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章 四二年河南大饑荒

  1942年春，河南餓殍遍野。豫中、豫南、豫東數百萬的災民開始向洛陽聚集，從此，300萬河南人開始了漫漫“闖西關”之路。向西，向西，這是一場沒有目的地的逃命遷徙。


  河南省檔案館向本報記者展示的一份檔案顯示，逃荒方向大致有四個：大多數經洛陽，沿隴海線向西進入陝西;少部分南下逃亡湖北;還有一部分，北上進入抗日邊區;還有極少數向東進入日占區。


  河南人當時為何選擇向西逃?鄭州大學曆史學院教授徐有禮表示，1942年大災荒，河南人主要逃亡陝西，因為往西可以往四川、甘肅，遠離戰區，有廣闊的大後方。當時在南邊，日本人占領了武漢;在東邊，黃河以東都被日軍占領。日軍占領的都是交通比較發達的地區，豫西、豫南都是山區，豫東的經濟要比豫西發達得多。


  在這種情況下，災民可以說別無選擇，唯有一路向西。不過，逃亡陝西的主要是豫中和豫西的難民，豫北的難民則向山西逃。“豫北難民順著隴海鐵路往西逃的很少，因為要過黃河才能往西走，日本當時封鎖黃河渡口，黃河鐵橋也炸掉了，逃荒也要通過日本占領的黃河渡口。”


  還有一個因素，曆史上慣常的逃荒路線也是向西逃，有這種西逃的習慣。


  三門峽市政協文史委員會副主任石耘一直在研究1942河南大災荒。他說，當時豫東地區是日寇占領區，西邊是國統區，西邊陝西、山西沒有遭遇旱災。蝗蟲在比較寒冷的地方，或雨水比較多的地方不適合生長。加上蝗蟲總是成群結隊地啃噬莊稼，豫西的一些山區，隱蔽性強，可能還有一些糧食幸存下來。在難民心中，向西，或許還有一條活路。


  徐有禮和石耘都認為，當時難民乘火車逃難的是極少數，多數人是徒步。“隴海線鄭州以東已被占領，能通車的是洛陽以西。坐火車逃難的，充其量最多占總人數的1/3。當時火車數量很有限，運載效率很低，大部分是運貨的，難民都是坐在貨上麵。當時火車時速估計隻有30公裏，從洛陽到三門峽走走停停估計要兩天。家境好一點的，才有可能坐上火車，多數人是徒步。”石耘說。


  起點：洛陽


  火車站人擠人

  父親擠上車棄兒被煮食

  九朝古都洛陽，當時是災民逃難的起點，也是300萬逃荒者噩夢的起點。


  今年82歲的寇景素老太太，其父親當年曾任洛陽火車東站站長。提起當年洛陽火車站的場景，老人家連歎，“那不是人待的地方，每天都在死人。”


  當時，洛陽西站是貨運站，東站是客運站，父親當時還是東站一個車隊隊長。隻要有火車經過，成群結隊的難民就像螞蟻一樣爬上去。難民們管不了是否超載，火車頂上以及車廂外麵都經常爬著人。在爭搶過程中，很多人跌下火車，摔得斷腿斷手。最讓人痛心的是，一家人，母親上了車，兩三歲的小孩，實在送不上去，火車一開，小孩在火車下麵哭喊媽媽，但大人卻已在汽笛聲中揚長而去，母子從此永別。


  當時的洛陽火車站每天都在上演生離死別。親情，在災難麵前也變得如此蒼白。1942年隆冬的一天，天氣酷寒，一名男子一瘸一拐抱著骨瘦如柴的兒子來到站台外麵。為了搭上往西逃亡的列車，這名男子已經在這裏等了十多天了。終於，汽笛聲響起，刹那間，蜷縮在各個角落的難民就像饑渴了一個冬季終於遇到獵物的獅子，潮水般地湧向站台。車來了，這名男子知道自己拖著瘸腿是不可能帶著小孩一起上火車的，他用白布把3歲的兒子綁在車站旁邊的一棵樹上，自己加入了擠火車的大軍。而被綁在樹上的孩子，則拚命叫著爸爸，但男子頭也沒回，就消失在人流中。後來，聽說這個孩子被難民煮著吃了。


  “這時的車站還不如說是一個臭氣熏天的貨場，隻不過，貨場運的是人，人和貨物沒有任何區別。”老人家說。


  今年86歲的吳楓老人，新中國成立以前，居住在洛陽偃師市邙嶺鄉省莊村，1942年冬，他也從洛陽乘火車向西逃難。他回憶說，當年洛陽火車站人滿為患，到處黑壓壓的都是人。父親把孩子的繈褓掛在脖子上，年輕一些的漢子背著年邁的老人，麵黃肌瘦的小腳老太步履蹣跚，車站周圍幾公裏範圍內的樹全部都是白花花的一片，被剝光了皮，不時有孩子在樹下對著大人的屍體高聲哭喊，但沒有人會停下來，“災民看到火車就往上爬，因為人太多，車站的工作人員根本管不住。爬上火車的災民，幾乎都是坐在車頂，每到一站都會有人轟他們下車，甚至拿著木棒往身上打，但他們寧可被棒打，也不下車，下了車，還是會再次爬上去，有很多人被踩死在車頂。”


  河南檔案館史料顯示，洛陽火車站與南關為災民聚集點，南關貼廓巷設“難民收容所”，負責救濟難民轉赴陝西，洛陽火車站還有“人市”。


  “人市”：觀音堂

  老人小孩被遺棄


  不幸被做成肉包子

  對很多難民來說，上了火車，就像加入了一場隨時都會殞命的賭局。但有一絲微弱的希望，至少比餓死要好。


  汝州市小屯鎮84歲關雄偉老人回憶道，父母當年在城裏做生意，災荒發生後，父母的布匹生意慘淡隻能關門，到洛陽逃難。全家把所有值錢的家當都賣了，湊600元托關係買了3張火車票，但到了洛陽火車站才發現，難民把能擠占的地方都占了，買了車票，也隻能坐火車頂。


  火車頂上都是密密麻麻、餓得隻剩皮包骨的難民，同時還有他們所有的“財產”：破席子、幾件破棉襖和麵黃肌瘦的孩子。火車開車時間遙遙無期，人們隻有在車頂上等著，甚至大小便都在車頂上解決，因為生怕下了車，再也沒有機會上去。


  關雄偉親眼看到一個老太太眼見自己的兒子爬上了火車頂，而有3丈高的火車廂她實在爬不上去，老太太懇求旁邊一個漢子把繈褓中的嬰兒拋向車頂上的兒子，但兒子站在車頂上不能自由動彈，小孩沒接住，重重地落在鐵軌另一側的亂石堆上，死了。老太太隻能淒惻嚎哭。


  曾經擔任三門峽市陝縣黨史辦主任的劉全生也是這場大災的幸存者。他回憶說，當時，自己所在的潭頭鎮橋上村，家門口到處都是討飯的人，乞討的難民走馬燈似的一批又一批，背個大背筐，灰頭土臉。當時村裏有個小竹林，很多逃難的人，自知時日無多，餓得實在走不動，就逃到竹林裏，就再也沒有走出來。


  觀音堂鎮是火車進入三門峽(當時稱陝州)後的第一個站點。如今已在三門峽定居的85歲楊再興老人，當年就是逃難到此處，一直在這裏住了70年。他說，“能坐上火車的是極少數，多數都是推著獨輪車，把值錢的東西或老人、小孩放在車上，大人推著，一天隻能走一二十裏地。從洛陽到三門峽不過300裏，災民通常要走10天。”


  楊再興回憶，災民逃到觀音堂，已筋疲力盡，觀音堂當時也是出了名的“人市”，這裏也是老人、小孩的遺棄地和生命的盡頭。很多大人走到這裏，已是饑寒交迫，趁孩子睡著，把孩子丟在地上，扭頭就走，“這些孩子都被逃荒的災民殺掉吃了，還有的拿去做人肉包子賣。好多難民吃包子時吃出指甲，才知道是人肉包子。”


  遭炮擊被撞死冤魂多


  觀音堂繼續向西南行進，則是當時列車的另外一個重要站點——靈寶。楊再興說，當時有些奸商，化裝成難民，混在裏麵帶鴉片、首飾，蒙混過關。為了放行，隻能給國民黨的車站盤查人員塞小費，這些人發了財，卻苦了那些老實巴交的真難民。“檢查”又成了國民黨官兵謀利的手段。難民下車後都要經過無數次搜身，身上凡是有值錢的東西都被搜刮殆盡。逃到這裏的難民，已是身無分文。


  石耘說，靈寶是災民西進通往心中天堂——潼關必經的一站。日軍1942年占領山西運城後，經常向黃河以南炮擊，所以火車經過這裏時隻好改道。靈寶老縣城西南邊，是弘農澗河橋及魏函穀關火車涵洞，當時在洞口北側的黃河最窄處，距離對麵的日軍炮台隻有幾十米，是隴海鐵路與黃河距離最近的一段，為躲避對岸日軍炮火，這裏修築了一道3米多厚的防護牆。


  靈寶市退休幹部焦興華回憶，如果黃河北岸日軍打炮，列車就藏匿在防護牆南側。待新一輪炮擊的間歇時刻，列車即開足馬力，衝進涵洞。等進了涵洞，火車才會拉響汽笛，就像躲過炮擊後，舒了長長一口氣。“那時有‘闖關車’一說，這裏就像是生死關。”


  不過，就算過了涵洞，也並不是說就安全了。縣城西南邊有座弘農澗河橋是木架結構，當時倉促施工，質量差，不時發生列車脫軌事故，當時，經常有火車在這裏排隊過橋。此外，災民都坐在火車頂部，上麵擺放的獨輪車等行李超寬或超高，火車通過涵洞時，經常會連獨輪車帶人被掃下火車去。


  靈寶縣故縣鎮村民王大寶說，每過涵洞時，老鄉們都相互提醒“過洞了，注意了”。即便這樣，還是有很多人在火車疾速過涵洞時被撞死。


  楊再興老人說，就算不過涵洞，火車內也是漆黑一片，過涵洞時，隻聽見外麵炮聲隆隆，坐在火車上生死也隻能聽天由命。當年他乘坐的火車僥幸通過，但自己的表哥乘坐的火車卻遭遇日軍轟炸，姑姑一家人全都遇難。


  老人說，在行車過程中，經常有人死去。周圍的人嫌屍體臭，就把屍體扔下車，有些人缺胳膊少腿的躺在車頂上，車身也掛滿了“人肉掛”，有的甚至被風幹了，就像臘肉一般，十分恐怖。


  當時穿行在隴海線上的列車，是不折不扣的死亡列車。過來人都說，能活下來的都命硬。


  “鬼門關”：潼關

  限製通關妻離子散

  饑民無糧刨墳墓覓食


  曆經千辛萬苦的難民終於來到陝西潼關，夢中的樂土就在眼前。但他們不敢在這裏停留，因為黃河對麵就是日軍的大炮，難民們隻好馬不停蹄地繼續向西，直奔西安、寶雞。石耘表示，當年河南一共有3000多萬人，其中國統區1800萬人，日占區1200萬人，當時餓死大概四五百萬人，剩下大約有五六百萬人，都向陝西逃去了。但徐有禮認為，當年逃亡陝西的難民大約有300萬人。


  事實上，潼關並非樂土。如今已在寶雞定居的河南登封人趙守義回憶說，當年在潼關，有國民黨軍隊把守，由於難民越來越多，西安城內已容納不了那麽多難民。從1942年冬天開始，便對進入潼關的難民進行人數限製，禁止河南災民入境。當時，曾多次發生難民衝擊國民黨軍隊把守的木閘門發生衝突的事件，還有不少人被打死。


  大批難民在潼關外等候，很多人等了一周才被放行。無數妻離子散的故事也因此發生。今年78歲的吳玉珍老人就在這一過程中與自己的妹妹走散，尋親50多載仍杳無音信。


  趙守義說，西安當時的情況也好不到哪裏去。雖然街道上不像洛陽那樣到處都是餓死的人，但個個都麵黃肌瘦，十分落魄。難民們隻能排隊領粥，每人每天隻能領一次。領過了便在難民條上按上戳記，不能再領。


  即便過了“鬼門關”到了西安，並不意味著能活下來。當時在西安，埋死人或抬死人的短工，已成為一種臨時職業。一些街道的保長或甲長怕負擔餓死災民的罪名，一些奄奄一息的老人，明知人沒死，也雇人將其掩埋，真是慘不忍睹。在西安郊外的亂墳崗，經常有被刨開的墳墓，有饑餓的難民將入葬不久的屍體挖掘出來吃了。“現在想起來都毛骨悚然。”老人說。


  終點：寶雞


  大災難大移民見溫情


  割舍不斷的豫陝一家親

  1942年，隴海線隻通到寶雞，這個火車終點站也是當年河南人向西逃亡的終點站。


  石耘說，1938年和1942年，河南人兩次大逃亡，寶雞因此得名“小河南”，“難民到了寶雞後分散到寶雞周邊的縣，少部分人可能到了甘肅。”至今，很多寶雞人都是當年逃荒災民的後代。寶雞人口的60%~70%都是河南人，就算西安也有30%以上是河南人，河南話是西安的第二大方言。


  在趙守義的記憶中，由於當年河南災民太多，也遭到了當地人的抵製，畢竟要和當地人爭糧食。西安、寶雞人當時稱呼河南人叫“河南擔”，後來改口叫“河南蛋”，帶有歧視性的味道，因為當年河南人逃荒時一根扁擔走天下，扁擔一頭擔的是鍋碗瓢盆，另一頭是孩子。流離失所的河南人到了陝西，第一件事就是找老鄉。“因為1938年黃河改道已經有難民逃了過來，還沒來得及遷回去。”找不到老鄉資助的，隻能變賣家當度日。


  西安市小東門裏的“鬼市”，與1942年的河南逃荒災民有著曆史淵源。是年，逃難、逃荒的災民大量湧入西安，有錢和有親友可投的人辦工廠、開店鋪，而沒錢的人則流落街頭、拉洋車、打小工，實在找不到門路的，隻好來到“鬼市”，變賣全部家當糊口。由於難民越來越多，“鬼市”也由白天開張變為全天開張，它是一個藏汙納垢的地方，坑蒙拐騙、買贓銷贓的戲碼在這裏不斷上演，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災民的燃眉之急。


  300萬河南災民湧入陝西，豫劇也隨之傳入。1942年前後，“豫劇皇後”常香玉曾在西安生活、演出。除了設立“難民營”幫助災民，常香玉還經常義演，為災民募捐。寶雞市誌也記載了常香玉對河南災民的救助：設立“難民營”供河南災民居住，購糧舍粥，讓災民孩子免費讀書。寶雞的演出生涯，奠定了常香玉“豫劇皇後”的基礎，被稱為“河南梆子”的豫劇，從此在八百裏秦川傳播開來。


  石耘說，300萬河南人“闖西關”進入陝西，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自發移民過程。至今，很多河南人的親戚都在陝西，河南、陝西人的關係還比較親密。雖然當時西部有大量土地，但人口卻很少，當時整個陝西人口也不過1000萬人。這次大移民促進了西部土地開發，把東部成熟的農業技術帶到了西部。“河南、陝西人一家親的關係，是融入在血液中的，這背後，是一段沉重的民族災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