐擊敗叛軍3000人後，次日又擊敗叛軍2萬於渾阿巴特(今伽師東)，二十五日再殲叛軍萬人於沙布都爾，二十八日進至渾河(又稱洋達瑪河，今博羅和碩河)北岸，距喀什噶爾城僅10里。叛軍10餘萬阻河列陣，亘20里。清軍用聲東擊西戰術，先以一部騎兵在下游渡河，將敵軍注意力引向下游，爾後以主力乘夜暗由上游急渡，突襲敵陣地，叛軍潰逃。清軍乘勝 急進，於三月初一日收復喀什噶爾城，初五日收復英吉沙爾，十六日收複葉爾羌，五月收復和闐。前後殲滅叛軍近3萬。但張格爾已先期由木吉(今布倫庫勒西北)逃往達爾瓦斯山之藏堪(參見渾河之戰)。道光帝以叛亂主犯未獲，奪長齡、楊遇春、武凌阿銜，仍勒限擒獲。十二月二十七日，張格爾率500餘人潛入阿爾瑚(今阿圖什西北)，當其退走時，在喀爾鐵蓋山(今喀拉鐵克山)被清軍全殲。張格爾逃布魯特，被縛送清軍。至此，張格爾叛亂平定。
3）、渾河之戰
是指清道光七年(1827年)二至五月，清政府平定張格爾叛亂中，清軍收復喀什噶爾(今喀什)等南疆西四城的作戰。
道光六年六月，張格爾叛軍佔據喀什噶爾英吉沙爾(今英吉沙)、葉爾羌(今莎車)、和闐(今和田)等西四城。伊犁將軍長齡於六年八月間上奏，請「發大兵4萬，以5000人護糧台，以2.5萬進戰」。道光帝授長齡為揚威將軍，署陝甘總督楊遇春、山東巡撫武隆河為參贊大臣，率陝西、甘肅、吉林、黑龍江、四川5省清軍會攻叛軍，並調烏里稚蘇台及伊犁牛、駝數千、戰馬2萬軍用。六年十月，陝西清軍先至阿克蘇。提督楊芳攻佔阿克蘇西南約250里之戰略要地柯爾坪(今柯坪)，既掩護主力在阿克蘇集中，又打開了西進的通路。七年二月六日，清軍主力由阿克蘇西進，十四日至巴爾楚(今巴楚)，留兵3000人，防叛軍迂迴後方。二十二日至大河拐，叛軍3000夜襲清營，被擊敗。次日午抵渾阿巴特(今伽師東)，叛軍2萬據山崗防守，陣地長五六里。長齡、楊遇春率主力由正面，楊芳由右翼、武隆阿由左翼三路進攻。叛軍多次由山崗上向下反擊，均被擊退，終於不支潰退，輜重牲畜盡為清軍所獲。二十五日至沙布都爾(今伽師西)，叛軍數萬據河渠堤壩防守，利用葦湖決水淤地製造水障，以阻止清軍騎兵衝擊；陣地後方並部署有預備隊。
清軍以步兵由正面越水障強攻，而以騎兵由兩翼迂迴，實施側擊。適叛軍帶火藥爆炸，清軍乘機猛攻，殲敵萬餘，叛軍潰逃。二十七日，清軍至河瓦巴特，叛軍數萬又據崗阻擊。清軍當夜派吉林勁騎1000，分兩路由左右間道秘密迂迴至叛軍陣后埋伏。次日拂曉，部署步兵由正面，騎兵由兩翼進攻。叛軍佯退，企圖誘清軍登崗，俟登至半坡時實施合擊。清軍步兵使用迭射、相互以火力掩護逐次接敵，至半坡時，跟隨於火器手后、身著虎皮綵衣的滕牌兵躍出衝鋒，叛軍戰馬受驚混亂，據崗力戰。埋伏於陣后的騎兵，由背後發起突襲，叛軍大敗，被殲過半。
清軍乘勝追擊，於二十八日進抵渾河(今博羅和碩河)北岸。張格爾叛軍10萬沿北岸築壘防守，綿亘20餘里。清軍整夜以小分隊進行襲擾，疲憊叛軍。次夜大風，飛沙障目。長齡以敵眾我寡，懼叛軍乘機反擊，欲退軍10里，俟風停再攻。楊遇春認為天氣昏暗，叛軍難辨我兵力多少，更有利我軍渡河，正宜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機不可失，乃遣黑龍江索倫騎兵千騎在下游渡河牽制，而以主力乘昏暗由上游急渡，佔據上風。天拂曉時，全軍皆渡，集中炮火轟擊叛軍營壘。叛軍遭突襲大亂潰逃。清軍乘勝追擊至喀什噶爾城下。張格爾率少數殘部由木吉(今布倫庫勒西北)經烏孜別里山口逃布魯特達爾瓦斯山(今塔吉克國境內)地區。清軍於三月一日收復喀什噶爾城，生俘安集叛軍首領推立汗及薩木汗以下叛軍4000人。三月五日，楊遇春收復英吉沙爾，十六日收複葉爾羌；五月，楊芳在昆拉(今和田西)擊敗叛軍5000，擒斬其首領玉努斯，收復和闐。至此，被張格爾叛軍佔據1年的南疆西四城，全部為清軍收復。
4）、鎮壓瑤民起義
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湖南永州江華縣錦田鄉瑤民聯合廣東瑤民六七百人，在趙金龍領導下，於兩河口起義，迅速攻克兩河口地區。道光十二年正月，江華知縣林先粱、永州鎮左營游擊王俊「帶兵往捕」，為起義軍所敗。王俊濫殺無辜以泄憤，激起瑤民更激烈的反抗。起義軍迅速發展，各寨響應起義的達一千多人，聚集於長塘夾沖，皆以紅布裹首為號。永州鎮總兵鮑友智調兵七百，永州知府李銘紳、桂陽知州王元鳳各募鄉勇數百合力進剿。趙金龍率軍突圍而出，至藍山之王水瑤。起義軍發展到二、三千人，乘勝進至寧遠地區。道光帝調遣總督盧坤、湖北提督羅思舉赴剿，並令兩廣總督李鴻賓、廣西提督蘇兆熊各防邊界。
李鴻賓遣提督海凌阿率軍進剿，海凌阿率寶慶協副將王韜以兵五百餘由寧遠之下灌進攻。義軍早有準備，一部分人裝扮成清軍模樣，混入軍中，「偽充夫役，為官兵舁槍械」，大批義軍則設伏于山溝陡狹之「池塘墟」。海凌阿率軍至，義軍四處衝殺，「乘高下突」，清軍立即陷於混亂，王韜「披槍陣亡」，海凌阿亦被當場擊斃。起義軍聲威大振。道光帝增調「久歷戎行，身經百戰」的貴州提督餘步雲至湖南，又布置各地實行「堅壁清野」，並令各瑤寨「自相團練」，使起義軍「無食可掠，無人可裹」。經過官兵殘酷征剿，到四月才鎮壓了趙金龍起義。但廣西賀縣、連州瑤民又分別起義，連敗官軍，清廷費了很大力氣，才將義軍鎮壓下去。
道光帝當政三十年，在改革內政方面，不無建樹，絕非昏饋、貪鄙、淫暴之君，而是一個企圖有所作為的皇帝，但是，他並未能夠成為一個除弊去衰的中興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