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哲學解讀 “導說”第四篇(三十六)
4．明清時期
曆史進入明朝後，也有一位大儒王陽明，其“易學”上也有說法。王陽明的哲學思想表現在《傳習錄》裏。王陽明的哲學成就是“心學”以及“知行合一”學說。王陽明的“心學”，心即是理。由“心”到“致良知”的修養。“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不外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觀，即仁義禮智，忠孝悌信的封建道德秩序規範。如何由“心”到“良知”、“天理”的貫通，就是“知行合一”的方法。不僅光有口號、思想（“知”），而且要付諸於行動，即不能是滿口仁義道德，而實際行諸的是男盜女娼。
既然“良知”是仁義道德，而行動就應按仁義道德去付諸。這是王的“心學”內涵，這也是先秦儒學傳統的內涵。王陽明想以“心學”建構仁義道德之國，無疑於類似“上帝之國”的一種幻想。當然帝王官僚統治者，不會真的去行“仁義道德”，那隻是他們教育被統治者做良民、順民的法寶而已。
最代表王陽明的“心學”內涵的是一則“心花”之說。王陽明的“心花”說，按近代西方哲學流派來分，是典型的主觀唯心主義。王陽明“心花”之說其意，猶似物質的存在是依賴於人的意識。
物質被意識所反映，當然沒有人類的意識，就無從談起反映與認識事物。但不等於物質是有人類的意識所決定，物質並不依人的意識而存在著，即並不由人類的意識反映或不反映，而這個宇宙是存在著的，若連存在就沒有了，那麽人也就不會存在著了。若沒有人類存在的賴以生存的物質環境，何談人的意識呢？“人”本身也是“物質”，不過人類發展到文明時代有了文字，可把人的思想意識用“文字”這一載體記錄下來。人體是人思想意識的載體，載體不存意識何來。物質與意識，是一個依存的關係。當然人沒有了思想意識，就行同於“物”沒什麽兩樣的。故對物質與意識的關係應當辯證的看待。
不過王陽明的“心學”在曆史中雖有其價值，可惜並沒有體現其價值。雖是排朱子之學，但王的“心學”未能引向主體精神的自我覺醒，反而指向致“良知”的“天理”上去了，完全與封建的倫理道德政治學貫徹一起了，也就失去了反朱學的價值，而最終走向殊途同歸的封建儒學體係上去了。王陽明的“心學”是開不出“科學”與“民主”的花果來。
而王陽明對《易》的說法，可是“易學”史裏最奇特的說法。看這位大儒，中國古代的哲學家是如何對《周易》的認識。
《傳習錄》裏有這樣的說法：“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隻為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己，《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有尚有所涉，惟天下不容偽耳。”（《傳習錄》王陽明撰，下卷）
這是有人向王陽明問，朱熹把《周易》講成卜筮的東西，而程頤認為《周易》是闡明道理的書。為何出現這種分歧的說法呢？而王陽明對這種疑問的問答，可不是如同今天的一種調侃的那種說法，而是正兒八經的做學問。王陽明的這種解釋，難道在他心裏就沒有了是非原則的對事物判定的標準了嗎？難道卜筮等同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辯之行為了。在王陽明的心裏卜筮問吉凶（算卦），同做學問是一回事。這正體現了後封建社會裏那些儒者的世界觀與方**。在他們心裏，鬼神，天道，人世是一體的，還處於萬物有靈的原始思維地帶。王陽明的思想裏已然是“天人和一”神學觀方法思維。王陽明把程頤講義理的《周易》與朱熹講筮卜的《周易》，說成本質是一樣的，沒有區分，這主筮與主理的原是一回事，這就是大儒王陽明的邏輯思維。
朱熹把《周易》解釋為占筮之書，又在《周易本義》裏增加“卦變圖”及筮卜儀式，無疑體現朱熹的神學思想。卜筮本是巫術的派生，朱熹所講筮卜的神啟儀式，更體現了巫術思想。而程頤雖運用象數易學，並結合《周易》裏的文辭來解釋《周易》裏的義理，彰顯的是理性的人文思想。占卜問筮是妄想先知人的吉凶道理，能說成是一回事嗎？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在先秦的“易學”佚文裏，孔子對《周易》的義理定性是非常的睿智與理性：“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也。君子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羲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
“德行亡者，神靈之趨；智謀遠者，卜筮之繁”。
孔子對卜筮的認識是何等的理性與睿智，體現了孔子的偉大之處。難道王陽明就分不清卜筮與義理之學兩者的區別麽？王陽明能有如此的認識，可想“陽明學”的理論了。朱子把《周易》講成卜筮，程頤把《周易》解釋為義理。到王陽明這裏把兩者說成是一回事。那麽，漢象數災異筮術之學與王弼的義理“易學”，也就成了一碼子事了嗎？無論是講卜筮，占問，還是講義理（道德文章）均是一回事，沒有本質區別，這就是大思想家王陽明的結論。若站在後封建社會裏來看，王陽明的說法，還真是蠻正確的。若擱在現在來看，王陽明的說法是顛倒黑白，不明事非的瘋話。
王陽明把程頤的義理《易》與朱熹的筮卜《易》說是一回事，同是決疑的。
“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問天。”
這正是王陽明把卜筮與義理等同看待的理論依據，這在後封建時代，就是這個理，後封建社會裏確實無論講什麽義理，還講什麽占驗卜筮，其實並沒有本質的區別。在後封建社會裏，是“天人同構”、“天人感應”、“天人合一”的理論思維。後封建社會裏是鬼神、巫術、迷信橫行在人們精神世界裏的時代。後封建社會裏那些“義理”之說，隻能助長人們更加的迷信，與失去主體的獨立精神，與筮卜沒有什麽兩樣。從這個方麵來看，王陽明說的“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是真實的反映出了後封建社會裏人們的世界觀。但這裏也別認為王陽明對帝王社會裏的思想意識有了什麽反思，才說出這麽“有哲理”的說法來。其實王陽明的思維邏輯，用現在的眼光來看，一樣是“巫術式”的。
王陽明的《傳習錄》裏這樣說：“《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又說：“蓍固是《易》，龜亦是《易》”。
這充分表明王陽明的思維方法，還停留在巫術思維裏。看看這些大儒的思想，明朝走向衰敗，滅亡，已成定局。
總之，到王陽明時“筮”、“理”同一說，這又是一種“高明的哲學思辯”。王陽明的“心”說，看似有點類似迪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但兩者哲學思想的思維方法，所引向的結果，完全是背道而馳的。迪卡爾成為西方近代“哲學之父”。而很可悲的是王陽明無法享有東方哲學上的殊榮，王陽明的哲學即不能引發中國哲學上的一場啟蒙與突破。而王陽明心學流弊，為後學者隻能高談心性，空喊致良知罷啦。而帝王官僚統治者已然，依舊幹盡了禍國殃民的罪惡勾當，再次導致落後民族的入侵，使中華民族再次蒙受一場巨大恥辱與劫難。王陽明的哲學同樣不能救國與救民，同為儒學的道德政治“烏托邦”。
而明朝後期也有一位易學家來知德寫了一部《周易集注》，完全繼承發揮朱熹的易學思想，形成“舍象不可以言易”的“易學”認知，來知德的《周易集注》是象數學釋《周易》，終於又回歸到“象數易學”上去了。
到了滿人建立了滿人貴族統治的大清帝國，而坐擁北京城，一樣的“坐北麵南”統治著華夏的大江南北，雖是照搬前朝古製，當又多了個民族不平等的帝王專製。
大清帝國終於把華夏這個古老民族，奴役的遍體鱗傷，把曾是世界上的“巨人之國”，徹底的變成了“東亞病夫”。
本來同樣是接受漢文化的日本島國，把中國後儒家朱子之學做為日本國思想界裏的壟斷地位。而在近代西方之學傳播到日本島上時能自覺的反思與變革，在思想哲學上出現了突破，實破了朱子之學的束縛，使日本走向近代亞洲之國的前頭。若不是近代以來國際戰略格局體係的建立，日本侵略中國而妄想建立它的大東亞圈，認為如同滿人入關建立大清國的那樣易如反掌，可以順利的完成對中國的征服與奴役。無論蒙古民族向南的征服，或是滿人向南的征服，所建立起來的王朝與日本帝國夢想征服中國大陸那樣，而在日本帝國眼裏一樣把華夏民族看成是一個病弱不堪一擊的民族。而日本妄想征服中國的思維是與蒙元，滿清征服中國的夢想是處於同樣的思維裏。但日本統治者忘記了，時空已是星轉鬥移，已不同於蒙、滿人在大陸上建立起來的王朝時代了。日本隻盯著的是北洋**的腐朽與無能，卻看不到世界上那些比自己強大得多的資本帝國的身影。
若不是世界戰爭與戰略格局新變化（已不同於冷兵器的蒙、滿人征服大陸的時代了），那麽日本征服中國就如同滿清征服明朝那樣，不知建立起一個什麽樣的帝國來。但可知的是日本帝國征服大陸後，決不會像蒙、滿那樣利用漢民族的傳統文化去治理其帝國的統治，即決不像元蒙、清滿那樣能夠保留其中華文化。若被征服不但亡國，而將亡掉的是民族引以自豪的文化。因為日本不像蒙元、滿清那樣，而是帶著他的文化（文字、語言、思想理念等）而來。而那場反侵略的戰爭中，中國也已不是宋朝文化下的中國，也不是明朝文化下的中國。中國人民一樣接受了西方文明的洗禮，一樣的經過維新變法，五四運動覺醒了起來。中國人民並進行了艱苦卓越的抗戰，才沒有被日本征服，才避免一次可怕的將會亡掉一個古老東方民族文化的劫難出現（因曆史上不是沒有出現過）。這一次避免一個民族文化的滅亡，不能不承認西方英美人民建立起了世界上文明、進步的民主政治體製格式，才有效的扼製法西斯及一切反人類的暴力集團陰謀的得逞。
正是清王朝把中華民族進一步推向積弱與災難，才招引西方列強的侵略與一度的瓜分，並招引近鄰日本的覬覦，隨著甲午戰爭的失敗，進一步招引日本侵略中國的步伐。
不過要追根溯源，無論是清朝還是換成明朝、宋朝，在麵對西洋文化時，一樣的是清朝的那種局麵，因為無論是清還是明，所遵循的文化製度是一樣的。
那麽，清朝裏對《周易》的性質是如何的看待呢？又是如何解《易》呢？
被稱為明末清初傑出的思想家，哲學家王夫之也寫了傳世的易學著作《周易內傳》，《周易外傳》，《周易內傳發例》，《周易稗疏》，《周易考異》，《周易大象解》。
《周易內傳》是注釋《周易》與《易傳》。其它易學著作是對《周易》和《易傳》所做的研究。古人的“易學”著作不能與今人的注釋和研究上的那種明確分類。古人所謂注釋中有論述，而論述中又有注釋。
王夫之的《周易內傳》在注釋《周易》，是屬於傳統上所謂的“義理”來解釋的。???