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筮法源流考》(二十一)
——八卦筮法江湖術揭示與批判
上卷:先秦八卦取象筮法
第七章:先秦八卦取象筮法裏的"八卦"之源
第五節:八卦符號取象筮法的曆史成因
由上所述而證明八卦(符號和名稱)是脫胎於春秋戰國(有《左傳》記載春秋史巫的八卦取象卜筮例子，及清華簡《筮法》上的六十四卦符號與八卦符號配幹支)史巫卜筮的那套符號工具，即六十四卦符號和名稱。而卜筮上的六十四卦符號工具，正是有《周易》一書所用那套符號和文章名稱衍生而來。把六十四卦符號裏分八卦符號而納入物象，從八卦取八種物象，到眾多取象用於通神卜筮人事吉凶，這是由《左傳》、《國語》裏筮例(卦例)所看到的。而那些筮例隻是將那套符號裏三聯體組合符號，而命名為八卦符號以取象，用於卜筮，還沒有出現陰陽五行而用於卜筮。那套符號早在商代晚期已經出現，而到幾百年後的春秋戰國才成為八卦筮法工具;猶同早在商代產生的幹支符號，到千年後的戰國才與八卦符號相配合，演變成筮術工具。再到西漢又演變成“八卦納甲筮法”，不但六十四卦符號按八卦分八宮納入幹支，而且又將五行配入天幹地支符號裏，一並變成算卦工具。再到唐末宋初，又產生了八字算命術，依然是將幹支符號配五行屬性變成八字算命工具。而那套天幹地支符號，不過在產生的商代，隻是用於記日符號工具而已，並不是一開就是算卦與算命工具，而是一個逐步演變過程。同理六十四個不相同的六聯體符號，也是個逐步演變過程，才有一套記事工具符號，演變成八卦筮法上的六十四卦符號工具。
那麽，為何早期的記事符號工具而到後來都演變成迷信工具呢？換言之其曆史成因是什麽？
這與中國前後封建時期裏"神巫"文化迷信的連續性分不開。對這一問題，正如張光直先生的《考古學專題六講》裏對中西古代文明不同的轉變方式，即“連續性”與“突破性”這種曆史文化所言那樣。
“我們可以看出兩大空間的不同方式。一個是我所謂世界式的或非西方式的，主要的代表是中國;一個是西方式的。前者的一重要特征是連續性的，就是從野蠻社會到文明社會許多文化，社會成分延續下來，期中主要延續下來的內容是人與世界的關係，人與自然的關係。而後者即西方式的是一個突破式的，就是在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上，經過技術，貿易等新因素的產生而造成一種對自然生態係統束縛的突破。”(《考古學專題六講》張光直著，三聯書店出版，2010年1月北京第1版，第18頁)
正因神巫文化在世界人類發展史上，都有所表現，但唯有中國前後封建時期裏神巫迷信非常強大，並且又是個曆久彌堅，可以說中國前後封建時期裏，是個"神巫之國"。 從史前到文明的過渡，中國社會的主要成分有多方麵的、重要的“連續性”，對比中國古代文明與西方文明的不同，還如張光年先生所言:“中國文明是薩滿式的文明，這是中國古代文明最主要的特殊之一。”
根據張光直先生的研究認為：“中國古代文明是所謂薩滿式的文明。這是中國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個特征。”（《考古學專題六講》 第4頁）這裏的“薩滿”就是巫師，那麽所謂“薩滿式文明”也就是巫術式的文明了。
正是"連續性"與"薩滿式"，決定了中國古代神巫文化不間斷的衍生著，正與原始的宗教——巫術有關。
“《金枝》一書的作者弗雷澤將人類的進化分為三個時期，巫術，宗教，然後是科學”。（見《宗教社會學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高師寧譯 2005年版 第52頁）
“弗雷澤在研究中采用了探求現象變化的曆史角度；也就是說，他考察了不同時代的實踐活動與風俗習慣。他將巫術的出現置於世界的開端，而宗教的發展則放在其後。宗教一點點地取代了巫術的地位，但是，即使是在技術先進的社會，巫術也不會完全消失”。（《宗教社會學史》（意）羅伯托·希普裏阿尼著 第51頁）
“巫術也是由信仰與儀式構成的。與宗教一樣，巫術也有自己的神話和教義，不過這些神話與教義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也許是因為巫術追求技術與功利的目標，因而它不在純粹的沉思中浪費時間。巫術也有自己的慶典，祭祀，祈禱，吟唱和舞蹈。巫師乞求的那些存在物和他調動的力量，不僅與宗教訴諸的力量的性質相同，而且它們往往就是同一種力量。在原始的社會中，死者的靈魂大體上就是神聖物和宗教儀式的對象，然而與此同時，它們又在巫術中發揮著主要作用。在美拉尼西亞和澳大利亞，在古代希臘與信奉基督教的各民族中，死者的靈魂，骨骸和毛發，都是巫師經常使用的法器。”（杜爾凱姆 轉自《宗教社會學史》第80頁）
西方學者把“巫術”放在人類進化的初端，應是符合人類文化發展過程。作為中國史前同樣最先是巫術文化（或稱原始宗教）的產生。世界各地的原始宗教都有一定的形式；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神靈崇拜，“萬物有靈的觀念是處於人類發展非常低級階段的部落的特征”。這樣的宗教形式幾乎在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都存在過。不同民族的古老的神話有著相同或者類似的構成元素。人類在進入農業社會之前的舊石器時代，是以狩獵采集為主的生產方式，一般以氏族為單位進行。中國氏族社會的文化遺存遍布南北各地。這個時期人類社會的原始宗教形態是自然崇拜，鬼神崇拜，祖先崇拜，圖騰崇拜。
在遠古時代裏中國人在原始宗教習俗方麵與世界各地居民沒有什麽特殊。世界各地所有原始宗教元素都能在中國史前和進入文明社會裏找到。鬼神、圖騰崇拜，各種原始性宗教活動，諸如祭祀，巫術，占卜等在中國史前與進入文明時期裏普遍存在。
從考古資料表明，早在2萬年前，原始中國人就有了神靈觀念。從考古發掘的舊石器時代將要結束的時期，人類活動遺址出土的隨葬品，石珠，骨墜及人骨被大石所壓與陶器上塗朱現象，表明原始宗教的靈魂觀與巫術的密切關係。圖騰崇拜的內涵是由動物崇拜到靈物崇拜。圖騰最初應與狩獵和采集活動有關，應是母係氏族社會產物。學者研究，由圖騰崇拜，又分化出兩種信仰形式，自然崇拜與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氏族血緣觀念的產物。
隨著人類與農業活動的密切關係，出現了天體與天神崇拜。天體或天神崇拜的連續性貫穿在早期農耕文化的始終。
新石器時代中國廣大農業地區已經普遍將影響農業收成的天神作為祈祀對象。早期對天體崇拜，正是商人對“帝”神與周人（西周）對“天命”崇拜觀念的持續。
對神靈的崇拜離不開祭祀活動，祭祀之目的是求得神的娛悅與恩賜。祭祀貫穿著對神靈崇拜的始終。從考古上發現史前人類諸多祭祀設施(如近年考古發現的三星堆祭祀坑最為典型)，為祭祀坑，或祭壇。有祭祀也就產生了祭師。學者研究認為 ，新石器時代晚期祭祀活動的一個普遍現象，就是職業祭師已經出現。其具有溝通神的能力，成為神的代言者，由此也成為權力的擁有者。祭師就是通常所說的巫，覡，即巫師。職業巫師的出現，也是階級分化的過程。
巫師是神的原始宗教人物，巫師如何去通“天”，是要借助一定的工具，正如張光直先生在《考古學專題六講》中所舉列的那些溝通天地的工具。巫師借助認為能夠通天（通神）的工具，與神溝通的過程，就是巫術的表現形式。在原始的氏族社會時期，原始人完全生活在神靈的世界觀念裏。人類精神文明的起點，正是原始宗教。因為人類的意識覺醒，正是源於原始宗教。無論原始宗教在解釋生活和宇宙萬物是如何的扭曲，顛倒，但畢竟人類的理性是伴隨著原始宗教而成長。然而東西方社會在進入農業社會以後（或文明社會），社會的組織形態，由氏族社會向國家轉變時，在這個轉變過程中，中國體現出它與古希臘文明的不同。正如張光直先生認為：“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古代文明，是所謂薩滿式的文明。這是中國古代文明最主要的一個特征。”這就是說中國古代的國家特征是巫術與政治結合的產物。即巫術並沒有在文明時代裏中斷（或突破），反而逐步被深化，卻成為政治上“神道設教”的統治武器。???
中國巫術活動的遺跡源淵流長，通過考古發掘，賈湖新石器時代遺址裏墓葬品中有龜甲，獐牙器，骨器等。研究者認為這些器物是巫師使用的“法器”。河南舞陽賈湖遺址距近約8000年。河南舞陽賈湖新石器時代裴李崗文化遺址中刻符，鑽孔，內裝各種小石子的龜甲，這是早期與巫術占卜有關。
已經發現的新石器時代最早的卜骨是河南淅川下王崗遺址（距今約6000左右）出土的羊肩胛骨上有燒灼痕。總之從考古上發現，中國原始先民早在8000年前，已經選擇認為可通神的工具進行占卜的巫術行為。
占卜是巫術的一種特殊形式，它是巫師借著一定的工具與神交通的過程，而意想獲得未知事物的神啟吉凶的兆示。
原始人所見到天地間的事事物物，認為是鬼神力量作用產生的。相信鬼神到巫術是個必然的結果。全世界各民族的原始先民都不離外的產生過占卜這一通神的形式。但因各民族依其生活環境和習慣的不同而產生各不相同的占卜方法與使用工具。
正如布留爾所說：“沒有什麽風俗比占卜的風俗更普遍的了，我不相信有哪個原始社會是完全不需要占卜的”。
而布留爾認為占卜的目的：“對原始人的思維來說，外部世界具有不同於我們的外部世界的趨向，因為原始人的知覺是神秘的，亦即邏輯思維所認為客觀的和唯一實在的那些知覺因素，在原始人的思維中則是在神秘因素的不分化的複合中發展著，正是這些看不見，觸摸不到，感覺所不能的神秘因素及其結合才是最重要的。因此，必須知道這些因素，而占卜就來為此目的服務。”（《原始思維》[法]布留爾著 商務印書館 1981年版 第280頁）。
對中國來說不單單是原始時期存在著占卜，而就是進入文明時期裏一樣進行著占卜。並且占卜逐步向係統化發展。在中國最早的占卜跡象見之於仰韶文化時期。而到殷商則大量使用龜甲與獸骨進行占卜。西周時期已經出現蓍草占卜(但無留下祥細記錄)。東周時期開始用抽象的符號（即“八卦符號”）進行筮卜。至兩漢出現了令人眼花繚亂的各種占卜形式。即使在中國進入帝王專製時代，巫術思潮甚囂塵上。自此，神鬼橫行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裏。這正如張光直先生所言:中國古代文明是個連續性的薩滿式文明。
三代時期，鬼神祭祀與巫術迷信成為國家宗教。君王與貴族統治者壟斷著對天地鬼神的祭祀權及通天手段。就是在後封建時代裏帝王已然壟斷著天象，星占，而禁絕民間研學。自大一統專製形成後，雖然對鬼神，祭祀與巫術迷信不象三代時期那樣形如“國教”，而隻是從政治前台沉於幕後與民間。帝王為了鞏固其專製，卻把儒學，變成“儒教”，成為帝國時期的國家準宗教。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儒術成為中國的“國教”。儒教倡導祭天地與祭祖宗。天地與祖宗諸神以及符合封建帝王社會裏的道德楷模者死後，一樣追奉為神而祭祀。“儒教”的神是多神信仰。“儒教”又倡導“天命”與“占筮”。“儒教”的經典（“五經”）充斥著大量的“天命”思想與占筮的巫術理論與方法（因《周易》被篡改成占卜的卦書，《係辭》裏又講筮法）。帝國時期把儒學尊崇為準宗教，成為東方人的“宗教教義”聖典。儒教支配著中國的政治法律和哲學思想。儒教裏的“天命”與鬼神，巫術信仰深深地植於中華大地，深深地植根於民族文化裏。
中國人特信“命”，“天命”，“命運”，“命定”，正是儒教的核心。儒學倡導的人倫關係，就是宗法等級尊卑的政治關係。
“天命”是原始鬼神信仰的延伸，是統治者“君權神授”的統治需要，又是專製體製的必然意識結果。隨著專製意識的強化。“天命”意識也隨之深化，這是個相輔相承的關係。
從商朝的甲骨占卜辭看到商王集團信仰的是“帝”神，王室的命運無不認為與上帝有關。
周人取代殷人而擁有“天下”，被認為是“天命”的轉移，由此西周統治者構建了係統的“天命”觀念，即"以德配天"。真正的“天命”理論是周公時期完成的。
雖然原創《周易》突破了神學與天命思想，走向了理性的政治觀，但隨著王權思想的上升，王權思想與神秘主義思潮湧現，卻把《周易》裏的哲學思想逐步給遮蔽起來，把《周易》篡改成一部占筮書傳承於後世二千多年，由篡改後的一部卦爻《周易》史，即亦筮亦理的今本《周易》"易學"史，無疑說明中國帝製時代始終是理性與迷茫相伴而行。
在古代中國人心目中，天是人格化的。人格化的天則深入古代中國各階層人士心中，連普通老百姓也不例外。
天命觀念貫徹在後儒家的經典中。《易經》除《周易》外，而《易傳》裏一些篇章充斥著“天命”觀念。《詩》裏有“天命”思想；“有命自天，命此文王”（詩·大明）；“天命降臨，下民有嚴”（詩·殷武）。《尚書》裏屢言天命。《尚書》裏的“周書”諸篇尤甚，有些幾乎通篇皆為闡述天命問題。《論語》也不例外，“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成為中國人信命的左右銘。《孟子·萬章上》：“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禮》、《周禮》書裏充斥著大量的“天命”與巫術思想。《左傳》裏記錄了占卜與筮卜決疑的例子。 一切術數（無論天象、星占，龜占，筮卜八卦，八字，風水、擇日等）理論無不建立在儒家天命觀念之上。由“天命”到天道賞善罰惡（“因果報應”），“天命”眷顧有德的統治者，由天道類比人道，成為為政之道的認識論。到漢《春秋繁露》把天道與人道合而為一，成為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巫術思維源泉。???似乎春秋人眼裏的"絕地天通"，在漢時又連接相通了。
並且在進入後封建(帝製)時期裏，又把充塞有神巫文化的"五經"上升為帝製裏意識形態裏的統治地位，由此更是強化了國人的神巫迷信。
由上之論，正如張光直先生所論述的那樣，中國古代是個"薩滿式"("神巫")文明是個連續性不曾被中斷所造成，也是有中國古代神巫文化連續性發展史路看得分明。從中國北方殷墟遺址的商代人神溝通的大量甲骨占卜遺物，和中國西南方三星堆(相當於夏代後期到商代)祭祀遺物，其有大量的祭祀品，更有通天神樹，這均是古代文明初期的"神巫"文化表現。特別祭禮禮器是祭祀儀式中，人與神鬼交流的一種媒介之物。
到西周時期，周公還在大量運用龜占，占卜人事吉凶。
我們且看《尚書》裏的屬“西周書”對巫術行為的描寫：
《周書·洪範》“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不過《洪範》係偽書，非西周時期的文章)
《周書·金滕》：“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史乃冊，祝曰：‘……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篇見書’，乃並是吉。”
《周書·大浩》：“予得吉卜，予帷以爾庶邦於伐殷逋播臣”。
“寧王帷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丕丕基！”
“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予曷敢不終朕畝？天亦惟休於前寧人，予曷其極卜，敢弗於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並吉，肆朕延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周書·洛誥》：“予惟已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書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乃獻卜。”
這是出自《尚書》裏的“西周文”裏的占筮記錄，體現了西周建國初三代（文、武、成），既信仰天命，也倡導修德配天的神鬼思想。而決策事務前不忘通神龜占以得到“天”的啟示，這就是《書》經裏龜卜的天命思想，後做為帝製裏思想文化領域上的統治地位，而教化天下。
而到春秋時期，有《左傳》一書裏記載的春秋(到戰國)各諸侯國上層，有專職的巫史人員，以龜占與筮卜(即新"發明"的卦符號筮法，因中國古代占卜與符號筮術均是巫術的特種形式)相結合，來通神兆示人事的吉凶。
在春秋時（從《左傳》裏看到的）龜占與卜筮那可是一種議政、參政的一種製度上的傳統習慣。這種龜占與筮卜成為了準神權，也成為政治上的政卜合一模式。
正如張光直先生的《考古學六講》裏，同樣把“龜策”，即"龜占與八卦"，列為第三種通神工具。
由此說明，春秋戰國一套符號卜筮工具裏的八卦筮法，是有曆史上從野蠻到文明時期巫術迷信連續性的長河中逐步衍生出的產物。從曆史上的占卜形式衍生來看那些通神工具，先有甲骨(認為能通神的烏龜與獸骨)占，到蓍草(認為能通神的一種草莖)占，再到符號(認為能通神的卦符號)占。由此說明春秋戰國時期而由占卜衍生出八卦符號筮卜，是個中國古代"薩滿式"文明不被中斷的曆史之因所造成。
我們在前麵通過所舉《左傳》一書反映春秋時期的筮例來看，已知那時史巫是如何的所謂用《周易》筮卜之人事的吉凶。也已知那是用“八卦”筮術結合《周易》裏的文辭當占辭而進行的筮卜。也已知那種“八卦”筮術的起卦與解卦方法，既無任何神秘可言，也是一種荒謬的思維方法，即非理性的東西。
《周易》原創結構內容形式，是畫符號加文章名稱加文章內容。而春秋巫史把《周易》改造成繇式書，把《周易》一書裏的畫符號及名稱，改為卦畫符號與卦名稱，又把《周易》每篇的內容，改變成卦辭與繇辭形式結構。更主要的是把“六十四畫符號”附上了“八卦”取象的內容，把《周易》改變成為“八卦”筮術裏的附屬內容。由此一套卜筮上的符號工具誕生了，即六十四卦符號及名稱，也由此八卦筮法產生了。八卦符號、名稱及筮法其源頭，無疑是產生於春秋戰國時期。
從先秦的“八卦”筮術發展過程來看，《左傳》一書反映的筮例，是巫史把《周易》改造成“八卦”筮書的最早卦學結構形式。到戰國未期又出現了以“六·九”記每卦的爻辭內容的結構形式。這是由考古上發現的楚竹書《周易》所足證的。
而又從考古上發現的漢簡上出現的進一步對“六·九”爻式結構的《周易》卦書進行的改造，而增添進去認為可適應於對人事筮卜的卜辭。這是由考古上發現的阜陽漢簡改造版筮術形式《周易》所足證的。
如對今本《周易·離》卦的改造:“卦畫(因貼不出來故略去）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第151簡）‘居官及家，不吉，罪人不解。’
初九：履錯然，敬之無咎。（第152簡）‘卜臨官蒞眾，（第153簡）敬其，乃吉’。”
這是被改造後的《離》卦裏的卦辭與初九爻辭內容，凡‘ ’括號裏的內容就是添加進去的卜事之辭。
由此，我們也就知道了，所謂阜陽漢簡上的《周易》，是在今本《周易》內容上，又進行了改造。即增添進去了卜事之辭。
《周易》一書從先秦時期已被巫史不斷的改造，用於筮卜人事吉凶。這隻能說是巫史錯把《周易》當筮書而用了以後，感覺不適應於筮問人事吉凶，才進行不斷的改造其結構形式，以至於對內容進行改造，而最後又不得不放棄掉使用《周易》裏的文章句子當占辭的那種做法。
故到西漢時期，完全拋棄掉先秦的那種八卦取象及結合《周易》裏的文章句子當卜筮的做法。因為卦師完全明白今本《周易》裏的卦爻辭無法適用算卦，其內容並不是講財運，壽命，禍福，兒女，出行，下雨等等。巫史先生們，也多多少少能從《周易》裏看出一些講義理的東西，但又無法認識解釋《周易》一書裏的畫符號及名稱為何與“八卦”筮術上所運用的卦畫符號與卦名稱是一樣的這一問題，也隻能認識《周易》是亦理亦筮的東西了。隨著“八卦”筮術的進一步發展，到漢時京房在傳統“八卦”取象的筮術基礎上進行了改造，把天幹，地支、五行納入“八卦”筮術中，用幹支上的五行進行生克而產生出“六親”的社會模式，而取代了先秦時期用《周易》一書中的文辭當占辭的筮術方法。這在八卦取象筮法又發展出新的卜筮方法，即八卦納甲筮法。"八卦納甲筮法"的誕生，雖然把《周易》一書的內容從八卦筮法中剝離出去，但八卦納甲筮法依然是巫術裏的一種怪胎。由此說明到了後封建(帝製)時期裏，巫術占卜還在進一步發展中，究其因，這正是中國古代文明，既是個“薩滿式的文明”，又是個“連續性”不被中斷的因素所造成。
那麽，接下來我們講述後封建時期“八卦納甲筮法”的產生與迷信傳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