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政治哲學演講(五十四)
卷三:憂患意識為政觀
第一講:《周易》的憂患意識
第四節
《周易》第十八篇 《蠱》文裏說:“不事王候，高尚其事。”
第一個“事”，是指“謀取”，“從事”之意。“不事王侯”：是指不去謀取王侯這些顯貴的位置。第二個“事”，是指父親的事業。即繼承的事業。“高尚其事”，這裏的“高尚”，不同於後來所指道德情操上的含義，這裏還不能當成一個成語來解釋。這裏的“高”，是指敬重，看重。而“尚”的意思是崇尚，尊重。“高尚其事”，就是說“敬重與崇尚所繼承的父業”。這裏的“其”，是代指父親的事業，這才是“不事王侯”的目的與根本。
《蠱》文是圍繞著子承父業，不可學母親所從事的事情而作出的論述，已顯示了西周時期男女做事有別的社會意識。“蠱”的本義是指害蟲，而本篇裏是指子承父業。從最後一段內容來看，“不事王候，高尚其事”，是奉勸君子不可謀取王候顯位的憂患意識。
《周易·臨》篇講述的如何治國理政的道理，其中無不凸顯著憂患意識。
“臨，元亨利貞，至於八月有凶。”這是說“治國安民處理的得當，是大而亨通並有利於向前發展的事情，若不重視這些，事情就會轉化，就麵臨凶險。”這是一種政治憂患。如何消解這種擔憂，作者指明了如何去治國理政。
《周易·觀》：“觀我生進退”。這又是一種憂患意識。這是讓“君子”觀察認識自己治下的生民，才能在政治決策上知進退。
《周易·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這又是一種政治憂患。“豐碩的果實不能食用，被當官的占有，而勞動者已將沒有存身之處”。
《周易》每篇都是凸顯著憂患意識，其憂患的文句也不勝枚舉。而《坎》篇可謂憂患意識特強的文章了。其憂患意識不單其對“君子”而講，而且對人生具有普遍的教育意義。《坎》篇裏的憂患意識，就是今天已然具有現實的教育意義。
我們再把《周易》“坎”篇的原文及今譯附下：
（原文）“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習坎，入於坎窞，凶。坎有險，求小得。來之坎，坎險且枕，入於坎窞，勿用。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坎不盈，祗既平，無咎。係用徵纆，寘於從棘，三歲不得，凶。”
（譯文）：“通曉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正是有了愛，維係著這種心思意念，就通達順利。這種品行就可超然人生的坎坷不平。通曉人生路途的坎坷艱險，一旦進入陷阱，就很不幸。人生路途坎坷且有險阻，應求小的獲得（不可貪婪）。行走在這人生的坎坷路途，險惡且隨時就會來到身邊，一旦陷入陷阱，也就無有能力所用。一尊酒，兩器具的食物，用瓦器裝存，節儉而用，自己開導自己，最終沒有害處。人生路途坎坷，不能圓滿平坦，既有山丘，也有平川，這也無所怨咎。待用繩子拴著，放到拘禁犯人的牢獄，三年不能獲釋，那就凶險了”。
《坎》篇雖有幾十個字，可包含了人生命運的深刻哲理，不亞於一部《紅樓夢》。當然《紅樓夢》給人世講述了封建帝王社會裏人生大悲劇，是一部不朽的偉大文學作品。若要從人生積極意義上來看，《紅樓夢》有濃重的宿命論思想。而《周易》一書從積極的一麵看要高於《紅樓夢》的思想性，高於《紅樓夢》就在於《周易》裏既無天命觀，又無迷信思想，《周易》既是一部充滿著憂患意識的書籍，又是一部非常理性的哲理書籍。
人類社會的腳步沒有停止，是在不斷地前進與進步著。但人生裏的一些東西是與生俱有的，並不隨著時空的改變而改變，如生老病死，及要經曆的各種自然災害與社會危害。如《坎》篇裏的憂患意識，在西周時期哲人就有了高度的認識。而幾千年後的今天，人生的憂患意識並不是沒有了，相反更應當具有。幾千年後的今天，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而人生麵對著自然與社會的災難與危害並沒有變化掉。雖然今天的人生能夠得到社會的一定支撐，但今天社會裏的人生就可丟掉憂患意識了嗎？而是已然應當保持人生憂患意識，特別是在這市場經濟，金錢化日益趨向主宰人生命運的社會裏，人更應該保持高度的憂患意識。而我們的先哲，給留下了一筆巨大的精神財富，就是《周易》，《周易》裏的憂患意識就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
《周易》裏的憂患意識，類同於蘇格拉底的哲學命題“認識你自己”。隻有對自己有了深刻的認識與思考，才會產生一種憂患意識。而有了憂患意識，才能不斷的完善，修正自己，而更好的安排人生。
在人類的哲學史上，可為我們是最早進入理性文化時代，這豎起人類最早的理性大旗，當是《周易》作者，早於古希臘古典哲學幾個世紀，一部《周易》標誌了人類開啟了理性大門。
《周易》裏特強的憂患意識，並非同西方宗教裏的“原罪”，還是佛教裏的“四諦”痛苦，而尋求“靈魂”的皈依。而《周易》裏的憂患意識不是看到了人生苦罪，恰恰是看到人生積極一麵上的一種責任，即對人生持有一種理性的認識覺悟。如《坎》篇裏的“習坎，有孚，唯心，亨，行有尚”。《周易》裏的憂患意識覺悟，皈依到道德責任上。即用“愛維係人生的信念，擁有愛這種品行道德，就可超越人生路途上的坎坷不平”，這是把道德性作為人生的信仰。這種覺悟與責任在《周易》以前就已產生了，《尚書》中記載周初事跡的“周書”中不凡透出這種憂患，因憂患意識而產生了“敬德保民”的思想。周人取代殷商而建立周王朝，這次的“周革商命”後，周的統治者在政治實踐中變得理性起來。特別是周公對“周革商命”過程進行了反思，即對“天命”有了反思。商是一個具有原始宗教意識的朝代，他們無條件的信仰上帝和神秘的天命，認為他們的命運由天命所主宰。故殷紂王在麵對大臣對他荒淫行為進行勸誡，卻無所顧忌的說：“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周代商後，周統治者看到政權交替變化過程，是民眾起了力量，也使周的統治者認識到“天命不於常”（《康誥》）。天命不是永遠不變的，而是可以改變的。周初統治者認為天命的轉變是與統治者個人的“德”有很大關係的。商紂王嬌縱淫逸，“故天降喪於殷，罔愛於殷”（《酒誥》）。相反，作為文王卻“克明德慎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康誥》）。由於文王能夠明德慎罰，具備高尚的道德，所以天命眷顧，讓周取代了商。周初統治者的天命信仰是有條件的，即附加上了道德性，這與殷商的“天命”信仰不同了，認為天命“惟德是輔”，隻要統治者能夠修德，才能保住天命不失。這也是周初“以德配天”的根由，因此“敬天保民”，“明德慎罰”成為周初統治者的政治新理念。故周初統治者把憂患意識轉向政治存亡之上，即憂患的內容乃是政權鞏固和社會的穩定的維護與保障。而憂患的核心內容，則是對“小人”（民眾）行德政。這就是政治上的覺悟與責任。這是周人從殷人滅亡所取得的經驗，“以德配天”的內容是“敬天”，“明德”，否則“天命不佑”。所以周公在告誡成王要時刻處於憂患之中，保持戒懼謹慎的態度。
憂患意識，來自於政治成敗上的自我覺醒意識。周代殷，取得了統治地位。因周本是大殷國的一個小國邦，反而取代殷的地位。周人要解釋這種新的合法地位，就產生了“以德配天”的新說法。《尚書》中的“西周書”裏不凡有一種憂患意識，即“失德”將會失去“天命”的保佑。這既可以說明殷亡周興的道理，又可以教育新的執政者保持一種憂患意識，否則就會像殷亡那樣的局麵重演，才有了周公告誡成王（《召誥》）的那些憂患意識。而《周易》裏的憂患意識更強，但又不同於《周書》中的憂患意識。《周易》已走出“以德配天”的觀念，完全是理性的認識這個現實世界。《周易》突破了“以德配天”的理念，而轉向“以德配民”(愛民)，去掉了“天命”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