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學”評論》(七十二)
下卷:現代"易學"評論
第一篇:評現代人們對《周易》一書的學術研究
第三節:現代易學家對《周易》的說法
如金景芳的那種說法的，在金景芳之前的李鏡池先生就有過論述。李鏡池的《周易探源》一書“序”裏這樣說：“《周易》是我國最古的一部書，其所以難解，除了它的文字古簡以外，還由於它是一部占筮書，其中隱藏著編著者的哲學思想，而編篡時所采用的材料（占筮記錄）時代當更加古遠。”
“《周易》的內容性質，我認為《周易》原是一部占筮書，為供占筮參考而作，但它由許多占筮辭經編著者的選擇，分析，改寫和組織，它就不單純是占筮書，而是寓有作者的思想的占巫書……所以《周易》是以曆史材料（舊筮辭）做根據表現作者哲學思想的一部占筮書。”（《周易探源》 中華書局 李鏡池著 1978年版 第1頁 第6頁）
《周易探源》一書裏還有兩篇是“《周易筮辭考》”、“《周易筮辭緒考》”。皆把《周易》的文章稱“筮辭”，李鏡池無疑認為《周易》是占筮卜辭了。《周易筮辭考》是李鏡池上世紀三十年代初寫的，李認為《周易》是占筮之辭的證據，是“《周易》中講到“筮”的有兩條。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蒙》）
原筮，元永貞，無咎。（《比》）
言“占”者一條，未占，有孚。（《革》九五）”（《周易探源》 中華書局 李鏡池著 1978年版 第20頁）
恰恰有“筮”字的兩條，是《周易》作者引用“筮”法做比喻，而不是講占筮。而出現“占”的一條，正是體現了《周易》作者反對占卜，而倡導的是“愛”做為政治的根本。若斷章取義，看到某書裏出現“筮”與“占”字，就認為是占筮之書，那不就太武斷了吧？
而《周易筮辭續考》是李鏡池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寫的，事過三十年，李對《周易》一書性質的認識並沒有改變，此篇文章裏說：“在這裏，我證明了兩點：（一）卦、爻辭是筮占的筮辭，《周易》是卜筮之書；（二）卦、爻辭中與甲骨卜辭相同的，為一次的筮辭；其繁複異於卜辭的，為兩次以上的筮辭的並合。”（《周易探源》 中華書局 李鏡池著 1978年版 第73頁）
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哲學界裏對《周易》哲學研究上出現一場討論。李鏡池先生也有一篇《關於周易的性質和它的哲學思想》，這篇文章中說：“《周易》分“經”和“傳”兩部分，內容性質有很大的差別，“經”是占筮書，卦，爻辭（經文筮辭也叫辭），反映了周早期的政治、軍事、社會、經濟等各方麵的生活狀況，正如甲骨卜辭一樣，我們可以從這裏找到了好些珍貴的曆史材料……很清楚《易傳》是哲學書。
我們這樣把《周易》的“經”“傳”性質劃分開來，說《易經》占筮書，並不是說《易經》沒有哲學思想。”（《周易探源》 中華書局 李鏡池著 1978年版 第154頁）
“由於編者整理，加工，總結經驗，所以它雖然是一部占筮書，而其中就有哲學思想。雖則這裏麵的哲學思想，或有或無，或顯或隱，我們不便過事推求，更不必強加附會，但肯定它是有的。最顯明的一例是《泰》九三爻辭：‘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這是從物理變化，生活經驗得出來的至理名言，具有對立轉化的辯證意義。”（《周易探源》 中華書局 李鏡池著 1978年版 第155頁）
這就是李鏡池先生認為《周易》既是筮卜一書，又含有哲學思想的悖論。這種對《周易》既肯定是一部卜筮之書，又含有哲學思想的說法，在現代學界裏似乎形成了一個學派。筆者給命一個名字叫“悖論”派。不過他們所說的《周易》哲學思想或含有辯證法，都是從那套畫符號錯縱及對立上，認為的辯證法思想，還包括抽取《周易》裏一些辭句。 如“泰”、“否”、“損益”，“無平不陂，無往不複”等就認為《周易》裏是講對立與辯證的哲學了，包括一些還從畫符號陰陽之說來附會出哲學與辯證法思想，並不是從《周易》一書的六十四篇文章內容及《周易》的整體思想去理解，更別說他們又首先肯定《周易》是卜筮之書，而後說什麽《周易》裏有哲學思想，這本身是一種悖論。從占筮書尋找哲學思想的說法，是一種認“巫”為“理”的謬論，你看後來流行的算命“八字”書中，在論述五行在四季中的性狀，能說沒有“辯證法”嗎？但那辯證法是幹什麽為目的的呢？是“命定論”，是“宿命論”的思想，那裏能與哲學相提並論呢？
上世紀60年代初，在學術界掀起關於《周易》性質的一些學術討論。馮友蘭率先發表了《易傳》的哲學思想。李景春發表了“《周易哲學及其辯證法因素》。
而筆者是2009年在書店裏看到張其成的一本易學著作裏，舉例古往今來，人們對《周易》一書的說法，認為《周易》是哲學的，列舉到“李景春說：《周易》不僅是中國古代一部最早的有係統的哲學著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係統的哲學著作之一”。（《張其成全解周易》張其成著 華夏出版社 2009年版 第6頁）
由此知道了李景春寫過一本名稱為《周易哲學及其辯證法因素》的書。很是興奮，興奮的是，有人已看出了《周易》是哲學，而自己也看出《周易》是一部哲學書。已知《周易》是哲學與算卦不是一回事。
後來知道李景春所說的《周易》哲學，是個援《傳》於《經》的說法，即把屬於《易傳》裏的一些哲學思想說成是《周易》裏的東西。而李景春同樣認為《周易》有
卜筮的一麵。
從網上看到楊慶中的《論二十世紀中國的易學研究》一文中說：“關於《周易》的性質，論者都不否認它的占卜功用，也都不否認其中含有哲學思想，但二者的比重誰大誰小，論者的觀點則不一致。如馮友蘭等認為《易經》本為卜筮之書，其中包含著一定的哲學思想。
李景春，繁星等人則認為《易經》不僅是卜筮之書，更是哲學書，或者更主要的是哲學書，是一部講世界變化規律的書……
由於《周易》經傳關係的複雜性，在這次討論中，有些學者常常經傳不分，經傳互證，也有個別學者如李景春，存在把古人思想現代化的傾向。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的《光明日報》發表方鑫的《研究周易不能援“傳”於“經”》的文章，對此種現象提出批評……針對李景春在《周易哲學及其辯證法因素》一書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掛在兩千多年的古人的名下，把古人的思想說得和馬克思列寧主義差不多’的做法，不少學者提出了較為嚴厲的批評。最後以李景春的自我批評之作《怎樣解決本質的分歧》一文結束了這場討論。”（見網易博客，楊慶中《論二十世紀中的易學研究》）
從楊慶中的文章裏已知李景春同樣認為《易經》是卜筮之書，而又是哲學書的雙重性質的說法。李景春認為《周易》的哲學“是一部講世界變化規律之書”，這說明李景春的《周易哲學及其辯證法因素》，如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裏講的《易經》哲學，那是援《易傳》裏內容而說成是《周易》裏的哲學思想，是通過“八卦”陰陽講變化的，那種所謂的哲學與《周易》裏的哲學不沾邊，與筆者所講的《周易》哲學不是一回事。這還可以從李鏡池的《周易探源》一書裏得到印證。
“如李景春先生說：‘周武國王所領導的戰爭是當時人民解放戰爭，而這個戰爭所以能夠發動，是由周易哲學的作者的文王所準備，所培育的。’”（《周易探源》第153頁）
“所以我們研究《周易》，對於《易經》編者，既要指出他的進步性，又要指出他的局限性，而對於《易傳》，更要嚴格地把它跟《經》劃分，不要以“傳”所說的就是“經”所本有。有些人頗有混“傳”於“經”的毛病，如李景春先生說：‘引伸是對原來事物的引申，發揮是對於原來事物的發揮，如果《周易》經文不含有哲學思想，那就不能從《周易》經文中引伸發揮出哲學思想。’這話是不合邏輯的……引伸發揮的隻能是引伸發揮者的思想，不能說就是原來的事物已經含有。”（《周易探源》第160頁）
“李景春先生選取了幾個卦來說明卦的次序的排定是合乎質變，矛盾轉化，質變繼續產生，矛盾繼續轉化等辯證法的道理。這意見我不敢苟同。”（李鏡池《周易探源》第169頁）
由此印證了李景春援“傳”於“經”而闡述出《周易》的哲學思想吧？但李景春先生談的“引申”道理，不能說不對。而《易傳》是“象數”與“筮術”闡發《周易》，還不同於“引申”。若以“如果《周易》經文不含有哲學思想，那就不能從《周易》經文中引伸發揮出哲學思想來”證明《易傳》“引伸發揮”的正確性。恰恰《周易》一書並不講“象數”、“陰陽”，而《易傳》確“引伸發揮”出“象數、陰陽”來。而《周易》的確是一部哲學書，可《係辭傳》卻“引申發揮”出占筮說。這說明《易傳》不能代表《周易》的思想，《易傳》代表了學術研究者的認識而已。李景春援《傳》於《經》（指《周易》）來闡發《周易》的哲學思想，那不過是《易傳》裏的思想而已，使李景春形成錯位的認識。
“任繼愈先生跟李景春先生一樣，選取其中幾個卦，說這樣上下配搭是有意義的，有‘萬物交感的觀念’。說《易經》作者認為上下兩個事物如果不相交，這一卦就‘不吉’，上下易位，才可以各得其所，凡是這類的卦，都有上下交感之象，所以一般是‘吉’卦，與此相反的卦，就是‘不吉’的卦。他舉出《泰》、《否》、《既濟》、《未濟》四卦做例證。”（《周易探源》 第169頁）
從李鏡池的《周易探源》裏說法印證了李景春所謂的《周易哲學與辯證法因素》還沒有真正揭示出《周易》裏的哲學思想，隻是通過《易傳》認識的《周易》哲學思想，是以訛傳訛的東西。但有一點值得肯定的是李景春說的“《周易》不僅是中國古代一部最早有係統的哲學著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係統的哲學著作之一”這說法。但必須把“卜筮”之說從《周易》上剝離出去，又要把《周易》一書的六十四篇文章注釋的是符合《周易》原創的真實哲學含義。那時說“《周易》不僅是中國古代一部最早有係統的哲學著作，而且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係統的哲學著作”才能站著腳。若既認為《周易》有卜筮功能，又說《周易》有哲學思想，就陷入悖論的泥淖。
易學家黃壽祺，也被張其成的一書中列為認為《周易》是哲學的其中之一。而張其成的那部書裏也是斷章取義說黃壽祺說“冠居群經之首的《周易》，是我國古代現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學專著”。單從張其成的那部書裏看到這一句話，無疑認為黃壽祺先生是認為《周易》一書是哲學，不同於眾多學者把《周易》看作是卜筮之書，使人不能不對黃先生肅然起敬。但看到黃先生的《周易譯注》一書時，覺得張其成是斷章取義。而事實黃壽祺先生也同樣認為《周易》有占筮的功用。這說明不看作者的原書，就會聽信以訛傳訛的說法。
黃先生的《周易澤注》前言說：“冠居‘群經’之首的《周易》，是我國古代現存最早的一部奇特的哲學專著。這部奇書的思想光華，是通過神秘的‘占筮’外衣，煥發出恍惚窈冥的象征色彩。它那蘊蓄豐富的變化哲理出現之際，人們對之既向往又‘陌生’，乃至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翻開《周易》，首先看到的是八卦，六十四卦符號，以及與這些符號緊密關聯的卦辭，爻辭，這就是《周易》的“經”文。
《周易》的性質，曆來頗有爭論。主要的分歧是：或以為是筮書，或以為是哲學著作。這一問題牽涉到對《周易》經傳大義的認識，由此這裏亦分經傳兩部分試作探討。
顯然《周易》的卦形，卦爻辭創成之後，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根據上文對六十四六十四卦哲學意義的簡單分析，我們認為《周易》的占筮，僅僅是古人對六十四卦義理的方麵運用，《周易》的象征，是其書哲學內容的基本表現形式，而貫穿全書的反映事物對立、運動、變化規律的思想，則是六十四卦哲學的根本核心，因此《周易》的‘經’部分，雖以占筮為表，實以哲學為裏，應當視為一部獨具體係的哲學著作。”（《周易譯注》“前言” 黃壽祺、張善文譯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再看《周易譯注》對《乾》“用九（1），見群龍無首吉（2）”的注釋：“[注釋]：（1）用九，這是指明《周易》哲學以‘變’為主的一方麵特點。《易》筮過程中，凡筮得陽爻，其數或‘七’，或‘九’。‘九’可變，‘七’不變，故《周易》筮法原則是陽爻用‘九’，不用‘七’，意即占其‘變爻’，若筮得六爻均‘九’時，即以‘用九’辭為占……。”
黃先生一麵講《周易》筮法，一麵又說《周易》哲學以“變”為主的一方麵特點。這種悖論就是一麵看到今本《周易》的“六·九”卦爻形式，一麵又看到這卦爻結構形式裏麵所謂占辭所包含有的哲學思想，因無法將這種形式與內容的曆史成因揭示清楚，就來個亦筮亦理的闡述。在闡釋算卦書的筮法，又加雜著“哲學”的說法，也就出現了今天對今本《周易》的悖論說法。
我們通過《周易譯注》前言裏的說法和對《周易譯注》裏的注釋來看，我們就明白了黃壽祺先生所說的《周易》是包括“經”與“傳”的，他說的“經”就是所謂的“卦爻辭”，這實際是《周易》的內容，應稱《周易》。所以黃壽祺先生認為的《周易》是“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了”；而黃先生認為的《周易》哲學是“反映事物對立，運動，變化規律的思想，則是六十四卦哲學的根本核心。”這無疑說明，還是通過 “象數”學說引發的哲學之說，單就這說法也與《周易》原創內容的哲學思想不是一回事，何況黃先生又把《周易》說成是“其最突出的效用是占筮了”。黃先生已然沒有揭示到《周易》的真本義、真哲學。故黃壽祺先生《周易譯注》前麵的《讀易要例》的裏還大講“象數”與“圖式”。黃已然是“象數”注釋《周易》的義理者中的一員，同樣是繼承了《係辭傳》裏《易》學思想，是把《周易》雙重性質說的換個說法而已。所以黃壽祺先生在對《周易》裏“文辭”譯注時，就出現了“象數”以解之。如對《小畜》裏的所謂爻辭的解釋：“九五，心懷誠信而牽係群陽共信一陰，用陽剛充實豐富近鄰。上九，密雲已經降雨，陽剛已被畜止。至高極上的陽德被陰氣積載，此時婦人必須守持正固以防危險，要象月亮將圓而不過盈，君子若往前進發必將遭凶。”
這正是用陰陽爻位來解釋“文辭”，這是兩千多年以訛傳訛的"象數"注釋《周易》，並且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的今天，還走不出帝製裏"易學"的泥淖。
使人遺憾的是黃壽祺先生不能排擊筮術說與“象數”說，而在注釋《周易》卻被筮說與象數說玷汙了。但黃壽祺先生的《周易譯注》裏的有一些譯文還是比較接近《周易》原文哲學內容，但《周易》裏的文章，隻要用心，逐字的翻閱《辭源》或《古漢語常用字字典》查看，拋開傳統上《易》學象數聯想發揮，就很容易把握與翻譯，即非常明顯表現出“文章”的邏輯性與哲學的內涵來。不難看出《周易》每篇文章所體現“文以載道”的哲學思想來。筆者卻非常遺憾惋惜黃先生若能剝離“筮卜”說與“象數”說而注譯《周易》。把《周易》恢複其原來的哲學思想，那麽，《周易譯注》一書可真是光照千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