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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學”評論》(七十)

  下卷:現代"易學"評論

  第一篇:評現代人們對《周易》一書的學術研究

  第一節:評現代《辭書》與哲學家對《周易》一書的說法

  現代有部大型工具書《辭源》,《辭源》裏是這樣解釋《周易》的:“《周易》也叫《易經》,我們古代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是儒家的重要經典。易有,變易,簡易。內容包括《經》、《傳》兩部分,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附卦辭,文言,說卦,序,雜卦稱十翼,為傳。主要通過象征天、地、風、雷、水、火、山、澤八種自然現象的八卦式推測自然和人事的變化,以陰陽二氣的交感作用為產生萬物的本源。西漢《經》、《傳》別行,後來才合而為一。漢儒言易,多取象占,至三國魏王弼始以義理說易,現在通行的有唐孔穎達《周易正義》(注疏本),李鼎祚《周易集解》。”


  這是《辭源》對《周易》一書做出的解釋,也可說是給《周易》這一概念下的定義。《辭源》給《周易》所下定義,即“《周易》也叫《易經》,我國古代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是儒家的重要經典。”其它那些內容是解釋《周易》一書的內容,包括如何用八種物象八卦式的推測自然和人事變化(即算卦的那回事);陰陽二氣發展出哲學上的本體論;易學發展上的流派與易學著作等。


  我們且不論《辭源》解釋《周易》一書所涉及的相關的那些內容對與否。單就《辭源》所下的定義:“《周易》也叫《易經》,我國古代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這就使人們明白了《周易》一書的性質了,知道了《周易》原來是“我國古代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若不懂《周易》是什麽的話,一查《辭源》就知道“《周易》是占卜書”,現在也叫算卦的說法。完全可以把“哲學思想”省略掉不說。因為《辭源》下的定義落腳點是“占卜”的,雖然帶有哲學思想,但歸根結底是用來占卜的。目的是占卜的,而不是哲學,哲學思想是為占卜之用的。既然把《周易》定性為“占卜”的,而在“占卜”的前麵,帶上修飾語“有哲學思想”的這幾個字,似有畫蛇添足之感,讓人感覺算卦也得有哲學思想麽?古人太高明了,用哲學思想指導算卦,並且是儒家的重要經典,看來儒家人物都是算卦高手了。若這樣推理,這《辭源》裏給《周易》所下的定義,似有不妥。哲學思想和巫術(占卜是巫術分支)豈能融合在一起麽?這難道也是東方文化的特色麽?縱觀西方的哲學史,哲學是排擊巫術的,就連神學哲學也是排擊巫術的。


  造成《辭源》的這種解釋,一是所見今本《周易》的卦爻結構形式以及受《係辭傳》的影響;二是把《周易》一書與《易傳》混同一體,所下的定義。這就混淆了《周易》與《易傳》的概念,也就難分誰是有哲學思想,誰是占卜之書了。故《辭源》給所謂的《周易》(包括了《易傳》)所下的定義就失去了意義。可是《辭源》是一部大型的權威辭書,可想其影響性。


  任繼愈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版)第一冊,第一章裏說:“商代甲骨文也是用來占卜的,但鑿龜,看它灼裂的‘兆’,手續比較麻煩,《易經》占卜方法比較簡易,因為是周人習用的一種方法,故稱“周易””。(《中國哲學史》第16頁)

  顯然《中國哲學史》把《周易》當作占卜書了。“《易經》的占卜方法比較簡單,因為是周人習用的一種方法,故稱《周易》。”


  這裏稱的“《易經》”是指所謂的“六十四卦辭,三百八十四爻辭”的內容。而《中國哲學史》裏又從三個方麵闡述《易經》的哲學思想。


  第一是“觀物取象的觀念”。我們且看是如何說的哲學思想:


  “《易經》從人們生活經常接觸的自然界中選取了八種東西作為說明世界上其他更多東西的根源。它們是天(乾 ),地(坤 ),雷(震 ),火(離 ),風(巽 ),降(兌 ),水(坎 ),山(艮 )。這八種自然物中,天地又是總根源,天地為父母,產生雷,火,風,澤,水,山六個子女。這是一種十分樸素的萬物生成的唯物主義觀念。


  《易經》認為自然界也與人和動物一樣,由兩性(陰陽)產生的,後來《易係辭》"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易經》作者又根據乾坤八個基本的卦,兩個一組,錯綜配合,結果產生六十四個卦的三百八十四爻。這些觀物取象的觀念是對事物的變化,發展過程長期經驗的積累,抽象概括的結果。他們把千變萬化複雜紛紜的事物抽象概括為陰陽一對基本原則,並認為任何事物都不能不受陰陽總規律的製約。


  《易經》在探索著事物發展的內在原因。”(《中國哲學史》第一冊任繼愈主編 人民出版社 1963年版 第17頁)

  這就是《中國哲學史》裏說的《易經》第一個方麵的哲學思想,且記這《中國哲學史》裏說的《易經》,就是所謂的“六十四卦爻辭”已被定性為“占卜方法比較簡易,因為是周人習用的一種方法,故稱‘周易’”的那個占卜書。即把《易經》定性為比商代甲骨文占卜簡單的占卜書。這裏又從占卜書中講出三個方麵的哲學思想來,比《辭源》裏的說法更上一層樓。因為《辭源》裏說的《周易》也叫《易經》,並且是包括了《易傳》內容的,我們已知《易傳》是被公認的哲學。那麽《辭源》裏說的“《周易》是一部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還很難說這種說法不對。因為自秦傳統上認為《周易》是一部卜筮之書,而到宋朱熹又十分明確的宣稱《周易》是卜筮之書,而《易傳》是義理。那麽《辭源》把《周易》與《易傳》合為一起下了定義“有哲學思想的占卜書”。也許是說《易傳》有哲學思想,而那些“卦爻辭”是占卜書。《易傳》裏的哲學思想是詮釋“卦爻辭”的占卜之用的。誰能說《辭源》下的定義不對呢?而《中國哲學史》裏已把《易經》定性為卜筮之書,又從這占卜內容裏闡述其哲學思想,並且還認為這占卜書“是一種十分樸素的萬物生成的唯物主義觀念。”這與傳統上的易學思想一樣,隨著時代的發展,說《易》就增加了時代的思想觀念。《中國哲學史》成書於上世紀六十年代,也就給其所謂的占卜書《周易》闡發出“十分樸素的萬物生成的唯物主義觀念”來。按《中國哲學史》的說法,中國的哲學是隱含在占卜裏,想學哲學就從占卜算卦書中去發現,豈不是太荒謬的說法了?並且《中國哲學史》裏所說的“觀物取象的觀念”的哲學思想內容,是出自其認為的《易經》裏麽?別忘了《中國哲學史》裏說的《易經》是不包括《易傳》內容的。那麽其闡述的“八卦”名稱與“六個子女”,那是春秋史巫占卜人事吉凶時所運用八卦筮術以及《易傳·說卦傳》裏的東西。豈能混淆說成《周易》(《中國哲學史》裏說的《易經》,實是指《周易》一書)裏的內容。


  《中國哲學史》裏所闡述《易經》第一個方麵的哲學思想,是八卦占筮及“易學”裏的內容,並不與《周易》一書內容相幹。《周易》裏沒有天、地、雷、火、風、澤、水、山八種名稱,也沒有“六個子女”說。也沒有“陰陽”說,《周易》也不是抽象概括為陰陽一對基本原則而探索著事物發展的內在原因的。因為《周易》是一部政治哲學,是為君子(有國有家的分封者)講述修身、齊家、治國的道理書。


  總之,《中國哲學史》所說的哲學思想是從《易傳》裏以訛傳訛的東西。那些所謂的“哲學思想”是《係辭傳》與《說卦傳》裏的東西。可《中國哲學史》說成是《周易》裏的東西。這說法可是出現在中國最權威的哲學史裏。至於另二個方麵的哲學思想也就不再引述了,實在沒有必要了。但有一段話還是引述出來聽一聽:“《易經》中包括了一些科學思想和辯證法觀點,但它沒有擺脫神學的體係。它是通過求神問卜的形式,結合當時生產鬥爭的社會生活經驗提供了一些符合科學精神的思想。”(《中國哲學史》第20頁)

  通過這段話,要知作者說的《易經》就是指最早的《周易》,並且是占卜的就行了。占卜還有什麽科學精神麽?這一樣是同傳統上那樣把《周易》亦筮亦理的雙重性質看待。這巫師與哲學家成了一體的前後兩個麵,豈不怪哉!???

  我們且看另一位大學問家胡適對《周易》一書的說法,在他的被早年學界裏稱為“一本劃時代的著作”而享譽很高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中這樣說道:“至於《易經》更不能用作上古哲學史料。《易經》除去《十翼》,隻剩得六十四個卦,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乃是一部卜筮之書,全無哲學史料可說。故我以為我們現在做哲學史,隻可以老子,孔子說起。”(《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著 團結出版社 2006年版 第二十頁)


  胡適那本書的名稱雖是《中國哲學史大綱》,可隻是半部中國哲學史內容。目錄上也寫著的是“卷上·古代哲學史”,內容是講先秦時期的哲學史。也正如他本人所言的那樣,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裏是從老子講起,《周易》在他眼裏自然不能做為上古的哲學史料來看待,自然不會從《周易》講起。因為他把《周易》定性為“一部卜筮之書”了。


  我們這裏已舉的三本相關《周易》的說法,在《周易》一書的概念上可是三種的說法。胡適稱的《易經》是包括了《易傳》,因為他說:“《易經》除去《十翼》隻剩得六十四個卦,六十四條卦辭,三百八十四條爻辭,乃是一部卜筮之書。”這與《辭源》和《中國哲學史》裏的說法是不一樣的。這三本書裏是三種說法,是三種不同的概念內涵。


  我們再聽聽大哲學家馮友蘭是如何對《周易》一書性的說法。馮友蘭的《中國哲學簡史》對《易經》和《易傳》的說法散見於不同的篇章裏。既沒有把《周易》或《易經》作為專章專節來講述,就連《周易》這一稱謂也沒有出現。馮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在第四章講“孔子”時說了這麽一句話:“《易經》原來是一本卜筮之書,後來儒家把它作為形而上學來看待。”


  單從這句話裏的《易經》,不知是包括了《易傳》否。但從後半句分析,馮先生稱的《易經》內容,當指《周易》。這就是說《周易》是卜筮之書,後來儒家把這部卜筮的書看成哲學了。


  馮的意思應該是指做《易傳》的儒家們,把卜筮之書當做哲學看待了。這裏出現了一個“形而上學”的概念來。馮先生說的“形而上學”是指西方哲學上的一個概念,要說清何為“形而上學”也得用不少的話,才能說清來龍去脈,但不是在這裏要說的事。不過讀者別把這個“形而上學”理解為在文*時期常用的那個“形而上學”的含義就行了。那含義是指“對事物是用靜止的,不變的,孤立的方法去看待”,就是說認識事物不是用辯證的方法看待。自從有了馬克思主義,並成為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上的統領地位,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辯證唯物主義及曆史唯物主義哲學。在馬克思主義沒有出現以前的歐洲哲學都是“形而上學”的看待這個世界。在*革時期,提到的“形而上學”,給人們一種認識,就是壞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而馮先生說的“形而上學”,可不能理解為“後來儒家把那《易經》這卜筮之書,從靜止的不變的,孤立的立場去看待和認識。而恰恰是說“後來儒家把一部卜筮之書當成最根本的哲學看待了。”


  “形而上學”本身是指西方哲學上的最根本問題的哲學含義。“形而上學”在古希臘時期叫第一哲學,這一詞原是出自《係辭傳》“形而上者之謂道”,學者考證是近代日本翻譯西方哲學所用了“形而上學”一詞而命名,後來中國跟著采用這一稱法。


  馮先生這裏用了一個“形而上學”,實質含義就是說,後來儒家把占卜之書當成最根本的哲學看待了,即宇宙論了。可在這裏憑空蹦出來這麽一句話,一般讀者是難辨頭尾的。


  馮先生的《中國哲學簡史》在第十二章裏有一個小題目叫“《易傳》中描述的陰陽原則”,又涉及到《易經》:

  “後來,陰陽的理論主要是和《易經》聯係在一起。《易經》原書是為解釋“八卦”(正式名稱是“八經卦”)。每卦包含三個完整或分成兩截的直線,如


  如果把任何兩卦組合在一起,可以發展出六十四個排列組合樣式,稱為六十卦(正式名稱是“六十四別卦”)。《易經》本文就包含這六十四卦,以及對每一種卦象含義作出的解釋……現代學者認為,八卦的前身是商朝盛行的以甲骨受火龜裂的紋路占卜……現代學者認為八卦式的六十四卦便是這種蓍草占卜的結果。然後對照《易經》,以解讀卦象所示的吉凶。


  這大概是《易經》的起源。這部書稱為《易》(意為“變易”),大概也是此而來。後來時《易》的補充解釋漸漸增多,有些是關於道德方麵的箴言,有些是形而上領域的看法,有些是對宇宙的看法。這些補充解釋直到周朝末期甚至漢朝初年才以“附錄”形式寫入《易經》後麵稱作‘十翼’。”(《中國哲學簡史》馮友蘭著 新世界出版社 2004年版 第121頁)

  這裏馮先生雖然是通過別人的認為而說出《易經》是蓍草占卜的結果,但馮先生也認為“這大概是《易經》的起源”,歸根結底說明《易經》是一部占卜書。而馮先生所說的“《易經》原書是為解釋“八卦”的”,這可是馮先生的新創舉,沒有學者這樣說過。馮說的《易經》就是《周易》,而《周易》裏六十四篇文章是獨立體係,既無“八卦”二字,也不涉及“八卦”學說,“八卦”卦學之說,是《易傳》作者們通過春秋史巫筮卜,而總結出的占筮學說,是對《周易》的以訛傳訛。馮的這種說法,無疑證明《易經》是一部占卜之書的性質。因為“八卦”無疑是卜筮所運用的方法形式。《辭源》裏也這樣解釋過。而在《左傳》裏不是還保留著不少用“八卦”筮卜和解說卜出一卦的吉凶的筮例嗎?馮先生這個說法可是有目的的,目的就是說《易經》是卜筮之書,是有根據的。說白了馮先生說的《易經》的卦爻辭,就是解釋“八卦”的,任人用蓍草起出一卦,再從《易經》裏看那一卦的爻辭、卦象就可作出吉凶解釋了。


  《中國哲學簡史》在十五章裏又說:“如前所述《易經》本是一部占卜的書,巫者取一把蓍草,每兩根一次,取出放在一旁,最後剩下的或是單數,或是雙數,記錄下來,這樣連續六次,後得結果構成一卦,《易經》中對這一卦辭就應是神對卜者所求問事的指示。”(《中國哲學簡史》第148頁)

  這無疑說明馮先生所認為的《易經》是卜筮之書。


  馮先生的這部《中國哲學簡史》與胡博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樣都是產生在美國。不過胡適先生那部書早於馮先生。馮先生在美國擔任講座教授,講授中國哲學史,後整理成《中國哲學簡史》,用英文在美國出版,據說這部書在西方影響很大。用英文在美國出版是上一世紀的四十年代,到上世紀的八十年代才被人翻譯在中國出版。筆者手裏是一本2004年版的版本。馮先生認為《易經》是一部占卜之書,但這是早年的說法,而後來又有了新說法,在上一世紀的八十年代裏,一次《周易》學術討論會代祝詞裏說:“因為《周易》是一種代數學,它不具體地講這些矛盾,而隻用兩個符號來代表,這兩個符號就是陰陽。”


  “把陰陽這兩個符號錯綜起來,就成為《周易》的六十四卦。”


  “這一套比較完整的辯證的宇宙代數學,古代的中國人沒有完成,現代的中國人要完成。”(以上見廖明春選編《周易二十講》第16、17頁)

  馮先生這裏又把《周易》(不稱《易經》了)稱為“宇宙代數學”,與他早年說的是“《易經》本是一部占卜的書”發生了改變。把《周易》說成是“代數學”,已然是受傳統象數易學的影響,是一種從象數易學中新的發揮。說《周易》是“代數學”是隻見“易學”上的象數說,而無視《周易》裏的文辭。這同是以訛傳訛的說法,即使把《周易》說成是“宇宙大爆炸”,誰又能奈何呢?認為都說不清《周易》時,就可以胡說八道了。總之,馮友蘭把《周易》說成是“代數學”,是他沒有弄懂《周易》是何,而產生的新訛說而已。 故馮先生他最後的遺言是“中國哲學將來一定會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學”(見“千年書” 華光出版社 2007年版 第100頁 伍紹東、方寧編著)。


  這也許馮先生是彌補其一生沒有對《周易》哲學研究的遺憾呢?也不知馮先生這一句話,是真正看出《周易》是哲學了,還是如同一些哲學家那樣認為,《周易》是卜筮之書,但包含了哲學思想的那種哲學觀呢?就不得而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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