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的機遇（3）
李凡在學校裏開了新的學科，他在參與救援行動中的許多數據和資料不便於拿出來，可是有一個人卻是找上門來要了，還冠冕堂皇的說是受救援中心的委托，要對這一新課題做出諸多預案來，以防今後在國內發生同類型的事件。
看著這個人，李凡是從心裏膩味，那些數據和資料他可是都給了學校裏其他科係了，壓根就已經不在手上了，所以，他隻能對前來的人說，“我現在沒有。”
是誰啊？還能是誰？就是那個中途當逃兵的鄺魯明唄。他的運氣真是不錯，趕在寒潮下來之前就回到了內地，並沒有在寒冷的大西北多呆，而回來後，他還玩了一個滑頭，直接就“住進”了醫院，蔫呼的不跟救援中心打招呼，美其名曰“不好打攪領導”，可他卻是隨時留意著A國救援行動的進展。
不是說現場已經沒有記者了嗎？怎麽還能隨時有新聞報道？這就是西方的一個慣例，其實在華夏也是如此，那就是救援隊也是必須定時向自己的上級報告現場情況的，這個報告不是新聞，可卻是起到新聞作用。在歐洲的某些機構總部，也是定期的在網站上發布救援的信息，往往就是簡單的一兩句話，外行人會認為這是敷衍民眾，聊勝於無，可是內行是絕對可以看得出各種行動進展的。
等到李凡他們挖掘新巷道進行到第三天的時候，鄺魯明已經知道，救援隊的成功在即，這個時候他才跑到救援中心去“報道”，從一個純技術人員的角度向救援中心解說了當前救援的進展和未來結果，並且有意無意的暗示，那個點子是他“不經意”的時候想出來的，是結合當地特殊地質條件做出的“無奈”設計。
由於家裏的工作太忙，鄺魯明向救援中心的人“做檢討”，還說自己發生了高原反應，頭疼欲裂，所以，他不得不提前離開了那裏，他還拍著胸脯，信誓旦旦的說自己是“盡了理，動了腦，把了關”，救援現場沒有出現任何危險征兆。
救援中心領導對鄺魯明的評價是“態度真誠、謙和、實在、務實。”對其返回給予了相當大的理解，“他就是個動腦的文人，不能指望他去幹活吧？加上有高原反應，盡早離開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的嘛，對此，我們要寬容和理解。”
鄺魯明這樣給自己解說，就沒有人不信，在一些機構裏的人員看來，救援行動的那些專業的分析和判斷，不可能是其他人做出來的，隻能是在第一線的鄺魯明這個絕對專家做出來的，他們認為，知識決定救援的成敗，而這個知識的來源隻能是從事地質研究工作多年的鄺魯明那裏出來，並希望鄺魯明盡快拿出救援行動的科研報告，而且，由於這次的事故具有典型性，對國內同類型地質條件下的施工是具有教訓意義的，為此，救援中心已經立項撥款，希望鄺魯明拿出具有指導性作用的研究報告來，以便於救援中心對此類地質救援形成多種預防圓。
鄺魯明原本是想去打個招呼，蹭個榮譽啥的，沒想到還有實際的利益，接受了這個項目後，他也是半喜半憂，喜的是自己“公關”成功，收獲了救援中心的獎勵和認可，對自己在地質學上的地位是大有裨益，憂的是，自己壓根就是在那邊蜻蜓點水，許多具體的數據和資料根本就沒有看，也沒有保存，這讓自己如何去寫報告啊？不過，他也想到了去找救援隊的總指揮戰鋒討要，無非是說點小話唄，拿出點實在的禮物去拜訪拜訪，保不齊還能結交一個新“朋友”呢。
可是戰鋒是誰啊？就鄺魯明玩的這套把戲，不知道見過多少了，對鄺魯明壓根就不鳥，電話裏就直接拒絕了，“你不用來，我們不是一個係統，我這裏你不方便進入的，那些數據等都不是我管理的，我也沒有權力保存，說白了，我們就是幹活的。根據相關管理的規定，我個人也沒有那個麵子幫你，你懂的。”
戰鋒說的也的確是實話，救援現場的資料肯定是會被分工的隊員搜集存檔了，問題是，他這裏可不是民營機構，不是普通的單位，你想要？那你去打報告申請吧，就是戰鋒想開後門，怕也是不管用。
資料難道說在救援中心沒有嗎？有，準確的說有一部分，那是戰鋒率領的救援隊按照規定報告的，從救援隊進入，出動多少人，其它部門參加人員名單，做了什麽事情，當地每天的氣溫、空氣壓力和含氧量，最後的救援施工進度，施工和最後救出被困人員的時間，救援出人員的名單和照片資料等等，關於當地地質情況，事故發生的原因以及後來二次災難資料是一樣沒有，那不是他們管的事情。
所以，當鄺魯明從救援中心拿到戰鋒的報告後，除了上麵有一行字提及了“地質專家鄺魯明於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到達，在救援現場逗留某某小時”外，報告裏對他的好壞一個字都沒有寫，這也是戰鋒為人厚道，要是換了薛萬錦，估計能把鄺魯明八輩祖宗都給“感謝”一遍，然後還要故意的抹點顏色給對方。
在薛萬錦的公司資料庫裏，也有不少數據，作為施工單位，前期的地質勘測數據自然是不能少，而在後期的探索過程中，他更是配合李凡搜集了不少與施工無關的數據，如果論起數據的細目，薛萬錦手上的是最細的，畢竟他在那裏原來是有一個施工基地的，各項數據都是自動存儲的。可是，薛萬錦與鄺魯明八竿子打不著，與救援中心也關係不大，所以，他能給的數據也都是官樣文章。女婿告訴他了，沒有小老大的點頭，許多“機密”數據是不得外泄的。薛萬錦則是從另一個角度去考慮，他太清楚一些機構裏的貓膩了，萬一自己沒弄清楚就把一些自己不知道是否敏感的數據交了上去，那最後還不定要替誰背黑鍋呢。
還有一部分數據是在巴甫洛夫手上，他帶去的兩個馬仔幹的就是這個活計，在他的數據裏還有大量的視頻資料和錄音資料，主要是為了後麵評估事故責任和救援措施是否正確準備的開會討論和與人商議的音頻視頻原始證據。
這幾家都保有一定的資料和數據，而實際上，數據最完整的是在李凡手上，他不僅有前期薛萬錦施工時期的數據，還有參加國際科考隊時期的數據，而整個救援行動他又是全程參加的，各項救援計劃其實都是出自他的手，沒有數據，他能出那些點子嗎？巴甫洛夫手上的許多音頻視頻資料其實還是從他這裏拷貝過去的。李凡深知西方人愛甩鍋的秉性，尤其是那些媒體記者更是以詆毀華人為樂趣，以造謠中傷華人為宗旨，他不得不防，不得不為了今後的扯皮留下鐵證。
鄺魯明在薛萬錦和戰鋒那裏都碰了釘子，戰鋒說的理由還算是言之有據，可薛萬錦那邊就是一句“我這裏沒有”就算是把他給打發了，弄的鄺魯明最後又動起了巴甫洛夫的腦筋，他一見麵的時候就相互留了各自的聯絡方式，所以，他聯絡上巴甫洛夫並不難。可是，巴甫洛夫是什麽人啊？那可是在西方機構裏混了三十多年的老妖怪，鄺魯明不開口還好，一開口，巴甫洛夫就想歪了。
“華人找我要數據幹嘛？難道說他們想利用這次事故搞出其它的名堂？”想著這個念頭的巴甫洛夫幹脆在電話裏就明說了，“資料我這裏是有的，從我進入後到離開的全部資料都在，我的手下正在整理歸納中，嚴格說，這些資料在將來都是要公開的，問題是，您現在找我要是私人性質還是官方性質的？如果說私人性質的，抱歉，在我們西方，類似這樣的資料是不方便拿來做交易的，這是要砸自己飯碗的。如果是官方的，你給我發一份你們國家的公函即可，我立即執行。”
心生疑竇的巴甫洛夫不僅沒有給鄺魯明資料，還在電話裏擺了鄺魯明一道，他最後那樣說，就是想試探一下，鄺魯明到底是代表誰的，這對他來說很重要。
鄺魯明沒有從巴甫洛夫那裏要到資料，可他不知道的是，他的這種莽撞的私人行為卻是勾起了西方人的另一番心思，後麵就出現了讓各方都不愉快的事情。
西方人在爭鬥的時候有一個理論，那就是“先發製人”，從中世紀的戰爭到現在，西方人崇拜的就是這個“先發製人”的理論，這個理論不僅是體現在戰場上，同時也體現在社會生活中的方方麵麵。他們始終覺得在博弈中“先手”的重要，美國在二戰後先後幹掉了諸多緊跟其後的第二經濟強國，采取的各種措施幾乎清一色的都是先發製人的手段，即便是針對華夏，他們也先後在北邊和南邊進行了嚐試，隻不過，這一套理論似乎在華夏這裏不大管用。
華夏民族在本質上是不好戰也不喜戰的民族，講究“和為貴”，甚至強調“你可以不仁，我不能不義”，遇到有淵源的對手時，還可以“退避三舍”，這就催生了“後發製人”的觀念。從唐代以後，華夏民族就沒有主動的挑起過一次戰爭，都是被動的應戰，因此，在後發製人的研究上是西方人完全無法理解的。
大家都有核武器，可是誰敢說出“我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直到今天，俄羅斯揮舞最強力的大棒就是，“別逼我，把我逼急了，老子可是要炸你！”
在下中國象棋的時候，有一種現象是其他棋類裏所沒有的，那就是“閑招”，在象棋裏還有“困斃”的結局，可是，國際象棋裏似乎沒有這些招數，你一旦脫先，那就是險象環生，十有八九要輸掉這盤棋了。那圍棋裏有沒有類似的情況呢？圍棋不是你們的國粹嗎？其實，圍棋裏也有。最早，日本圍棋手下不出來和棋，可是當華人去了後，可以輕鬆的與對手下成和棋，並且還有諸多類似“倒脫靴”的招法，古代圍棋為什麽要設立座子？其原因就是一種謙讓，一種公平和限製在棋盤上死纏爛打。當這些規矩都被東瀛的那些人給毀掉後，他們的確是猖狂了一陣子，可到頭來，華人的思維不是他們能比的，在圍棋上最厲害的棋手其實就是“後發製人”的招數，最吸引人的比賽其實也是“後發製人”的大翻盤。
西方人喜歡“先發製人”，對於發生在A國的事故，原本還想按部就班的去進行調查和最後寫報告，可是巴甫洛夫匯報了鄺魯明的要求後，那邊的人就琢磨開了，與其讓華夏這邊先動手，還不如他們先發製人，於是，他們率先找槍手寫文章寫論文，甚至無端猜測是由於華夏工程施工隊最早埋下了隱患，當這些文章在一些專業雜誌上發表後，還真是弄的咱們這邊很是惡心，還不能把他們怎麽辦。
如果說是一些記者寫這樣的誣陷文章，那薛萬錦可是會拿起法律武器去找對方麻煩的，可是，這是一些搞學術的人，利用巴甫洛夫和倫富賽手上的一些數據，寫論文發表在一些專業刊物上，你就是想指責人家，人家也能用“學術爭論”來搪塞你，你壓根就沒有辦法去告人家，可當這些論文被最後坐實了，那就會有一些媒體記者引經據典的拿來忽悠人了，西方人玩這一套可是有幾百年了，一個猜想能夠折騰後人前赴後繼的去證明，一個自創的理論可以讓後人拿來當聖典，比如說達爾文的進化論，從來沒有被證實過，從來也沒有被驗證過，可大家看看，這個世界上有多少文章和故事裏在講著“進化”？進化了幾千年，你敢說自己的腦子比神農還聰明？你敢說你的知識比鬼穀子還淵博？
西方人的胡說八道，進一步讓救援中心催促鄺魯明盡快盡早拿出有分量的分析文章，還把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的文章給了鄺魯明。其實，鄺魯明那裏也有，他沒有想到，自己點的這把火會最後燒到他自己身上。思前想後，鄺魯明覺得那個Y大學的年輕教師手上應該有資料，他這才去找了李凡。沒想到在李凡這裏他也吃了閉門羹，人家很客氣，很誠摯的告訴他，“我現在沒有。”
“那你什麽時候有呢？或者說你以前有？”鄺魯明不死心的問道。
“這個不好說，以前我有，都交給學校去展開新課的編撰了。將來有沒有？這個問題問的很……委屈啊，難道說，將來出了資料書，我不算有嗎？”
李凡是夠損的，明著告訴對方，資料有，都在學校裏，你去學校裏找人要吧。
學校的資料是那麽好要的嗎？你得去辦理各種證明和手續，多久？不知道。
受其他股東的委托，王巍作為代表，和劉道源一起到“山裏”去拜訪方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