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卷《周易》六十四文譯解(四十)
第四十篇《解》文今譯與解說
（原文）
“()解，利西南。
無所往，其來複，吉。有攸往，夙吉，無咎。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負且乘，致寇至，貞吝。解而拇，朋至斯孚。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譯文）
“四十、和解，利於一方。
若沒有目的原則前往，就不如返回來的正確。若有目的原則的前往，宜早行動，是正確的，沒有咎害。比如打獵獲得三隻狐狸，又得回了銅箭頭，結果自然劃算。用牲口馱著東西，又用車拉著東西，會招引強盜的到來，結果就顧惜不了財物被搶。鬆開了手腳，是朋友的到來，才由此信用。君子隻有懂得了和解，並關心愛護其百姓，才是正確的政治方針。王公用箭射在高高城牆上凶猛的隼鷹，並且射獲了，無往而不利。”
【解說】
“解”：和解，理解，消除。“解”在本篇裏應當“和解”講。本篇立論的內容是“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複，吉。有攸往，夙吉，無咎”，這裏的“利西南”，是指有利於一方。一個地方得到了和解，就是有利一方百姓的大事。“夙”：盡早的意思。本篇的立論是“和解”，是誰與誰和解呢？是“君子”與“小人”。即統治者與百姓。若想和解，就要前去做和解的工作。並且，前去做和解的工作要有目的和原則性。什麽目的原則呢？就是“有孚”原則，這是和解所遵循的根本。即本篇所講述的中心思想。本篇題目含義是“和解，要有目的前往，而不是無目的無原則的前往，那還不如返回來好。有了目的原則，就應及早行動，才會有好的結果，沒有害咎。”
在通行本《周易》，即卦爻式文本《周易》，所謂《解卦》初爻爻辭是“無咎”。我們在上卷“《周易》導說”裏，已論述《周易》原初是沒有“六·九”爻題。“六·九”之說是後出的東西，是算卦者作為起卦占筮的形式工具。“六·九”爻題是秦漢之際的產物，是《周易》春秋文本後的又一次改造，是為卜筮而分割成卜筮的六個“爻辭”。故《解》篇的第一段內容不是“無咎”，而是“田獲三狐，得黃矢，貞吉”。本段內容是通過比喻而論證“命題”的。“有目的有原則的前往去做和解的工作，是雙贏的事情”，這是本篇的“命題”。而本段就是通過打獵，既獲得獵物，又得回了箭頭，寓意和解是雙贏的事情。本段裏的“黃矢”，是指銅箭頭。而本段的意思是“打獵獲得了三隻狐狸，又得回了箭頭，結果是很劃算。”這裏的比喻，說明和解是雙贏的事情，這是教育君子懂得和解的意義。
“負且乘，致寇至，貞吝。”
本段還是運用比喻寓意道理。“負”：背馱東西。“乘”：駕車，驅馬拉車。“負且乘”：是指用牲口馱著東西，又驅車拉著東西。這裏是表明財富太顯露於外了，所以才招致盜匪的到來，這就叫“致寇至”。“貞吝”的意思是：“結果就出現了危險”。這是作者用比喻來說明一個深刻的社會問題，也正是圍繞著“和解”（本篇的“命題”）而闡述其道理。目的是強調“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那麽，什麽是需要和解的問題？正是貧富差距問題，也就是作者舉例的“負且乘，致寇至”這種問題造成的不和解，而需要進行和解。這裏的比喻揭示了一些人的財富太顯露，太暴發了，才造成“致寇至”。這段話的本義是“牲口馱著東西，又用車拉著東西，招引了強盜的到來，結果就顧惜不了財物被搶。”這寓意著財富集中在少數人手裏，才出現了社會矛盾，才招引盜匪的出現，才造成社會不和解的局麵。這無疑體現了作者對貧富差距造成社會不和諧問題的敏銳認識，更體現了作者的進步思想。可到了王權思想上升和強化時期，後儒們卻對這句話作為等級秩序的理論依據而詮釋，恰恰背離了《周易》裏的本義。《易傳·係辭》這樣說：“子曰：作易者其知盜乎？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上慢下暴，盜思伐之矣。慢藏誨盜，冶容誨淫。易曰‘負且乘，致寇至’。盜之招也。”今譯這段話一般認為是孔子說的話。這段話的意思是說“孔子說‘作易者他了解盜賊吧？易裏說‘用牲口馱著，大車拉著東西，會招致盜匪的來到’。背負的事情是小人所幹的事情，車子是君子承坐的用具。而小人乘坐君子的用具，盜匪就思謀著侵犯它。輕慢收藏財物，誘引盜匪。容貌妖豔誘引**。易裏說‘負且乘，致寇至’。盜匪就被招致來了。”
這裏的“子曰”，現代凡譯文是譯成“孔子說”。筆者認為，《係辭》裏的“子曰”不能認為是孔子說的話。後封建社會時期裏的易學者說孔子作了“十翼”（易傳），這是借“聖人”的名氣而抬高《十翼》。而《係辭》裏的那些“子曰”內容也與孔子的思想是不相符的。《係辭》內容已是王權專製思想的產物，是為王權等級製度詮釋其合理性的，並且，《係辭》已凸顯的是神秘主義思想。《係辭》裏引用本篇裏的“負且乘，致寇至”，而“訓釋”出的一番道理，既是斷章取義，又是違背原意。《係辭》所“訓釋”出的道理，其目的是維護王權等級製度。把“負且乘，致寇至”闡釋成“小人（被統治者）”是天生負重者，而“君子（統治者）”是天生的乘坐車馬者。反而把社會的混亂歸咎於“小人”的越軌，如“小人”是天生的負重者，而不該乘坐車馬。小人乘坐君子之器，才招致強盜的出現，“小人”永遠是“君子”的奴隸，才是天經地義的。這《係辭》裏引用“負且乘，致寇至”，而闡釋出的說法，既無視原文的真實含義，又背離了理性與邏輯。可這正是王權專製時代裏的‘邏輯’。《周易》“解”裏的“負且乘，致寇至”，是說財富太顯露，其寓意著貧富差距，才導致社會問題。這是論證“和解”所要重視與解決的問題。即反對貧富差距。“和解”的目的就是解決貧富問題，即解決社會矛盾問題。而《係辭》卻把這句話闡釋的恰恰相反，強調的是等級秩序，而維護其不平等製度。況且，這句話並不涉及“君子”與“小人”誰是負重者，誰是乘車者。而本篇的中心思想是講“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即強調“君子時時做好和解工作，吉祥，又能更好的愛護他的百姓。”本篇中心是講君子與小人應建立和諧的關係，即君子愛護小人，才能走和解的道路，建立和諧的社會。而後儒卻從這“負”與“乘”，聯想闡發出“小人”是天生負重的勞動者，“君子”是天生的乘坐馬車者。《係辭》的思想是維護等級製度的，是鼓吹等級製度的。《係辭》對《周易》的闡釋是引向歧途，引向神秘主義的泥潭。《周易》這部先秦時期裏的一部哲學書，既被巫史所閹割，又被王權主義者所強奸。《係辭》文就是一塊蒙在《周易》一書上的侵染著王權神秘主義思想斑斑汙垢的臭摸布，一旦把蒙在《周易》頭上那些肮髒的抹布揭去，才得見《周易》真實而美麗的麵目。
到了西漢，上書漢武帝而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董仲舒，在其“對策”裏也引用了《解》裏的“負且乘，致寇至”這句話。董仲舒引經據典同理是佐證所陳述的王權等級秩序。“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著，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庶人之行者，其禍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為者也。”雖然董仲舒引典又舉例而闡釋的是“君子”應行仁講義，不能像“小人”那樣取財求利。但董的引述與闡發與《係辭》裏的闡釋的道理並無二致。董仲舒一樣的認為，“君子”與“小人”是天生的差別。更危言聳聽的是，把“小人”說成是天生的沒有仁義之心的唯利是圖者。因這裏董仲舒引述的“君子”與“小人”的概念，還看不出是道德概念。正是這些後儒們引述“負且乘，致寇至”，而歪曲的解釋，將《解》裏的“負”與“乘”附會成“君子”與“小人”之等級是天經地義的，這是背離原文的含義。歪曲與任意的解釋‘經典’，其目的是維護王權專製的等級製度而尋求理論依據。這正是文化專製裏的典型寫照與思維邏輯。
“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手，或足大拇指。本段的字義是“解開了手腳，是朋友的到來，才由此信用。”這一句是上句意的繼續，因財富的顯露於差距，才招致災禍。即出現了社會問題。那麽，怎樣消除與化解呢？還是要靠愛與信用。這裏依然強調的是“孚”（君子愛民）為根本。雖然本句是比喻，可寓意的是君子愛護百姓（小人），才能樹立和解的威信。
“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
本段正是本篇所表述的中心思想。說來論去“君子隻有懂得了和解，而關心愛護其百姓，才是正確的政治方針。”如何得出這個道理呢？正是通過上麵的舉例，使君子（統治者）認識到造成“負且乘，致寇至”的社會問題的所在，如同一方是“朱門酒肉臭”，而另一方是“路有凍死骨”的社會問題，才是君子思考所解決的問題，也是君子思考如何建立一種長治久安的社會政治問題。“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正是《周易》構建的君子之治的政治理念。統治者（君子）關心愛護（有孚）百姓（小人），才是走向和解與建立和諧社會的根本。
“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
本句已然是用比喻以喻政治上的道理。這裏的“公”是指公侯。這裏是借用“公”用箭射殺盤踞在高高城牆上的凶猛之鷹，而寓意什麽呢？這“鷹”是象征凶惡的東西，而這凶惡的東西，被“公”所除掉。這裏雖是比喻隱患消除了，前進的路上，是無往而不利。但比喻象征什麽呢？這裏作者為何不說“王用射隼於高墉之上，獲之，無不利”呢？而是“公”呢？是否象征著，諸公們麵對盤踞在高高的都城裏某個為害之君，可以聯合起來給除掉。這就是體現了作者向往的是“君子”共治的政治思想，而不是王權專製。
總之，本篇已然是通過正反兩麵，講述“和解”的政治道理。而中心體現在和解與和諧，應建立在上體恤下，愛護下的基本原則。即“君子維有解，吉，有孚於小人”的這種政治理念。若違背了這種原則，諸公就可鏟除之，才能達到社會的和解與和諧，才能使社會向前發展，即無往而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